学术活动
探索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与发展——第十七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在广州召开

2017-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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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于2017年9月23—24日在位于广州市的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隆重召开。来自国内外众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院长、教授、青年学者齐聚一堂,以“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与发展”为主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和交流。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高级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据统计,论坛共计收到国内外429篇投稿论文,最终通过评审参会的论文有155篇,本届论坛不仅论文投稿数创了历年新高,并且论文质量总体上有明显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一年多以来,经济学界认真学习领会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立足中国国情、讲好中国故事,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不断积极探索。本次论坛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召开的一次以青年经济学者为主角的学术盛会。

 

 

   

  9月22日晚上8点,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召开了“第二届学术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二十五家理事单位负责人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通过了秘书处工作报告;通过了“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评审结果;通过了"论坛论文处理流程细则"。

  9月23日上午,第十七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开幕式在暨南大学曾宪梓科学馆国际会议厅举行,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少波教授主持开幕式,暨南大学校长胡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理事会理事长高培勇研究员分别致辞。

 

 

 

  胡军校长表示,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是一场承载着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深厚历史与开创中国经济学研究璀璨未来的盛会,并对付出艰辛准备工作的主办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高级研究中心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诚的感谢。胡军指出,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中国正经历“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目前我国面临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要想实现更好地发展,需要更好地分析世情国情,更好地把握宏观经济大势,更好地应对挑战和把握战略机遇期,青年经济学者应有志于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为此,胡军寄望,第十七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秉承“严谨、规范、开放、包容”的原则,各抒己见、展开学术研讨,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与繁荣建言献策。本次学术论坛主题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期望就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的金融发展、产业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等问题展开讨论,希望各位学者各抒己见,取得丰硕成果。

  高培勇所长在致辞中指出,自2001年以来,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已经成功举办17届,在中青年学者中的影响尤其重要,不可替代,成为了青年经济学者之间加强学术交流、展示最新成果、服务经济发展和改革实践的重要平台和年度学术盛宴。当前,中国的经济学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总书记“5?17讲话”的大背景下,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如何使经济学研究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是每一位经济学人都必须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本次论坛的主题——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与发展——正是我们经济学人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和任务。中国的经济学应当,也必须具有自身的特色,其灵魂就是要让其研究成果有用、能用、管用,成为真正的致用之学,这个任务必须由中国完成,使其能够真正地解决中国问题。高培勇指出,最近十年,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以及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使国内外的经济学家愈发感受到西方的经济学的局限性,愈发把目光放在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发展之上。中国本土的经济学研究,不能仅仅单纯引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国本土经济学家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心,并且有能力去引领经济学的发展,使经济学与中国国情更加契合,讲好中国经济故事,发展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同时,中国经济学应当也必须契合经济学研究的规律,要融入世界经济学体系,要在世界经济学中拥有话语权,对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因此,中国经济学要系统总结中国经济成功的经验,将其上升为规律,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既要有中国特色,也要契合世界经济学的发展方向。而《经济研究》,作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学术研究窗口和学术交流平台,一直为引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而努力。最后,他殷切希望青年经济学者能够在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感谢主办方对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的大力支持。

  随后,论坛学术理事会秘书长、《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教授做论坛工作报告,对本届论坛的筹备情况、学术理事会工作事项做了详细的汇报。他提出将进一步优化《经济研究》的审稿流程与速度,让本届论坛优秀、精彩的论文更快地以正式论文呈现在大家眼前。郑红亮教授还介绍了“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优秀论文奖(2017)”的评选过程。最后,郑教授宣布了“第十八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将于明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召开。

  开幕式期间同时举行了“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优秀论文奖(2017)”颁奖仪式,高培勇所长和胡军校长共同为获奖文章的作者代表颁奖。本届“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优秀论文奖(2017)”共两篇论文获奖:姜国华、李勉群、岳衡:“Tunneling through Intercorporate Loans: The China Experience”,发表于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0年10月号;方颖、赵扬:《寻找制度的工具变量:估计产权保护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发表于《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论坛学术理事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龚六堂教授主持了随后的主题演讲环节。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教授、南京大学校长助理范从来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灿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袁志刚教授、暨南大学伯明翰大学联合学院院长王春超教授为本次会议带来了五场精彩的主题演讲。  

  王广谦教授演讲题目为“关于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若干问题”。他指出,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上取得了重大成就,造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证明了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更多的是依靠符合中国特色、适用于中国本土的经济学理论。他认为中国特色经济学能够取得巨大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1)中国全方位的创新;(2)鼓励支持自由发展;(3)党和政府提供优越的创新环境。

  王广谦教授非常同意高培勇教授的观点——中国本土经济学有能力并且有条件超越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束缚,可以与中国本土国情相契合,引领世界经济学的发展潮流。为此,他鼓励青年学者:(1)理论自信与创新,自信与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拥有自信才能够创新,而创新又进一步加强自信,青年学者应该勇于摆脱西方经济学的束缚,将经济学与中国本土国情相结合,有能力也要有信心推动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2)追求情怀和立场,青年学者要有家国情怀,要有担当,理直气壮地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贡献,研究成果要为最广大人民服务;(3)勤于思考、敢于质疑,青年学者要像自然科学研究者一样,对于迷惑、困惑的事物大胆提出质疑,推动经济学这门社会学科的发展。

  范从来教授的演讲题目为“增长与共同富裕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性质本身决定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两极分化”的制度属性,这样的制度属性因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的同一性,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崩溃,因而作为“两极分化”对立面的共同富裕就成为未来社会最根本的价值标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他介绍了新中国各时期对共同富裕的诉求:(1)解放战争时期:打土豪分田地,让穷苦大众有饭吃、有衣穿;(2)计划经济时代:大锅饭,铁饭碗,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3)改革开放初期:先富带动后富;(4)中共十六大-中共十八大时期:共享发展成果;(5)中共十八大之后:共享发展,把共享和发展统一起来。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需要实现动力转换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双重目标,但是在实现小康社会的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拉大,他认为缓解贫富差距,实现双重目标的关键是增长与分配之间能否统一。他认为先富带动后富虽然能让整体经济获得快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一定会带来巨大的贫富差异。为此,他致力于找到一条更加适合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的方法。在研究了江浙两地贫富差距的差异后,他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新思路,即采用益贫式增长方案来缩小贫富差距,让利给更贫困的人群,使得经济增长给穷人带来的收入增长比例大于平均增长率。益贫式增长的具体框架如下:(1)物价稳定是益贫式增长的必要条件;(2)充分就业是益贫式增长的基本导向;(3)创新创业是益贫式增长的主要渠道;(4)最低工资制度是益贫性增长的重要抓手。

  刘灿教授的演讲题目为“中国转型期个人收入和财产差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她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地指我国当前收入分配领域的两大矛盾: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据统计,2010-2015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0.481下降到0.462,但以基尼系数的国际标准来衡量,我国收入差距已经非常明显,贫富差距严重。我国目前的财产基尼系数低于英美等发达国家和“金砖五国”的其他四国,但值得注意的是,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在财产分布的高基尼系数的形成经历了一、二百年的长期积累过程,而我国在财产分布上的较大差距却是在近20年间快速形成的,而主要影响贫富差距的因素是自有房屋价值和金融资产。

  她进一步指出,从“劳动报酬”内部看,差距主要来自个体之间的要素禀赋及其市场定价的差别;从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的关系看,差距主要来自资本财产的积累以及新创收入在初次分配上的支配地位。从个人及家庭的收入和财产结构看,用财产获得财产的特征已十分明显。因此,我国在分配上的不平等将表现为的财产差距大于收入差距。由于富裕家庭拥有较多的财产(房产和金融资产),加之“隐性收入”,贫富差距的特征已由穷人太穷转变为富人太富,并且开始呈现出代际传递的特征。

  在看到资本主义国家调节贫富差距的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后,刘灿教授建议:(1)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竭力推进经济增长的时候,要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最有害的和破坏性的特征出现。(2)深化改革和以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共享式发展来解决收入分配领域中的矛盾。(3)构建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政府既要调节收入,也要调节财产。(4)坚持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所有制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在关系国家及民生的重要经济部门充分发挥主体和主导作用,是国民财富增长和财产利益在社会成员间合理分配、平等受益的重要保证。同样是财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和收入分配方式形式的多样性,其合理结构与协调关系的所有制基础是否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初次分配领域各利益主体收入分配矛盾(最主要的矛盾是资本与劳动)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

  袁志刚教授演讲题目为“宏观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与金融风险积聚”。袁志刚教授首先回顾了中国过去2008年以前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主要有:(1)人口与劳动力优势。20世纪80年代,“农产品体系改革”和“土地承包制改革”——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90年代城市劳动力改革,吸引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第二、第三产业。(2)高储蓄率。高额储蓄通过金融体系转化为投资资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储蓄率与资本形成率长期维持在30%以上高水平。(3)鼓励投资的金融价格扭曲。通过压低存贷款利率,将金融资源由储户向企业转移,建设国家经济——“发展建设型金融模式”,将有限金融资源优先配置到资本密集型工业企业(制造业)和国有企业。(4)全球化与世界工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得益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在中国获得巨大发展,FDI资本力量在中国迅速壮大,FDI流入不仅促进中国经济的资本积累,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和人才,对中国经济产生正向溢出。(5)技术赶超效应,劳动生产率提升迅速,尤其是在制造业尤为突出。

  但是,由于200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1)人口与劳动力不再持续,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城镇人口占比持续增加,城镇人口占比在2010年超过50%,2015年达达到56.1%,剩余劳动力流动速度变缓。(2)全球经济困境,全方位影响中国自身的发展。(3)实体经济回报下降,投资由制造业转向基建、房地产业。(4)货币和金融扩张:维持基建和房地产高投资。

  虽然在应对经济危机中,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有力地遏制住经济衰落的颓势,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也为中国留下一些隐患,主要是金融风险积聚,主要表现在:(1)影子银行业务兴起并扩张迅速,导致对实体经济的挤出。(2)金融扩张与银行业复杂程度上升,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并未得到根本的变化。(3)期限错配与系统性风险加剧。(4)金融稳定的最大风险:高杠杆率和资金空转。为解决上面的一系列金融风险隐患,袁志刚教授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1)中国必须完成经济动力转型。(2)制度的角度:完成供给侧改革。(3)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是中国长期增长的关键。

  王春超教授的演讲题目为“地区农业初始条件与创业选择行为”。他以温州、潮汕这两个地区为例,发现农业基础薄弱的地区往往会有较高的创业率。对此现象,他提出了相应假说:(1)农业初始条件越好,越不利于经商意识及创业心理特质等企业家精神的培养和传承,降低对于创业活动的偏好、增加个体对潜在创业机会识别的难度,从而抑制个体选择选择创业活动。(2)农业初始条件越好,越不利于专业技术能力、经营管理能力等企业家能力的获取和传承,不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表现,降低企业存活率,从而抑制个体选择选择创业活动。(3)农业初始条件越好,越不利于非农收入的提高,也就越不容易实现家庭财富积累,个体在进行创业决策时面临较为严重的信贷约束,从而抑制个体选择创业活动。(4)地区农业初始条件越好,个体从事创业活动的概率越低。

  为验证上述猜想,王春超教授采用二元Probit模型,并且使用了中介变量和分组估计。基于实证结果,他提出以下几个结论:(1)农业初始条件越好,居民创业的概率越低。说明我国居民创业行为存在“资源诅咒”现象,即地区历史农业资源禀赋越丰富,当地居民创业活动越容易受到抑制。(2)考虑创业者群体的内部异质性发现,农业初始条件无论对微观主体选择自雇型创业还是雇主型创业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且对前者的抑制效应更强。(3)在非流动人口内部,农业初始条件只对农村-城市移民和农村居民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而对城镇居民影响并不显著;分区域来看,农业初始条件抑制了东、中部的创业活动,但对西部地区创业活动存在促进效应。(4)机制检验验证了三种可能的影响机制: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能力的培养和传承以及家庭财富积累。

 

  

 

  9月23日下午和24日上午,与会代表们围绕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的金融发展、产业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等问题,设28个分论坛进行了研讨,其中25个中文论坛,3个英文论坛。来自4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200多名青年经济学者围绕主题就各自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第十七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取得了圆满成功。

  2001年,《经济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三家单位共同发起“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旨在推动我国青年经济学者的科研活动,加强青年学者之间的交流,培养经济研究的后续力量。论坛迄今已在全国各高校成功举办了17届,充分发挥了为广大青年经济学者提供高质量学术交流平台的作用。论坛自2011年第11届开始,每届均设“中国青年经济学者优秀论文奖”,2016年起改为“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优秀论文奖”。2012年,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学术理事会成立,每三年一届。

  (供稿:暨南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科研处)

  关键词:第十七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培勇;《经济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暨南大学

  (编稿:王砚峰;摄影:王砚峰、张永山、王红梅;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