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7年第71期（总第1776期） 2017年10月13日（星期五）
经济热点分析
金融风险、长期挑战、不平等与可持续发展
[导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份更新了三份研究报告：《世界经济展望：寻求可持续增长：短期复苏和长期挑战》（World Economic Outlook: Seeking Sustainable Growth—Short-Term Recovery, Long-Term Challenges）；《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增长是建立在风险基础上的吗？》（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October 2017: Is Growth at Risk？）；《财政监测报告：解决不平等问题》（IMF Fiscal Monitor: Tackling Inequality, October 2017）。]
《世界经济展望》2017年10月更新
不可在经济形势的积极进展面前麻痹自满
IMF经济顾问莫里斯·奥伯斯费尔德（Maurice Obstfeld）在10月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序言中指出，2016年中期以来，全球经济进入上行周期，且上行力度不断增强。仅在一年半之前，世界经济还面临着增长停滞和金融市场动荡等问题。而如今，形势却已发生巨大变化。欧洲、日本、中国和美国的增长都在提速。尽管美联储货币政策继续回归常态，而欧洲央行也在逐渐这么做，全世界的金融形势依然看好，金融市场似乎认为未来不会出现多少动荡。
这些积极进展有理由让人更有信心，但政策制定者和市场不应因此麻痹和自满。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全球复苏也许并不能持续——并非所有国家都在复苏，通胀普遍低于目标，工资增长较为疲软，且世界许多地区的中期前景都不尽人意。在重大风险面前，复苏十分脆弱。金融市场如果忽视了这些风险，不仅将更易受到破坏性价格调整的影响，还会向政策制定者发出误导性的信号。从政策制定者角度看，他们应保持更长期的视野，且应抓住当前时机推进结构性改革和财政改革，以增强风险抵御能力、提高生产率并促进投资。政策制定者往往会等到危机爆发时才被迫采取果断行动，这种可能性本身就对前景造成风险，且会阻碍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现在正是开展行动的理想时机，政策制定者们不应错失。
从各国国内状况、跨国情况以及从较长时间这几个重要方面看，复苏都未完全实现。
从各国国内状况看。发达经济体的负产出缺口有所收窄，但与先前复苏相比，名义和实际工资增速仍很缓慢。工资增速缓慢是通胀意外疲软的一个原因，而通胀疲软自身也带来了问题，因为这使名义利率下降并达到了有效利率下限，使得央行无法进一步降息。《世界经济展望》研究了近期出人意料缓慢的名义工资增速，这使平均工资的增长停滞、不平等加剧、工作两极分化（如中等技能且报酬较好的职位日益减少）等趋势。这一形势引发了民众对全球化的强烈抵制——这是世界经济面临的重大威胁，虽然技术进步和政府政策也在收入不平等加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对自动化更快到来的恐惧也是当前人们焦虑的原因。在贸易自由化和科技进步面前，新兴市场也面临着类似的压力。不过在很多情况下，经济增长使这些经济体各收入水平人们的收入都提高了，且在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问题上，人们大都抱以较乐观的看法。
从跨国情况来看。十年以来，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在提速——按购买力平价GDP来看，这些国家占到世界经济的75%。但这意味着余下的25%对全球增长形成了拖累，而这也是政治动荡的潜在来源。新兴和低收入大宗商品出口国（特别是能源出口国）依然在挣扎之中。一些经历国内战乱或政治动荡的国家也是如此，他们主要集中在中东、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这些国家也同时面临着气候变化的巨大影响——在部分地区，极端天气（如热浪和暴雨）已经变得更加频繁。《世界经济展望》重点讨论了气候变化的经济成本以及低收入国家因调整而急需的投资。不过，发达经济体在未来的气候变化中也无法免受其害，无论这是因为诸如美国沿海等发达地区遭受的直接影响，还是源于贫困国家大规模移民和地缘政治不稳造成的溢出效应。
从较长时间来看。在近期的正增长背后，许多经济体人均增长的较长期趋势已不及先前。特别是，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中期增速明显低于2007-2009年金融危机之前十年的水平。各国增速下降的原因各不相同。对一些经济体（特别是中国）来说，长期增速下降是再平衡和经济追赶的自然结果。而对那些在前些年受益于中国制造业快速扩张的新兴大宗商品出口国而言，由于出口价格长期低迷，他们需要寻找新的增长模式。对于发达经济体，其生产率增长预计将较为疲软，且会出现劳动力老龄化的问题，这是其长期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人均增速下降将带来问题，部分原因包括：使贫困人口更难改善生活水平；加剧了经济变化中资源再分配所带来的痛苦；阻碍了有益于提高生产率的投资；降低了公共社会安全网的可持续性；破坏了人们对未来的希望，降低了人们对经济公平的信心，引发了政治不满。反过来，这些因素又可能破坏基线预期。
上述这些复苏缺口要求政策制定者采取行动——当前时机正好，应该行动起来。各国所需的结构性改革各不相同，不过所有国家都有充裕的空间来出台措施，以提高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并增加潜在产出。对于那些已不存在产出缺口的国家而言，现在是时候考虑逐步实行财政整顿、减少膨胀的公共债务并为下次衰退建立缓冲了。这些措施可能会在国外产生不利的溢出效应。而那些具备更多财政空间的国家可以采取措施抵消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例如通过开展急需的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或推出支持结构性改革的财政支出来实现。这种全球性的一揽子财政措施也有助于降低过高的全球失衡。
对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至关重要的是，要对各年龄段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进行投资。更好的教育、培训和再培训既可帮助劳动力市场根据长期经济转型进行调整（不仅是贸易部门，而是所有领域），又能提高生产率。在短期，许多国家青年人失业过多，迫切需要给予重视。投资人力资本有助于增加劳动力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与近几十年的大趋势相反——但政府也应考虑纠正那些可能过多削弱劳动者议价能力的扭曲因素。
复苏尚未完成 中期仍有风险
2017年10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认为，全球经济活动的回升力度在继续增强。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3.2%，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而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上升至3.6%，到2018年上升至3.7%。与2017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中的预测相比，2017年和2018年的增长预测被分别上调0.1个百分点。欧元区、日本、亚洲和欧洲的新兴国家及俄罗斯的增速预测值普遍上调（这些经济体在2017年上半年的增长情况好于预期），这抵消了对美国和英国的增速下调而有余。
但复苏尚未完成：虽然基线前景正在改善，但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依然疲软，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通胀仍然低于目标。大宗商品出口国（特别是燃料出口国）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因为在外部收入暴跌下，其经济仍在进行调整。虽然短期风险大致平衡，但中期风险仍偏下行。因此，全球经济活动的周期性上行令人欢迎，这为各国应对重大政策挑战提供了理想的机会窗口——这些挑战包括提高潜在产出，同时确保人们从中广泛受益以及增强抵御下行风险的能力等。此外，还需要在多边层面上做出新的努力，以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共同挑战。
2016年下半年起，全球经济活动趋于活跃；2017年上半年，这一趋势进一步走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计将提速，这得到了外部因素改善的支持——包括有利的全球金融环境和发达经济体的复苏。中国和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依然强劲；拉美部分大宗商品出口国、独联体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仍面临困难，但已有了一定的改善迹象。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在2017年普遍提速，美国、加拿大、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活动日趋活跃。但中期增长前景不佳，因为负的产出缺口正在收窄（这使周期性改善的余地减少），且人口因素和生产率增速低迷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
与2017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相比，总体经济增长的预测值被普遍上调，但上调幅度不大。部分国家组别和国家个体则出现了一些有意义的变化。
与2017年上半年的超预期强劲势头相一致， 2017年发达经济体的反弹预计将更为强劲（增速预计达到2.2%，而4月的预测值为2.0%），这得到了欧元区、日本和加拿大更强劲增长的带动。相比之下，与2017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相比，英国2017年的增长预测值以及美国2017年、2018年的增长预测值均被下调，这意味着2018年发达经济体的总体增速下降了0.1个百分点。2017年上半年，英国经济活动的放缓超出预期；而在美国，由于存在重大的政策不确定性，我们在当前的预测中沿用了未调整的基线政策假设。在4月预测时，由于当时预计将推出减税，我们假设美国会出台财政刺激。
与4月预测相比，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2017年和2018年的增长前景均被上调了0.1个百分点，这主要得到了中国更强劲增长预期的推动。中国2017年的增长预测值（6.8%，4月预测值为6.6%）反映了该国2017年上半年的强劲增长及更加旺盛的外部需求。2018年的上调则主要是预计当局将保持足够的扩张性政策组合，以实现2020年较2010年实际GDP翻一番的目标。欧洲新兴经济体2017年的增长预测值也被上调，这反映了土耳其及该地区其他国家更为强劲的经济增长。此外，俄罗斯（2017年和2018年）和巴西（2017年）的增长预测值也被上调。
金融市场的信心普遍强劲，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股市持续上涨。与3月相比，目前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预期步伐更为缓慢，美国的长期利率自3月之后已经下降了25个基点，且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已经贬值5%以上，欧元则出现了同等幅度的实际升值。尽管未来全球需求预计将进一步走强，但大宗商品价格仍然维持在低位——油价反映了强于预期的供给。
自今年春季以来，总体消费者物价通胀已经下降，这是因为2016年油价回升对价格的推动作用已经消失，且近几个月来油价下跌已开始给价格带来下行压力。尽管发达经济体的国内需求增长强劲，但核心通胀仍然普遍低迷，反映了仍然疲弱的工资增长。通胀很可能只会逐步上行至央行目标。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先前货币对美元贬值的传导效应有所下降，一些国家的货币在近期还出现升值，这些都帮助降低了核心通胀。
短期风险大致平衡。从积极方面看，在消费者和企业信心改善以及有利的金融环境支持下，经济复苏可能进一步走强。但同时，在政策高度不确定且地缘政治紧张的环境中，如果出现政策失误（基线假设中认为能避免这些失误），则可能造成使市场信心受损，导致金融环境收紧和资产价格下跌。
由于以下几项潜在风险，中期的增长风险仍偏下行：
全球金融环境的收紧更为迅速、收紧幅度更大。其形式可能是美国和其他地区的长期利率走高，这可能是由货币政策正常化速度超预期或期限溢价反弹引发的，将对那些较脆弱的经济体产生不利影响。在欧元区，债务高企的成员国的通胀和增长仍十分滞后。如果这些国家没能开展必要的财政整顿并实施结构性改革来提升供给潜力，那么一旦货币政策收紧就将面临风险。全球金融环境收紧也可能是由于目前较高的全球风险偏好突然恶化造成的，这将减弱市场信心、使资产估值下降并使风险溢价扩大，从而对宏观经济活动造成负面影响。
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金融动荡。对中国增长预测值的上调，反映出中国会更缓慢地向服务和消费型经济转型，债务水平预计将上升，财政空间也会减少。除非中国当局通过加速推进近期遏制信贷扩张的受欢迎的举措来应对相关风险，否则以上因素将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大幅放缓的可能性将增加，并在国际上产生不利影响。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充足信贷供给之后，如果全球金融环境突然收紧（以及美元相应升值），可能会使部分新兴市场的金融风险被暴露出来，从而对那些与美元挂钩、具有高杠杆和存在资产负债表错配的经济体造成压力。
发达经济体的通胀持续低迷。如果国内需求下降，可能会导致中期通胀预期下滑，这将延长并强化疲软的通胀。反过来，低通胀和低名义利率也会减弱央行降低实际利率的能力，从而更难在经济衰退中恢复充分就业。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金融监管方面取得的进展被普遍倒退。这可能会降低资本和流动性缓冲或削弱监管的有效性，对全球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政策转为内向型。如果各国转向保护主义，将减少贸易和跨境投资流动，损害全球经济增长。
非经济因素。这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国内政治纷乱、治理薄弱和腐败带来的风险、极端天气事件、恐怖主义和安全问题等，这些都会让经济增长脱轨。
以上风险都彼此关联且能互相强化。例如，政策转为内向型可能与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以及全球风险厌恶情绪上升有关；非经济冲击能够直接影响经济活动，同时损害信心与市场情绪；如果全球金融环境收紧快于预期或是发达经济体转向保护主义，则可能加剧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出压力。
在经历了过去几年不尽人意的经济增长后，全球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改善令人欢迎，这为各国开展重大改革提供了理想的机会窗口，包括提高潜在产出、确保人们能从中广泛受益并增强抵御下行风险的能力。各国的经济周期仍然存在差异，因此仍宜采取不同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立场。完成经济复苏并采取确保财政可持续的策略，仍是许多经济体的重要目标。
具有战略性的重点领域包括：
提高潜在产出：需要开展结构性改革并推出有益增长的财政政策，以提高生产率和劳动供给，且各国的优先事项各不相同。未来，持续进行的结构转型（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变革和跨国竞争）需要推出全方位的政策，包括那些能减少调整痛苦并为所有人提供机会的政策。
确保经济复苏并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发达经济体应继续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直到有稳妥迹象显示通胀向目标水平恢复为止。如第二章所述，工资压力依然疲软，这主要反映出了余下的、未被总体失业率体现的经济疲软问题。同时，部分金融部门的资产估值和杠杆过高，需要密切监测，必要时应主动开展宏微观审慎监管。财政政策立场应与结构性改革相一致，应利用有利的周期性条件，让公共债务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同时在需要且可行时提振需求。如第四章所强调，那些旨在提高潜在产出的更多公共支出，既可使本国受益，又能对其他国家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且当有关经济体存在经济疲软和货币宽松时尤为如此。实际上，采取这些政策建议将有助于降低外部失衡，这对那些拥有过多外部顺差的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这些国家增加内需，将抵消逆差国推出所需的再平衡措施对需求造成的负面影响。在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大宗商品出口国），支持需求的财政空间有限。但它们通常可实施支持性的货币政策，因为许多国家的通胀似乎已经见顶。汇率弹性能够帮助对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做出调整。改善治理和投资环境也将改善增长前景。在低收入国家（许多这些国家都需努力开展长期的财政调整并降低金融脆弱性），促进增长的改革将刺激创造就业机会，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即将到来的人口红利。
加强国际合作：对于全球经济面临的许多挑战，如果能得到多边合作的支持，那么各国的措施会更加有效。要维持全球经济增长，就需要政策制定者避免保护主义措施，并更努力地确保更多人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除了维护开放的贸易体系外，其他需要开展集体行动的重点领域还包括：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建立公平的税收制度并避免竞相降低税率、继续帮助低收入国家实现发展目标、减轻并适应气候变化等。正如第三章所示，在那些遭受高温侵袭和气候变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中，许多国家能用来应对这些挑战的资源也是最少的。但富裕国家也会越来越多地直接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且它们也无法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溢出效应中免受其害。
表：IMF《世界经济展望》（WEO）2017年10月报告总体预测（单位：增长率%）
《全球金融稳定报告》：金融稳定改善但脆弱性上升，经济增长恐面临风险
IMF研究人员认为，当前的形势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受益于良好的经济增长、活跃的市场和低利率，全球金融体系正变得更为稳健。不过，尽管存在上述有利条件，金融脆弱性却在上升，危险开始逼近。这就是为什么政策制定者们现在就应行动起来，控制脆弱性的上升。
在最新一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IMF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复苏尚未完成。央行正确地维持了宽松政策来支持增长。但这也滋生了自满情绪，使得金融过剩状况进一步累积。非金融部门的借款机构正在利用低廉的信贷来增加债务。投资者也正在购买高风险和低流动性的资产。如果放任不管，这些日益加剧的脆弱性将会继续累积。一旦冲击出现，将威胁破坏经济复苏。
资本缓冲
低利率和资产价格上涨刺激了经济增长。2009年以来，大型“全球系统性银行”（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那怕只有一家这样的银行倒闭，就会引发金融体系的动荡）的资本缓冲已经增加了1万亿美元。投向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的海外投资也有所增加。全球经济上行带来了经济持续复苏的希望，也使央行货币政策能最终回归常态。
但是，危机爆发前，有16万亿美元资金投资于相对安全的投资级债券，其收益率在4%以上。而如今，这些资金已下降至2万亿美元。现在太多的资金追逐着太少的高收益资产。结果是投资者承担了更多风险，一旦市场大幅下跌，他们将面临更大损失。
债务负担
此外，世界上最大一些经济体的债务水平正在上升。“20国集团”的政府、家庭和企业（不包括银行）借款已超过135万亿美元，规模相当于其GDP总量的235%左右。尽管利率较低，但一些经济体的偿债负担已经上升。另外，虽然借款有助于经济复苏，但也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例如，《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的第二章显示，家庭债务相对GDP上升，会使爆发银行业危机的概率加大。
债务攀升
在中国，信贷增长的规模、复杂性和速度都意味着金融稳定风险上升。银行业资产已从2012年底占GDP的240%上升至目前的310%，接近新兴市场平均水平的3倍。“影子”贷款仍然是小型银行面临的一大风险。当局已经出台了令人欢迎的措施来应对这些风险，但仍有工作要做。为减少经济对高信贷增长的依赖，必须推出更广泛的改革措施。在宽松的金融环境下，低收入国家也从中受益，可以更多利用国际债券市场融资。这些借款一般用于为基建项目提供资金、开展债务再融资以及偿还欠款，但这也伴随着相应债务负担的恶化（按债偿比衡量）。
政策影响
总体而言，面对着可能引发市场动荡的潜在冲击，投资者表现得越来越自满。这些冲击包括地缘政治风险、通胀大幅上升和长期利率突然攀升等。政策制定者应如何应对？他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主要央行可全面阐释逐步退出危机时期政策的计划，从而避免造成市场动荡。
金融监管机构应采用所谓的“宏观审慎”政策，或为实现宏观重要性目标使用审慎工具，来抑制高风险贷款。
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应利用有利的外部环境，通过加强贷款发放标准、建立资本和流动性缓冲以及增加储备，来减少脆弱性并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监管机构应更多关注银行的经营模式，以确保持续盈利。我们估计，有近三分之一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其资产规模为17 万亿美元）需要努力提升盈利能力，以确保足以抵御冲击。
应完成并充分实施全球监管改革议程。全球合作依然至关重要。
如能采取正确的措施，政策制定者就可利用当前的有利时机，抑制不断增加的脆弱性，确保全球经济的持续扩张。现在并非自满之时，各方应该行动起来。否则，未来的经济增长将面临风险。
《财政监测报告》：如何消除不平等问题
2017年10月的IMF《财政检测报告》重点讨论了消除不平等问题的财政手段。
报告认为，许多国家的不平等程度都在上升，经济增长也在放缓，这使那些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受到了关注。市场经济体系中难免会存在一定的不平等，但其程度一旦过高，就可能侵蚀社会凝聚力，导致政治两极分化，并最终将降低经济增速。《财政监测报告》讨论了财政政策如何有助于实现再分配目标。报告重点关注了三个突出的政策辩论：收入分布顶端的税率、引入全民基本收入以及公共支出在教育和健康医疗中的作用。
不平等、经济增长和财政再分配
IMF认为，近几十年来，全球的不平等程度（以跨越国界的全世界所有人的不平等程度来衡量）一直在下降，这体现了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一些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收入的强劲增长。但各国的不平等程度却各不相同：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而其他国家组别则趋势各异。实际上，在可获得数据的国家里，几乎有一半国家的不平等程度都在下降。不平等日益加剧的原因也因时间和地区变化而不同。关键原因之一在于那些青睐于较高技能的技术变革。
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在许多国家，经济增长使各收入分配水平上家庭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改善，从而容忍了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但在经济增长的包容程度上，各国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各国经验和实证分析中存在的差异表明，经济增长与不平等下降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利的系统性的取舍关系。
不同时期各经济体组别在不平等方面的差异，在很大程度可被归因于再分配财政政策存在差异。在发达经济体，直接税和转移支付使收入不平等程度平均降低了三分之一左右；这其中，有四分之三是通过转移支付来实现的。在发展中经济体，财政再分配相对有限，这反映出它们的税收和支出规模较小且累进性较低，以及对累退性的间接税依赖更多。
所得税和转移支付的累进性
累进性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是有效财政再分配的关键成分。在收入分布的顶端，让边际所得税率与收入水平一同上升能增加税收的累进性。在收入分布的底端，有各种工具可用于增加税收的累进性，不过《财政监测报告》重点关注了“全民基本收入”（即对全体民众给予相同的转移支付），该建议在近期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一些国家也正在进行试点。总的来说，累进性税收和转移支付工具的适当组合应体现一国的具体国情，包括其行政管理能力、现有安全网的表现状况、可能出现的财政压力以及社会偏好等。
收入分配顶端的累进性
边际税率（以及平均税率）随收入增长而上升的幅度应有多大？最优税收理论认为，收入最高群体的边际税率应大大高于当前水平（边际税率目前呈下降趋势）。税收累进性有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那么降低税收累进性是否能应对这种担忧？实证结果并不支持这种观点，至少当累进程度并不很高时是如此。因此，那些个人所得税累进程度相对较低的发达经济体能够在不影响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提高最高边际税率。另外，各国也可考虑使用不同类型的财富税。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应将重点放在逐步扩大个人所得税覆盖面并提高间接税上（包括对那些具有负外部性的奢侈品和消费品征收的消费税，如化石能源、酒精和烟草等），以便为累进性支出提供资金。
应如何对资本性收入（包括利润、利息和资本利得）征税？资本性收入的分配比劳动性收入更加不均，其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在近几十年中一直在上升，而其税率通常低于劳动性收入的税率（且还在下降）。需要对资本性收入充分征税，以减少人们将劳动性收入重新划分为资本性收入的情况并实现对不同类型的资本性收入统一征税，从而确保所得税制度的整体累进性。很多国家都应该着力减少偷漏税的可能。房地产税或土地税既能保证公平又具有较高的效率，它们还未得到充分的利用，不过各国可能要为此开展大量的行政管理基础设施投资，而在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则尤为如此。
收入分配底层的累进性
在学术界、政策界和公众的讨论中，全民基本收入都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国家也正在以不同形式进行试点。虽然部分国家已经采用了全民基本收入的一些要素（如普遍的儿童福利和社会养老金），但还没有哪个国家推出了覆盖全部人口的全民基本收入。支持者认为，在存在信息限制、较高管理成本以及限制其益处的其他障碍（包括社会污名效应）的情况下，全民基本收入能比那些经过收入调查的计划更有效地应对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另有一些人认为，技术变化（特别是自动化技术）影响了就业，造成了收入的下降和不确定性，而全民基本收入是应对这一问题的一种手段。全民基本收入也被提倡为支持结构性改革的一种方法。反对者则强调，全民基本收入具有普遍性，这意味着高收入群体从中获取了毫无必要的福利。与之相关的高昂财政成本也使人们担心该计划的可负担性，且它还可能对其他促进包容性增长的优先支出项目造成挤出效应。全民基本收入的反对者也发现，将参与劳动与收入脱钩会带来问题。
是否有理由采用全民基本收入？在什么情况下全民基本收入是可取的？应如何为其提供资金？还是政府应将重点放在增强自身能力、更好使用那些基于收入调查的转移支付上？全民基本收入能否成为现有社会福利制度的良好替代，将取决于现有社会福利制度的表现情况、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以及能否提高其针对性。
在发展中经济体，现有福利制度可能还十分有限，对低收入群体的覆盖率可能也很低，引入全民基本收入可能是政府在短期内加强社会安全网的一种选择。但要保证其有效性且维持财政可持续，就需要通过高效、公平地增加税收或削减开支为此提供资金，如取消普遍的价格补贴、扩大消费税税基等（包括对那些具有负外部性的消费进行征税）。如果征服在收入调动方面能力有限，那么这可能成为建立普遍安全网的一个重要限制性因素。
而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福利水平较高、覆盖面广、累进程度很高的福利制度而言，如果以全民基本收入来替代现有福利制度，将导致许多低收入家庭的福利大幅下降——这是发达经济体可能出现的情况。因此，它们最好是解决社会安全网的资格规则问题和低收入工人工资补贴申请不足的问题（并对其精心设计），以提供工作激励，从而将重点放在直接弥补社会安全网的剩余缺口上，使现有福利制度得以改进。因此，要在这种情况下引入全民基本收入，就必须存在其他方面的考虑，比如在快速技术变革和自动化导致就业安全性下降的情况下提供更多的收入保障，或者为结构性改革（如消除食品或能源补贴、扩大消费税税基）获取公众和政治上的支持。
全民基本收入的财政成本取决于其设定水平。如果将全民基本收入设定在人均收入中位数25%的水平，则在发达经济体其财政成本将达到GDP的6%至7%左右，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达到GDP的3%至4%左右。若不考虑为其提供资金，则全民基本收入会对所有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带来巨大影响，将使基尼系数（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标之一）平均下降5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使用全民基本收入，也会大幅减少贫困。但全民基本收入的净再分配效应也取决于如何为其提供资金。IMF《财政监测报告》使用一个示意性的国家案例对全民基本收入进行了分析，其运用微观模拟法和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其行为反应、资金的提供以及在平等与效率之间进行权衡的问题。
解决教育和健康医疗方面的不平等问题
在教育和健康医疗方面开展投资，有助于在中期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应对持续存在的代际贫困问题、增强社会流动性并最终促进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但许多国家在教育和健康医疗服务上仍然存在巨大的缺口。弥合这些缺口也有助于解决其他方面（如性别和地域上）的不平等问题。
各国在教育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但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各社会经济群体间入学率的巨大差异。从全球来看，虽然来自弱势群体家庭的学生也能接受教育，但他们的实际学习成效要远远落后于那些来自较富裕家庭的学生，这反映出他们的教育质量不高。
在许多国家，健康医疗方面的差距并未缩小。在各发达经济体，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与接受了中低等教育的男性相比，其预期寿命之差在4年至14年不等，一些国家的这一差距甚至还在扩大。在半数以上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经济顶层五分之一人口的婴儿死亡率与底层五分之一人口的婴儿死亡率之比已有所上升，这主要是因为弱势群体的改善速度较慢。虽然健康医疗覆盖面的扩大帮助改善了医疗的成效，但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和许多低收入国家仍然存在巨大的缺口。健康医疗的成效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医疗保健之外的其他因素，包括营养、教育、健康的生活习惯等，这在发达经济体尤为如此。
要解决剩余的不平等问题，就需要更好针对弱势群体开展公共支出，让更多人能获得优质的教育和健康医疗服务。而这也将提高总体的效率。
（完）
（整理、编写、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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