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美股调整结束了吗?

2018-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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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8年第13期(总第1810期)    2018年2月26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本轮美股调整结束了吗? 人口下降导致日本废弃土地激增 OECD:债务上升“挑战”发达国家 美联储看好美国经济增长 邹至庄:萨缪尔森的贡献是什么? 人民银行深化“放管服”改革 人民币有效汇率创新高 什么力量支撑中国消费者买买买?

经济热点

  本轮美股调整结束了吗?

  [摘要:近来美国股市逐渐稳定,是不是意味着本轮调整已经结束?至少,风险平价策略已经在透露着这种信号。]

  美股下跌中的助推器,似乎已经平稳下来。近来,风险平价基金(risk-parity funds)——即那些通过在固收资产上加杠杆以平抑其他各类资产风险的基金——的波动性同其目标波动性的距离正在越来越远,显示出其面临的风险压力正在减少。

  以Salient的风险平价指数为例,其目标波动性为10%,而目前这一指数的近10日表现为7.6%左右,远低于其目标波动性水平,近30日的表现为10.6%,大致同目标波动性相同。

Academy证券的宏观策略师Peter Tchir指出,风险平价资产组合的波动性目前在目标区间内,这是此次回调已经过去,并且不会有更大后续调整的有一个象征。

  通过风险平价基金,投资者基于VIX指数在股票和债券市场中买入或卖出以实现“风险平价”。如果VIX指数正在下跌,这就意味着市场中的“风险”正在下降,那么这些基金就会卖出债券,买入股票。如果VIX指数在上涨,意味着市场感知到的“风险”正在上升,这些基金就会买入债券,卖出股票。然而所有这些行动的问题在于,这些动作是完全基于算法,而不是人类大脑做出的决策。换言之,无论市场风险究竟怎么样,这些基金只会根据VIX等指标而非考虑其他复杂因素的前提下买卖股票和债券。

  在2月上旬的美国股市回调中,诸多著名风险平价基金损失惨重。近年来表现出众的新加坡Quantedge基金就在波动性面前遭遇了“滑铁卢”。2017年,Quantedge的回报率达到38.4%,按照汇丰银行对全球469家对冲基金的排名,这家基金排名第七。然而据华尔街日报2月8日援引该基金CEO Suhaimi Zainul-Abidin的话说,由于波动性陡增,Quantedge处于“轻微亏损”状态。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HFR的数据,过去两年,受益于全球市场的增长,全球风险平价基金年收益率几乎都在两位数以上。去年,将目标波动性设定为10%的风险平价基金指数回报率为13.5%,将目标波动性设定为15%的风险平价基金则获得了20%以上的收益。目前,VIX指数已经下降到了15.8,虽然不及本轮股市调整前长期低于10的水平,但是已经比比月初时最高达到的50.3有明显下降。

  凌昆在《香港商报》撰文认为,近期源自美国的全球股市震荡似预示新年为调整之年,对此确要有足够认识和准备,须防日后震荡更频密幅度更大。

  研究调整必看周期性变化,与最新股震相关的是美股历史上第二长牛市,以道指计由2009年初6000余点升至今年1月新高的26000余点,升幅达数倍,也超过金融海啸前的约14000点峰值逾八成,当然这也远超GDP经历海啸后的复苏程度。在位高势危下股市调整只是时间问题,各种技术性因素如VIX衍生工具、程序沽盘及市值中ETF比例增高等,均只会扩大震幅而非震源,过去的周期还提供了走势的统计数据,有研究显示按标普指数计,一般回调(跌达一成)的调整期平均约4个月深度约13%,若进入熊市(跌达二成)则调整需时近2年深度达三成。

  凌昆指出,在股市外更值得关注者是美汇美债的调整,而这已早在1年余前开始,到今年初便引发了股震。美债有逾30年的长牛;债息自上世纪70年代末便持续下行,前债王格罗斯指若10年国债息率回升2.4厘以上一段时间,长牛便告终结,但有人则指要回到3厘之上才可。债息于2016年中跌破1.5厘创出新低后,反弹曾逾2.5厘但未企稳,自去年末起的新升浪曾达2.9厘,能否企稳尚未可知,但若牛市告终则影响深远:长债息升会令按揭及项目融资成本上升,拖累投资、楼市、股市及经济增长,且还将危及财政:国债息额已达20万亿美元,平均息率每升一个百分点利息负担便增加2000亿美元!

  凌昆认为,债市走向事关重大,而这将受几大因素影响:一、货币因素。美联储的加息缩表政策在去年启动后料将继续,美元若持续下行不利引资留资,累计货币发放及债负上升等也不利债市。二、特朗普或美国内政因素。主要有两点,一是财政因减税增支令人忧虑赤字扩大,估计最新的预算案将于10年内增加国债逾7万亿美元,很容易引发债息与财赤互相推高的恶性循环。二是反全球化保护主义政策损害美国对外经贸交往,从长远看也不利发展,将令美元及美元资产需求受压。三、国际财金因素。近年国际上出现了“去美元化”的结构性转变,对美汇美债市况不利。转变原因众多,但不约而同地出现却易引发问题,原因包括受美国制裁和敌视的国家日多,美国通过美元交易行使“治外法权”,石油市场变化,日本人口老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稳步进展等。当前一个关键点是中东的“石油美元”体系是否走向终结。四、地缘政治因素。近期许多分析员都已把地缘政争列为影响金融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恐怖主义和中东及朝鲜半岛等地区纷争都是关注点,欧洲分裂和各国民粹主义涨潮等问题亦有影响。资产管理商Bridgewater Assoiates的报告便指发达地区的民粹主义指数已升至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高值,令相应风险大增。何况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和美国国安报告把中俄视为头号敌人并启动新冷战的做法,将令地缘政治特别是大国斗争升温。过去国际形势动荡,美元资产每被视为避险工具,但今后情况将不同,因美国反会成风暴中心。无疑地缘政治因素多变难测令相关风险更高,也更易带来突发性的黑天鹅事件。

  以上都是近期因素,对30年多的债市长牛还要有更长远的历史发展性理解。牛市最初可能是由通胀纾缓引起,其后的主要动力来自里根时代的自由主义财金策略,在“去规管化”中放任金融业发展,带来了约20年的稳增长低通胀“黄金时期”。这虽为金融海啸打断,牛市却由量宽等超级扩张宏调政策取得新动力而延续下去。但量宽时期也正走向终结,牛市还有什么动力支撑?过去30余年也是美式资本主义的不断演化过程,美国自走上“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后,到里根开启了“虚拟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盲目膨胀,其资产规模为世界GDP的多倍。海啸不单未有改变这种格局,还通过国家力量特别是印钞来给予支撑,形成“国家虚拟金融资本主义”的新局。但这却因上述量宽退市等因素达到了穷途末路,财金危机日甚外,社会撕裂、民粹升温而国际关系日益紧张,令美国又走到恍如上世纪20年代的巨变前夜。债市长牛走向终结已属必然,更须防由此带来超级震荡。

(综合消息)

国际经济

  人口下降导致日本废弃土地激增

  日本逾20%的土地没有可以立即联络到的所有人。对于政府以及建筑和地产行业而言,这是一个不断蔓延的噩梦。

  这样的情景曾是一个土地所有者梦寐以求的。一条正在修建的通往大东京地区的干道,一小块没有其它大用、灌木丛生的草地正好处于干道的必经之路上。只需一些勇气,外加一位能干的律师,日本国土交通省就不得不支付征地补偿。

  日本国土交通省土地建设产业局的正本一郎(Uichiro Masumoto)说,事实上,有一个顽固的土地所有者反而好一些。现实情况要糟得多:根本找不到土地所有者。上面说的那块土地最后的登记时间是1904年,所有人是一位出生于明治天皇时期的女性。

  官员们钻进历史档案中寻找。他们最终找到了148位继承人——这只是麻烦的开始,因为其中有八人已经移民国外了。后来在发出了近200封信函并进行了多次走访后,政府放弃了。一家法院裁决道路施工继续向前推进。整个过程耗费了三年的时间。

  正本遇到的修路障碍,只是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的日本面临的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的缩影。土地曾经是封建财富,今天仍受到不可动摇的财产权的保护,但现在有些土地却变得一钱不值,所有者弃之而去。

  逾20%的日本土地,相当于丹麦的国土面积,没有可以立即联络到的所有人。预计到2020年,这类土地的面积将超过爱尔兰的国土面积——对于政府以及建筑和地产行业而言,这是一个不断蔓延的噩梦,因为,如果没人知道土地的所有人是谁,那么除了乱倒垃圾的人以外,谁都无法使用它。

  森林中的道路无人维护,太阳能发电厂成为烂尾项目,财产税收不上来。根据一民间无主土地工作小组统计的数据,到2040年,由此造成的经济成本将从每年1800亿日元(合16亿美元)上升到3100亿日元。

  “过去,随着日本人口在这些面积狭小的岛屿上不断膨胀,每一块土地都很珍贵,”上述工作小组的负责人、曾任岩手县知事的增田宽也(Hiroya Masuda)说,“随着人口减少,越来越多的土地没有了使用的机会。”

  日本人口在2017年减少了40.3万。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到2065年总人口将从1.265亿降至8800万,到2115年仅剩下5100万。农村地区的降速最快,青森、秋田和岩手等北部县份的人口每年减少约1%。

  增田说,2011年海啸过后,无主土地成了一个大问题,当时岩手县试图寻找土地搭建临时住所。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当年岩手县要修建一条公路,但前提是必须找到一个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移民到巴西的土地继承人。日本驻巴西大使馆多方搜寻无果。他说:“我们最终放弃了,公路改道。”偏僻山谷中的小块田地、内陆地区的陡峭山林,或者这些地区的郊区住宅用地,现在都不值什么钱了。“如果你拥有或者继承了这样的土地,又没有使用的途径,那它就成为一个累赘,”增田说,“你还得缴纳资产税,还得维护它。越来越多的人祈求他人拿走他们的土地,甚至不要一分钱。”

  今年,日本议会将首次就此问题给出答案:颁布一项法律,允许公共机构以租赁的方式使用无主土地,租约每五年自动更新一次,租金支付给信托,以待业主未来某一天出现。这将解决道路修建时遇到的问题。

  但这无助于解决一些土地“所有者不详”这一根本问题,日本智库东京财团(Tokyo Foundation)的吉原祥子(Shoko Yoshihara)表示:“并不是没有业主,只是很难找到。”

  问题的根源在于日本的法律体系。土地登记不是强制性的。相反,它是一项民法程序,旨在让所有者能够保护其财产权并将资产用作抵押品。没有登记的土地并未丢失,只是没有记录。

  过去,所有土地都值钱的时候,土地所有人都进行了登记。但当一块土地变得不值钱时,继承人没有理由去登记他们的所有权,那不过是让税务人员知道哪里能找到他们。再加上日本继承法效仿法、德模式,所有子女都有权继承父母资产中的法定部分,这导致土地所有权变得非常不透明。

  实行强制性土地登记是政府正在考虑的解决方案之一。不过,由于所涉及的成本,吉原怀疑即使这么做也无法解决问题。她说,“即使这是一项法律义务——如果不能产生经济效益,每个人都会遵守这些规定吗?”

  最根本的解决方案可能涉及某些更加深刻的东西:日本人与多山岛屿上的房产的关系需要发生根本性转变。“30年前人们都认为土地是最大的资产,其价值一直在增长,”增田说,“最近,随着人口下降,人们对土地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但制度并没有与时俱进。我们需要的不是小调整,而是彻底转变模式。”这种转变可能包括建立一个吉原所说的接纳日本无主土地的管理机构。她说,“当一个老人拥有一座山或一块田地,而他的子女已经搬到东京时,我们需要提供更多的选择。”

  目前,地方政府通常会拒绝接受无价值土地的捐赠,因为需要承担随之而来的法律责任和管理费用。但是,他们可能不得不接受,或者政府可以成立一个公共机构来拥有这些土地。这可能会把问题转变成机遇。在一个日益拥挤的世界里,对于这些新拥有的大量公共土地,日本能做些什么呢?

  增田说,“在日本,我们一贯的原则是,土地应该归私人所有——它应该属于某个人——但是,我们可能不得不改变这一原则。”

  日本的环境为数十年的快速工业化付出了沉重代价。各个岛屿上几乎所有地方都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强大的私有产权,政府对开发采取放任态度以及对基础建设项目的痴迷,导致即使在最宁静的山谷,也能冒出价格低廉的公寓和工厂。

  增田说,“如果我们可以通过某种公共机构将这类土地尽可能多地汇集起来,那么我们可以为环境做出巨大贡献。”他指出,一个潜在用途是建立自然保护区或森林碳汇。那将使日本的现状大大改观。对于国土交通省的正本来说,这就能使他们避免道路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障碍,比如40个人——或者说由他们的240个继承人拥有——的一块前墓地。其中三人仍未找到。购买土地的过程已经持续了两年多。谈判仍在继续。

(FT中文网,2018.2.26)

  OECD:债务上升“挑战”发达国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警告称,发达国家面临日益上升的政府债务,随着世界各地利率上调,这些债务对其预算构成“重大挑战”。

  经合组织称,从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低利率帮助各国政府维持高债务水平和持续的预算赤字,但“相对有利”的主权融资环境“可能并非金融市场的永久特征”。经合组织的高级政策分析师法托什·科奇(Fatos Koc)告诫称,该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面临“债务到期带来的日益加重的再融资负担,再加上持续的预算赤字”。

  对大规模公共借款的较长期后果发出警告,标志着经合组织的立场转变。就在去年11月,该组织还在赞扬各国放宽财政政策以帮助全球增长。在当时发布的《经济展望》(Economic Outlook)中,经合组织表示,“就算10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上升1个百分点……预算平衡在接下来3年的年均恶化幅度也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1%至0.3%”。但现在科奇主张,利用财政措施作为经济刺激手段是否明智,要看具体国家的预算处境,而“在形势良好的时候,在经济中建立强劲的财政根基很重要”。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向结束超级宽松货币政策迈出一步,不再提及动用一切可用工具,这推高了欧元汇率和德国债券收益率。2018年,经合组织成员国主权债务的总存量达到45万亿美元以上,远高于2008年的25万亿美元。去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债务与GDP之比平均达到73%,而今年这些成员国将要从市场借入10.5万亿英镑。经合组织表示,由于在金融危机过后借入的很大一部分债务将在未来几年到期,发达国家需要在接下来3年对40%的存量债务进行再融资。

(FT中文网,2018.2.23)

  美联储看好美国经济增长

  美联储(Fed)的政策制定者们在最近一次会议上表示,美国经济的增长势头将进一步增强,这加强了上调短期利率的理由。

  美国央行1月30日至31日会议的多名与会者表示,自上月开始,他们已调高了增长预期,受全球经济强劲增长、金融市场呈现支持态势,以及美国减税措施对经济提振作用可能超出预期的鼓舞。此次会议的纪要显示,另一些人表示,经济增长的“上行风险”可能有所增加。

周三公布的会议记录显示,“大多数与会者指出,更强劲的经济增长前景增加了这种可能性,即进一步逐渐收紧政策将是适当的。”

  反映支持加息的观点有所增加的是,美联储的利率制定者们在会后的声明中改变了措辞,指出利率会“进一步”提高。

  美联储的最近一次政策会议是在前主席耶伦卸任前不久举行的,她的继任者杰伊·鲍威尔(Jay Powell)刚刚上任就迎来了市场的动荡。纽约联储主席比尔·达德利(Bill Dudley)等政策制定者强调,股市的波动不太可能动摇央行推进逐渐加息的计划。

  虽然1月份的讨论早于市场动荡最激烈之时,但会议纪要似乎表明,自美联储在去年12月会议上加息以来,美联储官员们对经济的信心有所增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在1月会议上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1.25%到1.5%之间,同时为3月20日至21日会议上再次加息做好了铺垫。

  当前市场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美联储会不会选择在2018年四次加息,而不是目前预测的三次?市场对会议纪要的即时回应似乎表明,纪要内容并未显著推进这场辩论: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小幅下降,美元小幅走软,但两项变动都很微小。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则几乎没有变化。

(FT中文网,2018.2.22)

  邹至庄:萨缪尔森的贡献是什么?

  邹至庄最近在一篇回顾文章中写道: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有人认为只能说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20世纪前半期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我在1951至1955年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弗里德曼和当时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位教授阿诺德·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指导我写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弗里德曼觉得我的论文不错,便写了一封介绍信给MIT斯隆管理学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的副院长推荐我到该校任教。1955年我当MIT的助理教授后便认识在该校任教的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教授。萨缪尔森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第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对研究经济学的态度和方法不同。弗里德曼用统计的数据来证实经济理论。好比他研究消费行为,用持久收入来解释消费,也用美国的经济数据来证实这个理论。萨缪尔森则用数学的方法来分析经济理论,他从来不用统计的数据来证实经济学理论。1941年萨缪尔森在哈佛大学拿到经济学的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经济分析的基础》(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用数学的方法说明经济学一些最基本的理论。该书的内容包括静态经济学与动态经济学。静态经济学理论的一个例子是当消费者的收入增加,他们对各种货物的需求便会增加。动态经济学讨论经济行为发生的时间。好比当消费者的收入增加,他们对货物需求在何时增加。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理论是人类的经济行为是基于他们想要追求个人的最大幸福。弗里德曼利用经济数据来证实这个理论。萨缪尔森用数学方法来分析这个理论。亦即用数学方法推导出这个理论的含义。在萨缪尔森著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中,我们找不出任何统计数字,只找到经济理论的推导。但是萨缪尔森研究经济学的范围甚广,包括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国际贸易、金融经济学等。在每个领域他都发表了极重要的论文。

  萨缪尔森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领域是动态经济学。举动态经济学的一个例子:当收入增加了,消费量便会增加。动态经济学说明收入增加后消费量在何时增加。动态经济学的变数都是时间t的函数。好比消费量C是时间t的函数。动态经济学还可以用来研究一个变数和几个变数的时间关系,甚至几个变数和几个变数的时间关系。

  动态经济学不但包括动态经济的模型,还包括利用动态经济模型来决定良好的经济政策。好比政府的一个重要经济政策是增加国民消费。政府可以用补贴来增加居民的收入。居民的收入增加后,他们的消费量便会增加。再进一部的研究是如何决定良好的经济政策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果。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假定一个目的函数来衡量什么是良好的经济效果。

  美国一位著名的数学家Richard Bellman发现了一种数学方法,称为动态规划(dynamic programming),可以用来求出最优的经济政策来达到最优的经济效果。萨缪尔森是把动态规划引用到经济学的第一位经济学家。要求出最优的经济政策,我们不需要用动态规划(dynamic programming),我们只需要用一个微积分的方法,亦即拉格朗日乘数(Lagrange multipliers)便能解决Bellman用动态规划来解决的问题。经过多次讨论,萨缪尔森被我说服了,他也同意拉格朗日乘数能够用来求出最优的经济政策,并且是比dynamic programming更好的方法。关于这个结论请读者参考我著的Dynamic Economics:Optimization by the Lagrange Method。该书封面的反面记录了萨缪尔森承认拉格朗日乘数(Lagrange multipliers)是比动态规划(dynamic programming)更优异的方法。

(FT中文网,2018.2.22)

中国经济

  人民银行深化“放管服”改革

  人行网站2月26日发布公告,深化“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简称)改革。公告称,废止的规章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境内机构外币现钞收付管理暂行办法、有价单证及重要空白凭证管理办法、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和装帧流通人民币管理办法。

  至于规范性文件则包含关于对进口黄金及其制品加强管理的通知、关于重申对进口金银及其制品加强管理的有关规定的通知、关于加强商业汇票管理促进商业汇票发展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电子汇划收费标准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冻结有关恐怖活动人员资产的通知和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金融机构报送境外机构反洗钱工作报告(表)的通知等。

  2016年5月1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首次提出“放、管、服”三管齐下的要求。放即简政放权,降低准入门槛;管即公正监管,促进公平竞争;服即高效服务,营造便利环境。据中国政府网的报道,在中国本届政府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至少有50次的议题涉及“放管服”。

  据新华社1月间的报道,至今地方政府“放管服”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仍有不小差距,比如一些领域的审批程序仍然繁琐、环节较多;一些已决定取消的收费项目仍改换名目照收不误;还有个别地区“上面打一下、下面才动一下”,消极应对,主动改、创新做的意识不强。报道称,当前“放管服”改革进入攻坚期,唯有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深化改革,出实招、求实效,把雷厉风行和久久为功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换来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释放,推动国家发展、增进人民福祉。

(联合早报,2018.2.27)

  人民币有效汇率创新高

  国际清算银行(BIS)日前公布,1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升0.92%至122.63,创一年新高,上月修正后为升0.16%;当月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亦升0.65%至118.58,创19个月新高,上月修正后为降0.05%。

  国际清算银行在公布当期数据时,会对历史数据进行修正。根据BIS公布的数据统计,2017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累计跌0.99%,名义有效汇率则累计跌0.64%,这也是2003年以来首次连两年下跌走势;2016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累计下跌5.69%,名义有效汇率则累计下跌5.85%,均为七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下跌,且跌幅创2003年以来最大。

  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代表本国货币相对价值上升,下降表示本币贬值。名义有效汇率剔除通胀之后即为实际有效汇率,实际有效汇率更能反映一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名义汇率降幅大于实际汇率,表明当前中国的整体通胀水平要高于可比较的国家的通胀水平。

  受春节错位带来的高基数影响,中国1月CPI同比涨幅放缓至半年来最低水准,PPI增幅亦为逾一年最低。分析师普遍预计2月CPI将大幅回升至2.5%左右,为年内高点,但全年应该在2-2.5%之间。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BIS权重的人民币汇率指数1月升0.85%至96.75,上月为升0.74%。BIS的有效汇率指数是基于2011-2013年贸易数据权重,并以2010年为基期。在人民币指数的权重中,欧元、美元和日圆分列前三位。

(Reuters,2018.2.23)

  什么力量支撑中国消费者买买买?

  《华尔街日报》最近报道说,中国消费者又开始买买买,但问题是他们的后劲从哪儿来?

  中国消费者信心升至2005年尼尔森(Nielsen)开始编制该指数以来的最高水平。尤其是奢侈品重新流行起来。1月份,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瑞士手表出口同比增长了30%,去年全年出口增长10%。据欧睿国际(Euromonitor)的数据,2017年豪华车销售增长了18%。中国商务宴请中常见的高端烈酒——茅台的价格自2016年年初以来上涨了近一倍。2017年博彩中心澳门的贵宾厅博彩收入较上年增长了27%。在线购票平台猫眼电影的数据显示,今年春节七天长假期间中国电影院票房较去年春节增长了逾60%。

  三年前,北京掀起的全国反腐风暴导致奢侈品消费戛然而止,而现在,这场风暴有所消退。与此同时,中国房价出现了回升。房产是中国消费者主要的财富来源。德意志银行指出,过去两年,随着房价上涨,中国的住房总价值增加了人民币86万亿元(约合13.5万亿美元)。不同于之前几个周期,本轮房价上涨并不集中在上海、北京等几个大城市,而是向二三线城市扩散。在这些城市,去年房产升值给人们带来的财富效应超过了他们赚到的工资。

  这会带来风险。虽然中国政府不太可能让房地产市场崩溃,但由于地产行业相关的高负债水平令人担忧,中国政府需要为房市降温,这其中既涉及开发商的高负债,也有买房人日益攀升的债务。此外,美国加息或再次引发资本从中国流出,从而促使对跨境资金流动的打压恢复。

  哪些奢侈品行业公司最容易受冲击?澳门赌场运营商算一个,特别是永利等依赖一掷千金贵宾客户的企业。中国政府严控资金向澳门流动的任何举措都有可能对这些企业造成打击。

  投资者也许最好选择那些面向中国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的公司,避开华晨中国、韩国爱茉莉太平洋公司等面向富豪人群的企业,前者在中国销售宝马汽车,后者拥有在中国深受欢迎的多个化妆品品牌。

  中国消费形势强劲,这是好事,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WSJ,2018.02.23)

  (编译、整理:李彦松、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8年第13期(总第1810期)          2018年2月26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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