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走势
ICO、比特币以及数字货币的未来

2017-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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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7年第63期(总第1768期)    2017年9月4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ICO、比特币以及数字货币的未来 世界银行与IMF对主流经济学政策处方的五大反思 邹至庄:检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判断中国经济步入新周期为时过早

经济热点

  ICO、比特币以及数字货币的未来

  [摘要:中国政府宣布首次代币发行(ICO)是非法行为,并叫停了涉及虚拟代币的融资活动。这有一次引发了人们对于比特币和数字货币的前景的关注。]

  中国央行宣布发行代币融资违法

  人民银行为首的七部委9月4日宣布,代币发行融资“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并且“涉嫌”非法发行证券、金融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当日,随着交易员们消化来自北京的消息,最知名的加密货币比特币(Bitcoin)价格下跌9%,至4437美元。

  根据《上海证券报》援引的数据,近几个月中国的ICO活动有所加快,7月和8月ICO融资额为50亿元人民币(合7.66亿美元)。但公告要求立即停止这类融资活动。

  国家主席习近平把“金融安全”列为今年的头号优先事项。中国央行、证监会和其他部委表示,已经完成对ICO的调查,将严肃查处之前和以后的相关违法违规行为。此外,公告还补充称,已完成的ICO的募资所得应退还投资者。但一些人提出,有决心的中国投资者依然会找到途径来购买代币。“如果真的想,中国投资者依然能够投资于(ICO),只要通过海外平台就行,”上海金融科技咨询公司Kapronasia负责人曾农?考普龙(Zennon Kapron),“当然,我们以后不会看到中国实体向内地投资者推销ICO,但没有什么能阻止海外法人实体或者平台推出中文网站。”

  中国政府对ICO的打击是从上周开始的,官方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上周警告投资者,这类融资“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而且“涉嫌诈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7月底警告称,ICO是打擦边球的证券,并在上周发布另一条公告,警告了“潜在的骗局”。

  尽管当局担心与ICO有关的投机和欺诈行为,但ICO的支持者称,这种融资在首次公开发行(IPO)和风险投资以外提供了一种更快捷、更廉价的替代融资方式。“ICO是一种有价值的创新融资方式。它们可以解决传统融资和交易方式的很多缺陷,”自称ICO天使投资人的孙熙轩(音译)说,“有很多项目纯粹是捞钱,但也有很多真正有价值的项目。”

  中国一再寻求遏制与加密货币有关的投机活动。2013年,中国央行禁止银行处理比特币交易。2月,中国各大比特币交易所曾暂停提币,此前央行要求这些交易所加强执行有关反洗钱和资本外逃的规定。根据bitcoinity.org的数据,过去6个月,只有18%的比特币交易在人民币计价的比特币交易所进行,而截至1月初的前6个月这个比例为98%,这证明了中国央行出手打击的影响。

  比特币的性质该如何界定

  同济大学副教授、金融风险管理师(FRM)王倩在FT中文网发文对比特币的性质进行了界定,她认为比特币不具备货币的特征,而是更接近于金融衍生品。它的风险评估与风险定价都应当按照针对金融衍生品的方法来进行。

  当前金融市场对比特币的定性并未达成统一,一部分人认为它类似于电子货币。例如2013年,德国联邦政府就认可了比特币的合法地位,允许其以一种“私人货币”的形式在多边交换中被使用;但是另一部分人,例如在美国,美国税务机构并不认可比特币为货币,美国财政部门处理比特币的方式无异于对待金融市场上的股票等金融产品。

  比特币不是由央行发行,它是由计算机在解出一个复杂的计算任务之后生成的,由一组字符和数字组成。比特币就其特征来说,无论从官方货币还是所谓的“私人货币”的角度,它都不具备作为货币的特征。

  广义上,货币是一种支付工具,它需要具备以下几种功能和特性:第一:在买卖双方交换商品或服务的时候,货币要具备支付功能。从这个角度来说,比特币满足了货币支付功能的特性,它已经在部分领域获得认可,成为支付商品或服务的工具,但是它缺少普遍的接受度。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零售业还是电子商务领域,比特币都扮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它只在小范围被当作支付工具所接受,缺乏普遍性。此外,由于它仍旧是一种试用技术,因而也很难获得普遍的信任与接受;第二:货币是一种保存价值的工具。为了满足这个功能,货币需要具有币值稳定性的特征。比特币在这一点上,远远不能够满足这个要求。从其出现到现在,比特币的币值如过山车一样,波动率非常大。币值波动率大,价值不稳定,势必会在商品交换的时候为所交换的商品带来价值的损失。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比特币不能够成为货币;第三:货币需要具备价值标尺的特征,它是一个计量单位。比特币的币值波动率大,不能够成为价值的标尺,缺乏稳定性,使得商品的价值也不断随之发生大的浮动变化,所以它不能成为一种货币。此外,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说,比特币也无法胜任作为货币的角色。经常发生的网络黑客盗窃案件使得其不容易被保存。

  比特币特性更接近金融衍生品。虽然德国政府将比特币定义为“私人货币”,用以区别官方货币,成为官方货币的竞争者。但从更深意义上讲,比特币还达不到这种要求。

  首先,国家保证官方货币作为支付工具其价值的合法合理性。国家是货币的最高主权实体,对于欧元来说,使用欧元的欧盟成员国为最高主权实体,它以其经济实力为担保发行货币,保证了货币的信用度,使其不轻易违约。这是货币所要具备的最主要的特性:货币的信用度。而国家主权实体是信用风险中最高级别的信用载体。

  比特币则不具备这种特性。它完全局限于私人的小圈子中,既没有意愿也没有实力,去保证其作为支付工具不违约。它建立在去集中化网络的基础上——没有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的介入,也没有国家做担保。比特币的发行方是受限制、小范围的。它达不到作为支付货币对信用度的要求。国家有国民经济做担保,保证官方货币不违约。比特币则没有类似的这项担保,它是一个虚构的概念,不产生实际经济价值。一旦比特币违约,持有者没有任何索赔权,也没有任何担保。而比特币违约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一旦它失去了市场的认可度,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可能性,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最然官方货币也可能发生违约,但毕竟属于小概率事件。

  其次,货币必须具备币值稳定性特征。国家作为主权实体,通过其货币政策,保证了货币价值的稳定性,并保障了使用官方货币作为支付工具低水平的交易成本。而比特币的价格波动率极高。当市场上发生有限程度的科技事件和政治事件时,比特币的价格就出现大幅波动。而且由于其交易规模同金融市场上的其他产品相比还比较小,所以很容易被操控。因此,投机者操纵比特币价格的市场空间也很大。在这一点上,它满足不了作为支付工具的货币的角色,它不具备币值稳定性。从下面的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尤其是2016年以来其价格的走势非常不稳定。

  第三,在主权国家中,官方货币的发行量受控于其经济规模,因为它同国民经济中针对商品与服务的需求量直接相关,并指导未来商品及服务价格的走势。官方发行的货币对主权实体的国民经济具有表达力。而比特币的发行量不受限制,缺乏科学的管理方法。此外,对于官方货币来说,无论是其币值的稳定性还是其发行量,都以国民经济为导向,货币应该体现购买力。而比特币的币值则不是这样,比特币以IT科技进步水平,包含区块链与系统安全、运行容量以及运算速度等技术因素为导向,其承载的购买力有局限性并且其发行量不受国家控制。虽然它在某种程度上还受到政治因素与投机因素的影响,但总体上讲,它无法体现广泛意义上的购买力。这一点表现在其被接受的范围有很强的局限性。

  此外,比特币的应用对技术环境和网络环境的要求也很高,大多数人不太理解和能够使用这种方法。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不符合作为货币所应具备的特征——方便使用。

  比特币究其特征更加接近金融衍生品。它的标的为与比特币相关的IT科技发展水平,也包含区块链,系统安全和系统运行。它本身不具备任何真实的价值,它更接近于一种指数,即科技发展以及技术进步的新事件。尤其是在安全系统、操作系统的容量与计算能力和速度等方面的发展都能够引发其价格波动,它更接近于心理的反应所产生的效果。比特币产生的不是一个真实的、类似于收益的价值,它是一个虚拟的价值。

  比特币是一种金融衍生品,它有标的,其价值因标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金融市场上,人们对这种金融衍生品现金流运动方向的期望是不同的。要有针对比特币的金融产品,来对冲它的风险:比特币互换就是一个很好的产品;相应的,保险市场也可以有针对比特币的保险与担保产品。

  非官方数字货币的三种命运

  新浪财经专栏作家陈建奇认为,在目前强监管背景下非官方数字货币遇到的最大挑战是金融功能的丧失。尽管比特币等非官方数字货币的前景很难预测,但从目前来看,比特币等非官方数字货币可能出现三种不同的发展趋势。

  一是比特币等非官方数字货币逐步退出市场。这是最为悲催的结局,数字货币的游戏伴随着大量参与人员的退出而逐步终止,但这也是最不可能的结局,毕竟比特币等非数字货币已经颇具规模。大量挖矿机固定成本的投入注定了这个市场持续运作的意义所在,相关机构和人员会尽力维护这个市场的运转。当然,如果从较长时间的视角看,非官方数字货币如果遭受全球的强力监管,数字货币如果没有找到新的出路的话,那么最终可能确实会出现曲终人散的局面。

  二是比特币等非官方数字货币改变“货币”目标。比特币的初始愿景是成为货币,但在强力监管的背景下,比特币成为货币的希望将越来越渺茫,相关部门或者参与者必然会研究最大化保全比特币资产的做法。在融资等相关职能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如果相关数字货币能够找到超越货币目标的新的职能,实现凤凰涅槃,比如,将比特币发展为类似于艺术品的具有特殊用途的稀缺资产,那么非官方数字货币的发展也就有了新的空间,其发展可能就可以继续延续。

  三是比特币等非官方数字货币寻求在非监管国家的扩围升级。上述两种推测都是不考虑世界各国政策分化的情形,事实上,如果考虑世界各国制度的差异,那么非官方数字货币可能还存在新的发展机会。即当前有些国家明确表示支持比特币等非官方数字货币的发展,而中国等国家出台了较严格的监管举措,在此背景下,比特币等非官方数字货币仍然可以在非监管国家寻求成为货币的可能,然后不断推动规模及制度的升级完善,反过来影响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倒逼世界各国适应这种体系的变化,最终实现非官方数字货币成为名正言顺的国际货币的目标。

  数字货币的未来

  国家支持的加密货币是区块链技术采用的关键。在Coindesk的专访中,花旗银行最近任命的亚太地区核心现金管理主管Morgan McKenney将该银行最新的CitiConnect区块链项目定位在了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分布式账本技术的最终成功将取决于即将到来的基于区块链的法定货币。根据McKenney所说,每一种支付方法都有一个最适合它的环境,并且为了解锁CitiConnect这个项目的潜力——任何数量的区块链环境——加密货币是最合适的支付方式。但是尽管这家市值高达1870亿美元的银行对这种技术的研究存在一些限制,她解释了如果能够使用一种基于区块链的法定货币来购买任意数量的加密资产,那么将能够进一步推动原子级互换(atomic swaps)。McKenney解释说:“如果你能够使用一种数字化美元,如果你能使用一种数字化英镑,完全替代你钱包中的纸钞和你银行账户中的美元,那么你将更愿意使用这种数字货币来进行日常交易。”尽管加密货币目前的发行都是通过去中心化区块链协议和私人企业预售,她认为由中央银行发行将不仅能提高新资产的流动性,而且还能促成一个全新的市场。例如,McKenney说,花旗银行的CitiConnect寻求简化自由市场资产的买卖流程,但是在这种交易中使用一种加密货币能够通过给“更广泛的资产”带来流动性使区块链发挥其潜力。

  但是这些新市场只有在正确的机制,如国家支持的加密货币,被创建时才会诞生。McKenney说:“如果你相信更多资产将会被容纳到区块链系统中,那么你就会想要兑换它们、出售它们、购买它们,你需要一种能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运行的支付机制。”例如,目前,自由市场证券和其他资产的所有权记录大部分都由律师和受信任的第三方机构掌管,并且需要经过中间商才能执行交易。

  作为花旗银行实现这个流程现代化的一部分,该银行与纳斯达克和区块链创业公司合作推出了CitiConnect,McKenney将这个项目描述为“迈向区块链的一座桥梁”。该平台被设计用来使用区块链连接现有金融轨道,这样使用Chain的分布式账本技术的一些高效性就能够通过使用国家支持的法定货币获得实现。她说,假如国家政府在区块链上发行了一种传统货币,这将能够通过使用在区块链上发行的加密资产来实现瞬时互换。

  尽管指数显示90个国家已经“准备好”接受“数字货币”,花旗银行本身目前为止一直将探索限制在不涉及加密货币的领域。除了为CitiConnect平台寻找其他潜在的合作机会,该银行已经投资了Chain、数字资产控股集团和Axoni——这三家公司提供的区块链解决方案都不包括一种本地加密货币。尽管McKenney说花旗银行目前“并未在国家支持的数字货币之外探索加密货币”,不过她保留了为未来探索的可能性,包括:“我不想说我们明确排除了任何事情,不过我们正在采取一种能够反映区块链更早阶段的战略方式。”

  另据报道,全球最大的6家银行加入一个项目,拟启用一种新型数字货币,用于在区块链(blockchain)上清算和结算金融交易,他们希望明年推出这种货币。区块链是比特币(bitcoin)背后的技术。巴克莱、瑞信、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IBC)、汇丰、三菱日联金融集团(MUFG)和道富(State Street)已联手进一步研发“多功能结算币”(utility settlement coin),这种货币由瑞士的瑞银(UBS)创建,旨在让金融市场更有效率。目前该项目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成员力求深化与央行的讨论,并致力于加强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保护。瑞银战略投资和金融科技创新主管海德?贾弗里(Hyder Jaffrey)补充称:“我们正与央行和监管机构讨论,并将在未来12个月继续商谈,目标是在2018年末有限度‘上线’。”区块链技术是一套复杂的算法,让所谓的加密货币(包括比特币)无需中央账本即可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电子交易和验证。起初因担心欺诈而持怀疑态度的银行,如今正在探索如何利用这项技术加快后台结算系统的速度,腾出捆绑在支持全球市场交易上的巨额资本。

  (综合消息)

国际经济

  世界银行与IMF对主流经济学政策处方的五大反思

  世界银行前资深经济学家王燕为FT中文网撰稿写道,自从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风暴以来,国际经济学界就不断对于作为“前”主流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及其政策处方进行反思。这些反思是极其有用的头脑风暴新理念的萌芽。

  不过,作者发现,中国有些人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往往会群起批判,一见对政府发挥作用的建议就贴上“反对改革开放,复辟计划经济”标签, 令人费解与担忧。作者在世界银行工作二十多年,一直跟踪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IMF)的反思和政策变化。如果世行和IMF等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都在对前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改革其政策处方,中国是不按主流经济学的思路进行改革而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国家,我们为什么却反对对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是学术上固守早先学到的理论而“不化”,还是不了解国际上已经在反思主流经济学?

  反思之一

  国际货币基金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已经世人皆知了。其研究局的副局长Ostry等人2016的文章《新自由主义贩卖过度了》用实证研究说明:新自由主义并未带来经济增长反而造成收入不均等的恶化。其中,“资本帐户自由化”政策导致许多国家的金融危机:“1980年以来,有150次大量的资本涌入新兴市场国家……其中20%造成了金融危机,以及随后而来的经济萧条”。(Ostry et al 2016, Ghosh, Ostry, and Qureshi, 2016)世行的许多人都反对基金和世行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帐户的处方和贷款条件。反对他们对1998亚洲金融危机的“紧缩处方”。最后,基金的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2012年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公开承认错误:承认危机时刻是可以运用资本管制的 ——现在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的工具箱中的合法工具。这些是用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多少年血汗的教训换来的。

  反思之二

  世行的成立之本“官方发展援助(ODA)必须是优惠的(concessional)”这一立意已经被动摇了。王燕与林毅夫合著新书《超越发展援助》指出了经合组织和世行/基金的官方发展援助定义将大型基础设施贷款和出口买方信贷排除在外,将股权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排除在外,割裂了贸易与援助和投资的关系,从而无法运用受援方和援助方的比较优势,因而效果不佳。南南学习、南南发展合作已经被发展中国家接受,特别受到了非洲国家的欢迎。在发展融资方面,混合型融资(blended funding)和公私合作(PPP)机制也被世行广泛采用。最近,牛津大学的Paul Collier教授,也提出要“反思发展融资的模式”,甚至建议世行用发达国家官方援助提供给世界银行(IDA)的软贷款来资助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对私营企业的股权融资。这在此前是不可想象的,也是发展经济学学术界反思的证据之一。

  反思之三

  2008年之前主流经济学对于结构转型重视不足,尤其是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差异性研究几乎完全忽视,而在非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由于缺乏电力而无法发展。世行人员承认,“在1990年代捐助国完全忽略了非洲的电力部门”。2008年林毅夫成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经过审慎思考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发展经验,林提出要“超越凯恩斯主义,建立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基金”以此刺激需求增加供给,克服增长瓶颈,寻求在长期内的结构转型,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减贫。林的理论在当时世行的主流经济学家之中响应者寥寥。经过他的坚持不懈始终如一的努力,加上时势的变化,到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在其年度《世界经济展望》中倡导经济下行时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稳定增长、创造就业、提升未来增长潜力的措施,斯宾塞、斯蒂格利茨等多位诺奖获得者也多次指出基建建设,结构转型的关键作用。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如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等也开始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和评论。由于中国的经验的影响,世行反对“产业政策”的立场也有所变化 并首次贷款给埃塞俄比亚建立经济特区/工业园。

  反思之四

  发展中国家对于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DSF)有许多批评意见。从2007年起,IMF的独立评估办公室就有所反思。在《超越发展援助》一书中,我们指出债务可持续框架的主要局限是没有把债务的不同用途区分开来,是生产,投资,还是消费?它的时间期限短也不足以衡量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局的许多经济学家正在对这个债务可持续框架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和修改。争论还在进行:8月15日IMF又对中国的债务问题提出警告,而央行派驻IMF的金中夏执董进行了反驳,其主要的观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可持续分析框架存在上述所说的问题。这一反思和辩论正在进行。要知道,债务可持续框架影响到许多发展中国家能否借款,借多少,能否发展电力和制造业以创造就业减少贫困,甚至影响到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稳定。

  反思之五

  更加引人注意的是,世行对于“良政”(Governance)的内涵进行了反思。其结果发表于刚出版的《2017年世界发展报告:治理与法律》。报告很长,其关键是在第29页的分析框架:从注重制度的“形式”到注重制度的“功能”,也就是它们的有效性,以便实现“安全,增长,均等”三大目标。从注重能力建设到注重“权力的不对称”,从注重“法制”到注重“法律的作用”。“本报告认为,政策有效性的决定因素是那些制度的‘形式’能否在特定环境中行使它们的既定功能。”“在有些国家,发展的水平与政治制度安排尚不能有效地实施正式法规。”(WDR2017 “主要观点”,第二页第一段)。这些观点是与以前世行关于良政的阐述有显著不同的。由此可见,连世行、国际货币基金这样的国际发展机构都在反思“前”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政策和处方,中国是以不同于华盛顿共识及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处方进行转型而取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国家,中国经济学界为何不总结自己的经验来引领这轮反思,反而在还在维护那些已经被证明有许多问题的过时的理论和政策处方?

  (FT中文网,2017.8.30)

中国经济

  邹至庄:检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美国华裔经济学家邹至庄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检讨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建立的原因和施行政策的利弊。作者一个主要的目的是解说如何利用经济学来分析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

  1980年中国政府开始施行计划生育政策。目的是用减少人口来增加每人的平均消费量。政策声称的好处是减少人口会增加人均实质GDP(实质是指除去通货膨胀对GDP的影响,下同)和人均的实质消费量。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错误的理由可以用下面的方程式说明。人均实质GDP的增加率 = 实质GDP 的增加率减去人口的增加率。在1980年中国决定施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那一年,中国实质GDP的增加率是7.83%,人口的增加率是1.19%。(请参考笔者所著《中国经济转型》)结果在1980年,中国人均实质GDP的增加率 = 7.83% - 1.19% = 6.64%。比较来说,中国人均实质GDP 的增加率是一个大数目。人口的增加率是一个小数目。施行计划生育政策只能影响上面方程里的小数目1.19%。所以对中国人均实质GDP增加率与人均实质消费增加率的影响不大。

  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增加率有什么影响呢? 因为 人口增加率 = 生育率-死亡率,我们需要分别讨论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决定。死亡率是由人口年龄分配和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决定,政治动乱的影响除外。如果老年人占国家的人口的比例高,死亡率当然会高。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高,卫生的设备会好,死亡率会比较低。生育率的决定,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家庭的父母亲决定儿女数目的时候,会考虑多生一个儿女的利弊。如果利多于弊,便会多生一个。重男轻女的考虑也包括在内。计划生育政策是政府用力量来干预生育率。

  但是在中国施行计划生育的时期,政府没有能力监管农村居民家庭的生育率。当监管的干部到农民的家庭,家庭的小孩便会逃到邻居或树林里。结果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有限。根据数据,在1978、1980、1985与1990年,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分别是1.825%、1.821%、2.104%及2.106%。证明在1980年施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生育率并没有减少。原因是在1980年中国施行市场经济政策以后,农村和城镇的居民财富增加,愿意多生小孩。当时政府施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能控制这种居民的行为。

  在施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代,因为中国有不少家庭重男轻女。《中国经济转型》中数据证明在中国某些县,男女出生率不相等。在某一些县,女性出生率的比例低至41.8% 和43.7%。

  主张减少生育率的人应当衡量多生儿女的益处。从经济学的观点看,生小孩是一种投资。今天投资需要用成本,日后便会得到收获。生养一个小孩,需要成本来把他养大。但是等到他长大以后,他会从事生产,增加国家的GDP。生小孩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投资。有点像物质资源的投资,例如盖一所房子,今天需要成本,日后便会得到回报。等到一个小孩长大以后,他便是国家的人力资源,能够帮助国家增加生产。

  因为中国在1980年代施行计划生育政策,结果今天年轻可以工作的人数不足。人口年老化。从建国至改革之初,中国的平均年龄在27岁左右,至1996年,中国的平均年龄已超过30岁,至2008年已超过35岁。根据现有关于中国人口年龄分配的数据,和每年龄居民的死亡率和人口的生育率,学者预测至2022年,中国平均年龄,即将达到40岁,而至2050年,中国平均年龄将达50岁,成为世界平均年龄最高的国家。

  还有,计划生育政策导致适合结婚年龄男女人数不等。中国今天适合结婚年龄的男人多于女人。在2014年,中国男人的数目比女人的多。当年中国的人口是13.67亿。其中男人占7.00亿而女人只占6.67亿。男人的数目比女人的多3300万。

  我们还要指出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有它的优点。人口众多的国家在世界的影响力大。没有今天这样多的人口,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绝对没有像今天的大。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是由它的总GDP决定。因此,在同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亦即在人均GDP大约相等的国家,人口越多,该国家的经济力量越大。还有,一个国家的创造力是靠其中最优秀的少数分子。人口越多,其中在某领域最优秀的100人的资量总会比在一个比较少人口的国家优秀。因此,该国家的创造力便会更高。

  (FT中文网,2017.8.28)

  判断中国经济步入新周期为时过早

  中国经济上半年超预期的数据发布后,市场不乏中国经济步入新周期的乐观判断。对此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就认为这一判断为时过早,因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尚未聚集。他在接受路透专访时表示,中国经济上半年表现超预期主要受外贸拉动,贸易是拉动上半年经济的发动机,惯性作用中国经济下半年仍会保持平稳增长,但增幅可能不及上半年。而中国需要防范的“灰犀牛”主要集中在国企改革,房地产和财政风险上。

  “去年以来我们对世界经济的判断都产生了误判,都判断的过于悲观,但实际上世界经济复苏超出预期,也相应拉动了中国经济,因此这一轮的经济回升是受贸易拉动,但并不代表中国经济新周期的到来,只是新阶段下的暂时企稳。”祝宝良称,因为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国家统计局,上半年最终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为3.4%,资本形成对经济的贡献率为32.7%,进出口的贡献率为3.9%。今年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9%,上半年亦为6.9%。

  高于预期的数值也让市场对中国经济充满了乐观的情绪,中国经济步入新周期的讨论亦不绝于耳。而7月工业、投资和消费增速均明显逊于预期,显示上半年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在减弱,下半年经济料将承压。

  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确定了一系列改革目标,四梁八柱的改革框架基本搭建,经济步入三期迭加的新常态亦符合现实。但五年来,中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暴露了不少突出矛盾,“灰犀牛”主要集中在国企改革,房地产和财政风险。

  祝宝良认为,除了传统人口红利逐渐减少、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科技创新能力不足、部分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滞后等老问题外,又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包括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体系自我循环风险不断积累,房地产出现投机和泡沫现象,民间企业投资活力不足等。他分析指出,中国的供给体系产能虽然十分强大,但是大多数还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与投资和出口主导的需求结构相适应。现在,一方面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需环境发生巨大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呈现出总量需求增长相对缓慢、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特征,使得中国的外部需求出现常态性收缩。另一方面,中国进入中等偏上国家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上升,消费结构加快升级,但供给体系没能同步跟进,结果是传统行业产能过剩,高技术产业和教育、文化、健康养老、旅游、科技服务等行业发展不足,难以满足公众日益升级的多层次、高品质、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第二是金融体系自我循环风险不断积累。近年来中国货币超经济增长发行,宏观杠杆率不断上升,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超发货币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系统自我循环,大量游资寻求快速致富,再加上金融监管滞后,先后出现了股市异常波动、债市暴跌、汇率贬值、资金外逃等金融动荡的问题。

  金融市场乱象丛生,银行资产质量持续下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和关注类贷款的不良率持续上升。企业债违约事件不断增多,违约主体开始向国企和央企蔓延。地方政府盲目举债的冲动有所抬头,政府投资基金、PPP等明股实债,形成隐性地方政府债务。互联网金融等领域非法集资风险暴露,违约跑路事件频发。“一旦金融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往往通过行政手段停止交易或实行刚性兑付,导致金融市场难以出清,市场配置资金的效率低下。”祝宝良称。

  第三是房地产出现投机和泡沫现象,如果房子是用来住的,那么房地产就属于实体经济,同时也是支柱产业。如果用杠杆的手段进行房地产投机,那么房地产产业就被虚拟化了。在实体经济盈利下降和货币超发的情况下,由于缺乏投资机会和投资渠道,加上土地、财税、金融、公共服务等政策不配套,城镇化有关政策不到位,致使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投机需求旺盛,带动部分大城市房地产价格大幅度飙升。房地产投资收益进一步诱发资金脱实向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依赖不断提高,并推高实体经济的生产经营成本。

  四是民间企业投资活力不足。目前中国民间投资增速仍然低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民间投资滑落是民间资本应对经济转型、市场需求偏弱、产能未出清的理性反映,但也反映出更深层次问题:一是企业税费、能源原材料、房租、物流费等成本依然较高,增加了制造业生产成本。二是加强金融去杠杆过程中流动性不时出现紧张状况,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再次凸现。三是产权保护、法制建设等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仍然存在,民间企业投资信心不高。

  祝宝良认为,虽然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但改革转型任务依然繁重,必须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不能经济一减速就采取需求扩张措施,不搞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水漫灌式地强刺激做法。同时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主攻的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高供给体系对需求的适应性。根本途径就是深化改革,包括行政管理、国有企业、财税、金融、价格、土地、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改革,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经济结构和制度性的问题不改革,包括国企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分配以及潜在的财政风险等等,中国经济很难焕发真正的活力。”祝宝良称。

  (Reuters,2017.9.4)

  (编译、整理:李彦松;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7年第63期(总第1768期)          2017年9月4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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