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喜迎2018开门红

2018-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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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8年第2期(总第1799期)    2018年1月8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股市喜迎2018开门红 共享经济时代的赢家和输家 经济学还不成熟? 日本人口减少为何工作人数反增? 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状 中国迅速赶超日本

经济热点

  股市喜迎2018开门红

  [摘要:受12月中国制造业PMI上升推动,沪深300(CSI 300)指数1月2日上涨1.4%,而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在新年首个交易日上涨3.1%,至2015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高盛在最新报告中重申超配中国股票,预计MSCI中国指数年底目标值为102,较前期展望中的100有所上修,相当于全年上涨14%,预计沪深300指数全年上涨17%至4700点。高盛预计今年中国股票EPS增长达18%,但认为估值上升空间有限。]

  中国股市以强劲上涨迎来2018年

  中国股市以强劲上涨迎来新的一年。在中国内地,追踪上海和深圳上市公司的沪深300(CSI 300)指数1月2日上涨1.4%。今年A股将获得提振,因为222只A股将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MSCI Emerging Markets index)。该指数是全球基金经理、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采用的关键基准。尽管如此,沪深300指数在过去一年的表现不及香港和亚洲指数,上涨23.5%。受美元走弱推动,人民币升值。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升0.3%,至1美元兑6.493元人民币。一位分析师表示:“强劲的人民币很可能已经打击了流入A股市场的资金,并减少了资本外流。”

  同日,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3.1%,至2015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其中房地产、材料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涨幅最高的是万科,涨9.5%,其次是海螺水泥,涨9%,之后是长城汽车,涨7.3%。股市行情受到中国制造业景气指数强劲上涨的推动,财新Markit采购经理人指数在12月录得四个月来最大升幅。大华继显执行董事梁伟源将1月2日的涨势部分归因于中国证监会2017年12月29日宣布的允许在港上市的内地公司将其非流通股权转换为自由流通股,此举将提高流动性。

  路透社:中国A股价值投资风格日渐清晰

  中国A股市场2017年逐步成型的价值投资风格,在新的一年里料将延续并日渐清晰。但由于市场整体估值已基本到位,加之国内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去杠杆防风险压力不减下,大盘料难有明显起色。业内普遍认为,2018年A股将进入盈利驱动阶段,不过目前市场整体估值水平已经隐含了较高的盈利增长预期,在宏观经济整体降温,政策监管依旧偏紧、资金面稳健中性的背景下,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将面临考验,而其中的佼佼者仍是择股的主要对象。“2018年大的方向还是延续2017年的市场特征。”新时代证券证券研究总监孙卫党表示,“但2017年对一批有价值的股票已经挖掘得比较充分,2018年市场深度挖掘和个股的分化可能比2017年更明显。”

  对今年A股的走势,国都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肖世俊认为,2018年市场整体估值水平将较为平稳,上市公司业绩可能保持10%左右的稳健增长,沪综指或将在3100-3700点之间运行,运行中枢在3400点。“估值很难往上提了,主要还是看业绩。”他称,2018年市场的看点主要在寻找业绩高速增长的公司上。国信证券研报亦指出,2018年A股进一步提升估值的可能性不大,市场上涨空间主要来自于盈利增长。联讯证券研报预计,2018年A股将继续发扬价值投资的精神,对上市公司盈利增长预期是13%。境外机构的观点也基本趋同。瑞银证券发表研报指出,考虑到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稳定、全球收益率仅温和上升、中国政府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努力、内地南下资金流强劲以及A股纳入MSCI等因素,A股估值有望维持在当前水平。另外,市场普遍预计,2018年A股市场存量资金博弈的趋势特征将难以扭转,国家资金、机构资金、个人资金和外资流入A股市场的增量将较为有限,而资金利率上行的预期也将对投资者入市积极性形成抑制。中国股市沪综指2017年全年累计上涨6.56%,其中以绩优股为代表的沪深300指数则大幅上涨逾21%。全年沪综指振幅为14%,为史上最低。

  2017年A股市场以价值投资为核心的投资理念逐渐形成,2018年这一风格将日渐清晰。同时,A股国际化进程将进一步提速,以金融衍生品为特征的市场宽度和广度也将扩大,A股参与者的投资风格将继续调整转变并与国际接轨。业内人士指出,外资机构资金配置偏重蓝筹股,随着其比例的抬升,A股市场生态开始重塑,以往题材投机炒作的市场风格开始让位于蓝筹成长股主导的价值投资,个人投资者随之开始改变投资风格。野村中国股票研究主管刘鸣镝认为,A股投资者结构逐渐向机构投资者为主导的方向变化,这一趋势在2018年可能会更明显一点,机构资金更偏好价值型、高分红,风险较低的中大盘投资标的。

  投资风格的变化跟投资者结构和监管都有关系,同时更严格的行业准入标准和程序,更高的监管要求都令大企业更具竞争优势。随着中国股市进一步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外资机构进入A股,在带来偏重价值投资理念的同时,亦带来相对成熟和稳定的投资风格和交易策略,这也将对A股未来的走势产生相当的影响。华菁证券资管部张斌表示,当前不少海外成熟的交易策略都开始在中国资本市场“本土化”,随着国内市场的快速变化,根据A股的特点,开发新的交易策略对投资者而言非常关键。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此前表示,决定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上述措施实施三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也表示,将放宽证券业外资准入政策,推动境外上市备案制度改革,完善QFII和RQFII相关政策。

  2017年A股板块轮动为主的行情和2018年上市公司业绩的分化,进一步加大了今年投资者择股的难度。业绩增长较为确定的行业板块将继续受到市场关注,而国企改革、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环保等投资主题或将为公司盈利水平带来大幅改善。不过,市场对于以业绩稳定著称的消费板块市场已出现分歧。分析师指出,虽然国内消费升级正持续进行,行业盈利有望保持较好增长,但2017年消费板块涨幅较大,部分投资者对2018年继续大涨的可能性存疑。“明年可能就看谁的业绩增速高,中下游产业业绩改善比较明显一点。”肖世俊认为。刘鸣镝则认为,中国经济产业集中度的提升将有利于龙头企业形成规模效应,进而增厚股东回报,当前集中度提升趋势开始由上游传导致下游产业,龙头股短期行情仍未结束。消费蓝筹龙头股--贵州茅台去年全年录得113%的巨大涨幅,公司预计2017年实现营业总收入600亿元人民币以上,利润总额同比增长58%左右;公司2018年将上调产品价格,预计业绩仍将持续高增长。开源证券策略分析师杨海表示,尽管此前部分绩优公司涨幅较大,但市场资金可选择余地有限,2018年蓝筹股仍将上涨,而科技行业的龙头公司有望再获市场追捧。瑞银证券预计,2018年国企改革、金融市场监管和环保相关的投资主题将继续有所表现。而荷宝看好的投资主题包括消费升级、供给侧改革、科技与创新、国企改革和制造业的升级。

  高盛预计中国股票今年有两位数回报

  高盛全球投资研究团队在最新一份报告中重申超配中国股票,并预计今年中国股票有望获得两位数回报。高盛分析师在最新报告中,预计MSCI中国指数在去年录得52%的强劲涨幅后,今年中国股票有望收获14%-17%的回报。高盛认为,去年中国股票的靓丽表现主要受益于盈利基本面,今年中国公司业绩可能没有那么引人注目,但预计依然拥有良好的回报潜力。预计MSCI中国指数年底目标值为102,较前期展望中的100有所上修,相当于全年上涨14%,预计沪深300指数全年上涨17%至4700点。

  高盛预计今年中国股票EPS增长达18%,但认为估值上升空间有限,一方面是因为目前估值已经趋于合理,另一方面来自美国的货币政策正常化压力预计将限制估值进一步扩张。板块方面,高盛认为以互联网科技为代表的“新中国”主题和银行股将贡献2018年指数盈利的大部分增长,而随着低基数效应消退,能源和大会宗商品相关行业的盈利增长预计将趋于正常化。此外,高盛从近期与投资者的会晤中发现,欧洲投资者对中国股票持乐观态度,许多新兴市场基金经理表示已经加码中国股票,同时一些并不专注新兴市场的全球性资产配置基金也有兴趣增加中国风险敞口。

  2018年投资者最担心什么?高盛了解到,大陆投资者最担心两个外部风险,一个是当前处于高估值和低波动性的美股的下行风险,另一个是油价走高的背景下,全球通胀升温的风险。而欧洲投资者则更关注中国国内问题,包括金融去杠杆,房地产市场降温以及相关经济影响。

  投资者配置情况如何?南向资金已经成为港股新增资金的重要来源。自2014年11月沪港通成立以来,累计流入香港的资金已经达到930亿美元;相比之下,全球主动基金对港股的配置仅为350亿美元。南向资金偏好银行、房地产和汽车,而全球机构投资者则倾向与增持电信、医疗保险,但低配金融。随着人民币走势趋稳,以及MSCI宣布将纳入A股,北向资金净买入去年大幅增加,从2016年的90亿美元增加至290亿美元。内地公募基金和外国机构和投资者青睐消费和科技企业,而国内养老金则偏爱金融。

  科技股表现能否继续优于大盘?投资者基本认同高盛看好科技股的观点,认为这是从中国结构性转型中获利的有效途径。高盛分析师预计,中国科技企业2018年至2019年EPS复合年增长率有望增长25%。高盛不认为当前科技股交易过于拥挤,特别是新兴市场投资者依然处于低配情况,但随着美债收益率上升,全球市场无风险利率可能走高,科技股估值扩张可能受到限制。尽管如此,大多数投资都相信,未来科技股尤其是BAT等龙头企业的回调,将是很好的买入机会。

  为什么看好金融股?高盛看好银行、保险、券商等金融股。一方面,企业利润复苏有助于缓解银行的资产质量压力;另一方面,受严格的金融政策和去杠杆进程影响,长短利率将走高,这意味着更陡峭的收益率曲线,但稳定的短期政策利率利好银行净息差(NIM)以及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另外,过去几年来,银行股表现一直落后于大盘,过去一年落后MSCI中国指数30个百分点,过去五年落后了26个百分点。无论是从时间方面纵向比较,还是空间上横向比较,银行股估值都处于较低水平。

  供给侧改革和环保政策影响几何?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在供给侧改革的推动下,大宗商品价格通胀和企业利润总和显著走高。在中国政府强调高质量增长和环境保护的背景下,高盛经济学家预计这一趋势将在2018年继续。高盛认为,铝、钢、水泥和煤炭等大宗商品和工业行业的供需动态将继续受益于相关政策。与此同时,对环保的强调就刺激新型需求的产生,进而利好电动车、可再生能源和污染控制等“绿色中国”主题下的相关领域。

  2018年中国改革如何推进?高盛预计,未来一年,中国的改革努力将致力于打造高质量的且更加平衡的增长模式,具体包括控制金融风险、改进社会福利缓和不平等,促进部分国企提高运营效率,以及加强环保。

  美国税改有何影响?高盛认为,美国税改可能对中国股票造成间接影响,特别是如果税改对美国经济的提振作用超出预期,这将导致美国货币政策收紧程度超出市场预期。从行业来看,非必须消费品和工业在中国的税率目前低于美国,税改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些行业的比较优势可能减少。

  2018年怎么赚钱?高盛看好“新中国”主题,包括科技、医疗、新消费和新工业等领域,以及“绿色中国”主题,主要包括一些可能从供给侧或需求侧受益于中国推动环保的行业和公司。

(综合消息)

国际经济

  共享经济时代的赢家和输家

  布鲁克·马斯特斯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认为,现如今的消费者更重视使用而非拥有,更重视体验而非资产。

  如今年轻人对待物品的态度却与以往不同,他们更愿意成为Spotify和Netflix的付费会员,他们可以从浩大的在线音乐和视频目录中任意选择播放,而不是购买DVD或永久下载数量较少的曲目或视频。流播放处于一种趋势的前沿,这种趋势将颠覆更多行业。科技集团正鼓励消费者重新思考他们对一切事物的态度,从教科书和礼服、到住房和交通。这些变化出现在多个领域。平台应用正把商品和服务(单车、闲置卧室甚至太阳能)的所有者与大量潜在用户连接在一起。传统上关注于销售商品的公司(包括服装零售商和汽车制造商)现在正探索会员制和租赁选项。

  总之,这些服务的增多表明,我们正进入一个新时代:消费者更重视使用而非拥有,更重视体验而非资产。美国新出台的税改法案将极大地推动这一进程,因为它缩减了鼓励美国人拥有房屋的两项最大税收优惠,购房者只有头75万美元房贷的利息能够享受税收扣除,州和地方的房产税抵扣最多不超过1万美元。如果没有了这两项优惠,居住在高房价、高税收地区的人很有可能决定继续租房。英国房价升至多数普通人无法承受的峰值水平,可能也会对英国部分地区产生类似影响。

  这种变革是有先例的。多年前,很多公司就转向了轻资产模式:超市和专业服务机构将其门店和办公室出售然后回租;航空公司开始租借、而不是购买飞机;苹果等大型科技公司雇其他公司生产iPhone,最引人注目的是富士康。

  对于最成功的公司而言,聚焦无形资产(例如知识产权)的决定是件好事。此举让它们得以在无需投资兴建工厂或聘用大量员工的情况下快速壮大。但对于那些小公司而言,缺乏实体资产让它们几乎无法在现金匮乏时以资产为抵押获取贷款,或通过出售资产筹措资金。当英国廉价航空公司君主航空(Monarch)去年10月破产时,人们发现它的主要资产竟然是它在英国的降落时段。

  “一旦企业实行轻资产模式,它们可以大大提高规模。但我认为人们并没有真正考虑清楚轻资产对于消费者的含义,”伦敦帝国学院经济学教授、《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无形经济的崛起》(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 The Rise of the Intangible Economy)一书作者之一乔纳森·哈斯克尔(Jonathan Haskel)表示,“消费者可以变得更灵活,但他们也不得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对于消费者还是为消费者服务的企业来说,这都可能带来深远的影响。

  首先,当企业提供的是服务而不是有形商品时,消费者及其所用物品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极其复杂。如果我的书架上有一张唱片,我的丈夫显然可以播放这张唱片。但是当我把我们的亚马逊Echo音箱连接到我儿子的Spotify帐户时,这样做是否违反了他开通账户时同意过的数千项条款和条件中的某一条,我就不清楚了。此外,这一举动是否给了亚马逊根据我们播放的歌曲向我儿子推送广告的权力?“消费者将不得不应付资产的具有争议的性质。他们需要搞清自己的权利,”哈斯克尔教授表示。

  在很多情况下,向共享经济转变也会影响被共享的那件物品的性质。目前,绝大多数汽车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闲置状态。如果司机不再购买汽车,而是注册租赁服务或使用优步的叫车应用,每辆汽车的使用率都将大大提高。这意味着汽车制造商将面临如下压力:生产更少、质量更好的汽车,以承受这种持续的使用。一个明显的类似例子是,供自助洗衣房使用的洗衣机和供家庭使用的洗衣机也是不同的:商用机器必须更快、更重、更结实。

  提高洗衣机、汽车和自行车等耐用品的使用率,显然更环保,也会通过降低整体成本使消费者受益。这也将从根本上重塑整个就业市场。在共享经济中,赢家将是那些能将人和资源有效匹配起来的企业,而不是那些能销售最多商品的公司。与此同时,就业机会将从制造业转向技术和服务业。

  难怪福特和通用汽车等汽车制造商投资了优步在美国的竞争对手Lyft,同时不久前戴姆勒收购了法国打车应用Chauffeur Privé。如果这些企业成功了,我可能再也闻不到新车的味道了。

(FT中文网,2018.1.8)

  经济学还不成熟?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柯隆为日经中文网撰文:新年伊始,回顾2017年的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应该说有惊无险。国外有些观察家一直认为中国经济要崩溃,但中国经济没有崩溃。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还能保持高增长10年,甚至20年。如果把中国经济比喻成一个人去做体检,为什么这些“医生”给出的结论如此不同?

  这真不是一个一句两句话能说清楚的问题。同样一个事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更何况经济学实在是一个不成熟的学问。西方经济学本身就是被设计用来分析市场经济的,尽管如此,西方各经济体的市场化程度不同,用同一个理论框架来分析本身就很勉强。

  为什么说经济学是一门不成熟的学问呢?按理说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其中包含了很多哲学和逻辑学的成份,对于同一个经济现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但现代经济学希望走的是一条纯科学的道路,经济学家们希望用数学的方法来分析经济问题,就像用数学的方法来解决物理和化学问题一样。但人的价值判断实在和物理化学现象相差太远。

  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框架就是供给和需求对于物价的变化是有弹性的。物价下降,那么需求就增加,物价上升可以刺激供给的增加。这种过于简单化的对于供需与物价关系的描述实际是非常粗暴的。研究宏观经济时使用的物价指数是人为调整过的各种商品价格的加权平均值,在计算物价指数时设定的比重本身就包含了统计部门或者说行政部门的政策判断,也就是说其主观成份很大。那么,用这样一种物价指数来预测其对供需的影响到底能说明什么,这是一个问题。

  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体,政府部门对经济的干预相对较多,国有企业的投资不完全受市场那双看不见的手影响。国有企业的投资更主要受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在调整。也许现代经济学在一个纯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还能发挥一点作用,像中国这样一个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现代经济学就很可能扮演聋子的耳朵的作用,也就是说是一个摆设。结果,每个经济学家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各有不同的动机,对经济的运行做出其主观的判断。

  我们很容易地观察到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增长走势的预测跟天气预报相比要不靠普的多。很多年前曾经参加一个在上海举办的不大的国际会议,当地的一个教经济学的教师在发言中反复强调:我每次对汇率的预测都百发百中。后来偶尔看到他在国内的网站上不断发表这样的说词,不知其是否要把自己鼓吹成一个算命先生。股票和汇率都是不可测的,哪怕你碰巧说中,那也只是巧合,否则,这位教师完全没有必要每天吸粉笔灰,拿出一笔钱,每天在家坐享其成就好了。

  曾经为电影《末代皇帝》谱曲的作曲家坂本龙一现在现在旅居纽约,据说他现在每天在纽约街上用手机采录各种声音,然后编入其音乐作品中。传统的音乐应该是作曲家们心灵的呐喊,或者说是灵感的外现。而坂本先生的作曲方式更多的是通过吸纳大自然的声音去编织音乐。我不懂音乐,对音乐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但我想也许坂本先生的做法对经济学家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因为我们研究经济学几乎都是坐在书房里,摆弄数据库,从中找规律和答案。经济学家们不妨跟坂本先生一样到街上或市场上去倾听一下那里的商贩和主妇们的谈话。那才是活生生的经济学。在我们无法把人的嗜好和消费行为完全定义清楚前,我们不妨把经济学还原到社会科学,这样得出的结论可能更贴近现实。

(日经中文网,2018.1.8)

  日本人口减少为何工作人数反增?

  日本工作人数或将在2018年创出历史新高。这是因为在总人口减少的背景下,女性和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正在上升,预计今后工作的人数将持续增加。但这一趋势迟早将迎来临界点,越来越多观点预测称,最早到2020年代前半期日本就业人数的增长曲线将会触顶。要想在今后保持经济增长,形成任何人都能轻松工作的劳动惯例、基于人工智能(AI)等提高生产效率将更加重要。

  目前日本15-64岁的“适龄劳动人口”约有7600万人。随着少子老龄化的加剧,今后20年间将减少约1成。在主要国家中,日本的适龄劳动人口将持续快速减少。

  尽管如此,日本实际参加工作的就业人数正持续增加。从截至2017年11月的平均数据来看,日本的就业人数达到6528万人,同比增长约1%。超过曾创历史第2高的1998年(6514万人)已成定局。2018年的增长率如果与过去5年持平,很可能创出自有可比数据的1953年以来的新高。目前的最高记录为1997年的6557万人。

  日本经济自2012年底开始缓慢复苏,持续时间已超过高速增长期的“伊奘诺景气”(自1965年到1970年期间连续五年经济增长)。伴随经济复苏,劳动参与率不断提高,在有工作意愿的人中,成功就业的人在最近5年里激增。从就业人数占适龄劳动人口的比率来看,2013年首次超过8成,目前高于85%。

  起到拉动作用的是女性和老年人。在15-64岁的女性中,参加工作的人的比率在2017年11月达到68.2%,比5年前提高6.7个百分点,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在适龄劳动人口中,日本女性的就业率在2013年超越美国,达到丝毫不逊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日本65岁以上仍参加工作的老年人的比率也达到1998年以来的高点,在需要体力、面向年轻人的护理一线岗位,老年员工也在增加。日本目前处在完全就业状态,几乎所有想上班的人都能找到工作。

  问题在于日本能在多大程度上增加就业人数。SMBC日兴证券通过人口动态分析认为,在最乐观的情况下日本就业人数的极限为6950万人左右。

  假设经济复苏长期持续,日本各年龄层劳动参与率的增速加快至2倍,则就业人数每年将增加约50万人。这一设想的前提是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提高至与男性相同。不过,日本女性的劳动力迟早将枯竭,预计在2025年达到顶峰,随后转为逐渐减少。SMBC日兴证券的宫前耕也表示,如果保持目前的经济复苏态势,“到2020年代前半期触及天花板的可能性很高”。

  还有更加悲观的看法。瑞穗综合研究所堀江奈保子认为,“由于人口减少和老龄化,日本劳动参与率今后的上升空间有限,到2020年前后转为减少是现实的”。如果假设失业率和各年龄层的劳动参与率基本不变,以此为前提进行推算可以得出,到2025年日本的就业人数将不到6000万人。

  在就业人数开始减少的背景下,要保持经济增长就必须提高员工的人均附加价值(劳动生产率)。公益财团法人“日本生产性本部”的统计显示,日本2016年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35个成员国中仅排在第21位。

  由于劳动力短缺,日本企业正在增加“省力化”设备投资。日本瑞可利职业研究所的数据显示,随着人工智能和机械替代人类从事生产,劳动力将出现过剩。尽管目前日本的失业率处于24年来最低水平,但到2025年有可能再次大幅上升。届时很多企业都将出现人员过剩,如果能创造出人才容易跳槽至增长性更高领域的市场环境,或将能够缓解人才难题。如果能以更少的人数创造更多的附加价值,企业的盈利能力将不会出现下降。

  一方面,接收外国劳动者成为日本的一大课题。截至2016年10月,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达到108万人,在5年里增加超过5成。不过,打工的留学生以及以国际贡献名义接收的技能实习生占到整体的4成。日本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山田久表示,“应该建立从正面接收有较高工作意愿和工作能力的外国人的制度”。

  很多观点指出,日本的配偶减税制度(指如果存在无收入或少收入配偶时,纳税人可扣除一定金额后申报所得)制约夫妻双方同时工作,需要在税制方面进行根本性调整。为了对外出工作的女性提供支援,构建男性易于取得育儿休假的环境也非常重要。包括养老金制度在内,日本将朝着进一步促进老年人工作的方向推进社保制度改革。日本解决劳动力供给问题之路今后还很长。

(日经中文网,2018.1.8)

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状

  经济学家邹至庄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认为,中国经济学院进步,因为得到受过良好训练的经济学者到校工作,或者得到留在美国工作的杰出经济学家的领导。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甚速。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的实质GDP(以1978年价格计算)由1978年的3624亿元增至2012的88313亿元。平均每年的增长率高达9.4%。在经济发展以后,一般国家的GDP增长速度会降低。在2014与2015年中国GDP的增长率分别只有7.3% 与6.9%。在2016年中国GDP的增长率还能维持到6.8%。国家的教育支出连年保持在GDP的4%左右,因此中国教育的经费在近年来继续增加。其中,经济学教育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中国实质GDP的增长,是中国经济学教育与对经济学家需求增长的原因。关于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经济学家的供应,在美国一流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的中国研究生人数不少。其中有很多杰出的研究生在毕业后愿意回国工作,也有一些决定留在美国工作。因此中国经济学家的供应近年来继续增加,还包括一些外国籍的经济学家愿意来中国工作。经济学家在中国各地工作的机会很多,在中国内地的工作机会当然很多,在香港也有良好的工作机会。香港具有被英国统治时代留下来的良好大学,包括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与香港城市大学等,还有香港中文大学在深圳新建了校区。这些大学都给与中国经济学家良好的工作机会。

  中国富有以后,教育部经费增加,大学经费同时增加。有财力邀请美国教授,尤其是在美国著名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籍在博士,被邀请回国任教。从1990年代开始,因为有杰出的经济学家回国,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进步甚速。历年来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大学的经费增加。教授的待遇提高,教授的工作环境改进,中国的大学能够吸引一流的经济学家回国任教。此外,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的经济学家,一面当美国大学的教授,甚至院长,同时当中国经济学院的院长,领导该学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本校普林斯顿大学,也有好几位经济学教授同时当中国某经济学院院长。有些还利用自己在学术界的声誉,领导与帮助中国的经济学院招聘拿到美国或加拿大取得博士的中国经济学家回国工作。中国的经济学院进步,因为得到受过良好训练的经济学者到校工作,或者得到留在美国工作的杰出经济学家的领导。

  邹至庄说,以笔者为例,我从事经济学的教育与研究多年,曾任教于康奈尔、哥伦比亚、哈佛与普林斯顿等大学。从1980年以后,有机会回国从事经济学教育工作。从1985年到199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经济学培训班。从1988年到1991年,还在上海复旦大学同时设立同样的培训班。因为需用美金的经费幸得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支助,被称为“福特班”。 笔者今天还有机会从事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工作。不但常回国到多所大学访问与讲学,还与一些国内的经济学家合作研究。并在厦门大学建立了邹至庄经济研究中心,帮助邀请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到该研究中心授课和与该中心教授作合作研究。

  上面解释了中国经济学教育近年进步的因素。因为这些因素继续存在,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会继续进步。无论哪一种学科,如果中国的大学能够建立了学科发展的基本因素,除非有特殊和不能预料的因素干预,必会继续进步。这是我对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期望,使我乐观的另有两个因素。第一是一门学科在某国家的发展会受到动量的影响。过去发展的动力会加速地把该学科的教育与研究继续推进。第二是经济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十分重要。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继续推进。中央和地方政府正在建立与发展中国各地的市场,它们愿意得到经济学家宝贵的意见。中国的经济学家被中国政府的领导重视,他们必会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继续作出重要的贡献。

(FT中文网,2018.1.4)

  中国迅速赶超日本

  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12月7日,在东京日中友好会馆,举行了“诗与画连接的心像-后乐寮生诗画作品展”开幕式,国际俳句交流协会会长、原文部大臣有马朗人参加了开幕式并致辞,他在致辞中指出:现在中国的自然科学论文数仅次于美国,在世界上排第二位,而日本的地位却在不断下降。日本曾在1998年一跃成为第二位,那时日本人都非常高兴,而现在已经被中国超过,同时在大学排行榜上,日本也落到了中国的后面。他在为中国的进步高兴的同时,也为日本的前途担心。

  据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张石援引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对2013-2015年3年间的调查,日本的大学等出版的自然科学论文数,在世界中排第4位。到2005年为止,长期以来仅次于美国排第2位的日本,被中国、德国超过了,而在《2018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榜》中,日本排在最前面的是东京大学,为第46位,而中国的北京大学(27位)、清华大学(30位)、香港大学(40位)、香港科技大学(44位),都排在东京大学前面。

  日本中国综合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冲村宪树在“飞跃的中国科学技术 日本怎么办”广播专题里指出:中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超过了日本。他认为:从宏观上,中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远远超过了日本,正在赶超美国。从历史上看,中国在新中国建国以来一直对科学的发展严密计划,积极投资,而在最近取得了飞跃的发展,如去年中国成功发射的“长征5号”火箭,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达到了13吨级,而日本是8吨左右,欧美也大致如此。中国的“长征5号”,是世界上最强的火箭,每年发射二、三十回。另外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与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抗衡,俄罗斯和欧洲制造了其他的导航系统,中国制造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到2020年要发射30颗卫星,现在已发射了23颗,能够带动约8兆日元的探测导航市场。从宏观的巨大工程来看,中国在宇宙开发、海洋开发、原子能开发及超级计算机开发上都超过了日本。中国有国家、地方、大学、企业结为一体的庞大的科研人员队伍,人数是日本的十几倍,对科学和教育的投资也是日本的17倍。

  12月4日,在日本NHK的同一广播节目里,财团法人日本综合研究所会长寺岛实郎举了世界技能大会的例子,说明中国的技术制造力量正在被中国超过。世界技能大赛2017年10月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68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名选手参赛。中国52名选手平均年龄不到21岁。在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等6大类47项比赛中,获得了15金7银8铜和12个优胜奖,金牌、奖牌和团体总分均居首位。第二位是瑞士,第三位是韩国,日本名列第九。

  世界技能大赛被称为“技能的奥林匹克”,比赛项目共分为6个大类,分别为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和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共计46个竞赛项目。大部分竞赛项目对参赛选手的年龄限制为22岁,制造团队挑战赛、机电一体化、信息网络布线和飞机维修四个有工作经验要求的综合性项目,选手年龄限制为25岁。

  世界技能大赛竞技水平代表了各领域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各个国家在世界技能大赛中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技术技能的发展水平。寺岛指出,到2007年以前,这个大会一直是日本独占鳌头,如今落到了第9位,日本最近制造业具有代表性的大企业频频出现造假和其他丑闻,这和“技能的奥林匹克”互为表里,体现了日本制造业的劣化。

  这些有识之士提出了日本所面临的一个在科学技术和制造业等方面不断退化的问题,表面上看,这个问题存在于各个层面,但核心问题是财政问题和日本人拼搏精神的弱化。

  日本在基础科学方面的投资目前不断减少,2016年10月31日,日本国立大学理学部长会议发表声明,指出日本目前基础科学方面的惨状并呼吁对未来进行投资,现在所进行的大学教员的削减和教育力量的弱化,将使日本在10-20年后,不再出现诺贝尔获奖者。

  要想保证基础科的投资,必须要解决日本财政债台高筑的现状。到2016年12月末,日本的国债和借款及政府的短期证券合计为10664234亿日元,和上一年相比增加了218330亿日元,每个日本人约负担840万日元的借款。政府原来财政黑字化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财政收支正常化,但是在今年的众议院选举之前,安倍宣布2019年将消费税增加到10%之后,将原本定于还债的资金用于“育人革命”等,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为了拉选票而收买人心。

  财政收支无法平衡,不可能有能力在国家真正需要的领域增加必要的投资,即使勉强靠借债增加了投资,也都是“寅吃卯粮”,“拆了东墙补西墙”,加速财政破产的日子的到来。

  压迫日本财政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日本政界过于臃肿、庞大,以及庞大的政界制造的频繁的选举运动及每到选举到来时收买人心的“撒钱运动”。这种政界的臃肿、庞大也带来日本行政的臃肿、庞大。最近几十年来,政治家们都在喊要进行政治改革,但是总是“干打雷不下雨”,看不见政治家们触动政界利益的改革,执政党为应付选举的“撒钱运动”也越演欲烈。在2017年秋天的的众议院选举中,极少能听到对于有关日本生死攸关的问题--财政赤字问题的认真讨论,而是多以在日本现在的财政状态不可能实现(即使实现了也必定为将来留下祸根)的“诺言”哗众取宠。

  在这次选举中,各个政党都打出“教育无偿化”的公约,但是对于所谓“教育无偿化”的财源从哪里出都语焉不详,有分析认为:因为今年的参选年龄下降到了18岁,各个政党异口同声打出“教育无偿化”的公约,其重要的原因不过是拉18岁以下的新选民和他们的父母等的选票。12月8日,日本政府内阁决定了所谓“育人革命”的一揽子政策,其核心就是要拿出两兆元规模的租金,实现私立高中的学费实质上的无偿化,而大学学费实质上的无偿化,从2020年4月开始实施。

  在国家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实现这样的所谓“教育无偿化”,真的能够实现“育人革命”吗?

  中国诗人王宝池写过一首律诗《劝学》,诗中的前四句这式样写的:“学林探路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意思是说:在学海拼搏,要探究学问的深远之镜,越是无人问津的高度,越有美好的学术奇景。古来成才的人士都要经历种种磨难,在那些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纨绔子弟中,诞生出出色人才的可能性很低。而信手拈来,不用花钱的学习环境,真的能够实现“育人革命”吗?日本的现状是因为经济穷困而人才减少吗?

  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许多中国留学生到日本来留学,当时中国人的平均收入和日本人相比相差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来日的留学生几乎都是打工挣学费、生活费,不仅得不到家里的资助,而且很多人还要给家里寄钱,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学有所成,成为中日两国各个领域中的砥柱中流,而现在的日本青年,与其说是经济条件不富裕,不如说是缺乏中国青年的这种拼搏精神(hungry spirit)。中国每年有几十万青年出国长期留学,而日本仅有一、二千人,在留学上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日本,在将来的国际化竞争中很难与中国竞争。

  因此,日本的财政问题和日本青年拼搏精神的弱化带来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的弱化是日本在各个方面不断被中国赶超的根本原因,而这两个问题又是相互关联的,一个财政不断接近破产危机的国家,必然在各方面不断弱化与退化,并在国民的心理上造成无形的压力,投下无形的阴影,会使他们在看不到国家前途的同时担忧自己与家庭的未来,在失去对未来的信心的同时,拼搏精神衰退。

(日经中文网,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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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译、整理:李彦松、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