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63期（总第1860期） 2018年9月7日（星期五）
中美贸易摩擦改变了什么？
[导读：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已经不能简单看做是两国间一种单纯的贸易问题，现有的中美关系将面临重构，也由此将使国际贸易秩序发生巨变。]
中美经贸关系面临重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廖峥嵘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是两国关系大调整的一部分，也是中美建交以来最为严峻的一场全面较量。历次中美冲突，均以妥协收场。中国形成一种看法，即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中美关系会在遏制与接触、冲突与合作的两个端点间来回钟摆，在曲折中向前。这一次或有所不同，中美关系很可能无法在走向某个极点后再往回调，坏的可能更坏，好却再也好不过从前。中美关系将迎来艰难调整，冲突面将显著压倒合作面，不排除发生最坏情况。双边既有关系已然破局，再回首将是百年身。
在这一大背景下审视中美经贸关系，不难看出，既有关系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商品出口、吸引外资、对外投资、引进技术所面向的主要外部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有可能要加上欧日市场），很可能大幅收缩。中国面临的国际市场和国际经贸秩序也将发生巨变。
贸易增势难续
中美建交后，双边贸易额持续快速增长，从1980年的40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6360亿美元。随之而来，中美货物贸易逆差也在持续增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已经从2008年占GDP的10%下降到2016年的不足2%。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也从占GDP的6%下降到2.4%。两组数字对比，意味着两国对外部的失衡显著改善，但是双边失衡却在迅速加大。据美方统计，2016年中美货物贸易逆差同比下降5.5%，但2017年，即特朗普上台后的第一年，又逆势增长8.1%，达到创记录的3752亿美元，成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摩擦的重要导火线。
严峻的是，中美贸易逆差缘自结构性因素，改善起来挑战很大。美国处在后工业化阶段，制造业占比在13%左右，不得不大量进口，而中国现阶段还需要大量出口，尤其是中国整合了亚洲生产链，90%的亚洲对美出口集中到了中国。根据美日贸易摩擦经验，关税会在短期内抑制逆差增长，但中长期对逆差没有影响。此外，当前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消费上升，进口需求旺盛。中国虽努力扩大自美进口，但短期内效果有限。摩根士丹利估计，中国对美国商品的进口可能需要三年时间才会增加600-900亿美元，短期内农产品进口将增加，随后是能源。以均价计算，美国2017年对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总价值为43亿美元，与2000亿美元的逆差削减目标相比是杯水车薪。另外，基础设施瓶颈也限制了短期内美国对华油气出口大幅提升。
如果双边贸易逆差难以有效削减，美国的关税措施就难以停止，摩擦也将持续，整体贸易关系将受到不断的重击，发展势头可能逆转。中国可籍此加快推进以供给侧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改善国内供给质量，扩大内需，减轻对美欧等外部市场依赖。
以资金、市场换技术前景暗淡
美国对外投资的金额一直位于世界前列，然而约80%的资金流向北美、欧洲和拉美，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金额占比在1.5%左右。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近年来增长较快。中国吸引美资、对美投资，主要目的是引进或者获得技术和管理决窍。美国对此一直是警惕的。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2017年发布的2015年度报告显示，虽然中企在美投资没有进入前十名，但中企在2015年连续第四年继续成为CFIUS审查最多的国家。特朗普上台后，支持国会通过法案扩大CFIUS权限，新的限制措施对中国影响很大。根据荣鼎集团数据，2016年中企在美投资猛增3倍，达到460亿美元。但是特朗普上台后势头逆转。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018年1月5日报道，美国监管部门从严审查以美国技术企业为收购对象的交易，导致2017年中国相关收购的规模总量大跌87%。根据美国迪罗基公司统计，已宣布的并购交易额从2016年的627亿美元下降到2017年的136亿美元。需要指出，2016年直投爆增3倍是一种非正常增长，源于国内出现资本外逃。中国政府出台措施限制对外投资投向房地产、娱乐等项目。2017年中国对美直接断崖式下降是双方政策收紧的结果。
美国监管机构正在收紧对美国技术企业的收购，以吸收先进技术为目的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将面临严格审查。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主要针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对美出口，特别是针对未来将出现的有竞争力的产品。中国难以通过收购并购买获得先进技术，中国的高技术出口产品也难以大规模进入美国市场。除美国外，德国等国也在制定类似限制措施，防止中国通过海外收购获得先进技术。中国的对外投资战略将面临严峻阻碍。这是坏事也是好事，技术封锁会给中国制造麻烦，但也会倒逼中国走自主创新之路。
货币“脱钩”势在必行
中国的外汇储备一度高达4万亿美元，现在仍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规模。如此规模的外汇储备要想实现保值增值，需要足够深度和广度的外部金融市场。全世界只有美国证券市场符合这一条件。因此，中国外汇储备中的最大比例投向美国国债。有观点认为这意味着中国成为美国的大债主，对美国形成了某种威慑力。美国有关方面在2012年做过一个深度调查，结论是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对市场的影响可以消化，在抛售过程中，中国本身会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克鲁格曼也曾经指出，中国外汇储备不得不大量投资美国债市，其实是掉入了“美元陷阱”。
中国在1994年对货币制度进行了现代化改造，确定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形成机制。挂靠美元等于提供了一套透明、可靠的货币制度，稳定了外贸预期，刺激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它还帮助中国制定并完善了人民币发行机制、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稳定通胀水平。经过两轮改革，人民币汇率已不再单纯挂靠美元，而是参考一篮子货币，但美元在其中仍然占有最大权重。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逐步扩大，中国的贸易顺差也在收窄，外汇储备规模从被动增长变为被动收缩。外汇占款不再是人民币发行的主渠道。问题随之产生，目前货币发行主渠道是央行新创造的工具，包括常备借贷便利（SLF，创设于2013年初）、抵押补充贷款（PSL，创设于2014年4月）和中期借贷便利（MLF，创设于2014年9月）三大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这些短期工具成本较高，未来还是需要开发国债这类成熟工具。人民币发行与美元脱钩，也使得人民币发行规则发生变化，新规则需要试错、纠偏，才能赢得市场信任，这需要时间。期间资本外逃的压力将始终存在。
人民币国际化正稳步推进，中国与多国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贸易支付和结算中使用人民币的比例也在提升，但背后离不开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提供的隐性担保。人民币的国际信誉仍然有美元在背后支撑。中国与俄等国的能源交易中，仍然需要美元支付。这恐怕也是俄在美国西方制裁下力主“去美元化”追捧人民币的原因之一，实质是绕道中国获得美元外汇。当然，如果人民币在国际化进程中逐步实现去美元化，成为真正的关键国际货币，俄也可以乐享其成。
从根本上讲，人民币对美元的依赖不符合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的需要，大国间的货币关系应当保持适当距离。有没有贸易摩擦，中美货币脱钩也是势在必行。中美经贸关系生变，美元陷阱对人民币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双方在这一领域实现“脱钩”，为双方提供更多政策调整空间。对中国而言，困难在于长期依赖美元、跌入美元陷阱形成了“路径依赖”，摆脱这种依赖将是一个痛苦过程，将伴随金融风险上升。如果宏观经济处于相对稳定周期，则承受风险顺利转型的可能较高。当前中国恰恰处于宏观经济稳定受到外部和内部严峻挑战，金融风险显著上升时期。人民币制度调整有可能加剧金融风险，但是，坐以待毙风险可能更大。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的有序可控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可以摆脱美元陷阱，有可能成为化解风险的途径。为此，应当加快培育国内资本市场。
经贸秩序经历重塑
17年前，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WTO。今天中国的经济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美国认为，中国不应当再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美欧日一直拒绝取消反倾销调查中“替代国”做法，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国正推动重塑WTO规则体系，中国经济“走出去”的国际制度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美国正致力与欧盟和日本就“零关税、零关税、零壁垒”的新贸易标准达成一致。中国成为主要防范和打击对象。中国要么边缘化，要么争取再度“入世”。中国也在发展自由贸易协议圈。中国已经与24个国家或地位签署了16个自由贸易协定，其中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各自为战的“自贸圈”正在改写以WTO为主干的世界贸易格局。中国再向美国西方争取“市场经济地位”，意义已经不大。中国面对的挑战格局要大得多。中国需要在多重博弈中，积极、全面参与全球经贸秩序重构的各类磋商、谈判，尽最大努力争取话语权。
能源博弈复杂化
中国原油进口依赖度由2000年的25%上升到2017年底69%，据预测中国2040年原油进口依赖度将达到80%。中国进口原油近50%来自中东，需要海运。这条航线的安全保障主要由美国主导的海洋秩序提供。美国在全球能源市场上发挥主导作用，能够影响原油价格。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原油生产国，也有条件成为最大出口国，这将加强美国在原油市场上的议价能力。
能源和金融是美国打击对手经常运用的工具。美国对伊朗和俄罗斯实施金融制裁，限制伊朗原油出口，将其排除在重要的国际金融支付系统SWFIT之外，加大其交易成本。制裁对俄、伊经济造成重创，严重阻碍两国发展。美新一轮对伊制裁从8月6日起生效，并要求各国在11月4日前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目前，伊朗是中国第五大原油进口来源国，占中国进口原油总量的7%左右。全面停止从伊朗进口原油，仅从经济上看，也会产生较大影响。在目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中，双方暂时避开了原油问题（中方一度将原油列入关税报复清单，后又撤下）。如果中国不服从美国禁止从伊朗进口原油的要求，美国会不会对中国实施制裁，实施什么样的制裁，中美贸易摩擦会否蔓延到金融、能源领域，未来美国会不会启动金融和石油工具对付中国，将是衡量中美冲突性质的关键门槛。
中美正开展大规模能源合作，中国从美国进口原油目前占比仅2%，但未来中国将大幅增加美国油气进口。但这不必然意味着中国对美依赖增长。目前世界能源是买方市场，中国正尝试推动亚洲能源市场建设，希望联合消费方的力量，提高议价能力。中国的能源自给率仍在80%以上（主要是靠煤制品），整体能源安全水平可控。中国也在积极增加原油储备量，提高应急保障能力。中国还积极寻求能源供应多样化，并在发展新能源方面加大投入，努力减轻对外依赖。
中美建交四十年来，虽然风雨不断，但总体关系持续深化。中国在增长动力、外部市场、技术、标准、规则、货币本位、制度环境甚至能源供应安全等各方面形成对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依赖”。中美经济关系长期具有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依附性特征，是典型的“中心与外围”关系。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经济舞台中心，这种格局早晚破局，特朗普只是最后的推手。美国政策调整形成现实压力，但有助于结束这种经济上的“依附”关系，促使中美经贸关系寻找新的平衡。
欧美日一致对抗中国的可行性
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最近在分析中美贸易问题时，对欧美日等西方国家形成同盟一致对抗中国的问题指出，这并非易事。
他认为，一方面，中国与欧盟的合作在加强。如7月李克强总理出访德国，曾就农业、教育、青年、卫生、化工、通信、汽车、自动驾驶等领域签署双边合作文件，总金额近300亿美元。而根据沈建光近期到访欧洲16个城市的50多家大型企业的反馈来看，欧洲企业也普遍看好中国市场，将中国市场作为其全球利润增长的最主要的来源。7月初宝马集团与长城汽车签署了合资经营合同,宣布将在中国成立新的合资企业。并且，中国市场也是日本企业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或最早于今年10月访华，这一举动传递出中日关系缓和的迹象。
另一方面，从中美关系来看，特斯拉来华建厂、谷歌无人驾驶将落户上海等商业合作，显示中美双方在经贸合作领域仍然有很好的前景。
结合中美贸易战来看，美国的代价也在增加。针对各国对美国农产品的反制措施，美国农业部已实施12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但不少美国农民协会表示补贴只是一时的，宁可要自由贸易而非补贴。针对即将实施的对华160亿美元对华征税清单，听证会上美国企业的反对之声同样强烈。实际上，进一步对2000亿商品加税并非轻而易举，中国在清单中的家具、行李箱品类进口份额接近五成和六成，一旦关税增加，美国也将面临市场替代困难，价格上涨，消费者利益受损的问题。
因此，特朗普贸易大棒并非游刃有余，仍要面临来自国内政治力量、商会以及消费者的压力，11月大选会是制约贸易政策的重要事件。
中国的对策：准备第二次“入世”
对待海外环境的快速变化，沈建光认为，过度悲观或者盲目乐观的情绪均不可取，客观分析，保持定力，沉着应对仍是关键。
西方经济体能否建立自由贸易区仍然是个漫长的谈判过程。但无论前景如何，都不应该影响中国继续推动双边贸易与区域贸易一体化进程。例如，通过加快中欧自贸区尝试，加强东盟16国之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及推动中日韩FTA谈判，外部保护主义的风险会很大程度上得到削弱。
而对于美国对华贸易制裁扩大至2000亿这一行为，短期内中国政府克制的反应可是对的。可以看到，美国内部不少决定中美贸易战前景的变量也在发生变化，如对农民的补贴在增加，说明前期反制措施已给贸易保护造成压力；特朗普一意孤行的贸易保护政策，正在动摇其背后的支持力量，如共和党的重要资助人，美国科氏工业集团将特朗普的贸易政策称作“灾难”，并表示已经厌倦了支持那些在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摇摆不定的共和党政客。考虑到美国2000亿美元的对华惩罚性关税税率从前期25%降至10%，说明特朗普政府也意识到对华贸易战给美国企业利益和美国经济带来的潜在风险。
沈建光认为，决定贸易战前景的关键在中国自身。中美关系的博弈因短期、中期和长期有所不同，从短期来看是贸易问题，从中期来看是科技的较量，从长期来看是一个崛起大国参与更多国际规则制定的过程。因此，展望未来，中美两国在不同层面的冲突将会明显超过以往，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所以，以我为主，加快改革开放是以不变应万变之法，如果能将中美贸易战当作中国“二次入世”的外在动力，也许会将坏事变好事。实际上，相比于本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面临的严苛条件，如开放金融业、汽车、农产品，每年面临来自世贸组织的审查，如今中国进一步开放的内外部风险均要小于当时。
此外，尽管中国市场是海外企业最看重的市场，但近年来他们对于中国的营商环境抱怨是明显增加的，尤其集中在国企与民企、中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不能一视同仁的问题。因此，进一步推动国企改革，确保市场主体地位一致势在必行。
此外，加大进口、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对外开放程度本来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内在要求。如在中国经济转型阶段，创新驱动发展是解决之道，未来中国实现从跟随到引领，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加强自主研发投入与提高自我创新能力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进一步加大金融、服务业开放，引入竞争机制，也是中国企业走向国际，提高全球竞争力的需求。
总之，中美贸易冲突升级只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中美两国进入大国博弈的一隅。西方经济体自贸区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即便欧美日达成协议，如果中国将外部压力作为中国二次“入世”的契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既是应对外部风险的措施，也是中国变压力为动力，跨过改革开放深水区的关键一跃。
中美摩擦注定会长期化复杂化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张明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注定会长期化、复杂化，短期达成一揽子协议来妥善解决的概率很低。
张明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表面原因，是中国对美国有着庞大的货物贸易顺差，而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各种措施来降低这一贸易失衡。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心存忌惮，试图通过贸易摩擦来阻断中国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最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美国政府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试图通过贸易摩擦来遏制中国经济的崛起，以长时间保持美国经济的全球霸主地位。
目前中国国内存在一种观点，即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延续过去韬光养晦、隐藏实力的策略、避免在国际社会与多边层面与美国进行对抗，中国就可能不会成为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这种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却可能低估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必然性。事实上，在过去一个世纪以内，作为全球霸主的美国，一直对可能挑战自己地位的国家心存警惕，竭尽全力来进行打压。这种打压与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固然有关系，但更大程度上却主要取决于两国之间相对实力的比较。美国除了会打击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手，也会打击自己的盟友。正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而不论两国在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方面相同还是相异。
自20世纪之初以来，可能挑战美国全球领袖地位的国家或国家群体，大致先后包括德国、苏联、欧盟与日本。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败北，主动终结了自己挑战霸主之旅。二战之后，美国与苏联之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冷战，直至苏东解体。而一旦欧盟与日本的经济实力可能威胁到美国之时，美国也都发动了双边贸易战。通过美欧贸易战与美日贸易战，美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对方经济的快速增长。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自然是198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1985年日本政府被迫签署广场协议，同意通过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来缩小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了对冲本币大幅升值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日本央行实施了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最终造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与股市泡沫。当两个泡沫在1990年代初期相继破灭之后，日本经济陷入了三个不景气的十年。因此，与其说，日本强劲增长时代的终结始于1990年，不如说始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之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就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警觉与重视。事实上，美国政府对华整体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机，并非发生在特朗普上台之后，而是发生在奥巴马总统任职期间。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至少有两个重要的战略举措是针对中国而言的。其一，是奥巴马政府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一战略的意图是抑制中国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南海地区）的影响力上升；其二，是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的TPP与TTIP倡议，这两个倡议的意图是在WTO之上重新建构一套更高标准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而把中国排除在外。奥巴马政府的上述举动，意味着美国对华总体战略已经从“接触”（Engagement）转为“遏制”（Containment）。而特朗普政府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事实上延续了而非否定了奥巴马政府的对华策略。事实上，即使不是特朗普上台，而是希拉里上台，美国对华的强硬政策恐怕也不会发生改变。
上述分析意味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作为守成大国（美国）与新兴大国（中国）之间的摩擦不可避免。即使这种摩擦不以贸易战的形式表现出来，也会以其他摩擦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意味着，中美贸易摩擦注定会长期化、复杂化，短期内通过达成一揽子协议来妥善解决的概率很低。既然中美贸易摩擦可能长期化、复杂化，那么中国政府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方式就至关重要。总体而言，中国政府应通过加快改革开放而非闭关自守的方式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应该通过依赖多边合作而非单纯双边对抗的方式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政府应该按照预定计划来继续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不应被中美贸易摩擦的外部冲击乱了方寸。
尽管在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取得了亮丽的成绩。然而自2008年以来，几乎反映经济增长效率的各种指标（例如劳动生产率增速、全要素生产率、民营企业投资收益率等）均在持续下降。在经济增长效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速能够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这意味着投入了更多的资源。这种模式无疑是不可持续的。此外，实体投资回报率下降，也是过去几年金融空转与脱实入虚的重要原因。而能够持续提升经济增长效率与实体投资回报率的，唯有结构性改革。
在四年前的三中全会决议中，本届政府给出了结构性改革的宏伟蓝图。例如，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关键词的国有企业改革、以使用权流转为关键词的土地改革、以市场化与开放为关键词的金融改革，以及对民间资本开放服务业部门等。过去几年，国企改革、土地改革与服务业部门开放的节奏明显慢于金融改革的节奏，这既是造成金融空转与金融资源脱实入虚的原因，也是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的原因。因此，从2016年底开始，中国政府开始了金融强监管的努力。不出意外的话，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基本上得到控制之后，结构性改革就会如期展开。
然而，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使得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显著恶化。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将会降低中国贸易顺差，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也削弱了国内机构投资者的信心，造成国内股市显著下跌。换言之，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均面临负面冲击。这恰恰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从2018年第2季度起开始调整的原因。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一个新的三难选择。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前提下，中国政府要同时实现控风险与稳增长的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当前的政策指针正从控风险的一级朝着稳增长的方向在摆动。然而，中国政府必须要努力避免宏观政策的过度放松。一旦宏观政策过度放松，中国政府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努力就可能受到损害，中国结构性改革的节奏也可能再次放缓、甚至暂停或逆转。
因此，保持政策定力，对中国政府而言至关重要。在中美贸易摩擦不可避免、未来冲突可能升级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应该把控风险、调结构的目标放在稳增长之前。事实上，只要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只要没有爆发系统性财政或金融风险，中国政府就应该适当容忍经济增速的下滑，而继续保持控风险与调结构的方向不动摇。换言之，中国政府不应该被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乱了阵脚，而应该以我为主，继续推动系统性风险防控与实体经济结构性改革。唯有如此，中国经济才能继续保持持续较快增长。
除了对内加快改革之外，中国政府也应该坚定不移地推动对外开放。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可以适当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对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机构投资者的开放。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优化国内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实行真正的国民待遇。中国政府应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这样既有利于通过市场对价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也有利于激励国内技术的自主创新。中国政府应坚定地通过G20、WTO等国际多边组织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积极推动新一轮的贸易与金融全球化。
太平洋两岸的贸易战将是新常态
米强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总统和他的中国对手似乎都不太了解自己的对手。这场角力很可能还会升级。就像许多面临一场史诗般较量的斗士一样，中美都相信自己会占上风。特朗普政府错误地认为中国经济处于困境，部分原因是贸易战不断升级。而在中国这一边，官员们念念不忘11月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幼稚地以为共和党的损失将迫使特朗普退缩。
8月16日，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对华盛顿流行的一个观点表示赞同。“（中国）经济就是在走下坡路，”他告诉记者们。“眼下他们的经济看起来很糟糕。”一些美国官员似乎还相信，特朗普7月份对34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8月份又对另外16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正是中国投资和整体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
事实上，中国不断增加的债务对国家安全构成明显而迫在眉睫的危险，因此中国在尽力遏制金融业的一些风险，这项努力的一个后果是经济增长放缓。但是，一个规模达到12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以6.7%的增长率增长，每年创造1000万或更多的城镇就业机会，这很难算得上陷于危机。
尽管中国官员们确实没有预料到——而且不喜欢——在他们忙于降低金融业风险之际同美国打一场贸易战，但迄今为止他们的回应是有分寸的。他们已采取措施加快基础设施投资，并确保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会过快、过大幅度下跌，但他们并未采取将会流露出恐慌的措施。刘鹤在8月27日重申，去杠杆和风险防范是今年最重要的金融发展工作。
不幸的是，中国官员在解读美国方面就像特朗普政府解读中国一样糟糕，他们希望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溃败将成为一个扭转乾坤的事件，帮助他们避免一场全面贸易战。共和党人很可能会失去众议院，也许还会失去参议院。但如果真是这样，特朗普只会更有可能出台更为强硬的对华贸易战略，从而为他自己在2020年争取连任做好铺垫。第二次在普选票总票数上输掉，将不太可能为特朗普赢得第二个白宫任期，而贸易是罕见的“交叉议题”之一，对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民主党左翼和美国总统的核心政治基本盘同样有吸引力。
中国官员们没有意识到，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是美国总统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具有共识的一件事。无论特朗普当8年、4年或2年的总统，太平洋两岸的贸易战都将是新常态。
（待续）
（整理、编译：王砚峰、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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