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8年第18期（总第1815期） 2018年3月16日（星期五）
经济热点分析
2018年两会期间经济热点透视（二）
[导读：2018年的两会，备受海内外关注，其中经济领域的热点问题尤为突出。宏观经济目标、金融监管、经贸问题、财税改革等等，均引起热议。在此我们将相关的分析、解读加以整理，供大家参考。]
（续第16期）
“一委一行两会”的新金融监管模式
《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政府对国内金融和商业监管机构进行全面改革，为领导层打好防范银行体系和整体经济深层风险的攻坚战再添助力。
根据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保监会）将合并成立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确保国家金融安全。中国央行（人民银行）将负责制定银行业和保险业法律法规，而对具体公司的监管将划归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据参与制定政策的官员称，上述机构改革旨在理顺对金融公司和资本市场的监管，此前这一领域的监管时而不统一，未能有效应对债务攀升和新金融产品增多带来的风险。
这些官员称，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和中国央行将由去年成立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一领导。
此次改革也给予管理竞争、工商和其他经济活动的监管机构更多权力。新组建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价格监督检查、工商许可、反垄断执法、质量控制和食品药品安全等职责整合。重组后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更加直接地注重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医疗保健及政策，新组建的国家自然资源部将负责管理矿业、海洋、林业和其他土地资源。
国务院参事马力对记者说，此次机构改革十分必要，打破了以前的平衡、过去的既得利益以及原来的监管分散化体制。
据麦格理集团（Macquarie Group）分析师估计，企业、有政府背景实体和家庭的债务持续攀升，其总规模目前已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65%。
此前，中国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对债务激增问题的回应缺乏协调，导致问题进一步加剧。监管漏洞使得面向普通投资者销售的高收益、高风险投资产品大行其道，而这些投资产品通常是将债务重新打包、再以新的产品形式推放到市场的。时机不当的市场维稳举措和沟通不善的人民币贬值措施等政策失误对中国2015年和2016年的股市暴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防控风险，中国政府加强对资金外流的管控，对大量举债进行海外投资的民营企业集团进行了整顿，并压缩了银行间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其它融资渠道，此外还收紧了对企业上市申请的审批。
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在调和两个通常不相容的目标上遇到了难题：一方面鼓励开放市场，将其作为一个融资来源；另一方面则对市场进行控制，以便取得期望的效果。
康奈尔大学教授、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事务主管的艾斯瓦尔·普拉萨德称，中国正努力解决一个几乎困扰每个国家的问题，即何为恰当的金融监管集中度和统一度？
中国的论战与全球金融危机后美欧的监管大洗牌类似。比如，在美国，美联储负责监管银行和大型金融机构，但其他部门有左右金融行业不同领域的权力。为加强协调，美国于2010年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该委员会因过度监管受到金融行业的抨击。
标普分析师廖强称，将出现更大的协同效应和更多的政策协调。合并后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将监管人民币262万亿元资产，约是中国经济总规模的三倍，其中包括人民币245.8万亿元银行业资产和人民币16.6万亿元保险业资产。
很多分析人士称，加强对安邦等可能破坏市场和社会稳定的金融机构监管，对于维护整体金融稳定是必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经济学家张明表示，鉴于银行和保险公司是金融市场最大的资金来源，将银监会和保监会合二为一理所应当。
中国新金融监管：政策决定机制
德国商业银行亚洲高级经济学家周浩认为，国务院机构改革最终方案终于出炉。这可能也是2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市场的关注焦点自然集中在金融监管体系上。
周浩认为，总体来看，金融监管的“中心化”是大趋势，这也意味着“去杠杆”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金融政策。尽管思路和架构都厘清了，但“去杠杆”却绝非朝夕之功。
这里面有几个难点，第一，既要“去杠杆”，又要保发展，这两者之间不能说有绝对矛盾，但也至少存在冲突；第二，既要“去杠杆”，又要保证不发生金融危机，这两者是短期和长期的问题，但“去杠杆”的“度”不好把握；第三，到底是要“去杠杆”，还是要稳住宏观杠杆率？前者指杠杆率要下降，简单来说就是信贷增长率不能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后者则是要求信贷增长率约等于名义增速。虽然看起来没差几个字，但执行起来可是有很大区别的。
短期之内，相信没人可以说清楚这三个问题的微妙联系，但我们可以大致用利率来描绘市场环境和政策意图。楼继伟在两会期间表示，理财保证收益率超过6%是“骗子”，这大致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说加权平均借贷利率超过6%，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可容忍区间的上限。按照央行2017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7年12月份，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74%，看起来离上限已经不太远。以3个月SHIBOR为例，目前的利率水平在4.7%左右，这也是历史高位附近。如果历史可以作为参照的话，我们大致可以认为目前的利率上行的空间有限。换言之，虽然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措辞写得比较“鹰派”，但真想“放鹰”，其实难度也很大。
那回到这个问题本身，高利率可以帮助降低杠杆率么？这似乎是一个设问句，答案应该是“可以”。但现实中可不一定如此，比如说一个企业愿意以极高的成本借钱，在正常情况下，这背后很可能有一个不可告人的意图——该企业根本没准备还钱，至少没准备还所有的借款，这跟理财收益率高于6%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高利率反而可能让人铤而走险，因此杠杆率反而可能上升。而如果通过强硬的方式让企业去杠杆，那么可能导致大量的企业倒闭，这又可能触发巨大的金融风险。
如果上述的推导是正确的，那么“去杠杆”很可能是“稳杠杆”，因为货币政策空间有限，因此政策将主要通过监管政策而非货币政策来实现。
机构改革需要也必须符合政策的大方向，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监管政策更加定向，而货币政策更加宏观。所以把宏观的（包括文件起草）交给央行，微观的（包括各种定向爆破）交给银保监，可能才是职能划分的界限吧？
经贸问题
贸易战无助于解决贸易问题
据路透报道，美国近期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征收高额关税，引发世界范围对贸易战的担忧，时值中国两会（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召开，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强调，中国不希望打贸易战，也不会主动发起，中美双方会继续就贸易问题进行会谈，合作交流渠道并没有“中断”。
针对中国去年对外投资的下降，钟山在人大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体看中国对外投资是“好的”，与现阶段发展水平相适应，接下来还将继续遏制非理性投资，他并重申对实现今年外贸目标有信心。“贸易战没有赢家，只会给中美两国和世界经济带来灾难。中国不希望打贸易战，也不会主动发起贸易战，但是我们能够应对任何挑战，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在答记者问时称。
他就中美贸易平衡问题解释称，中美贸易统计存在差异，根据由政府机构专家等组成的中美统计工作组测算，美国官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每年都被高估20%左右。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结构性的，还与美方高技术对华出口的管制有关，他援引美国研究机构报告，如果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放宽，对华贸易逆差可减少35%左右。此外，中美在金融、电信、汽车、农产品等领域的市场准入存在一些差异，双方都各有诉求；中美对网络安全、知识产权、两用物项等安全的看法也存在差异。不过他表示，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并没有中断，还在继续谈，中美之间合作交流的渠道没有中断过。
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贺军此前针对美国提高关税一事表示，美方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中方将在评估美方措施给中方造成损失的基础上，采取有力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外交部长王毅则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打贸易战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3月初访美，他两会期间在山西团的发言中提及，刚刚结束的访美过程中，与美国政府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交流，双方都表示不打贸易战，而是继续进行进一步沟通和深入谈判，促进双边合作。
在全球贸易摩擦加剧之时，多边贸易谈判也遭遇阻力，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在同一场合表示，未来中国会继续支持多边贸易谈判，这既包括像粮食储备公共安全等的传统议题，也包括电子商务、投资便利化等新议题。他强调，争端解决机制是WTO的核心功能，符合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也符合所有成员的长远利益。希望WTO成员能够本着大局的利益，积极采取措施来尽快恢复，使多边贸易体制的运行更加顺畅。
某海外智库宏观分析师就贸易战评论道，现在各国搞的区域经济合作，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一带一路，都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在全球化走不通的情况下搞区域合作。但是以中国的经济体量，任何区域贸易协定都容不下中国经济这个庞然大物。所以中国的贸易政策必须抱紧多边机制，尽管WTO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仍是对中国最有利的贸易制度安排。为了WTO的生存和发展，中国在贸易政策上做出一些适当的让步是完全合理的。
去年中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FDI）增至1,310.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而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ODI）同比减少29.4%，全年累计为1,200.8亿美元。钟山称，同比下降主要由于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有效遏制，未来还将继续控制非理性投资。“我们通过‘降虚火’、‘挤水分’，使得企业对外投资更加稳健、更趋理性。”他表示，“总的来看，中国对外投资是好的，与现阶段我国发展水平和发展要求是相适应的，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他指出，下一步将抓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聚焦重点产业、重点国别，推动中国优势产能、先进装备走出去，积极鼓励有实力、信誉好的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高跨国经营能力，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同时，加强真实性合规性审查，继续控制非理性投资，要求中国对外投资企业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
在FDI方面，针对有些抱怨中国开放不足的声音，钟山表示，外资企业有抱怨，说明了他们还是关注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的市场有信心，如果连抱怨都没有了，那他们就没有信心了，”我们会非常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倾听他们的声音。”他指出，下一步将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外资基础性法律立法进程；扩大市场准入，履行金融对外开放承诺，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扩大电信、医疗、教育、养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开放。还要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加大西部开放力度，把西部从开放的末端变成开放的前沿；完善投资环境；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对于今年的外贸形势，钟山重申今年外贸发展面临的环境依然复杂严峻，但对实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任务是有信心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巩固外贸稳中向好势头，积极扩大进口，办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下调汽车、部分日用消费品等进口关税。
去年中国出口增速达7.9%，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出市场普遍预期。广发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郭磊最新报告称，以目前外需惯性，2018年出口完成7%应该是偏大概率。他并指出，在2017年初，对特朗普发动全球贸易摩擦的担忧要高于现在，数十年的贸易数据证明，贸易周期基本上同步于经济周期，受贸易纠纷扰动较小，即贸易主要由经济基本面决定。
比较值得参考的一个类似案例是2002年的贸易战，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8个国家的钢铁产品实施反倾销，并启动201条款。从出口增速来看，那轮贸易战对中国出口影响并不显著。
汇率企稳力挺中国统一金融监管改革
路透报道指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两会对汇率走向着墨甚少，今年汇市看点将更多集中在资本项目、金融业开放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展。
受访专家和市场人士指出，统一金融监管体制落地、防风险攻坚战俨然是今年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中之重，而企稳的人民币汇率则是上述改革推进的一大稳定器，其中最大的变数则来自于近期美对进口钢铝征收重税引发贸易战忧虑升级，这将成为今年影响人民币汇率走稳的最大不确定性。
“2018年，随着人民币汇率企稳预期成为市场共识，跨境资本的盲目流动得到抑制，外部金融风险大幅削弱，将支撑中国金融业开放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的有序推进。”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程实称。他并认为，通过“引进来”，最终实现中国金融“走出去”，从而支持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的“走出去”，实现国际产能合作、“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协同发展，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期望从两会窥探汇市走势大方向的交易员们坦言，如今稳定有加的汇率并不是两会的重点，今年的重点在于金融监管改革、防控金融风险和去杠杆等，不过稳定的汇市刚好为前述改革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央行副行长潘功胜认为，2017年以来，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供求基本平衡，外汇储备小幅上升，人民币汇率预期稳定，市场主体行为也比较理性，对外汇市场前期采取的宏观审慎的逆周期调控已基本退出。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两会期间的央行发布会上指出，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了中国对外开放，整个金融市场其他方面的联通也会有所增强，中国稳步渐进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现在还存在个别方面限制，这些也会稳步放开。这些放开后，人民币国际化会进一步迈进。副行长易纲亦称，不管是直接投资还是组合投资都会进一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称，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经过2017年的调整，人民币贬值预期得到根本逆转。可以预期的是，2018年汇率预期管理将边际趋松，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有望渐次放宽，为人民币国际化加速推进打开更加充裕的政策空间，亦为进一步汇率改革提供可能。
基于长期视角，人民币汇率预期管理与人民币国际化存在显着的“跷跷板效应”，两者难以齐头并进，一方的加强必然引致另一方的放缓。
“结合两会动态，我们认为，2018年中国将进一步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持续推动外汇市场发展、扩大汇率双向波动弹性，从而有效遏制针对人民币汇率的单边投机行为，抵御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对中国国家金融安全的外部冲击。”程实认为。
一外资行汇率专家也指出，汇率预期维稳下跨境资本流动的双向放松值得期待，不仅是扩流入，也可以扩流出，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考虑到国内利率相对高位，熊猫债应该迎来发展良机。
对于是否有必要继续扩大汇率双向波动弹性，他认为，”现在已经不小了、刻意追求更大的波动就没必要了，且亚洲货币整体波动率都不是很高，毕竟总体经济确定性高。”
在程实看来，在改革步序的选择上，将大概率优先延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时段，丰富市场参与者结构，而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区间的排序则较为靠后。
不过企稳的汇率预期仍有变数。尽管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但并不意味着贸易战可以就此避免，近期特朗普对钢铝征税已经令贸易战忧虑升级，市场人士坦言，这可能将成为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最大隐忧。“若美国率先提升贸易制裁的力度并扩大制裁范围，中国需通过贸易反制手段来增加美国进行制裁的成本，同时需做好贸易、汇率、金融等多领域的综合准备”。平安证券宏观报告指出。
报告提到，在1985-1995年美日贸易战中，美国利用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展开针对日本的贸易、金融、汇率等领域的多维打击，虽然日本当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仍无法抵挡美国的贸易战攻势。此后，日本经济便陷入了“失去的20年”。
因此，汇率风险不容小觑。2017年以来，随着美元指数接连走低，美元兑人民币也明显下行，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幅度已近8.7%，考虑到人民币升值不仅会对出口贸易产生抑制作用，且还可能造成国内资产泡沫化，人民币若继续长期维持升值走势，中国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将加大。
不过，上述汇率专家指出，正是因为人民币汇率自2017年以来的升幅可观，为可能的中美贸易战升级留出了余地，毕竟中国经济政策已经从扩张全面回归中性。“（贸易战升级的话，）大家都受伤、货币和货币在汇率上相比较，未必人民币就是最弱的那个。”他强调。
程实也提到，2018年全球贸易的趋势性回暖难以阻挡，美对钢铝征税引发贸易战，虽然会对中国贸易、跨境资本流动形成负向冲击，但是强度有限、风险可控。随着供给侧改革红利的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新韧性将继续巩固，从而支撑人民币汇率的长期稳定，有利于抵御贸易战引发的短期外部冲击。
财税改革
中国财税改革再出发
据路透报道，在中国诸多改革中一直被质疑步伐太慢的财税改革今年又成两会热点，相较中央地方财事权划分、地方主体税体系的确立等涉及国家治理的财政改革，提高个税起征点无疑是民众最关心的问题。
尽管从现任财长肖捷对此问题的回答推测年内出台民众受益是大概率事件，但从专家及副财长随后提及的诸多现实问题看，涉及方案测算和提出、个税法的修订以及现行税收征管模式的配合等等，提高个税起征点年内能否兑现仍存很大疑问。
根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税收改革方面，今年财政部将配合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合理提高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继续完善增值税制度，结合改革进程推进增值税立法工作。
尽管肖捷回答“大家都将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受益者”，但负责具体回答该问题的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则解释称，这一次的个人所得税改革至少有两大内涵，一个是提高起征点，会根据居民的基本生活消费水平的变化来确定，并且提出一个提高起征点的建议，一个政策性的建议。
第二个内涵是个人所得税改革增加了专项扣除，而且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首先选择的重点就是子女教育、大病医疗，老百姓最急需最关切的。当然，还会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最后具体确定专项扣除项目的规模和数目。
他指出，这次个人所得税改革还要改革完善征税模式，从现行的分类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模式，转化为建立起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税制。会将一些劳动性的所得，比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等这些劳动性的所得，作为综合所得合并起来，然后再确定一个基本减除费用，大家称之为起征点，再进行征税。
“这样做就是能够更好的体现税收公平，体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因为改成综合与分类征收的税收模式以后，这些综合性征税的项目会按年汇总来进行综合征税。”史耀斌称。
中国自2006年1月将个税起征点从800元人民币调整为1,600元，2008年上调到2,000元，2011年9月1日起上调为3,500元。其后调高个税起征点的呼声不断。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工商联向全国政协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的提案》，建议个税起征点从目前的3,500元提升至7,000元，并提高个人自行纳税申报起征点，由目前12万元再提升至24万元。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建议从3%-45%降至3%-30%以下。
史耀斌在发布会上表示，接下来财政部会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加快启动税收改革方案，同时启动个人所得税的修法。草案确定下来以后，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按照程序进行审议，审议以后组织实施。
身为政协委员的刘尚希稍早在两会间隙对媒体称，关于个税提高免征额，要先测算一个数，提交人大，而中国地区间经济水平差异很大，如何测算一个合理的各方面都能认同的数就不容易。同时涉及到个人所得税修法，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很快就能出来的，最终要取决于方案和立法程序。
“免征额扣除时要考虑生活成本，地区差异，是一件非常严肃和谨慎的事情，现在也只是提出来，”他称，“凡是涉及到老百姓钱袋子的事情都不是小事。”
此外，个税由分类向综合的改革也需要信息共享和税收征管制度和体系的配合，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需要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孤岛，提升税收征管模式和征管水平。
“提高个税免征额只是个税改革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但现在包括媒体和大众更多将注意力盯在免征额上，好的政策初衷更需要能落到实地的执行力……我们不能把发达国家的教训当成我们的未来去追求。”刘尚希表达了对个税改革能否真正落地的潜在担忧。
不过，另一位税收专家就认为，所谓的条件具备不具备很多时候是政府部门为不愿改革找借口，“当年营改增全面推开的时候也是一堆不具备的理由，最后不还是全面推行了吗？条件是创造的。”他认为，个税改革今年能否落实需要看人大的立法计划。”归根到底取决于决策层的推动力。”
虽然今年中国调低赤字率至2.6%，强调积极财政政策取向不变，但面对支出庞大且只增不减，而收入增速压力不小的财政紧平衡的现状，下一步中央地方财事权改革以及地方主体税种体系的建立都是财政改革的重要内容。
肖捷提到，十九大已经明确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要求。关于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改革，涉及的领域非常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工程。推进这项改革，需要总体规划、统筹推进。去年已经率先出台了外交领域的改革方案。
今年又出台了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应当说为分领域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提供了引领，因为这是一个基础性的改革方案。
“今年将重点推进教育、医疗卫生、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等领域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通过推进这项改革，有力地促进各级政府更好履职尽责，更有效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肖捷称。
至于地方税体系的构建，史耀斌介绍，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提出要适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十九大报告也提出要加快建立地方税体系，这些都为房地产税改革作出了部署。
“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财政部以及其他有关方面正在抓紧起草和完善房地产税法律草案。房地产税总体思路就是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按照这样一个总体思路。目前，我们正在设计、完善，同时再进行论证和听取意见。”史耀斌称。
中国经济的前景
重新审视中国增长前景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在展望中国经济前景时认为，在最近20年的历史上，除了在1998年因为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而造成经济增长目标没有达成之外，即便是在2008年面对由于美国次贷危及引发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经济毫无悬念地实现既定的增长目标。但中国经济在2014/15年连续两年GDP增速没有达到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政府在经济增长层面承受较大的压力。
虽然2017年实体经济的感受要明显好于前几年，无论是企业盈利还是居民消费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GDP数字层面没有大幅提升。回看过去5年，中国经济中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是：经济增速下了一个又一个台阶，但就业始终没有出现太大问题。从理论角度讲，在经济下行过程中，需求疲软和产能利用率下降导致失业率会明显上升。但事实上，我们非但没有看到就业层面出现任何恶化的迹象，反而政府在2014年把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目标从900万提升到1000万，而2017年又创纪录的进一步提升到1100万。这背后是2013年以来每年的实际城镇新增就业人口都在1300万以上。从数据层面看，统计局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由于长期徘徊于4.5%-4.6%而被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缺乏解释力和说服力，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属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公布的全国职业供求状况数据显示：从2011年4季度开始，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趋势性逆转，从之前的“供大于求”转向“供不应求”，并且求供倍率一路上行，在2014年4季度达到最高的1.15倍，之后虽然有所回落，但基本稳定在1.1倍左右。虽然劳动力供给格局逆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于2010年之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和人口扶养比上升，但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经济中出现“经济增长下台阶，就业市场上台阶”之间的矛盾现象背后有更多的结构性原因。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的“奥肯定律”指出：“失业率与GDP增长率二者呈反方向变化的关系。即高增长率使失业率降低，低增长率则会提高失业率”。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国目前GDP增速放缓和就业水平持续提升之间的矛盾现象显然不符合“奥肯定律”。但奥肯定律给出的“失业率”与“GDP增速”之间的具体关系是“失业率每高于自然失业率1%，实际GDP便低于潜在GDP2%”。显然奥肯定律中的GDP增速不是单纯的实际GDP增速，而是实际GDP增速和潜在GDP增速之差，或者说是“产出缺口”。因此如果短期内一国的潜在GDP增速不变，产出缺口的大小直接由实际GDP增速决定，从而实际GDP增速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的就业水平。但如果潜在GDP增速出现变化，则情况会变得复杂，需要重新考量。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结构转型”，增长驱动因素从出口和投资向消费转型，与之相匹配的是服务业占比不断提升。2013年服务业占比首次超越工业，之后在2015年服务业占比首次突破50%，截至2017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占比已经接近53%。服务业占比提升的同时，全社会劳动力也持续流入服务业。从2012年至2016年短短5年间服务业劳动力占比提高了7.4个百分点至43.5%，但同期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劳动力占比却下降了1.5个百分点至28.8%。这种情况显然符合著名的“鲍莫尔-福克斯假说”：如果一个经济体中分别有技术进步的“进步部门”和无技术进步的“停滞部门”。假设相对于“进步部门”，“停滞部门”的需求收入弹性较高，但需求价格弹性较小，因此 “停滞部门”需求会伴随着工资上涨而较快增长，则劳动力会从 “进步部门”流向“停滞部门”。服务业相对制造业而言属于典型的“停滞部门”，居民收入增长会增加对服务的需求，因此会提升了服务业的消费比重，而且增加了服务业的就业率；其次，服务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使得服务业质量改善和平均成本降低，进而导致制造业对服务业的生产和需求增加；最后，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导致只能通过增加劳动力投入来增加产出，由此也会促进就业。虽然需求增长和服务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都能解释服务业就业率的增长，但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特别指出，但其主要原因还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滞后。
如果我们在“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基础上来重新审视“奥肯定律”，就会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下台阶，就业市场上台阶”背后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结于近年来经济转型过程中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从现实角度来看，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而言，劳动密集型特征比较明显。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发展会带来两个结果：一方面，吸收剩余劳动力效果明显，甚至在剩余劳动力枯竭的情况下，出现与制造业竞争劳动力的情况，造成劳动力从制造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流动的现象；另一方面，相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工业而言劳动生产率较低，较低的劳动生产率会拉低整体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而且这种“拉低效应”会伴随着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比上升而逐步增强。虽然目前对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估算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普遍认同中国潜在增长率近年来持续下行的趋势。如果把中国目前的结构转型因素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考虑到“奥肯定律”中的话，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实际GDP增速的持续放缓是伴随着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话，那么实际GDP增速的放缓并不一定会带来产出缺口的扩大，由此实际GDP增速放缓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也就不是线性关系了。
我们认为未来几年内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向好和国内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回持续复苏，但由于复苏是伴随着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因此基本面改善未必会像过去那样反映在GDP增速的提升上。因为潜在经济增长率中枢可能会因为像“鲍莫尔-富克斯假说”描述的那样，由于服务业占比持续提高而继续下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还是希望通过货币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控把实际GDP增速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其结果会推高物价形成通货膨胀以及催生资产价格泡沫。反之，如果货币财政政策的操作目标是把实际GDP增速向潜在经济增长率拉近的话，那实际GDP增速可能依然会维持在相对低位，甚至继续下行。但只要就业不出问题，经济增速无论是快一点或者慢一点都不是问题。其实我们已经看到政府开始转变思路，放弃过去的唯GDP论：在十九大报告指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重心从速度转向质量，而且在“三步走战略”中淡化的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这些都说明未来政府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推进结构性改革来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
那么我们是否需要担心中国产业结构在向服务业转型过程中，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是否会无止境的拉低经济潜在增长率？我们的答案是“未必”。因为“鲍莫尔-富克斯假说”中对服务业没有技术进步的假设是存在问题的。服务业本身生产和提供的过程中的产品形式有非实物化的特征，因此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测算存在很大偏差，例如忽视服务业本身质量的改善以及服务业的外溢效应就很大程度上导致对服务业生产率测量结构偏低。事实上大量研究显示，服务业劳动力占比和服务业产出占比提升与实际GDP增长率未必是线性关系，到达某个时间点之后可以推动经济增长重新开始加速，从而令服务业在劳动力和产出中的比率与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呈现出“U”型关系，特别是当服务业作为生产的中间投入品的时候。鉴于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在向服务业转型过程中与居民日常“衣食住行”相关的消费性服务行业发展更为迅速，导致服务业整体劳动生产率有所下降，但目前金融、通讯、商业服务等生产型服务业也开始提速。这些生产型服务业不仅本身劳动生产率增长空间较大，而且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品，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也会直接拉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因此未来我们会看到中国经济增速在阶段性下降之后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在一个相对中高速增长水平，如果生产型服务行业发展得到充分发展，经济增速甚至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
中国经济何去何从？
FT中文网首席财经评论员徐瑾认为，2017年经济向好很大原因在于外贸回暖、基建发力、国企加大投资等，这一结果，事实上伴随着中国民间投资受挤压、中国居民债务负担增加等代价。
正如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所坦言，“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还不够足，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发展质量和效益不够高，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经营困难，民间投资增势疲弱，部分地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金融等领域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而在投资和出口遭遇挑战的时候，政府过去追求的消费驱动，在资金推动与技术变革之下悄然发力。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经济增长实现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转向依靠三次产业共同带动。这是我们多年想实现而没有实现的重大结构性变革。”
事实上，从微信微博快手、滴滴出行、共享单车、饿了么、盒马鲜生等到各种知识付费产品来看，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半径随着技术进步已经发生巨大改变。依赖庞大的互联网人群以及迅速的升级迭代，中国创新已经开始走出山寨模式，吸引全球目光。按照风投调研机构CBInsights数据，以10亿美元公司为考核基准的“独角兽”公司中，全球有214家创业公司入围，中国有55家企业上榜，排名第二，滴滴、小米和陆金所等公司排名靠前。
国际上对于中国创新的存在感也在改变。徐谨介绍，一方面，市场层面对中国创新观感大变，越来越多的企业与人士期待与中国公司合作，如美国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主席肖恩·伦道夫即表示中国的深度创新（或者说发明）仍然滞后，但在渐进性（商业模式或者改进）创新方面表现突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创新公司的发展壮大，海外对于中国力量也充满猜测与不安，纷纷侧目“中国制造2025”等计划，这也的确表明中国公司创新背后有不少来自政府力量推动。
到了一定阶段，中国巨量企业必然萌生全球化冲动，在国内支持以及海外接受度方面都会面临更大挑战。即使对中国创新评价中肯的肖恩·伦道夫，对政府政策如何影响中国创新也表示了困惑，他认为或许加速与限制都存在。
答案仍旧未定，历史尚未终结。中国强势政治的道路已经确定，如果这是未来中国复兴的一只抓手，那么另外一只抓手应该是自由市场，否则二者不匹配将会导向经济的跛足前行。
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已经证明，自由市场经济最能够唤醒中国人巨大的动力，经济人仍旧是中国奇迹的动力。说到底，这种来自千千万万个人、自内心深处升腾起来的动力，才是抵抗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最根本力量。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强人特朗普（以及他背后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唯有经济自由及其支撑的国力快速上升，才有面向未来的中国复兴。
（完）
（整理、编写：王砚峰、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8年第18期（总第1815期） 2018年3月16日（星期五）
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E-mail：tsg-jjs@cass.org.cn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kingwyf@163.com
邮编：100836
电话：（010）68034160 传真：（010）68032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