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走势
中国金融监管的新风险

2017-11-29

调整字号: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7年第84期(总第1789期)    2017年11月27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中国金融监管的新风险 印度该如何看待中国投资? 美联储:预计“短期内”或有必要再次升息 世行的产业政策反思 中国首次发布全球制造业PMI 中国科技行业下一个风口吹向何处?

经济热点

  中国金融监管的新风险

  [摘要: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日前正式成立,金融综合监管开启新时期。在国务院金稳会成立后,监管政策导向也正从“救火队”式的应急管理转向构建防风险长效机制;不过,也要警惕“为防风险而防风险”,陷入资金脱虚后却难以入实的困境。]

  中国的金融监管新框架

  在决策层多次强调要牢牢守住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和一系列市场风波之后,中国金融业纵深发展的监管问题终于尘埃落定,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日前正式成立,金融综合监管开启新时期。

  尽管成立金稳会的现实必要性已无需再论证,但立足于金稳会的监管协调机制如何有效运作并切实补齐监管短板,及厘清与地方监管的关系等等,官方披露的现有信息尚未给出清晰的政策方向,这些具体的问题均有待进一步明确。

  “从7月中旬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成立到现在花了将近四个月时间,酝酿过程比较长,这不是按理想化方式去配置而一定是各方博弈妥协的结果,(金稳会)规格似乎是低了一些,而由分管金融副总理马凯协调一行三会事务可能是一个过渡性安排。”一位资深政策研究人士对路透称。他并表示,现在的职能表述都比较笼统,具体的政策需要明确了才能判断力度有多大,比如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相关事项实际上就是央行与三会(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怎么协调,而协调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产业政策,难度可能就大一些。

  根据新华社报导,作为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有五方面主要职责:一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二是审议金融业改革发展重大规划;三是统筹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相关事项,统筹协调金融监管重大事项,协调金融政策与相关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四是分析研判国际国内金融形势,做好国际金融风险应对,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处置和维护金融稳定重大政策;五是指导地方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对金融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进行业务监督和履职问责等。

  考虑到以往的历史,业内对金稳会协调效果存在不确定性的担忧不无道理。以往并非没有统筹监管协调的先例,早在2004年,三会就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而2013年钱荒发生不久,国务院便批复了建立由中国央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试图使之起到协调各方,防范风险的作用。但由于缺少深层次的融合,都无法起到很好的跨部门协调,这在近两年发生的跨市场跨行业风险事件中已充分暴露。

  不过,当前所处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都已大不相同,可以说形势更为复杂严峻,同时,中国决策层对金融风险的重视程度亦不可同日而语。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要落实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职责,强化监管问责,形成有风险没有及时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风险没有及时提示和处置就是渎职的严肃监管氛围。毫无疑问,这对监管部门是严峻的考验,而在失职与渎职之间,是对风险监管全覆盖的要求。

  新框架面临的诸多难题待解

  处于迫在眉睫既要防黑天鹅又要防灰犀牛的金融风险易发高发期,金稳会职责任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伴随着近年来大资管时代的到来,混业经营模式不可逆转,而影子银行、各类地方性资产交易平台等交叉性金融产品名目繁多,监管部门要实施功能监管与穿透式监管存不少挑战。

  根据金融工作会议的要求,强化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穿透性,所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这就意味着,除了有效的监管协调外,有必要清晰界定对相关业务与产品的监管边界。

  市场普遍预期,金稳会成立后,包括备受关注的大资管业务管理办法等影响涉及跨市场跨机构业务的监管政策会陆续落地。如何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相关事项,确保重要政策出台不造成市场大幅波动继而影响金融稳定压力也不小。

  一家银行高管对路透表示,上半年市场不少声音讨论问题是“政策过头了,经济不行了,要转向(松),十九大后局势稳定了是不是该松松了”,但实际上从各方面表态来看,以后政策恐怕并不会松,甚至相对来说上半场是稳杠杆而非降杠杆,真正降杠杆更严厉的储备措施陆陆续续会出台。“央行最近在公开市场的操作就很讨巧,不松也不紧实际上就是紧,未来如果政策更严央行必须要配合做一些动作,没有更严格就可以收得紧一些,总之是为未来政策留一些空间,一些大政策落地对市场到底会造成多大影响,大家都没有判断。”他说。在该高管看来,不能对政策放松抱有有太大幻想,“对政府来说能容忍的度,可以说只要不影响到政局的稳定,实际上在其他方面是可以放弃一些东西,这并不是纯经济可以分析的”。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是中央与地方如何协调。落实中央要求全国各地金融监管部门加挂地方金融监管局牌子,目前江苏、深圳、山东等地已经开始了相关工作。

  一位地方央行人士向路透表示了这样的疑问:央行正在试点撤掉大区分行体制,要求在年底前完成机构改革,恢复省分行体制,同时,中央要求全国各地金融监管部门加挂地方金融监管局牌子,未来地方央行和金管局包括三会机构会不会也有协调,如何协调?

  有了解政策的权威人士告诉路透,在这一问题上,总体的安排是中央统一规则,权限都交给地方,“你审批,你监管,你担责,同时金稳会还要对地方的金融局、金融办、金融厅进行监管,与地方一行三局形成错位。”

  应警惕为防风险而防风险

  始于去年末的中国金融业控风险和去杠杆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在国务院金稳会成立后,监管政策导向也正从“救火队”式的应急管理转向构建防风险长效机制;不过,也要警惕“为防风险而防风险”,陷入资金脱虚后却难以入实的困境。

  经历上半年暴风骤雨式的各类摸底检查后,无论是日前的大资管新规,还是央行正在牵头制定的现金贷规范办法,以及银监会计划在年内出台的包括理财业务管理办法在内的多项文件,证监会从严审核IPO等,都显示强监管正在全面扩围,金融领域强化监管与补齐制度短板的工作远没有结束。“出台这些监管的目标,短期意义是为防范金融风险。但防风险是永恒的话题,金融只要运行就会有风险,过去大半年金融风险总体是在降低的,指标之一就是商业银行不良率在下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理解的真正意图还是希望资金能够脱虚向实。”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称。

  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要求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由此金融业进入去杠杆阶段。经过近一年的行动,市场乱象得到初步遏制、M2增速持续放缓和商业银行同业资产负债双双收缩等指标,均印证了监管层“防风险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的判断。

  一位接近监管层的权威人士透露,“现在千风险、万风险,杠杆率高是第一风险。去杠杆是中央交代给央行的一项政治任务。"

  观察央行近期的动向会发现,其对去杠杆的关注程度明显上升。央行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谈及下一阶段政策时明确,“要把握好流动性基本稳定和去杠杆之间的平衡”;而对比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表述则是“要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的关系。”

  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期在IMF年会、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以及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接受媒体采访时均提到了杠杆率问题,在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中撰文更是明确提到“宏观层面金融高杠杆率和流动性风险”。

  尽管监管当局没有公布金融业去杠杆的合意指标是什么,维持在多少的区间是合理的,不过,补齐监管制度短板确保金融业不再杠杆快速上升影响金融稳定,其必要性和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构建金融防风险长效机制

  可以预见,下一阶段围绕着控杠杆补短板,监管当局还将有一系列政策出台。

  央行在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关于防风险明确提出,要“加强对企业债务风险、银行资产质量和流动性变化情况、房地产市场、互联网金融、跨境资金流动、跨行业跨市场风险等领域的风险监测和防范”。这是本期报告新增的内容,也是周小川近期多次强调的内容。而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央行,将强化央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

  央行副行长殷勇日前表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有待完善,系统性风险的原因和机理有待进一步厘清,因此宏观审慎政策在目标设定上还比较模糊;且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方方面面的协调也都处在摸索阶段,因此未来央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还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也就意味着,未来更多金融活动将被纳入MPA(宏观审慎评估)的监管。

  就金稳会工作看,周小川上月出席IMF和世行会议时提到,未来将重点关注影子银行、资产管理行业、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四方面问题;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也公开表示,在金稳会框架下,应当没有什么金融领域不被监管所覆盖。

  目前,大资管新规正在征求意见,互联网金融领域针对现金贷的整顿正由央行牵头制定中,政策落地箭在弦上。央行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周二并已特急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监管部门一律不得新批设网络(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

  银监会层面,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本管理办法、银行账户利率风险指引、交叉金融产品风险管理办法等文件也有望在年内陆续出台;保监会则将持续推进自查和监管检查,继续完善相关制度;证监会也将从严审核IPO,已成立发审监察委员会,并计划打击“方式更隐蔽”的内幕交易等。

  FOST经济咨询的一份报告则指出,协调监管的前提和基础是监管信息共享。之前,由于各部门争抢地盘,一些金融基础设施分割,统计标准不一、多头推进,“数据缺口”现象突出。为实现统一监管和穿透性,当务之急是实现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和信息共享。

  这意味着,相对分立的金融基础设施可能迎来整合,逐步建立统一标准的信息统计、风险监测、数据收集工作。

  把握好金融防风险的度

  不过,需要警惕的是,金融强化监管要防止各项文件叠加共振,以及避免陷入为了防风险而防风险的窘境。前述接近监管层的权威人士就谈到,严监管补短板的过程夹杂着各方不同的利益诉求与博弈,复杂性和难度都不小,要把握好度,要避免重走老路,更不能为了防风险而防风险。

  伍戈也表达了相同的担忧。他指出,中国金融体系不完善,不断规范与补齐短板是必要的,让金融统计更加透明,但治标还需要治本,金融乱象防风险是治标,最终是要引导资金脱虚向实。

  “创新如果过度遭到打压,同业规模缩小就是好事吗?未必,我很怀疑资金脱虚后能否向实,资金未必能够落到实体……如果金融去杠杆成了金融市场谈虎色变的东西,成了有可能影响未来经济最大变数的东西时,恐怕就不太正常了。”他称。

  从银监会统计数据看,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比重上升。9月末,银行业各项贷款同比增长13.2%,高于同期资产增速2.6个百分点。前九个月新增贷款11.5万亿元人民币,占新增资产的比例较去年同期大幅提高35.5个百分点。制造业贷款增速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增速较去年同期上升2.6个百分点;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15.7%。

  而路透综合近期不同区域银行简单调研反馈的信息来看,信贷结构向实体企业倾斜的变化在东部沿海城市的银行体现得较为明显,但中西部地区的银行整体上对中小企业的融资仍存在不少障碍,放贷意愿并不强烈,资金脱虚入实仍任重道远。

(综合消息)

国际经济

  印度该如何看待中国投资?

  《金融时报》国际金融首席记者桑晓霓为FT中文网撰稿认为,2014年对计划融资的印度创业者是个好年头,这是维贾伊·尚卡尔·夏尔马(Vijay Shanker Sharma)的幸运。夏尔马创立的数字钱包公司Paytm当时创立刚4年,他还计划搭建一个电商平台。“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融入世界。所有人都在支持我们这些正在开创事业的创业者。”他表示,“所有人都看到了我们的消费市场未来可能成为的样子。”

  “所有人都想获得Tiger垂青。”夏尔马指的是当时在印度非常活跃的科技投资公司Tiger Global。但夏尔马不想。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知道印度是一个开放的竞技场,面对实力更强的外国竞争对手,国内参与者不享有任何保护,竞争将是惨烈的。他想获得长期资金,他想获得中国的投资,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商业模式比其他任何地区的都更有参照意义。

  如今,Paytm已成为阿里巴巴以及它旗下的蚂蚁金服在印度的代言人。多数最强大的美国科技公司(例如亚马逊、Facebook和谷歌)都在印度的土地上插上了自己的旗帜(这种做法有时会引发一场关于数字殖民主义的辩论),而中国公司选择了一种较为间接的战略。他们选择投资印度的领先初创企业,发动代理人战争:阿里巴巴站在Paytm身后,而其竞争对手腾讯则支持Flipkart。

  正如夏尔马理解的那样,中国资金确实着眼于长线。另外,就阿里巴巴和腾讯这两个中国本土巨头而言(两家公司的市值都在5000亿美元上下),这些资金也相当便宜。因此,中国资金天然适合雄心勃勃的印度创业者,其吸引力远远超过来自(不管是美国还是印度本土的)风投基金或天使投资者的资金。阿里巴巴和腾讯的财力深不可测,而与此同时,印度本土的天使投资者才刚刚成气候,本土风投基金没几家。

  阿里巴巴和腾讯正慢慢从科技公司发展为投资公司——尽管它们不符合投资公司的通常定义。过去,只寻求收益的被动财务投资者与自有一套打算的战略投资者泾渭分明。但在阿里巴巴和腾讯的例子里,这种区别消失了;两家公司既是战略投资者又是财务投资者。

  不过,如今它们的资金不再被视为中立的。随着政治方面的紧张态势加剧,中国公司或接受中国投资的Paytm等公司更有可能被视为中国的代理人,并将成为德里方面政治反弹的目标——尤其是涉及到支付等敏感问题时。

  这些担忧并非毫无根据。例如,总部位于上海的复星就曾短暂地受政治争端牵连。今年秋季早些时候,受印度与中国在洞朗地区边界争端影响,印度拒不批准复星收购Gland Pharma(总部位于海得拉巴)的交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印度方面的交易方设法绕过了印度政府,同意出售较少的持股,从而将股权出售比例降至74%(需要政府审批的门槛)以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印度越依赖中国,此类反弹的风险就越高、可能给印度经济带来的损害也越严重。印度廉价智能手机的增长几乎完全依赖中国,而印度本土制造商的销量下滑严重。例如,高盛4月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廉价智能手机的大量涌入扩大了市场——2015年3G手机价格降至40美元的关口以下,预计明年还将下跌20%。”根据印度孵化器Investopad的计算,中国制造商在印度的4G手机出货量已超过5000万部。

  印度太阳能行业同样依赖从中国进口的廉价产品;印度90%的太阳能电池板都是中国制造的。如果两国的贸易摩擦加剧,印度采取措施禁止进口这些太阳能电池板,那么电力成本肯定会上升。

  另外,今年11月初,废钞令颁布一周年之际,批评的矛头莫名其妙地指向了中国,特别是来自反对党国大党的批评,好像是中国策划了整场灾难性的试验似的。例如,国大党实际领袖拉胡尔·甘地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废钞令以及新的商品和服务税(GST)这两项举措“推出于全球性因素对印度经济模式提出特别要求之际。一个国家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为其民众提供就业。中国对蓝领工作的全球垄断,使其他国家面临根本挑战……莫迪等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独裁者的崛起受到两个因素的推动:一个是连通性的大幅增强及其对机构的深远影响;另一个是中国在全球就业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在存在连通性、但没有来自中国生产率的威胁的情况下,西方和印度仍然会有蓝领就业岗位。”

  与此同时,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指出,今年3月至9月,来自中国的进口增加23%,这种增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废钞令和GST”。他宣称,“我们的企业不得不以牺牲印度就业为代价采用从中国进口的产品。”

  印度政治人士往往贬低中国在该地区的各项倡议,例如“一带一路”计划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他们把这些倡议视为中国拿邻国消化过剩产能的工具。但宁愿不利用这些计划要付出巨大代价。印度基础设施状况糟糕。印度一直求助日本实现其铁路升级(印度铁路的平均时速仅为25公里),但印度需要做的还远远不止这些。印度不应贬低中国,而是应向中国学习。

(FT中文网,2017.11.22)

  美联储:预计“短期内”或有必要再次升息

  美联储11月21日发布的10月31日至11月1日政策会议记录显示,很多决策者预计将不得不在“短期内”升息。会议记录还显示,决策者普遍认为经济势将强劲成长。多位联储官员也认为,美国国会通过大规模减税的可能性增强,这会带动企业投资。美联储在此次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

  尽管几位决策者表示,在决定升息时机前,他们仍需要看到更多数据,但许多官员表示,失业率看来过低,使得通胀不会保持在目前的疲弱水准。“与会委员预计,消费者支出短期内将稳健增长,受就业市场持续强劲支撑,”美联储在会议记录中指出,“许多与会委员都认为,有必要在短期内再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自2015年底开始的收紧政策周期内,美联储已经升息四次,目前美联储预计今年再加息一次,明年加息三次。上次会议是美联储主席耶伦参加的最后几次政策检讨之一,她宣布,一旦美联储下任主席提名人鲍威尔获确认及宣誓就职后,她将辞去美联储理事职务。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提名鲍威尔出任联储主席,预计将在明年2月耶伦四年任期结束后继任。

会议记录显示,决策者讨论了为何通胀多年来一直低于联储2%目标这一例行话题。多数决策者认为,就业市场供应吃紧可能在中期内带动通胀上升。

  但根据会议记录,部分有投票权的委员还是担心通胀前景,这些决策者强调将关注即将公布的经济数据,再决定未来升息的时机。鉴于通胀长期低于目标,一些与会委员讨论了有必要使用诸如物价水平目标等“替代性框架”的可能性。自上次政策会议以来,耶伦坚持了她对通胀不久就将向联储目标反弹的预期,但11月20日她表示,对此“并不十分确定”,对于低通胀可能保持数年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

(Reuters中文网,2017.11.23)

中国经济

  世行的产业政策反思

  世行过去对产业政策一直持有保留态度甚至直接反对,但最新制造业报告中不再回避产业政策,这是否标志了世行态度的重要转变?对中国有何启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夏俊杰对此撰文进行了分析。

  世界银行贸易与竞争力全球实践局近日发布以《遭遇麻烦?制造业导向型发展的未来》(“Trouble in the Making? The Future of Manufacturing-Le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制造业报告)为标题的报告。夏俊杰认为,有别于过往世界银行对政府作用及产业政策的消极态度,该报告指出在当前新技术与全球化新格局下,发展中国家注定要重塑制造业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在发挥有效市场作用的同时,需要更多针对特定领域或者地区的产业政策扶持。世界银行过去三十多年来对产业政策态度有何变化?这些变化对讨论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何启示?

  该制造业报告指出,智能自动化、先进机器人等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应用正逐步改变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和竞争方式。该报告为寻求振兴制造业的欠发达地区与国家提出3C议程:竞争力(competitiveness),能力(capabilities),连通性(connectedness)。具体而言,为确保竞争力,需要通过改革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同时保证各经济体能为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合同关系创造有利环境。在能力建设上,一方面需要培养工人掌握新技术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企业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在连通性上,需要继续强调商品交易的开放性及其与物流等服务业的协同效应。报告还指出,面对新技术与全球化新格局的外部性问题,关键要处理好有效市场与更多有地区或领域针对性的产业政策的互补关系。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价值在于该政策能让其对应的产业成功吸收新技术所带来的溢出效应从而实现持续发展,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是一个能分辨出市场缺陷或者溢出效应的有条理的重要手段。

  这份报告除了阐述新技术如何冲击传统制造业之外,还体现了世界银行对产业政策态度的大转变。世行一直以来都是市场的忠实拥护者和产业政策的主要批判者。在世行及国际主流经济学界反对产业政策的影响下,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去工业化的情形。原来在结构主义政策下形成的赶超产业,因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取消了保护补贴而垮台。雪上加霜的是缺乏政府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新的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因缺乏对先行企业的鼓励、培育,以及企业自身无法克服制约产业发展相关的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而难以自发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最终国内企业的产品不能和进口产品相竞争而节节败退,甚至消亡。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这些采用华盛顿共识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是让人失望的。

  回顾历史,1991年世行发布了以《发展的挑战:世界发展报告》(“The Challenge of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为题的报告(以下简称发展报告)。该报告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90年世界各国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认为市场开放度、竞争程度和投入教育的力度越高,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的增长就会越快。报告认为,政府应该扮演“对市场友好”的角色,不应该干预实际生产和市场的运作,比如政策上保护国内的某些产业;政府只有在很必要的时候才能进入市场,而且这种干预应该是“被动、不情愿的”以及是“透明的”。

  然而,这份发展报告引起了学者之间的争论,特别是在政府角色上。主要争议来自于日本、韩国、台湾等东亚国家或地区在大量政府干预下经济快速增长的成功案例。日本是二战后最早使用产业政策干预国民经济的国家,在其高速发展时期(1950-1973),政府在进口管控,产业补贴等方面实施了大量干预政策。然而这些政策都不是世行发展报告定义的“对市场友好的”政府所提倡的,更不是“被动、不情愿的”和“透明的”。

  面对这一争议,世行在1993年发布了以《东亚奇迹》(“The East Asian Miracle”)为标题的报告。该报告对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东亚8个表现优异的东亚经济体进行了新一轮的分析。尽管世行在这份报告里承认了这些经济体在经济快速增长期间存在着大量政府干预,但仍然对产业政策持反对态度。东亚报告进一步指出某些产业政策在日本与韩国的成功只是个案,然而总体而言,根据过往的经济学理论与经验,产业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东亚报告最后总结,产业政策既没必要又不足以有效地带动一个经济体的发展,东亚经济体的工业发展主要归功于市场的作用。

  东亚报告的发布随即引起经济学家的讨论。对此批评最为强烈的是剑桥大学印度裔经济学家阿吉特·辛格和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们认为产业政策为东亚国家的工业发展有效巩固了生产结构,弥补了市场的缺失与不完整性。世行在199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简略回应了这些争议,把政府干预区分成“轻度”与“重度”,并提出前者属于便利市场网络运作,是可接受的,但不倡导后者干预市场投资和为市场挑选赢家的行为。尽管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后来成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任期:1997-2000),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世行对产业政策的反对态度。

  2008年,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以下简称林)上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任期:2008-2012)。林出自一个产业政策盛行的国家——中国,作为一位亲身经历过中国奇迹的经济学家,林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腾飞的过程,也深知政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因此,林总结过去经验,提出了以发展中国家为出发点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经济体的发展不仅依赖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而且需要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来处理外部性问题和协调完善软硬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在发挥作用时,产业政策是个有效的工具,成功的产业政策应该针对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并根据追赶型国家的后发优势提出 “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以及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现有产业和国际产业前沿的差距和技术创新的特性提出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弯道超车型和战略型五种不同产业的划分来作为政府发挥有为作用的依据。

  这一有别于世行传统分析工具的理论随即引起广泛的争论。前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任期:1982-1986)持反对意见,她认为林的理论貌似把增长与产业扩张等同起来,忽视了增加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同时对如何甄别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存在着怀疑态度。当然,林的理论也不乏支持者,其中包括上文提到的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副总干事塞勒斯坦·蒙加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丹尼·罗德里克指出在促进产业发展时,政府怕犯错不干预就是犯了不够努力的更大错误。

  夏俊杰认为,世行过去对产业政策一直持续有保留甚至是直接反对,但最近发布的制造业报告可以看出,世行不再回避产业政策,而是提倡把有效市场与更多针对特定领域或者地区的产业政策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让欠发达国家与地区更好地应对新技术与新全球化格局的冲击。或许,这以制造业报告标志了世界银行对产业政策态度的一个重要的转变。

  世行30年来在产业政策上的经验与教训,也为审视当今的中国现实政策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中国作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贡献了全球25%的制造业附加值,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面对新技术的冲击,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信息技术、新材料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国际制造业生产结构日新月异。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对生产结构进行有效的转型升级既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抢占国际市场,又能缓解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涨导致增长疲软的压力。因此,如何有效制定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使得企业充分吸收新技术,加快升级,加强自生能力尤为重要。

  另一方面,如何满足企业对新技术快速增长的需求也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在纺织、轻工、建材等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将带动一批装备产品的更新换代的同时,新技术的应用也不断催生新的产品门类和生产领域。在数字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的强大支持下,量体裁衣式的定制化生产加快发展。然而,目前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自主创新能力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行业集中度低的问题。如何突破技术瓶颈,建立产业集群,形成竞争优势给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的来讲,夏俊杰认为世行这次的报告是一场迟来的反思,其态度转变或许能够使世行更好的实现其“消除贫困,共享繁荣”的目标。或许这次世行新的报告,能够带给国内经济学界一些新的思考,消除部分经济家对产业政策的误解与偏见,促进对中国产业政策更加开放的讨论。

(FT中文网,2017.11.24)

  中国首次发布全球制造业PMI

  香港商报网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月21日在北京首次发布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CFLP-GP-MI)。数据显示,10月份该指数为55.1%,较9月(试运行数据)回落0.8个百分点。分析认为,该指数有助于分析全球制造业经济景气状况,判断全球经济发展趋势。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指出,发布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CFLP-GPMI)是该会围绕在全球范围内深入拓展PMI应用做出的有益探索和尝试。一方面,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客观上需要如PMI一样灵敏反映世界经济动态的基础数据提供支持;另一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作为PMI的积极践行者,在10多年分析研究和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一支专业的研究人才队伍,开展全球PMI分析研究,也具备数据基础。

  蔡进表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是国际采购与供应管理联盟成员,与国际上PMI相关机构联系广泛,合作密切。CFLP-GPMI的研究得到国际采购与供应链管理联盟各成员国和地区的支持。

  据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副总经济师陈中涛介绍,CFLP-GPMI的编制,采用国际上通行的计算方法,汇集了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PMI数据。为保证数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同相关国家做了积极沟通和交流,听取了相关国家的建议。

  CFLP-GPMI经过了半年多试运行,同全球经济走势拟合性得到检验。同时在试运行过程中,形成了数据体系的基本框架和分析报告的基本模式。CFLP-GPMI不仅有全球制造业PMI指数,还有亚洲、美洲、欧洲等分区域和重点领域制造业PMI指数。透过对全球制造业PMI指数的连续观察,有助于分析全球制造业景气状况,判断全球经济发展趋势。透过对不同区域、重点领域制造业PMI指数的连续跟踪观察,有助于分析判断不同区域、重点领域经济发展动态和活跃程度。

(香港商报网,2017.11.22)

  中国科技行业下一个风口吹向何处?

  《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袁莉撰文指出,中国科技业的成功主要局限于消费者市场,现在的中国企业应用市场很像10年前的消费市场,身为消费者的企业不愿出钱购买正版软件;由于技术投资耗资不菲且时常无效,企业宁愿投入人力解决问题。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选项变多,这种态度正在发生转变。如今,许多企业希望利用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来提高效率并降低成本。

  不断增长的企业市场尚无巨头,蕴含着巨大商机。投资者和初创公司开始押注该市场有机会缔造出“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这样的企业。与互联网消费领域一样,市场准入门槛、云服务内资控股规定以及产品本土化挑战可能会成为外资进入的绊脚石。据Forrester的数据,2016年中国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软件支出只有人民币1220亿元(约合185亿美元),而美国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支出则达到2450亿美元。中国有几十家初创公司,但没有一家估值达到10亿美元。在投资者看来,现阶段的市场碎片化是种优势,为相关企业迅速攻占企业应用市场奠定了基础。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转向基于云计算的数据存储和软件应用服务。

  而在AI领域,服务企业的AI公司正在兴起。企业应用市场的一个主战场是聊天机器人,也就是能回答问题的软件程序。训练机器与客户互动不仅成本更低,实现起来也更容易。

(WSJ,2017.11.24)

  (编译、整理:李彦松、王砚峰;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7年第84期(总第1789期)          2017年11月27日(星期一)

  地 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E-mail:tsg-jjs@cass.org.cn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kingwyf@163.com

  邮 编:100836

  电 话:(010)68034160             传 真:(010)68032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