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64期（总第1861期） 2018年9月10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金融危机为什么没带来改变 非洲为何没有人口红利 制造业回归发达国家 日本发起攻势 中国发展租房市场的努力受挫 中国8月通胀现抬头迹象，明年有上升风险
金融危机为什么没带来改变
[摘要：欧银前行长特里谢警示，当今全球金融体系如2008年一样脆弱。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对于全球金融危及未能改变政策制定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欧洲央行前行长特里谢回顾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时提出警告说，过多债务使得全球金融体系如同10年前一样脆弱。
首先，发达经济体系负债高。特里谢2003年至2011年担任欧洲央行行长，他9月3日在媒体访问中表示：“现在的共识是发达经济体负债程度过高，是引发2007年到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关键因素之一。”特里谢指出：“发达国家的债务增长已经减缓，尤其是私人债务的部分，但这种放缓已被新兴国家债务的加速增长所抵销。这使整个全球金融体系至少跟2008年一样脆弱，甚至更为脆弱。”
其次，新兴国家债务加速增长。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2008年9月破产，当时特里谢是欧洲央行第二任行长，而欧洲央行已成立将近10年。雷曼破产时间被普遍视为全球金融海啸的引爆点。特里谢回忆道：“我目睹金融海啸的真正开端，这场危机在2007年8月9日上午席卷全球，那时我们面临欧元区货币市场全面中断。”特里谢说，到了雷曼兄弟开始崩溃时，他和多国央行行长，包括时任联储局主席的，“非常清楚我们正见证一场全面性的重大全球危机”。特里谢又指出：“我们说雷曼的破产将带来灾难性后果，但我明白如果民间部门没能找到解决方案，美国政府就不会出手拯救雷曼兄弟。”他还表示，雷曼兄弟或许是华尔街最小的投资银行，但“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金融海啸的引爆者”。另一方面，经合组织（OECD）昨天发表报告，指全球央行退出金融海啸后推出的刺激措施并不容易，早前出现的市场动荡会重现。报告指出，全球央行回复金融海啸前的正常状况将很艰巨，美欧英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截至年初达15万亿美元，为2007年的5倍。年初的正常化举措已导致资产价格极端变动，或预示未来境况。
OECD表示，资金泛滥结束将测试金融海啸后制定措施的强度，但指出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的支持，原给银行商业模式及管治改变带来良好机会，惟该机会只被部分地利用。
特里谢警告金融危机并未走远，而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则他在分析全球金融危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时指出，金融危机并没有给全球带来什么改变。
马丁·沃尔夫在发表于《金融时报》的文章中说，凯恩斯在1942年写道，“我又回到了财政部……但有一个很大的区别。1918年，大多数人唯一的想法就是回到1914年之前。今天没有人想回到1939年前。当我们认真去做，这会造成巨大的影响。”这确实产生了影响。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想要改变。他们得到了改变。随后那些年，法国称之为“战后30年的光辉岁月”（les trentes glorieuses）。
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引发了一场反革命：在上世纪80年代，关于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以及央行职责的观点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样，目标是根本性的转变。
那么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什么？政客和政策制定者们是试图让我们回到过去还是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答案显然是前者。
公平地说，他们试图回到更好的过去。1918年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时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所以新的想法与和平有关——“集体安全”和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但他们想回到战前经济，尤其是金本位制。在1918年，他们大多想在国际关系方面回到更好的过去。在2008年危机之后，他们希望在金融监管方面回归更好的过去。在这两个例子中，其他一切都是保持原样。
危机后政策制定的主要目标是纾困：稳定金融体系和重振需求。这是通过让主权资产负债表为崩溃的金融体系提供支持、降低利率、允许财政赤字在短期内飙升，同时限制财政随意扩张以及引入复杂的新金融法规来实现的。与上世纪30年代不同，这种做法防止了经济崩溃，并带来（弱）复苏。
请注意这些行动与危机前政策共识的密切关系。央行充当最后贷款人，这是它们应该做的。央行也在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与危机前的思想如出一辙。它们的主要工具仍然是利率，尽管这次动用了长期利率，因为短期利率达到了零。在危机最严重时期过去之后不久，财政政策转向紧缩。金融体系基本上与以前一样，尽管杠杆率有所下降，流动性要求提高，监管也更加严格了。减少私营部门债务的努力是温和的。
这场金融危机是在许多国家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之后自由市场的破坏性失灵。然而，与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情况相反，政策制定者几乎没有质疑政府和市场的相对角色。通常的观点仍然认为“结构性改革”主要就是减税和劳动力市场自由化。人们对不平等表示关注，但实际上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政策制定者大多没有注意到需求对不断上升的债务的危险依赖。垄断和“零和”活动普遍存在。很少有人质疑我们仍在继续进行的大量金融领域活动的价值，也没多少人认识到再次发生重大金融危机的风险。
考虑到这种惰性，更不用说自危机以来、更重要的是危机前这么多公民的悲惨遭遇，民粹主义者如此受欢迎就不足为奇了。政治憎恶真空。像美国总统特朗普或意大利副总理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那样危险和分裂的想法当然会填补上。人们不能以无对有。
人们坚持忠于如此多的危机前共识令人惊讶。凯恩斯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的失败是重大的，但肯定不会超过危机前正统观念导致的双重局面：经济增长缓慢加上宏观经济动荡。雪上加霜的是，我们没啥信心能够（或将会）有效应对另一场大衰退，更不用说另一场大危机了。
如何解释这种懈怠情绪？一个原因可能是缺乏好的想法。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格鲁恩（Nicholas Gruen）在一篇引发争论的文章中就是这么说的。然而，有一些想法是非常好的。
一些人主张可以从借贷买房转向股权融资买房。还有人呼吁取消对债务利息的税收减免。有些人指出了高管激励措施的负面影响。一些人令人信服地主张对银行提高股权要求，并驳斥了这将阻碍经济增长的观点。其他人则质问为何只有银行在中央银行开户。为什么不是每个公民都能这样做？有人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利用央行来摆脱对债务推动增长模式的依赖。
除了金融之外，似乎越来越清晰的是，知识产权保护也有点过头了。另外，为什么不转向对土地征税？为什么我们要让资本税收崩溃？为什么我们不努力重振反垄断政策？
今天可能没有新的兼收并蓄的思想。这可能是件好事。但确实存在好的想法。惰性更可能的原因是既得利益的力量。毕竟，今天伪装成自由市场的抽租经济对政治上有影响力的内部人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然而中间派人士的自满引发了极端主义者的愤怒。如果那些相信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人没有提出更好的政策，那么煽动者会把他们赶下台。
一个更好的2008年之前的世界是行不通的。人们不想要更好的过去；他们想要更美好的未来。
（综合消息）
非洲为何没有人口红利
如果让人们说出塑造当今世界的最重要趋势，很多人会说气候变化、中国崛起、人工智能的潜力或民族主义高涨。很少有人会提到很多人需要在提醒后才能想起来的非洲大陆的人口急剧增长。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戴维·皮林最近写文章说，非洲正站在空前人口爆炸式增长的门槛上。1957年，当加纳成为第一个赢得独立的非洲国家时，该国人口605万，总共大约有2亿人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如今，加纳人口已经增长逾3倍，至2900万，而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总人口增长近4倍，达10亿人。这只是开始。
欧洲和美洲的人口已经停止增长。亚洲人口将在2050年达到峰值，约为50亿。在接下来这个世纪，世界人口的大部分增长将出现在非洲。
联合国预测的基本情况是，非洲人口数量将在30年后翻一番，达到20亿人，到本世纪末至少再翻一番，达到40亿人。如果所有这些新人口都能找到工作和机会，全球经济增长将逐渐向非洲转移。如果他们找不到工作（这种前景看起来同样可信），非洲可能会成为不稳定和绝望的焦点。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粮食短缺的问题可能恶化。尼日利亚的富拉尼（Fulani）牧民和定居的农民之间的冲突已造成数千人丧生，此类冲突可能随着人们争夺土地和资源而加剧。到2050年，仅尼日利亚人口（独立时4500万，如今已达1.8亿）预计将增长逾一倍，超过美国。
在《出非洲记》（African Exodus）中，成年后一直生活在德国的埃塞俄比亚人阿斯法-沃森·阿塞拉特（Asfa-Wossen Asserate）表示，未来移民欧洲的人潮可能会令现在的数字相形见绌。他写道：“最重要的是，驱使非洲人告别家园的是普遍缺乏前途。”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中值年龄是19.5岁。相比之下，美国、欧盟和日本的中值年龄分别为38岁、43岁以及47岁。现有人口结构已经决定了很大一部分人口增长。1960年，全世界大约每10个人中有1个是非洲人。到本世纪末，全世界每3个人中就有逾1人来自非洲。
一些人主张，这正是非洲的人口红利。正如之前的亚洲一样，非洲将在经济高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这两方面得到回报。但这是对人口红利涵义的误解。如果仅仅把人数加进去就足够的话，那非洲早该富起来了。
人口红利的真正涵义是抚养比下降，即适龄工作人口相对于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和退休人员的比例上升。以此来看，非洲根本没有人口红利。它有的是赤字——而且这个赤字还在扩大。在世界上很多地区，适龄工作人口（15—64岁）占总人口的60%-70%。在非洲，这一比例仅为54%。
主要原因是非洲的生育率下降速度不像其他地区那么快。1960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平均每名妇女会生育6个孩子以上。该数字在随后几十年里急剧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拉丁美洲的生育率是3，而东亚的生育率仅为2.2。非洲的生育率居高不下，略微下降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5.9，如今的4.85。
其中原因并不明显。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非洲难以获得避孕用品——常态化避孕的非洲妇女不到五分之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表示，平均年龄为62岁的非洲国家总统，与国内年轻得多的人口的政策需求脱节。专注于生殖健康的非营利组织Population Council的约翰·邦加茨（John Bongaarts）表示，调查显示，非洲妇女实际上并不想生那么多孩子，但她们仍然偏好相对较大的家庭。
这不太可能是“文化”原因。况且，文化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它确实表明，非洲人对大家庭的眷恋——部分是出于对老年穷困潦倒的恐惧——是根深蒂固的。
敦促人口控制是有争议的。在上世纪70年代的印度，很多可怕的强制绝育计划源于人们确信穷人生的孩子太多。在非洲，一些人认为，按照欧洲或亚洲的标准，非洲大陆仍然人口稀少。还有一些人表示，有关非洲人口爆炸式增长的危言耸听，流露出种族主义恐惧心态。
这些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们被误导了。亚洲的经济增长有力地表明：降低生育率（以及由此而来的降低抚养比）乃是改善生计的最佳途径。需要操心的孩子少了，父母可以投入更多时间和资源用来抚养、教育子女并为孩子提供机会。
皮林指出，非洲领导人最好不要想当然地认为人口快速增长一定会带来经济好处。他们需要在农村和不断扩大的城市推行相关政策，让新的劳动力投入生产活动，确保潜在的劳动者不会变成不满而愤怒的社会青年。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应该鼓励少生——不是通过强迫手段，而是通过改善医疗和教育体系，并赋予妇女更多权力。毕竟，这么做又有什么害处呢？
（FT，2018.9.6）
制造业回归发达国家 日本发起攻势
工厂的生产线能够自主判断需求动向和制造品目的“智慧工厂”正在走向现实。随着自动化进程的推进，工厂所需人力减少，制造成本也出现下降。把工厂转移到人工费低廉的国家这一过去半个世纪的潮流正在发生逆转，生产开始回归发达国家。面对希望掌握产业主导权、把控工厂“大脑”的美国和德国，日本企业的动作越来越活跃。
日本电产9月3日发布消息称，将收购多家德国机器人零部件企业，这是把擅长工业4.0技术的德国企业相继收入囊中计划的第一步。日本电产将在2019年春季之前通过子公司合计收购5家德国企业，获得工厂自动化所不可或缺的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以及机床技术。
进入2010年代后，物联网（IoT）技术在全球制造业得到广泛普及。在实时监控机械是否正常运转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人们开始摸索让工厂系统在掌握零部件库存及订单情况的同时，决定生产什么产品以及怎样生产产品。
目光转向日本滋贺县东近江市。在日本化学厂商旭化成生产独栋住宅“Hebel Haus”零部件的工厂，员工一边看着平板终端一边组装窗框，从颜色和形状等各异的30万种组合中制作顾客需要的产品。是否上齐所需的螺丝、电动工具上螺丝的紧度等均由系统进行确认。仅需要此前3分之2的作业时间和人员即可完成工作。
电动工具和测量仪等设备与网络连接，能够自动采集数据。系统将对照订货单和库存零部件，选出最合适的生产手法。相对于成为“手脚”的机器，通过网络发送指令的“大脑”被称作物联网平台。围绕物联网平台，德国西门子、美国通用电气（GE）、日本日立制作所和三菱电机展开了激烈的开发竞争。
德国从2010年代上半期开始举全国之力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在该领域先行一步。德国提出的目标是，把国内所有生产设备使用的零部件信息实时联网。
物联网的优势不仅仅是降低生产成本。如果能够根据生产品目，实时掌握所需的零部件，就能够高效少量供应多种零部件。这样一来，在人工费低廉的国家大量生产零部件，然后运输到世界各国的必要性将降低。在靠近消费地的区域设置工厂将变得更有优势。
2017年到2018年，阿迪达斯相继在德国南部的安斯巴赫和美国亚特兰大设立了运动鞋生产工厂。这是阿迪达斯时隔24年回归德国国内生产。
新工厂通过机器人全自动生产来应对顾客所需的设计和尺寸，还能实现灵活生产，迅速顺应流行趋势的变化。产品上市时间缩短至此前的3分之1。虽然生产回归发达国家的趋势才刚刚出现，不过“智慧工厂”正在改变在低成本国家大量生产这一长年以来的生产方式。
在日本，2017年之后日本经济产业省提出了“互联工业（Connected Industries）”战略。受此带动，三菱电机、发那科、DMG森精机和日立制作所4家企业围绕在各自物联网平台之间建立数据互换机制达成共识。在物联网领域，多家日本企业拥有很高的技术水平，力争把各企业的优势集中起来，与世界其他国家竞争已经开始。
（日经中文网，2018.9.7）
中国发展租房市场的努力受挫
中国试图通过发展运转良好的租房市场，来应对高企的房价。但这项努力正遭遇挫折，因为住房租赁中介机构因盈利能力薄弱而寻求依靠举债来驱动扩张，长租公寓“租金贷”乱象和住房租赁行业的低盈利带来了一个困难的开局。
以房价相对收入中值的比率衡量，北京、上海和深圳位居全球房价最昂贵城市之列。
在去年12月的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领导层承诺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并“支持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
但这一努力迎来了一个坎坷的开端。根据研究机构中国房产信息集团（CRIC）的数据，自2017年初以来，至少有8家长租公寓运营商破产。分析师表示，住房租赁行业仍然没有找到一种可持续的业务模式。
“我不建议去做长租公寓，”大型房地产开发商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在8月的一次会议中表示，“这个生意是亏的。”潘石屹估计，拿下房源需要向银行贷款，利率至少为5%至6%，而出租房屋的回报率超不过1%。
8月20日，总部位于中国富饶东部沿海城市杭州的长租公寓运营商鼎家（Dwell You）宣布停止运营，导致1700名租客和他们的房东陷入混乱。
鼎家和其他住房租赁运营商以租客的名义从银行或网络贷款机构那里申请“租金贷”，有时甚至是在租客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租客每月支付的“租金”实际上是在还贷。
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现年24岁的雷文奇（音译）表示：“如果我知道是租金贷的话，我绝对不会签合同。毕竟，这会影响我的信用评分。”此前，他从在中国9个城市经营住房租赁业务的蛋壳（Danke）那里租了一间公寓。他问道：“既然贷款是以我的名义申请的，为什么钱没有给我，而是直接给了蛋壳？”
住房租赁运营商通过“租金贷”一次性拿到一年的租金，但只需按月向房东支付房租。这种期限错配使得运营商能够利用剩余的钱拿下新的出租公寓并扩大业务。而且，由于支付贷款利息的是租客而非运营商，因此对运营商来说，这些扩张资本基本上是零成本的。
今年2月，蛋壳从中外风投机构组成的财团那里融资1亿美元，其中包括德国媒体集团贝塔斯曼（Bertelsmann）旗下的亚洲私人股本业务。蛋壳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这）说明很多长租公寓一旦涉足金融业务，就会出现新问题。”
尽管对住房租赁业务的盈利能力心存质疑，但在预期该行业将获得政策支持并实现增长的情况下，风险资本已涌入该行业。去年，中国租房人口达到1.9亿，创造1.3万亿元人民币（合1900亿美元））的收入。根据东方证券的数据，到2030年，这两个数字将分别升至2.7亿人和4.2万亿元人民币。
金融监管机构还致力于出台政策，鼓励发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这是一类以租赁房产作为底层资产的投资组合，可以像股票一样交易。针对这类产品的税收优惠将提高住房租赁企业的盈利能力。
“目前，所有人都抢着拿下房源来扩大规模。这个行业的逻辑是‘控制了房源就控制一切’。”行业协会中国房地产经纪同业联盟（China Alliance of Real Estate Agencies）主席胡景晖表示，“很多公司的成本非常高，但它们更关注的是打动风投而不是服务客户。”
（FT中文网，2018.9.4）
中国8月通胀现抬头迹象，明年有上升风险
中国8月通胀出现抬头迹象，涨幅超预期且创下半年新高，部分地区自然灾害、猪瘟疫情等导致蔬菜和猪肉价格涨幅显著，带动食品价格上涨，是主要推升因素；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季节因素逐渐消退，蔬菜价格有望持稳，但需关注后续猪肉价格走势。
就年内而言，通胀仍能控制在3%目标之内，对政策不构成太大影响，但要警惕明年出现类滞胀风险。
“8月价格有季节性和事件性冲击的特征，未来随着总需求持续偏弱，物价上涨压力会有所回落，全年通胀压力有限，但确实需要密切关注未来物价的走势。”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表示，暂时来看，宏观经济政策尚无需对此作出反应，短期还是六稳为主，中长期需要关注物价超预期上涨的风险。他并指出，从未来的态势看，PPI仍有继续小幅回落的可能，PPI与CPI的缺口还将进一步缩小，说明未来经济走势有进一步趋弱的可能。
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10日公布，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3%，高于路透调查预估中值的2.2%，为半年来最高点。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7%，非食品价格上涨2.5%；CPI环比上涨0.7%，亦高于路透调查预估中值0.5%，为半年最高。
数据并显示，8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4.1%，高于路透调查预估中值4%；PPI环比则上涨0.4%。
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绳国庆解读称，CPI环比食品价格上涨2.4%，涨幅比上月扩大2.3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0.46个百分点。其中，受高温多雨天气影响，鲜菜价格上涨9.0%，涨幅比上月扩大7.3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0.21个百分点。
华北、东北和山东等地受台风残余环流北上影响，遭遇罕见强降雨，辽宁、吉林和山东鲜菜价格分别上涨29.7%、22.3%和21.8%；今年夏季高温且持续时间长，生猪生长迟缓，局部地区又出现疫情，市场供应偏紧，猪肉价格上涨6.5%，涨幅比上月扩大3.6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0.14个百分点。
非食品价格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0.20个百分点。其中，房租上涨拉动居住价格上涨0.5%；医疗保健价格上涨0.4%；暑期出行人数较多，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游价格分别上涨1.8%、1.2%和0.5%；成品油调价影响汽油和柴油价格均上涨0.3%。
同比来看，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2.0%，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据测算，在8月份2.3%的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1.0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1.3个百分点。
自8月初辽宁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以来，河南郑州、江苏连云港、浙江乐清、安徽芜湖和宣城、凤阳、黑龙江佳木斯等多地发生猪瘟疫情，目前均已得到有效处置。
西南证券宏观分析师杨业伟表示，受寿光水灾影响，近两个月蔬菜价格可能超季节性回升，但持续性有限。相比之下，猪肉价格回升周期对通胀压力更大，特别是明年上半年面临低基数情况时。“同时结合房租上涨、贸易战等影响，我们预计今年年底CPI同比增速可能攀升至2.6%，明年上半年存在接近3%的可能。”
不过海通证券的姜超、李金柳认为，进入9月以后，食品价格涨幅有回落迹象，且经济显著下行，PPI下行趋势明确。综合来看通胀回升仍是短期现象，年内通胀压力有限，中长期看通胀回落趋势不变。
PPI同比涨幅虽高于预期，但延续近几月涨幅回落趋势，主要受高基数影响，预计短期仍会保持这一走势。绳国庆指出，1-8月平均，PPI同比上涨4.0%，与1-7月平均涨幅相同，表现出稳的态势。他称，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合计影响PPI同比涨幅回落约0.46个百分点，据测算，在8月份4.1%的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3.0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1.1个百分点。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的通胀形势尚不会对政策产生太大影响。西南证券的杨业伟表示，虽然8月数据呈现出通胀压力抬头迹象，且从价格走势来看，未来通胀压力将进一步回升，然而这并不会改变货币政策宽松环境。一方面，低于3%的CPI增速意味着通胀温和；另一方面，当前通胀回升驱动因素大多来自供给层面，调节需求的货币政策对控制这类通胀来说性价比较低，因而货币政策不应做明显调整。
上海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胡月晓也指出，近期价格的上涨更多的是季节性因素的结果，8月份的环比上涨超过了2017年和正常季节性波动的上涨幅度，这个多涨主要受疫病引起的猪肉等副食品涨价影响，非食品中居住上涨较多，但这些供给面方面的冲击不具有持续性。“通胀压力应不会引起货币收紧，货币政策边际放松的趋势不会改变。”他说道。
不过华宝信托宏观分析师聂文表示，要警惕两个不确定因素，一是一线房租价格上扬是否会扩散到全国，二是原油是否会上涨。若通胀达到3%，会对政策有抑制，目前实体经济还在边际收缩，信用利差扩大，信用条件仍然没有放松，若再叠加通胀，会对政策有困扰。
（Reuters，2018.9.10）
（编译、整理：李彦松、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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