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7年第86期（总第1791期）　　　　2017年12月4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中国数字经济增长将超传统经济 日本制造已跌落神坛 美联储加息意愿上升 完善“三权分置”土地制度改革

经济热点

　　中国数字经济增长将超传统经济

　　[摘要：中国的数字经济正在崛起，现在价值规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0.3%或22.6万亿元人民币，未来增速有望超过传统经济。数字经济被认为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业界人士对于数字经济的前景充满信心。]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11月24日发表文章分析了为什么数字经济的新领域正在中国快速发展。文章指出，这包括了物联网、虚拟货币、金融技术、人工智能、先进的机器人技术和大数据，数字经济还在教育、工业和医疗保健等传统行业变得日益常见，为这些行业提高效率并且增值。

　　中国许多风险投资基金都在投资数字经济，因为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中国的网民数量比美国和欧盟的网民数量加起来还要多，而且这些网民越来越熟练使用数字产品。与消费相关的手机支付额在2016年达到7900亿美元（约合5.2万亿元人民币），是美国的11倍。2017年的双十一节，消费者在网上购物共花费2540亿元人民币。

　　但推动中国数字经济的不仅仅是风险投资者和消费者，政府也通过“互联网+”政策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互联网+”鼓励企业使用互联网来发展和创新。政府还鼓励投资包含人工智能的项目，目标是建立价值1000亿元人民币的人工智能市场。

　　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这三家公司在2016年提供了中国42%的风险投资。百度与传统行业融合，想要通过其阿波罗计划推动自动驾驶汽车进入市场。百度还通过百度医疗大脑项目应对医疗行业效率低的问题。阿里巴巴购买零售商店，想要通过技术融合更好地管理库存并提高利润率。阿里巴巴近期投资28.8亿美元大量收购高鑫零售公司的股份。

　　腾讯2011年推出“开放平台”战略。开放平台允许合作伙伴使用腾讯的技术和微信的用户群来数字化任何行业。这样做可以为其他公司节省开发数字产品的时间（因此也节省资金）。腾讯还提供云计算服务，为大型机械设备制造商三一集团建设工业大数据平台。三一集团的设备将连入平台，能够在发生故障时第一时间检测出来。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数据，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到2035年预计将达到16万亿美元，渗透到整体经济的48%。这将改变经济的性质，用技术取代执行标准化流程的岗位，增加需要较高技能的工作岗位数量。随着创业者能够获得如腾讯开放平台等已有的技术来取得先机，初创企业将继续涌现出来。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现，服务业中数字化最先进的行业包括保险、广播媒体制作、专业技术服务、货币金融、资本市场服务、公共行政、邮政物流等。

　　数字经济成经济发展新动能

　　12月3日，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在浙江省乌镇拉开帷幕。各界普遍认为，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得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数字经济不但会成长为潜力巨大的新兴产业，还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目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良好，2016年，网民达到7.5亿，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2.4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0.1%，电子商务的交易额达到26万亿元，网络零售年均增长30%。与此同时，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共享经济等新技术和新业态不断涌现，不但创造出新的产业和经济增长点，还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便捷和丰富多彩。

　　毫无疑问，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其发展模式也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样板”。目前，中国已经出台了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宽带中国”战略、“互联网+”行动等一系列重大政策和措施，并积极布局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5G、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同时完善和宽松的政策环境和产业生态还培育了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互联网和科技企业，这些都为中国数字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爱彼迎联合创始人、首席战略官及中国区主席内森·布兰查兹克（Nathan Blecharczyk）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中国对数字经济的高度重视和开放支持的态度，鼓励了互联网及数字经济行业和企业的积极创新，使得中国一直走在世界先列。中国的数字经济和共享经济产业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能，也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发挥了众多积极作用，其产生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惠及民众，这在全世界都有目共睹。

　　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认为，“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应该有所为，而且是大有可为。”他认为，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构建eWTP全球电子商务平台倡议的不断推进，应该让中国智慧走出去。可以通过共建共享互联网“一带一路”智能制造平台和共享平台，以及推进跨境电商发展等方式，促进各国数字经济的共同繁荣和发展。

　　大会期间，各界还就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前景达成共识，认为中国数字发展正在进入快车道，数字经济也正在向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以海量数据互联和应用为核心的方向发展，随着互联网、物联网把数据资源融入产业创新和升级的各个环节，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也将随之迎来巨大变革。

　　目前，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技术已逐步成熟，相关应用也开始进入大规模应用期，并开始成长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例，国内外众多厂商已经开始推出大量人工智能应用。其中，百度、腾讯、阿里等国内互联网厂商，已推出包括人脸识别、语音识别、无人驾驶在内的多项成熟应用。百度更是在近期宣布将加快推进无人驾驶汽车的量产。据第三方市场机构预计，中国人工智能市场潜力巨大，到2020年产值将有望突破千亿元大关。

　　业内人士论数字经济

　　12月3日，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世界互联网大会指出，未来30年，数据将成为生产资料，计算会是生产力，互联网将成为一种生产关系。如果我们不数据化，不和互联网相连，那么会比过去30年不通电显得更为可怕。世界正在迎来新时代、新机遇，数字经济将重塑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将会有新的模型，不仅仅是在中国，全世界都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李彦宏表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会在未来几十年间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具有三个成长动力，“第一个是算法，人工智能尤其是机器学习的算法在过去几年迅速地发展，从深度学习、DNN、RNN到CNN，不停的有新发明创造出来。”李彦宏认为第二个是算力，今天算力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可以使很多人工智能应用变得实际可用了，“过去我们觉得人工智能不实用，是因为用到的算力太大，大家觉得承受不了，在经济上无法承受，所以觉得不实用。”李彦宏表示，第三个是数据，数据的产生在以高速度发展，尤其对于中国互联网来说，7.5亿网民全说同一种语言，全部是同样的文化和遵守同样的法律，“这么大的一个人群市场以及这么大一个的数据集，并且在不断产生新数据，它会进一步推动算法创新，对算力提出更新的要求。”“所以我还是非常乐观，未来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的推动力会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又会以非常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李彦宏表示，人工智能还是一个跟过去互联网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它有强大的垂直整合的特点，或者用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来说，“以前互联网公司基本上是以软件为主，但是今天就是软件、硬件、服务，就这三者其实要进行强的结合，才真正发挥出来它的效力。”

　　雷军在谈及数字经济时称，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是创新和融合，就是互联网要和各行各业相结合，融合发展是今天的趋势，融合也是创新。同时，雷军还举例称，大家觉得小米是手机公司，但是我们在创立之初就提出“铁人三项”，硬件、互联网和新零售。现在，小米也是电商和AI公司。对于数字经济，雷军还谈到了5G的重要性。他认为，5G也是重要驱动力，这一潮流未来两三年就会开始。物联网是一个从几年前就开始谈论的话题，但一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雷军表示，现在的智能设备并没有真正的连起来，而5G要解决的便是设备的连接问题。此外，雷军表示，这是个开放的时代，AI并不是只有大公司才能实现，每个公司都有机会。

　　马化腾在谈及数字经济时指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它是融合而不是互相替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将帮助线上线下打通成为一体。所以，过去如果我们说互联网企业是解决个人用户的痛点，未来将来希望互联网企业给各行各业进行赋能，来解决传统企业的痛点。我们需要通过智慧的连接，帮助各行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也就是让行业能够在云端用人工智能处理大数据，尤其是在制造业这个主战场上，我们需要通过“互联网+先进制造”，不断的推动软件、硬件和服务“三位一体”的智能制造。这种赋能和创新。目前全球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需要我们所有互联网企业和各行各业一起共同努力和合作，以开放分享的态度来进行尝试和探索。

（综合消息）

国际经济

　　日本制造已跌落神坛

　　谁曾想到一直担任世界制造业“质量担当”的日本陷入一系列造假风波：神户钢铁以次充好、斯巴鲁造假三十年、高级牛肉造假、方便面调料包造假，最新的则是东丽数据造假。如此种种，日本的制造业是否走下“神坛”？是否阴谋论以及媒体黑？中国企业又该如何正确看待此次日本造假门事件？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张玉来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讲述了日本造假风波的始末。

　　张玉来在回答记者关于日本包括汽车、钢铁以及食品领域的牛肉、方便面等一系列造假丑闻的看法的提问时表示，日本制造业近几年造假频发有其共性原因。比如，斯巴鲁、富士重工等都出问题。这些日企频出问题的原因之一是日本企业的用工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原先日本是终身户佣制，所以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很高，员工以企业为家。反观现今，日本企业的非正式员工越来越多，即通常所说的派遣员工。从统计数据看，日本派遣员工的比例已经占到全部就业率的40%。在制造业中，派遣员工对企业没有归属感，对日本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改善”一直是日企奉行的管理理念，日本企业的质量管理就是在原先的基础上不断的改善和优化，实现更高的行业标准，最后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这是日企传统的理念和方法，但是派遣员工对此并不感兴趣。

　　新经营模式水土不服

　　为什么日本企业的派遣员工一下子增长这么多？张玉来认为，这要追溯到1995年，日本的经团联推出了新日本式经营政策，促进日本在劳动力方面流动化。其实，目的是降低企业的用人成本。而这项政策的背景是经济全球化后，日本面临了全球的竞争，成本压力越来越高，所以日企希望将固定成本中的用人成本降低下去。但是，新日本式经营政策不仅影响到了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也影响了日本的质量管理体系。这是日本制造企业近年来造假频发、质量问题涌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此以外，日本企业的经营模式普遍在向欧美模式转变。而欧美企业的经营模式是注重股东利益，导致企业追求短期利润，不再关注企业长期经营。在此之前，日本是更注重长期经营，并以市场份额作为公司的战略目标。采取的做法是不关注短期利润，现通过产品的高质量将市场份额占领下来，再通过深耕细作的方式长期经营。但是，现在日本经营界反应的普遍现象是企业质量管理提案已经到不了董事会层面，完全将由基层的员工处理，可见，日本企业的高层已经不再注重质量管控。由于日本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型，经营者不再像以前一样注重质量管理体系，从而导致日本制造业质量的滑坡。

　　根在生产方式的转变

　　张玉来认为，还有一个根本原因是生产方式的变化。原先日本企业强在制造业的磨合性领域，比如像汽车领域。但现在问题是全世界所有的产品都共通化了，所有的零部件都互通化了，模块化的经营浪潮把日本传统的垂直一体化的生产体制击垮了，最典型的就是半导体领域。而现在世界流行的经营体制是像苹果这种经营模式，苹果没有自己的生产线，全部是外加工，但是它零部件来自于全世界最优秀的企业，苹果只负责设计，最终，苹果的成本降到了最低。

　　原先几乎所有的日本企业都是从原材料到产品最终出现，全部产业链由自己完成，并且有庞大的系列供应企业，就是所谓的系列供货商。但是这种模式在九十年代的时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尤其是电子领域，现在日本的家电终端产品几乎全军覆没。除此以外，日本汽车又遭遇了挑战，因经营不善接受了美国或者是欧洲的企业的注资后，才得以存活。总之，日本经营的模式导致日本企业不得不转型，比如丰田汽车，他们也在转变，丰田现在新推的平台战略全球生产模式，它把所有的产品归结到四个平台里面。

　　转型后，日本制造企业还是有问题，比如2007年丰田出了脚踏门事件。这是因为，模块化的特点在于集中供应，即一个零件损坏，所有产品必须得召回。所以现在日本企业大力推行模块化、标准化的战略，也造成企业标准出现问题。具体来说，在面对模块化转型的时候，日本企业转型不畅，现在的模块化体系与原来的标准化体系结合起来就非常困难，日本企业乃至整个行业都面临着如何从优势的垂直一体化的经营方式转移到现在的模块化。

　　具体原因在于神钢治理不善

　　神户制钢造假事件是众多造假事件中波及最广，影响最深的，它的造假有其特性原因：一方面是近几年公司自身的经营状况不好，另外，公司在特殊铝材方面战线拉得过长、设备投资过多以及研发力度跟不上，最终导致公司技术层面出现问题。另一方面。神户制钢制定的公司多元化战略存在问题，这些战略与业务关联性不强，导致内部信息沟通不畅，高层对基层情况不了解情况，内部的公司治理出了问题。

　　张玉来认为，这次造假事件可能会导致神钢会资产重组，一方面是因为神户制钢这两年连续经营赤字，在全球布局的钢材生产线拉得很长，它在日本国内的竞争对手或者日本政府可能会对它进行重组；另一方面，此次事件牵扯客户之多，影响范围之广，对于神钢是毁灭性的打击。除此以外，其他的企业，包括日本企业，也会切割和它们的关系。比如，三菱重工以及飞机厂商，这些企业都要面对世界客户，所以他们都会表态与神钢脱离关系。

　　个别日本官员响应敷衍

　　据日本《产经新闻》引述的日本经济产业省一名官员的评价：“这批问题产品其实并不是真正残次品，如果说产品的行业平均水平是80分，那么这些产品至少能达到85分，只不过（神户制钢的）标准是90分。”对此观点，张玉来认为，如果从行业水平来看，日本制钢的标准要强于很多发展中新兴市场国家。但问题在于神户制钢原先就是靠质量优势获得的订单。如果神户制钢没有90分的标准，很多企业就不会采用它的产品。因为神户制钢成本高、价格太高。但是，神户制钢选择了作假，那么它的竞争优势就没有了。所以这位官员的说法其实是为了掩盖日本自身体系性的问题，他的解释还是一种敷衍。

　　阴谋论观点不可取

　　张玉良指出，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海外市场对日本产生不信任感是正常现象。因为日本出现造假的现象，不是小公司、个别情况，而是大企业、大面积的造假。当大企业出事时，作为消费者以及媒体肯定会以一个质疑眼光看整个全行业。但不认同阴谋论的观点，因为说神户制钢是阴谋论的话，那就没法解释日本其他企业的造假问题，比如像高田、三菱汽车、铃木汽车等。所以还是有更深层的标准问题。另外，日本也有一些优秀企业没有出现问题。这说明还是与产业有关、与生产方式有关，不是因为阴谋论的原因。

　　此外，还需意识到此次日本企业出现质量问题要一分为二看待。从这一系列事件中，可以看出日本企业的内部揭发体制起到了某些作用。而这种内部揭发体制具体来说就是日本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部分技术人员看到质量问题频发时会指出问题所在，这些人对技术和标准十分执着。这种社会长期积累的诚信环境对企业的信用有促进作用，帮助日本企业的治理走向良性循环。除此以外，日本媒体的态度也很明确，神户制钢质量问题爆发出来后，日本媒体狂轰乱炸，没有一家媒体站出来为神钢说话，说明日本大的环境有对技术的这种执着态度。但是，反观经营者的态度。他们还是想包庇问题，这种内部揭发也是被动的。

　　“中国制造”当引以为戒抓住机遇

　　张玉良还指出，日本企业已经跌落神坛，日本传统制造业的优势在丧失。但是，它的竞争力依然是存在的，不能说现在日本的企业不如同行了，只能说原先日本制造业处于世界顶尖位置，现在正在往下衰退。现在日本的企业，特别是金融界和经济界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很多学者呼吁日本所有的产业、行业要注高度重视质量体系更好地植入模块化生产方式当中。如果日本通过危机意识能解决现有的困境，它还有起死复生的可能性。但是如果继续朝着忽视质量、裁减正式员工的方向转型，日本的质量问题仍然不会被很好地解决。

　　此次日本造假事件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机遇，打破了外界对于日本制造神话的认知。也告诉外界，发达国家的商誉以及品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完美。而作为中国企业也要以此为戒，好好研究此次事件的原因，因为日本在如此严格的标准和质量体系下都出了质量问题，而正在爬坡期、转型期的中国企业更应该警醒自己，不能在质量管理、品牌维护以及公司治理上出问题。中国企业正处赶超发达国家的关键阶段，重要的是吸取教训而不是幸灾乐祸。另外，中国企业也应该迅速地完善自己的质量体系标准，迅速提升质量管理水平。除此之外，在日本企业因质量问题面临危机时，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是出资的好时机。

　　未来，制造行业会有更大规模的变化。现在已经到了物联网、人工智能时代，“苹果模式”已经不是最先进的生产方式了。这对于和日本企业竞争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毕竟，日本企业的传统优势在逐渐丧失，大家的差距会越来越小。

（香港商报，2017.11.29）

　　美联储加息意愿上升

　　美联储11月29日公布11月会议纪要显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多数委员认为“近期”加息可能有保障，少数理事则因通胀疲软而反对近期加息。同时，理事们担心金融失衡，一旦市场价格失控可能危及经济。

　　11月初，FOMC会议一致通过不加息的决定，会议承认核心通胀疲软，预计通胀中期会升到联储目标。会议并认为虽受飓风干扰，但经济活动仍在稳健增长。本次会议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评价比上次会议高，虽未加息，但给下月加息敞开大门。会议纪要显示，多位与会者认为，假如未来得到的信息并未改变中期内的整体经济前景，“近期”加息“可能是有保障的。”不过，少数与会理事因通胀疲软反对近期加息，担心加息破坏联储信誉。这些理事认为应推迟加息，等到数据显示通胀明确升向2%这一联储通胀目标为止。会议纪要显示，大部分与会者仍相信，劳动力市场供应更紧张最终将推升通胀。但多人认为，美国通胀低于2%的时间有一定可能性比他们目前预计得久。数名与会者担心，通胀数据持续疲软可能导致长期通胀预期下降。

　　11月会议纪要还显示，整体而言，美联储理事认为美国整体薪资增幅温和，对劳动力市场向好和经济增长高于趋势水平有信心。多位理事表示，美国就业处于或接近充分就业水平。不过，美联储理事也担心金融市场“失衡”，一旦市场突然遭到打击，资产价格会失控，可能危及经济。

　　另据报道，美联储主席被提名人鲍威尔在确认提名听证会上，为有可能放宽金融业监管的计划辩护。参议院金融委员会成员数度力图让鲍威尔卷入国会的讨论，他均予以回避，就像部份美联储官员一样，拒绝分析减税计划的影响或主张增加移民以增加劳动力。他说，倘若生产率未见跳升，则经济年增长率可能守在2-2.5%区间，低于特朗普3%的目标。鲍威尔将是1970年代以来首位担任美联储主席的非经济学者。

　　整体而言，鲍威尔的讲话并未出人意表，表明了美联储当前的立场；即利率将继续循序渐进地上调，通胀路径仍难以判断，薪资疲弱和劳动参与度低落显见就业市场仍有改善空间。鲍威尔甫担任美联储理事时，也有些保守地担忧美联储危机应对措施的程度。但他最终认同美联储当前政策利大于弊，多年来的宽松货币环境使得失去工作的劳工得以逐步重返就业市场；正如他开场所言，美联储要有能力果断应对美国经济面临的新威胁。

　　听证会中意见交流最尖锐及最详细的部份涉及金融监管，这是鲍威尔多年来担任美联储理事所关注的领域；他表示，到了停下脚步评估2007-2009年深度衰退结束八年后情况发展的时候了。“我并未将我们正在做的事称之为放松监管...这是回顾并确保我们所做的是有道理的，”鲍威尔对委员会表示。“银行挥霍资金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鲍威尔表示，他希望确保监管措施是根据不同机构的规模和角色“量身打造”，或许会允许较小型银行在证券交易和其他投资方面拥有更多空间，同时将大型金融企业以外机构的“压力测试”频率和强度下调。

　　他在一份声明中称，银行“过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差不多已得到解决。这份声明可能让一些分析师和监管问题专家颇感意外。在被问及是否仍有企业规模过大，一旦倒闭会对金融系统造成广泛损害时，他回应道，“我会说不是。”

　　咨询公司Capital Economics的美国经济学家Michael Pearce写道，鲍威尔的提名确认听证会“并未发出他将带来新想法或者将改变作法的信号”，鲍威尔在重申美联储现有立场时“守口如瓶”。“我们益发担心未来几年有可能犯下政策错误。”

（综合消息）

中国经济

　　完善“三权分置”土地制度改革

　　为了给予农民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预期，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11月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了将该内容写入其中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这意味着农村土地承包法在出台实施14年后，将迎来首次调整。受访专家认为，该草案把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和成功经验及时转化为法律规范，是为了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新情况，不仅有利于提高国家农业现代化水平，也将有力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土地承包法首次调整

　　土地问题涉及到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如何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一直是农村深化改革的主线。十八大以来，中央对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为了给予农民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预期，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改革的重大成果，是中国宪法确立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法自2003年开始施行，期间对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出台实施14年后，农村土地承包将迎来首次调整——今年11月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了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振伟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作关于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时说，从农业农村的现实情况看，随着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各类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大量涌现，土地流转面积不断扩大，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水平不断提高。他表示，农业产业化、水利化、机械化及科技进步等，都对完善农村生产关系提出新的要求。把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和成功经验及时转化为法律规范，是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他亦表示，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稳定和完善适合国情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基本出发点。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

　　给农民吃了“定心丸”

　　草案将十九大报告提到的内容写入其中，即明确土地“三权分置”制度，确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并明确规定耕地承包期届满后再延长30年。此外，草案还对土地经营权流转和融资担保、土地经营权入股、维护进城务工和落户农户的土地承包权益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一些人大常委会委员指出，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修改很及时也很到位，体现了改革的要求，符合农村发展实际，特别注重对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将一些改革的经验总结提升为法律规定，此次法律的修改，必将有力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对于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央稳定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益，包括经营权稳定的预期，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农民作长远打算，农民可以做到心里有数、心里有底。他指出，修正案草案相当于给农民吃了颗“定心丸”，使农民能够综合地统筹自己的工作、生产和生活上的安排，包括子女后代的出路问题等。“如此一来，有利于国家农业现代化和粮食安全保证等方方面面，于国于民都有很好的预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这次草案是将前几年农村土地的改革实践用法律规范加以明确，是为了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新情况。“比如土地‘三权分置’改革、进城务工和落户农户的土地如何处置这些，都是前几年的改革实践，但官方文件之前没有系统提到，而实践走在了法律和理论的前面，这次修正案草案是对这些实践的一种追认。”党国英说。

　　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发展现代农业势在必行

　　伴随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一方面是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土地撂荒的情况较为严重，部分地区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是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在不断提高，发展现代农业是必然趋势。

　　韩长赋此前表示，实践证明，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不仅利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有利于促进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十九大报告也提到，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土地流转涉及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包括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它们不一定拥有土地承包权，但是流入了较大规模的土地发展农业，拥有土地经营权，是真正的农业生产经营者。相关数据显示，新型经营主体中，目前共有家庭农场87.7万家、农民合作社193万家、产业化经营组织41.7万家、社会化服务组织115万家。

　　草案规定，承包方可以用承包土地经营权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第三方通过流转取得的土地经营权，经承包方或其委托代理人书面同意，可以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

　　分析人士指出，农民一方面可以选择将土地经营权出租或者转让的形势来获取租金或者增值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土地获得的抵押贷款可以进行一些资本化运作或者做一些小买卖提高额外收入。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得到土地经营权后，可能需要投入规模化运营的资金，在征得承包方或其委托代理人书面同意后，可以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使得规模化经营得以顺利开展。

　　“三权分置”得到确认

　　土地“三权分置”是此次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改的主要内容之一。草案规定，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流转中分为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同时明确了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的权能。为加强对土地承包权的保护，草案规定，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流转后，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承包方的土地承包权不变。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提出关于土地“三权分置”的表述。去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意见》以“三权分置”为核心，被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定性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中央关于农村土地问题出台的又一重大政策。

　　赋予第三方经营主体土地经营权，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草案规定，土地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出租（转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第三方通过流转取得的土地经营权经承包方或其委托代理人书面同意，并向本集体经济组织备案后可以再流转。刘振伟表示，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顺应了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映像出农地经营方式的时代变迁。目前全国农村已有30%以上的承包农户在流转承包地，流转面积达4.79亿亩。

土地流转障碍亟待解决

　　农业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有2582个县（市、区）开展了试点，确权面积8.5亿亩，约占全国第二轮承包合同面积的70%，全国土地流转比例超过35%。

　　“承包农户在流转土地经营权其实早已有之，但现实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比如关于土地承包流转的期限和收费问题，以及在承包规模上都有一些争议，在以往的案例中，土地出租方和经营方两者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时有出现。”杜晓山说，在承包户确认流转土地经营权后，无论往后的土地是否增值以及农业生产前景如何，双方都应遵守相应的契约精神，做到不反悔，不毁约等，这样才能使得土地流转顺利进行。

　　鼓励农村土地流转

　　正如杜晓山所言，在现实中，虽然土地经营权流转户数和面积在逐步增加，但当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除上述土地出租方和经营方可能存在的矛盾外，还出现了经营方考虑经济效益随意变更土地用途、政府的监管措施不完善等问题。党国英认为，之前土地承包期太短不利于土地流转，而此次确认再延长30年对农村土地流转将起到一个推动作用。”中国政府实际上是鼓励农村土地流转的，因为农民大量进城务工，土地利用率很低，而农民把土地流转出去，有利于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党国英说。党国英指出，现实中一些较为偏远落后地区的土地流转存在不少困难，因为很少有经营方愿意接手，就很难形成规模化的经营。他还表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地方政府不能越位，大包大揽，应该尊重农民意愿，做好土地流转的服务引导和规范。同时，政府也不能缺位，放任不管，而应起到相应的监管作用。

　　免除进城农户后顾之忧

　　关于进城务工和落户农户的土地如何处置的问题，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曾提出，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为保障农户的合法权益，草案删除了现行法律中关于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的规定。刘振伟表示，鉴于城乡人口结构的变革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现阶段农民进城务工、落户的情况也十分复杂，按照中央关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要求，草案规定，维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是否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由农民选择而不代替农民选择。承包方全家迁入城镇落户，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丧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支持引导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转让土地承包权益，为政策适时调整留出了空间。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廖洪乐认为，土地的归属问题是农民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此次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修改草案，在延长农民土地承包期限、赋予农民自愿退出承包地的选择权益、改善土地承包权退出机制等方面，解决了农民最关注的问题。

　　杜晓山认为，草案删除的相关规定免除了进城务工农民的后顾之忧，保障了他们拥有土地承包权所有的合法权益，如此一来，进城务工农民可进可退，不再害怕土地被没收。不过，在杜晓山看来，如果要真正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还需要解决现实中与此相关的进城务工农民的户籍、公共基本服务平权、社会保障得到落实等问题。”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归根到底要解决人的城镇化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在摸索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总体变化格局还没有根本性的改善。”杜晓山说。

（香港商报，2017.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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