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47期（总第1844期） 2018年7月13日（星期五）
中美贸易冲突的应对对策
[导读：中美贸易摩擦的加重，无疑对全球贸易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不过，贸易摩擦也使人们认真审视和重新思考，既要寻找解决摩擦的对策，也要寻找新的机会。]
全球应对贸易战
贸易战难挡中美业界合作意愿
路透报道，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参与中美经济合作的业界人士多数认为中短期的贸易摩擦无碍合作大势，但若长期残酷加码，则影响力“不敢想象”。
7月11日，由中国商务部与美国芝加哥招商局共同举办的“2018中国市与美国芝加哥市投资合作论坛”在北京如期召开，北京、天津、武汉等中国八个城市与美国芝加哥市签署未来五年重点产业合作计划，涵盖医疗健康、先进制造、创新技术等领域，以产业为主线双向投资，意在推动两国城市之间的经贸往来。
“当前形势下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发出继续深化合作、反对贸易战的积极信号更难能可贵。”中国商务部长助理李成钢在论坛上称，大规模的互征关税势必破坏中美贸易的分工格局，两国企业都将遭受损失，合作才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他强调，芝加哥市代表团此时访问中国，表明美国地方政府和业界对两国合作和经贸前景抱有信心。美国芝加哥市市长拉姆·伊曼纽尔亦表示，必须有长远的眼光，共同合作才能共同赢得未来，鼓励中国所有的公司特别是投资公司来芝加哥，促进贸易的发展和合作。
一位接近政府人士对路透指出，前几轮中国应对美国的加税反制措施略显被动，除了见招拆招做出战术应对，中国政府更希望按照自己的节奏、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将自身的地位和实力优势发挥到最佳状态，“稳而不乱是理想状态”。
几位长期参与对外招商工作的人士也未对当前的贸易争端表露出过度的担忧。一位从事海外业务的企业高层坦言，“该合作的还是要合作，尤其对我们这种对外合作依存度高的企业而言，多多少少都会对外部大环境的变动有一定的心理预期的，即便有一些影响但也不会过于悲观。”
不过，由于外部因素的各种不确定与多变性，中美贸易争端的下一步如何走、走多久都充满未知数，加之中国高层已经针对贸易争端的应对措施进行长线布局，进行长期应对与博弈。贸易战成为持久战已成为各界心照不宣的事实。
上述企业高层指出，相比持久性更看重的是残酷性。即使贸易争端的持续时间长，但影响力可控，配合中国国内的一些政策协调，企业自身做一些结构调整是完全可以扛过来的；“如果非常残酷，时间线又很长，那简直不敢想象。”他表示，不过现在还没有征兆会走到那一步。
对于2000亿美元新关税清单，中海晟融首席经济学家张一分析，按照美方的计划，即使按期完成征求意见，开征关税是11月后，此时，2000亿美元商品应该有1600亿美元已经对美出口，考虑避免增加关税所带来的冲击，这一数字可能更高。即大约不到400亿美元商品被征税，按照10%的关税，大约影响6%商品出口，金额约为24亿美元，影响在可控范围内。
但是，如果征收关税延续到2019年，那么带来的影响可能是不可控的，不仅影响中国对美出口，而且有可能对中国目前在亚洲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带来冲击。如果由于中美经贸关系恶化导致目前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出现转移浪潮，那么不仅影响对美甚至对全世界出口，甚至会对国内GDP、税收、就业等方面都带来不可预见的冲击。“值得庆幸的，美方似乎留有余地，例如对340亿美元征税之后，开了一个口子，就是允许申诉，如果对经济带来冲击，可以申请一年的豁免期。”张一称。
商务部新闻发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磋商的前提是信任，目前中美双方“尚未就重启谈判进行接触”。对于美方已经和可能采取的措施，将继续评估企业所收到影响，采取措施，比如鼓励企业调整结构对外开拓新兴市场，对内挖掘消费潜力，积极转型升级，调整产业市场结构。
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中央企业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或者说贸易战带来的影响也在做认真的研判、积极的应对。总体来说，一方面要做好风险防范，另一方面，还是要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合作。
自中美贸易摩擦发酵至今，“中方将按照既定节奏坚定推进改革开放，”是在官方公开场合中频繁出现的语句，多位金融领域的官员表示，中国金融业的渐进式开放不会因贸易摩擦而改变，并将继续寻求对外开放和防控风险之间的平衡。随着保险、境内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和商品期货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境内和中美两国经贸投资的合作将有所有帮助。
中国银保监会国际合作部副主任范文仲在论坛上指出，中美两国在养老保险的投资领域方面有非常大的合作空间。美国是世界上养老保险投资最大的市场，也是最大的资金来源地，而中国的养老保险在未来正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市场，因此双方的经验交流和投资的互动是非常必要的。“保险业是下一步开放的领域，在今后的五年将有非常大的开放举措。”他称，还有一些其他领域的开放规则也正在研究当中，并希望借助国际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经验，使这样的变革时期更平稳的度过。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近日撰文指出，无论中美贸易战的后续发展如何，当前都应高度关注金融风险，尤其是在国内系统性金融风险已经很高的环境下。近期要特别注意防止金融政策与经贸冲突之间形成风险放大机制。“不但要避免处置风险的监管政策发生共振，更要缓解贸易冲突对金融风险的叠加，经贸冲突在客观上可能会加大去杠杆的压力。”黄益平表示，金融开放要加快，但还需要把握节奏。
中美贸易摩擦使黑海谷物获得出口机会
据路透报道，交易商和分析师表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可能会让已然热络的黑海地区谷物和油籽出口锦上添花。黑海地区的主要出口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将迎来向中国甚至还有欧盟出口小麦、玉米和大豆的新契机。这三国近期的强势表现已经终结了美国在尼日利亚和墨西哥等市场的绝对主导地位。
据国际谷物理事会数据，2017/18年度黑海地区在国际小麦市场的占有率约为37%，明显高于美国和加拿大之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小麦生产国，但仍需每年进口大约400万吨小麦。据美国政府数据，2017/18作物季（从6月到次年5月），美国向中国出口了90.24万吨小麦，低于上一作物季的156万吨。
对哈萨克斯坦小麦而言，即便是在贸易争端爆发之前，由于中国政府倡导的一带一路政策，中国对该地区小麦的进口就已经开始增加，而关税战则加速了这种趋势。“我们今年才开始从哈萨克斯坦购买小麦。第一笔订单有几千吨。”一位中国小麦贸易商说道，“我们将看看销售和赢利会怎样。如果情况很好，我们肯定会增加进口。这与当前的贸易战相关。”“目前无法买入美国小麦，因此我们有更多动因从哈萨克斯坦买进。而且一旦你买入的哈萨克斯坦小麦达到一定规模，你还能获得政府给予的优惠扶持。”该贸易商补充道。
另一位寻求达成更多哈萨克斯坦小麦交易的贸易商表示，这种买进策略也有风险，包括物流困难较大以及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小麦的品质不够稳定等。他补充称，由于品质不同，黑海小麦可能无法完全取代美国小麦，因此贸易商可能也需要转而进口加拿大小麦。
根据统计数据，俄罗斯和乌克兰小麦的传统买家主要是北非和中东，在2017/18作物年度，面向越南、印尼、菲律宾、西班牙、突尼斯、坦桑尼亚、苏丹、阿曼、墨西哥和肯尼亚的供应量也有所增加。
巴西7月于八年来首次买入俄罗斯小麦，这是可能令美国部分小麦交易商更加忧虑的一个迹象。“在贸易战的新时代，价格胜于雄辩，”专注于俄罗斯农产品交易的Solaris的董事Swithun Still称。“中国可能将从黑海买入更多谷物和油籽，并从南美买入更多豆类。墨西哥一直在购买大量俄罗斯小麦并将继续，因为其价格相对于美国小麦具有吸引力，”他补充称。
贸易争端还可能促进黑海玉米和大豆的出口。汤森路透驻基辅的黑海农产品市场分析师Svetlana Malysh称，俄罗斯当局近期报告在2017年7月至2018年5月向中国出口了创纪录高位的85万吨大豆，是上年同期34万吨的两倍多。她补充称，“假如美国出口中断，那么黑海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可能将增加对中国的大豆出口。”Malysh称，贸易冲突也是乌克兰增加其玉米对欧盟供应的一个机会，欧盟6月对美国玉米加征25%的进口关税。国际资产控股大宗商品风险经理Matt Ammermann称，假如中国减少从美国购买玉米，中国可能亦将转向乌克兰和俄罗斯。
德国企业巴斯夫迅速搞定百亿美元化工基地项目
路透7月11日报道，知情消息人士表示，德国一家拥有先进技术的全球性大型企业巴斯夫（BASF）敲定了在中国建设首个外商全资化学品生产基地的初步协议，这一定程度上是借力于中美之间贸易紧张。另一位了解情况的人士也表示，由于担心中美贸易战将损害到那些欢迎企业投资省份的投资前景，因此中国的地方官员对巴斯夫的建厂提议热心了很多。
路透指出，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深，为了能把触角伸向欧洲，中国向欧洲企业作出开放姿态。巴斯夫的成功之举，虽然仍只是国外业者撬开中国政府紧控的能源和化学行业的罕见例子，不过在这之前，北京已经解除了一些对外资在汽车和银行业持股比例的限制。中国批准美国电动汽车生产商特斯拉在上海建立一家全资持有的工厂。韩国LG显示器亦获批兴建有机发光二极体（OLED）面板生产工厂，将通过一家资本额23亿美元的合资公司兴建。
一位能源行业高管表示，在中国扩大对外资开放之际，巴斯夫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经验意味着，其可以“在正确的时机抓住正确的机会”。
中美贸易摩擦的解决之道
传统策略无法应对“非正常贸易战”
英国《金融时报》社评指出，特朗普所发起的并不是一场正常的贸易冲突。以往贸易争端中那些精心校准、针锋相对的策略，如今不太可能得到华盛顿方面可预料的反应。
对于正在考虑如果特朗普进一步紧逼（例如他威胁要对从欧盟进口的汽车征收20%关税），自己该如何回应的其他经济体而言，需要记住，这不是一场正常的贸易冲突。美国总统的目标不仅难以与任何正常的经贸关系共存，而且他所选择的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也是反复无常和矛盾的。
以往贸易冲突中那种经过精心校准的、针锋相对的回应，例如布鲁塞尔2002年威胁要对小布什的钢铁关税发起报复，不太可能得到华盛顿方面的可预料反应。鉴于特朗普提出的令人困惑的提议，很难确切知道他下一步可能怎么走。对于受到关税打击的贸易伙伴，尤其是中国和欧盟，问题变成了如何对付一个被观点各异的官员们包围的不可预测的美国总统。
的确，有时候，特朗普的言论从极端保护主义者一下子变成激进的自由贸易者。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他在加拿大举行的一个会议上提议，G7国家将彼此间的所有关税降低至零。然而，有可能从特朗普的言论和行动辨别出一些清晰的主线。他希望将制造业（尤其是钢铁和汽车等商品）现有国际供应链的很大一部分迁回美国。
特朗普总统认为，这将改善美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贸易平衡。他不理会这将对美国经济造成的破坏。而且他认为，他的政策在政治上将是有利的，或者不会损害他的人气——至少不会损害到迫使他改变方向的程度。
在最后一点上，特朗普可能是对的，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尽管美国农场主和制造商受到了损害，但这位总统仍然深得他的基本盘拥护。共和党如果在11月中期选举遭遇令人震惊的失败，可能会开始扭转局面。但布鲁塞尔和北京方面在制定战略时，不应该假设美国选民的情绪会发生变化。
欧盟和中国将受到要求它们做出回应的压力。但它们应该小心，别轻易指望美国国内的政治反应将很快迫使特朗普改变主意。国会共和党人迄今闪烁其词，不敢在这个问题上直接对抗总统。就连商界的抱怨都是低调的，因为他们感激特朗普的减税和放松管制措施。
令人遗憾的是，特朗普对关税是当真的。他的贸易伙伴面对一项没人羡慕的任务，那就是试图猜测他最有可能做出的反应。然而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来自以往贸易战案例的“标准现场手册”，在他们现在面临的不断升级的冲突中也许作用有限。
中国试图以柔克刚应对特朗普贸易战攻势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谨慎应对不断升温的中美贸易战，努力在欧洲、亚洲乃至美国本身寻求盟友，其官媒的报道和评论也相对克制。
中国的冷静回应源于中美双边贸易和美国对华投资的重要性——如今两国经济紧密相连。“美国的规模更大，而且是与日本或韩国不同类型的经济强国。这使得中美经贸关系相当独特。”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高级经济学家曾林（Max Zenglein）表示。他指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限制了其采取针锋相对关税措施的能力。
“在与美国打交道时，很明显他们（中国）更加脆弱，所以这种格局迫使他们采取不同的做法。”考虑到这一点，中国贸易谈判代表一直致力于寻找潜在盟友，包括华盛顿的亲商官员，希望能够借助一些投资方面的让步来赢得他们的支持。
北京方面没有直接对美资集团下手，而是为他们的竞争对手提供更好的市场准入。中国官员正在推动欧洲和日本企业利用今年出台的改革措施，以提醒美资集团：北京方面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分配中国市场。“中国将面临的挑战是，他们在关税方面没有太多剩余的回应空间，”华盛顿McLarty Associates的贸易专家凯莉·美曼（Kellie Meiman）表示。
北京方面不希望吓退外国投资者，或者承受投资和贷款减少的风险。在2012年日本在华企业受到攻击、以及去年韩国在华企业遭遇杯葛之后，日韩都采取了将一部分制造基地迁出中国的战略。即使是一报还一报的报复性关税也给中国带来风险，因为它们可能助燃通胀。“从表面上看，中国正试图打击美国；事实上，最终结果将是对中国的打击。我们选择（加征关税的）三大类产品是大豆、飞机和芯片，而这些都是我们最需要的产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家沈丁立表示。
从美国三大担忧化解中美贸易战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全球化智库学术委员会专家胡永泰认为，中美贸易战背后是美国的三个担忧：中国正“偷走”美国工作，中国要求技术转让导致美国高薪工作流失，中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胡永泰从中美两国视角分析了中美贸易关系紧张的深层次原因，阐述了相关问题处理不当的后果，并针对性地指出了中美两国化解贸易战的应对选项。
从“战略合作伙伴”到“战略竞争对手”
过去，克林顿一直坚持与中国实行接触政策，并称之为“战略合作伙伴”。然而在2000年，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小布什否认了“合作伙伴”的标签，他称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对于中美双方来说，“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两种关系实际上是共存的。小布什当选总统初期，美国稳固其世界地位需要中国的支持，而911事件过后，中美合作也有效稳定了中美双边关系。但现在，特朗普竞选成功后，“竞争对手”的言论则占了上风，导致中美紧张关系日益严峻。而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背后其实是二十一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渐加剧的三个担忧：中国正在“偷走”美国工作，因中国要求技术转让而导致美国高薪工作流失，以及人们所感知到的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人民币升值”并非中美贸易失衡的真正解决方案
第一个担忧——美国就业问题被认为是中国贸易顺差的副产品，而美方主张通过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来补救。美国方面认为，目前中国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15%，同时又通过外币储蓄干预人民币汇率，最终导致贸易逆差问题越来越严峻，美国国内就业机会流向海外。因此，“人民币升值”成为了共和党呼吁解决贸易失衡问题时响亮的口号，犹如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合唱团之歌”。
然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汇率只是造成贸易不平衡的其中一个因素，任何人民币升值都不可能改变多级世界的现状。举例来说，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1985年实施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美国减少从日本的进口，但同时，从其他国家购买了很多，最后导致美国的整体贸易逆差还是基本保持不变。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观点背后的两种汇率理论，即莫里斯·戈斯坦德计算法和购买力平价计算法（PPP），都不能合理地算出实际汇率。因为要看人民币多大程度被低估，需要知道汇率均衡。根据均衡价格即等于市场清算价格的定义，前者错误假设了中国的经常账户为负，后者则通常会高估实际汇率且与市场清算价格无关。
实际上，中美贸易失衡源于中美两国社会和经济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对于中国来说，不充分的社会安全网络提高了储蓄率，而同时功能失调的金融系统未能将多余的储蓄引向国内投资。另一方面，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和频繁的减税政策也为结构性的贸易逆差创造了条件，而就业保障的不足和低效更使人们对美国贸易逆差的意见越来越大。然而，推动人民币升值不仅不能解决美国在全球的贸易逆差问题，还会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也会转移中美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使其忽略了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纠正中美经济体系中的结构性要素的缺陷。因此，要想解决贸易顺逆差问题，中美双方都需要做出努力，而不是一味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汇率提升上面。
技术转移政策引发美国企业不满／中国需减少利用市场力量加速技术赶超的行为
推动中国和美国走向贸易战的第二个问题是技术竞争。美国企业抱怨中国利用自身的市场规模，将技术转移作为外商合资企业进入其大型市场的条件。若这些美国企业不同意，中国将转向其他同样拥有前沿技术的外资企业，而当美国公司同意时，他们的产品通常会获得高额垄断价格，这是一个商业上“愿买愿卖”的交易，然而现在美国公司对中国的抱怨主要是放弃了技术秘密后，实际上他们的产品却因中国依靠市场力量在以更低的价格在中国市场出售，而且更重要的是，近几年，中国开始寻求比过去更前沿的技术转移，这让美国企业很不情愿并要求政府作出应对。这其实与国际理论中“最优关税”的概念极为相似，但是为何没有看多更多这样的现象呢？因为在国际社会缺乏反垄断机制的情况下，利益受损国家会进行报复。实际上，当这个国家无力还手时，它会同意在价格上打折，但如果它有能力，它会联合其他国家采取报复行动，那么对于双方利益都会受损，从而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一方就不得不停止议价要求。因此，中国对外资企业的反对之声也不应该置若罔闻。如果欧洲和日本、加拿大等G7国家国跟随了美国的脚步，开始抵制中方利用市场力量加速技术赶超的行为，结果不容乐观。因此，中国需要新的产业政策举措来实现“中国制造2025”计划，如加强技术发展，在高校设立研究中心等。
目前中国仍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因此正在实行的多项贸易补贴政策，如廉价土地、税收优惠和进口壁垒等，取得了WTO的许可。但是在帮助华为、百度等大型企业发展的同时，这些补贴也深化了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导致产能过剩、倾销、僵尸企业和鬼城等现象。因此，中国应该缩减相应的贸易补贴，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对待市场中的良性竞争。
世界再无霸主，多级世界中加强多边自由贸易尤为重要
第三，在国家安全方面，近年来美国深感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这也是政府如此积极保护最前沿的知识产权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中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尽管中国不会成为全球霸主，美国仍然对中国的迅速崛起感到担忧。虽然中国的发展势头正猛，但是印度在1984年的改革之后，开始沿着中国的发展脚步迅速赶超。随着国际秩序从美国主导的霸权时代向多极化方向发展，重叠的势力范围将深化经济和政治摩擦。因此，全球的发展繁荣需要各地区的领导者维护并加强多边自由贸易体系，这就需要合作伙伴，而合作的前提则是建立在国家安全利益之上。在如今这个阶段，中美两方同时感到威胁，双方如何建立安全感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CFIUS指南仍需改革
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改革指南中，提出了两点针对中美贸易关系摩擦的建议。第一，禁止向中国出口具有军事用途的高科技产品。第二，经济实力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根本基础，也是中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条件。因此，应当限制与中国的企业和学术领域方面的合作。这两点建议不仅过于宽泛，无法运作，并且十分浅显和短视。因为短期看，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从短期看可能通过“零和”来实现，但从长远来看，中美两方的经济竞争是共赢的，并且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的竞争，而美国把这两点搞混淆了。
美国：放弃“人民币升值”迷思，监督中国，改革CFIUS
中美两国应该如何解决此次贸易争端？对美国来说，第一，应当放弃“人民币升值”，并认识到调整美国政策内结构性因素才是解决贸易失衡的真正办法。第二，联合G7国家共同反对中国利用市场力量促进其技术发展，并监督中国使用WTO框架内的产业激励政策。第三，通过改革CFIUS，增加其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具体的措施包括：加强审查外资企业在美设立的研究中心；由破产法庭收购美资企业；明确审查范围和技术清单并持续更新等。
中国：加快要素市场改革，加快提升研究发展能力，设立中国式CFIUS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需做出同等努力。第一，加快要素市场改革（尤其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加强社会保障网的建设。第二，从产业政策方面，减少利用市场力量获得技术的行为，并加快提升研究发展能力；缩减贸易补贴。第三，设立相应的CFIUS的审查机构，并保证运行透明。尽管中国被WTO定义为发展中国家，但它却是非洲最大的捐助国，拥有世界级制造业企业，并有能力在海外进行武装，因此中国应提升其与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中的互惠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需要给予更多外国企业以国民待遇，并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放宽外国公司收购中国企业的限制。
以货币手段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霆认为，唯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元化世界，才可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帮一把，但要推动人民币成为像美元一样的避险货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美两国目前在贸易层面上的讨价还价，不能解决两国在经济地位上的深层次矛盾。美国连年的贸易逆差，反映的是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制度的缺点，即美国可以无限量发钞，长期以信贷度日。唯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美元化的世界，才可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状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帮一把，但是要推动人民币成为像美元一样的避险货币，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由于特朗普对中国货品征收关税，始终对中国出口带来一定的影响，市场的避险情绪升温，下半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将无可避免受压。
杨宇霆认为，这场中美贸易战不只是进出口层面的问题，更多的是两国在全球货币系统中不平衡的表征。美国几乎跟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存在长期贸易逆差关系，因为一个国家能够长期购买超过自己出口的商品，是因为他有能力长期借贷。进口长期大于出口，其国际投资部位必然是净负债。所以，美国既出现贸易逆差，又出现财政逆差。今天，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2万亿美元，是当年中国加入世贸时期的15倍。美国人享受中国工人制造价廉物美的产品，却没有想到拖欠中国大量的贷款。中国是美国消费者的店长，也是美国政府债主。
为什么美元可以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个课题在学术上已经有很多解释。例如，一般经济学的解释是由于网络外部效应（Network externalities）所致，各国使用美元成本越来越低，网络效应越来越大，已经流行的货币只会更加流行。既然很多国家已经使用美元作为支付货币，其他国家也就同样使用美元支付贸易，并且购买美国金融机构发行的各种金融产品，以及美国政府发行的主权债务。美元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另一种解释源于地缘政治，也是流行的石油美元论。二战之后美国在军事上已经取得优势，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美军保护了重要的石油资源。 1971年，当美国放弃金本位之后，美元大幅波动，1974年尼克松政府与沙特阿拉伯达成协议，限制沙特只能以美元作为石油出口的交易货币，以此换取美国提供军事上的保护，沙特央行也从此选择让本币与美元挂钩这种汇率制度。这就是市场上所谓的石油美元（Petrodollar）理论。按照这种解释，美元不单只是一种石油货币，也是一种军事货币（Armadollar）。
无论是哪一种解释，美元目前仍然是一种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相当稳固，这是不争的事实。既然是这样，美国在根本上并不能依靠贸易政策解决自身的贸易矛盾，在学术上名为“特里芬悖論（Triffin Dilemma）”。再加上美国经济发展已经相当成熟，人均收入相对较高，生活方式不能倒退，一般家庭不能接受没有后花园的洋房大屋，这些都是美国经济自身的深层次问题。
特朗普政府要对中国货品开征关税，并没有针对美国的贸易失衡的元凶。进口关税只能影响价格，即扭曲进出口货品的相对价格，但却不能全面降低美国的购买力。要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需要在美国长期借款能力的问题上做出根本性的改变，这就涉及到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的问题。美国人需要知道，买东西是需要付款的，借款需要还款，还款是需要努力工作的，不能靠央妈买单。
其实，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也是协助美国借贷度日的其中一个推手。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开放一次性地为世界经济提供大量的劳动资源。这种情况有点像在欧洲发现北海油田一样，相关的国家在短时间内累积大量的财富，需要通过以主权基金的方式为资金寻找出路。成熟的美元资产，便成为这些国家资源的投资对象，中国也不例外。
世界各国必须改变以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这种习惯以及信念，正本清源，回归基本面，以真实的资产作为印发钞票的基础。既然美元当初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源于市场对于她购买力的信任，也就是她的储备功能，中国也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更加积极，使世界更多央行以及主权基金甚至是金融机构减少持有美元资产。
假如中国减少购买美元国债，这并不应被视为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一种报复手段，而应被该视为改变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一种行动。事实上，不少国际大型基金的操盘者多次向笔者提出，美元在他们眼中是一种结构性的弱势货币。我们每年偶尔会见到美元升值，但是都是周期性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在过去30多年长期下降，说明美国的生产力以及通胀长期下滑，在趋势上，美元资产并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收益。过去二、三十年，不少保险公司及养老基金都出现收益不足的负利差问题，就是美元固定收益资产收益率不断下降所造成的恶果。
如果美元不再是国际上的主要基础货币，储备货币功能降低，美元应该出现长期贬值、长期债券收益率上升的情况。这种现象，是新兴市场面对金融危机的典型表现。美元贬值，会减少美国的进口购买力却同时增加其出口的竞争力，帮助美国实现进出口平衡。另外，长期利率上升，也会提高美国的总体储蓄率，减少美国的过度消费，进而减少进口，帮助减少贸易逆差。
至于中国，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进口消费品的数量必然增加。居民工资增加，也就意味着出口产品的成本上升，由于美元长期弱势，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出口竞争力也将下降。这样的发展，就是对过去全球经济失衡的状态作出修复，从根本上解决中美两国根深蒂固的矛盾。
要削弱美元的国际地位呢，人民币国际化也许是一条出路。经过过去六、七年的推动，人民币已经基本上成为在全球汇率市场相当活跃的一种投资货币。但是，在国际贸易的层面，人民币的渗透率仍然相当低。另外，虽然很多国家的央行已经开始持有少量的人民币资产作为外汇储备的一部份，而且已经跟中国人民银行签定了货币互换协议，但是，人民币资产在全球的份额仍然相当之低，美元仍然被市场视为无风险货币（risk free），如果要人民币要与美元看齐，这个目标仍然很远。
中国也应该在商业层面上推动人民币交易，改变美元独大这个不正常现象。今年，上海期货交易所已经推出了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而大连商品交易所也开放外资参与铁矿石期货交易。今年6月，国际资本市场通用的MSCI新兴市场指数纳入中国的A股。估计固定收益产品市场流行的指数（例如JP Morgan EMBI等债券指数）也很快把中国的固定收益资产纳入其中。这些发展具备相当的突破性，可以增加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地位以及流通性。
但是，要提高投资者持有中国资产的信心，中国必须加大对金融业的开放，并提升政策的透明度。美国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是美元国际地位的重要基石。由于很多投资者仍然担心持有人民币的政策风险，限制了人民币成为国际基准货币的能力。中国要在这些软实力方面更多努力，只有这样，美联储才有可能不再成为美国进口的提款机，美国的贸易赤字才能减少，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才能达到真正的平衡。
特朗普对中国货品征收关税，始终对中国出口带来一定的影响，市场的避险情绪升温，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将无可避免受压。由于特朗普要应付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短期内他的对华政策将仍然偏向强硬，短对期内要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将较为困难了。
（完）
（整理、编译：王砚峰、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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