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54期（总第1851期） 2018年8月6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美联储利率政策走向 美国税改将影响其它国家税收收入 日本央行一切为了通胀目标 人行调升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稳汇率预期 中国“爆买”日本设备或告一段落 《金融时报》社评：中国不应重启宽松货币政策
美联储利率政策走向
[摘要：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但经济增长强劲加上通胀上升，可能让美联储按计划在年底前再升息两次，尽管特朗普总统加大了对升息举措的批评。]
据彭博报道，7月27日（周三），美联储以8-0的投票结果一致通过了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同时重申了通过逐步加息来使经济保持稳健增长步伐的计划。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华盛顿发布的声明称，经济活动一直在以“强劲的速度增长”，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家庭支出和企业固定投资增长强劲。”预计“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进一步的逐步上调，将与经济活动持续扩张、劳动力市场强劲、以及通胀率接近2%目标的状况保持一致”，重申了6月声明中的措辞。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正试图通过缓慢降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支持力度，来护航美国经济有史以来第二长的持续增长。美国经济正面临减税和联邦支出增多带来的红利，不过贸易战或许会构成拖累。
特朗普政府的减税和政府支出计划提振经济增长，鲍威尔表示，整体经济处于“非常好的状态”。美联储的升息料将持续到2019年，但决策官员正在热烈讨论何时会达到所谓的“中性利率”，也就是货币政策既不宽松也不紧缩的恰好水准。美联储官员正在密切注意显示通胀加速的迹象，并预期随着财政刺激效应消退，美国经济增速将放缓。高层也仍然担心美中贸易战若长期持续的潜在影响，这可能推升商品价格，并打击企业投资计划。
美国商务部8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第二季经济增速为近四年最快，因消费者扩大支出，农户在7月初报复性关税生效前纷纷向中国出口大豆。这份GDP报告显示，美联储青睐的通胀指标——扣除食品和能源的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第二季上升2.0%。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声明中指出，整体与核心通胀率“仍接近2%”。这将意味着通胀率连续两个月达到美联储2%的目标，此前已有6年未达标。
6月失业率为4%，低于4.5%这个美联储估计能反映充分就业的失业率水平。以循序渐进的步伐加息，表明美联储官员想要观察劳动力市场偏紧是否能继续吸引更多人加入劳动力市场并推升工资水平，同时又不会引发不必要的通胀。
美联储不会受总统影响改变政策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称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大致平衡”，重申“货币政策仍然宽松”，同时将基准政策利率的目标区间保持在1.75%-2%不变。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7月时对美联储开火，称美联储加息让他“高兴不起来”。
按照美联储的政策路径，利率触顶水准将远低于过去经验。即使如此，特朗普仍一反总统避免评论美联储政策的惯例，公开表示他担心经济增长将受到利率上升打击。
1970年代，时任总统的尼克松也曾干预过美联储政策，他要求美联储主席敦促利率决策者维持利率在低位直到大选结束。这引发了通胀，最终也强化了美联储的独立性，此后这种独立性愈发根深蒂固。“鲍威尔显然珍视美联储的独立性，”凯投宏观的分析师Paul Ashworth表示。“我预计他们不会因政治压力而改变政策。”
下半年加息两次，美元转弱
据工银分析，2018年年初至今，在“快加息”的引导下，美国内生增长的正向循环初步构建，为消费主引擎注入持续动力，预判2018年，美联储将维持“快加息+慢缩表”的政策搭配，全年加息次数将达到4次，后两次加息将大概率发生在9月、12月。美国经济全年增速有望升至3%以上，并伴随核心通胀的稳步提振，因此美国市场股强于债的格局不会动摇。
从供给侧看，“快加息”开启税改“里根模式”。工银指出，资金流向将成为特朗普税改成败的决定因素。若税改增加的居民可支配收入进入实体经济、扩大再生产，则将形成“里根模式”，取得较好的长期刺激效果。反之，若税改释放的增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则将形成“小布什模式”，导致刺激效果弱化。
值得注意的是，美联储的“快加息”并不等同于过度紧缩，总体上保持了“松紧适度”的政策立场。虽然美联储加快加息进程，但是其缩表进程慢于原定计划，形成了“快加息+慢缩表”的政策搭配。在利率政策收紧的同时，由于缩表放缓叠加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国内流动性仍然保持相对充裕，为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提供了缓冲垫。这与中国目前的“稳健中性+流动性合理充裕”的货币政策取向殊途同归、本质相同，不仅凸显了中美两国经济的内生联系，也验证了上述政策组合是当前复杂国际经济形势下的必然之选。
收益率曲线平坦化不足为忧。较之于6月中旬，当前的美国10年期国债与2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利差进一步收窄，表明收益率曲线平坦化特征增强。美联储“快加息+慢缩表”的政策搭配，是当前收益率曲线平坦化的主因。因此，有别于历史经验，当前趋于平坦的收益率曲线并非经济衰退信号，而是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必经之路，并不值得忧虑。而美联储的“松紧适度”仍将延续，如下确定性的趋势值得关注：
第一，美国经济将在年内保持强劲。随着内生增长正向循环的形成，美国经济复苏趋势稳健，虽然季度增速未必能维持在4%以上，但全年增速将大概率升至3%以上。
第二，美国通胀将稳步上行。经济复苏的强劲，叠加贸易摩擦导致的输入性通胀，将支撑美国核心PCE同比增速达到美联储预期目标。受此影响，美国市场股强于债的格局不会动摇，但是美股市场须要警惕外部冲击导致的阶段性调整。
第三，美联储全年有望加息4次。考虑到当前货币政策对经济复苏的推动作用，美联储年内将维持“快加息+慢缩表”的政策搭配，全年加息次数将达到4次，后两次加息将大概率发生在9月、12月。
第四，美元指数走势静待转折。加息预期从3到4的转变，是美元指数本轮上行的主动力。
随着美联储加息信号的明确，预期转变也已经被市场消化殆尽，因此下半年美元指数随时可能耗尽上行动力，渐次转入下行通道。新兴市场货币在继续承受一段时间的压力后，有望迎来回调。
（综合消息）
美国税改将影响其它国家税收收入
2017年12月2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重大税制改革，影响了许多纳税人和各种税收，包括企业收入、个人收入和遗产税。这种彻底的改革显然对美国国内经济产生了广泛影响，包括其增长和收入分配。而且，根据IMF经济学家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美国企业所得税改革带来的税收溢出效应”（Tax Spillovers from US Corporate Income Tax Reform），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其他经济体也会产生重大溢出效应，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导致美国以外的其它国家税收收入下降。
由Sebastian Beer、Alexander D Klemm和Thornton Matheson合作撰写的工作论文估计，美国税改将使其他国家向跨国公司征税的税率下降1.6%至13.5%。
该论文指出，由于美国将企业税率从35%降至21%，美国税率和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美国和外国的跨国企业。具体而言，各大企业更有可能将利润归入美国和将实际投资投入美国。为了应对预期的或实际的溢出效应，其他国家也可以通过调整税收制度做出反应，将使其他国家可对企业利润征税的空间减少。
该论文指出，税收竞争和企业所得税下降并不是新现象。在过去30年中，美国一直没有降低税率，人们普遍认为这已成为世界企业所得税税率的标杆。现在，美国将其税率降低了14%至26%（州税降至21%），接近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税率24%。结合（部分）向地域性转变，这可能会加剧税收竞争。
除了降税之外，美国税收改革还包括许多其他功能——包括旨在解决国际利润转移的一些新规定。近年来，全球各地都在努力限制公司在低税收的地方报告利润的范围。除单边措施外，还包括国际努力，特别是OECD的基础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倡议。美国税收改革中采取的一些措施比BEPS最低标准和建议更具侵略性。
论文指出，降低税率会增加一个国家作为投资地的吸引力，并减少外向利润转移。然而，当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情时，这种优势就会受到侵蚀，从而导致重新激励降低税率和潜在的税收损失。通过越来越复杂的限制此类活动的规则解决利润转移问题，减税与减少利润转移的措施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例如反避税措施可能会通过税率优惠加剧对实际投资的竞争。
论文分析和量化了美国企业所得税率变化对其他国家的溢出效应，包括利润转移和实际位置决策，以及允许其他国家的政策回应，并推断，其他国家也可能追随美国降低企业税率，从而形成批评者所谓的“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
而跨国公司活跃的国家以及与美国经济关系密切的国家可能会遭受最大的税收收入损失。墨西哥、日本和英国位列可能遭受税收收入损失的国家之首，而爱沙尼亚、波兰和巴基斯坦所受的直接影响较小。论文指出，在多个案例中，跨国公司税收收入超过20%的国家的税收损失的估算尤其不确定。
（综合信息）
日本央行一切为了通胀目标
随着美、英等多国央行加快收紧货币政策的步伐，日本央行成为目前全球主要央行中唯一仍“鸽声嘹亮”的央行。
日本央行在7月30-31日召开的金融政策决定会议上决定加强旨在延续货币宽松政策的框架。基于物价难以上涨的局面，日本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极低的长期利率水平”。不过，考虑到宽松长期化的副作用，将对长期国债“实施有弹性的购买”，事实上将允许长期利率临时性的上浮。
新引进的举措是被称为“前瞻指引”的承诺将来货币政策的手段。虽然没有提出维持宽松的明确条件，但表示“今后一段时间将保持目前极低的长短利率的水平”。长期利率已经低至零左右，缺乏进一步推进货币宽松的余地，因此将通过进一步明确目前的低利率，“加强对实现物价稳定目标的承诺”。
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诱导目标分别维持在“负0.1%”和“0%左右”。针对国债的购买，日银表示，“以全年80万亿日元为上限，但将进行有弹性的购买”。如果货币宽松长期持续，将重视对银行收益和国债市场交易的负面影响出现扩大的副作用。在金融市场，认为“日本银行将使长期利率诱导更加灵活”的看法之前就出现升温。
分析指出，这是日本央行实行“超宽松”货币政策两年来的首次调整。
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称，日本央行正在寻找可行方法，既能保证货币刺激计划的可持续性，同时又能减少其对市场以及商业银行利润所造成的副作用。
2013年4月4日，日本央行提前开启开放式资产购买计划，实施质化量化宽松政策（QQE），大举购买了包括股票在内的各类资产。2016年1月29日，日本成为继瑞典、瑞士、丹麦、欧元区之后，又一负利率经济体，通过利率、量化和质化三个维度施行宽松货币政策。2016年9月，日本央行宣布放弃年增基础货币目标值的框架，调整为控制长短端收益率，即维持短期利率-0.1%，以及把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控制在0附近的政策框架。
“长期执行宽松的政策首先会加剧日元贬值压力，日元套利交易会再次盛行，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其次会导致日本政府债务上升，加剧债务风险。另外，负利率削弱了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增加了银行的风险。”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经济学副教授陈晶萍此前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低利率将侵蚀净息差，进而拖累盈利。从日本的情况来看，地区银行由于非息收入占比低，低利率环境对其盈利造成较大影响。当银行盈利进一步下滑，导致净资产减少时，银行将逐步收紧信贷，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另外，多年来，日本央行每年购买价值6万亿日元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投资者担心，央行大举购买股票降低市场流动性，会扭曲金融市场价格。
尽管日本已经摆脱通缩困境，但通胀长期低位徘徊，迟迟未能达到日本央行2%的目标。今年4月底，日本央行干脆删除了“预计2019年达成2%通胀目标”的措辞。在6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日本央行对2018财年的通胀预期为1.3%，2019及2020财年的预期均为1.8%。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坚称，刺激日本央行2%通胀目标的势头一直在持续。但是彭博社调查显示，有3/4的经济学家预计，2%的通胀目标要到2022年之后才会实现。
路透社报道称，如果通胀率触及2%的目标需要更长时间，日本央行可能会微调货币政策，那将意味着该行的政策路径与其5年前做出的在2015年前后达到通胀目标的承诺产生重大转变。
黑田东彦在6月货币会议上重申，目前无需重新考虑货币政策，现在谈论退出政策细节还为时过早，太早退出将引发市场混乱。不过，在谈及退出宽松措施的假设情景时，黑田东彦明确表示，利率和资产负债表是退出的关键点。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表示，减少政策副作用伤害的想法包括：对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作出微调，以使长期利率更加自然地上行，以及改变日本央行购买国债和ETF的操作方法。报道称，这些讨论尚处于初级阶段，最终的结果要取决于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的最新通胀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美联储正处于加息周期，欧洲央行也逐渐缩紧宽松的政策。有分析指出，现在任何央行的政策调整都会被自动联想成“收紧”现有的政策。因此，日本央行会让市场更清晰地理解未来方向是为了有效维持货币宽松，从而进行相应调整，而不是为了“收紧”。
（综合信息）
人行调升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稳汇率预期
据路透报道，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快速重贬后，中国央行8月3日晚间终于出手，宣布自8月6日起将远期售汇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零上调至20%，并将根据形势发展需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逆周期调节，以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这也是去年9月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下调至零后再度恢复至20%。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人民币面临的贬值压力不及首推该准备金率政策的2015年，央行此时宣布调整，更多还是引导预期，也亮出了央行对汇率的底线，加之央行工具箱中还有逆周期因子等，应有助于稳定市场。
“这一次央行调整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主要还是有预期引导的态度，”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肖立晟称，“对比2015年那会儿，当时央行有数量型干预，还有很多的跨境资本外逃和各种套利，至少这次情况看，远期市场承受套利的压力并不大。”
他指出，最近一段时间市场认为央行默许人民币汇率贬值以应对贸易战冲击，结合今天情况看，央行明确指出要使用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就说明央行不希望人民币的顺周期情况，也不希望人民币持续贬值；当然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还只是工具箱的第一个，后续还有逆周期因子，甚至直接入市干预等等。
央行网站新闻稿称，近期受贸易摩擦和国际汇市变化等因素影响，外汇市场出现了一些顺周期波动的迹象。为防范宏观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决定再次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调整为20%。
央行在答记者问中并强调，对远期售汇征收风险准备金并未对企业参与外汇远期、期权、掉期交易设置规模限制，也没有逐笔审批要求，更没有禁止企业开展这类交易，显然不属于资本管制，也并非行政性措施，而是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一部分。
具体来看，央行要求金融机构按其远期售汇（含期权和掉期）签约额的20%交存外汇风险准备金，相当于让银行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亏损而计提风险准备，“通过价格传导抑制企业远期售汇的顺周期行为，属于透明、非歧视性、价格型的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工具。”
央行并指出，为满足交存外汇风险准备金的要求，银行会调整资产负债管理，通过价格传导抑制企业远期售汇的顺周期行为，对于有实需套保需求的企业而言，影响并不大。
“信号意义很强，之前从20调降为0，现在又调回来，算是比较市场化的手段进行调控，和直接入市干预还是不太一样，”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说道，近期市场有点恐慌，有失灵的痕迹，而这个时候启动管理，也表明监管层对汇率、对外汇市场的看法。
谢亚轩进一步指出，从目前市场表现看，反应还是比较明显的，毕竟这增加了做空人民币的成本，对抑制做空的行为会有帮助；但结合去年7月到今年7月汇率双向波动看，这是在央行不干预或者少干预的情况下实现的，而且人民币走势也没有完全跟随美元，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汇率市场化程度也更进一步了。
肖立晟则表示，对比近期和之前，人民币贬值速度和幅度都比较大，这和过去有限的汇率弹性相比，明显是上升的，而且最近人民币弹性和其他新兴市场货币相比也是上升，这也表明人民币汇率存在一些情绪性的东西，而不是基本面的。
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背景下，人民币兑美元近两月面临的贬值压力骤增，此次央行将远期售汇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回2015年的20%，意味着远期的锁汇成本将上升，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币贬值压力，这也否定了市场认为的央行默许汇率贬值应对贸易战的观点。分析人士并认为，若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剧，不排除央行动用其他工具。
“至少我觉得到这一步，我想央行的底线是已经亮了一下，”华侨银行驻新加坡经济学家谢栋铭表示，“尽管我们看央行还是希望市场能够自我找均衡点，但我感觉现在这波贬值的速度可能让央行感觉不太舒服了。”
他并指出，央行底线亮出来之后，尽管这个政策实际作用不大，但信号一出，市场应会变得更加理性，因为经历过2015-16之后市场都清楚，这不过是监管层祭出的第一招，若继续盲目地推低人民币汇率比较危险，后面还有逆周期因子等一系列稳定市场的工具。
据其对比2015年9月的远期购汇数据，今年6月并没有井喷。2015年8月的远期购汇从原来的300多亿变成700多亿，但今年只是从5月的260多亿变成338亿，数据变动并不明显，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时候出这个政策更多的是信号意义。“反正就是昨日重现，就是大规模的贬值总是不可能，也是不可持续的。“德国商业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周浩点评道。
中国央行从2015年10月15日起对开展代客远期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收取外汇风险准备金，准备金率为20%，又在2017年9月将外汇风险准备金征收比例降为零，并取消对境外金融机构境内存放准备金的穿透式管理。
今年年初由于市场呈现良好的双向波动走势，外汇交易中心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秘书处称，将报价模型中的“逆周期因子”恢复中性，但报价模型并没有改变。未来若外汇市场情绪再出现明显顺周期波动，报价行仍会根据形势变化对“逆周期系数”进行动态调整。
但随着贸易战愈演愈烈，人民币近几月持续贬值。自6月中旬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即期一路下行，最大贬值幅度达到7.4%。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人民币贬值压力，加上市场预期美联储9月会再度升息，从而在近期提振美元，逢低购汇需求升温。
中国央行行长易纲7月初表示，近期外汇市场出现的一些波动，央行正在密切关注，这主要是受美元走强和外部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有些顺周期的行为。央行将继续实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运用已有经验和充足的政策工具，发挥好宏观审慎政策的调节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Reuters，2018.8.3）
中国“爆买”日本设备或告一段落
一直以来，中国的“爆买”支撑着日本的建筑机械、机床、工业机器人等制造业厂商，但目前这种状况正逐渐消退。来自中国的订单减少和设备运转率下降已经非常明显。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今后中国对日本制造业厂商的增长拉动力开始变得不明朗。各家日企开始摸索纯电动汽车和矿山开采等继中国之后的新增长引擎。
日本建筑机械工业会7月31日发布的数字显示，1-6月的建筑机械出货额为1.3535万亿日元，同比增长8.5%。出口额增长21%，维持着良好势头，但与2017年度32%的增长率相比有所放缓。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放缓和环保限制似乎已经成为拖累因素。
日立建机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液压挖掘机需求6月同比增长32%，和2017年持续2倍左右的增速相比，过热状态已经降温。截至6月，小松的建筑机械在华平均开工率也连续5个月同比降低。小松的执行董事今吉琢也谨慎地表示,“不透明性增加，今后需非常仔细地观察”。
一方面，机床和工业机器人需求也迎来调整期。日本机床工业会公布的数字显示，6月的订单额为1592亿日元，同比增长11.4%。尽管刷新了6月的单月历史记录，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上，但增长率已经下降。
尤其是一直作为拉动因素的中国需求连续4个月负增长，减少了7.7%。面向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代工服务（EMS）的大宗订单被认为正在减少，压低了总体水平。
同样的局面也发生在工业机器人领域。根据日本机器人工业会的统计，6月的订单额（基于会员企业）为688亿日元，同比减少0.6%，时隔2年同比降低。原因是面向中国的电子零部件组装设备出口低迷。
用于生产汽车的机器人的状况明显好于用于生产智能手机的机器人，但发那科会长兼首席执行官（CEO）稻叶善治仍掩饰不住心中的隐忧，称“日本的出口有一个时间滞后。实际上已经切身感受到中国市场的警惕心理在不断加剧”，感觉到中国客户都在观望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各行业的关注焦点转向下一步的利润来源。建筑机械行业注意到用于开采煤和铁矿石的超大型自卸卡车等矿山机械需求加大。加上资源价格复苏，纯电动汽车和电子零部件所必需的贵金属开采需求将重新燃起。有行业团体表示，“面向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矿山机械出货量增加”，对于依靠矿山机械支撑起市场需求充满期待。
机床和机器人也逐步看到能取代智能手机的新需求苗头。安川电机的社长小笠原浩表示，“FA（工厂自动化）投资在蛰伏一段时期后也许将迎来爆发。关键词是中国的5G和纯电动汽车”。该公司着眼于新型产业兴起，正持续对伺服马达等积极进行设备投资。
（日经新闻，2018.8.1）
《金融时报》社评：中国不应重启宽松货币政策
英国《金融时报》8月6日社评指出，如今随着美中贸易战的爆发与中国国内GDP增长开始放缓，中国需要抵制住重新打开宽松货币闸门的诱惑。
社评指出，2009年，中国推出了可能是和平年代规模最大的刺激计划，发行了债券，为一项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12.5%的投资计划提供资金。该计划旨在抵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这场危机重创了中国的出口市场，并在几个月内令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失业。
当时中国的行动刺激了新兴市场的复苏，这最终帮助全球经济恢复了平衡。但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个系列报道所强调的那样，这些债务现已成为中国经济最脆弱的部分。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称，中国债务总额与GDP之比已从危机前的171%飙升至今年的299%。按发达国家的标准衡量，这一比率并不高，虽然在新兴市场中已经是个异类了。中国真正的脆弱与其说在于其债务负担的总体规模，不如说在于其分布。
中国的企业部门负债全球最高，杠杆倍数也最高。庞大且监管宽松的影子金融系统隐藏着爆发式风险。中小型银行的规模过去十年翻了一番，已占到银行业总资产的43%，这些银行充斥着高风险的融资模式，其中一些已不得不靠他方出资纾困。
对外界来说，这种风险的重要性在于两个方面。中国的债务危机，或者因债务拖累而导致的经济增长放缓，都会产生明显影响。但即便这两者均未发生，中国靠债务融资的“一带一路”倡议（BRI）——在78个国家兴建基础设施的宏伟计划——已经在将该国债务困境的某些方面传播到海外。
因此，人们有若干理由欢迎北京政府已启动的一项旨在降低金融体系风险的协调计划。2016年《人民日报》上一篇由“权威人士”撰写的文章将高杠杆称为“罪魁祸首”，自那以来，中国已经取得了真正的进步。中国大幅削减了影子金融部门，启动了贷款证券化的举措，致力于防范地方银行的风险，整顿失控的信用创造。
然而，如今随着美中贸易战的爆发与中国国内GDP增长开始放缓，中国需要抵制重新打开宽松货币闸门的诱惑。从长远来，对贷款闸门的放开只要稍稍超出理智的限度，就可能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造成反作用。
（FT，2018.8.6）
（编译、整理：李彦松、王砚峰、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8年第54期（总第1851期） 2018年8月6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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