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82期（总第1879期） 2018年11月26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比特币再次“闪崩” 日本制造被“老衰工厂”拖下神坛？ 费尔普斯：过度依赖技术转移制约中国增长
比特币再次“闪崩”
[摘要：近日，比特币突然再度开启“暴跌模式”，在一周时间内大跌近三分之一，并引发了其他加密货币的大幅下挫。造成这次比特币暴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硬分叉将影响比特币的长期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比特币取代传统货币已没有可能性，但加密技术或许尚未死掉。]
多重利空打击比特币
据报道，CoinMarket的数据显示，11月20日比特币重挫逾16%，跌破4100美元，为去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有分析认为，比特币价格将继续下探，进而跌至底部价格3000美元。
造成这次比特币暴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分析普遍认为，引发抛售的导火索是加密货币监管压力增大以及比特币现金（BCH）硬分叉事件。11月16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宣布处罚两家未将ICO（首次代币发售）作为证券进行登记的加密货币公司，责令Airfox和Paragon将资金返还给投资者。两家公司均已破发90%，大概率面临着破产清算局面。
据悉，这是SEC首次对违法的加密货币项目进行处罚。监管层面的不确定性始终是笼罩在加密货币上的阴影。SEC在当日的声明中明确了其监管范围包括“数字资产发行和交易活动”。据悉，美国数字资产不仅作为证券被SEC监管，同时还被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美国国税局（IRS）、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等部门监管。趋严的监管环境，令诸多公司面临着一系列法律风险。美国政府的审查加剧了比特币的跌势。据彭博社报道，在比特币暴跌之际，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去年比特币的大幅上涨是否是由操纵行为推动的。
另一个给加密货币前景造成打击的事件，是比特币最大的分叉币比特币现金（BCH）硬分叉（hard fork）。比特大陆CEO吴忌寒和澳大利亚人Craig Steven Wright（圈内称其为“澳本聪”）因无法就BCH“扩容方案”达成一致，两大阵营分道扬镳。“硬分叉”令持币者担忧现有加密币价值缩水。
不过，在原工信部信息中心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火币大学校长于佳宁看来，SEC的行动和BCH硬分叉并不是导致当前加密货币下跌的主要原因。“美国只是重申了监管原则，并未出台新的措施。区块链的基础是共识，分叉是正常的，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市场信心。”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于佳宁认为，当前的抛售并不能说明比特币或以太坊的“失败”，而是它们承载的项目和应用存在操纵、欺诈等诸多问题，导致投资者、参与方用脚投票，离开市场。在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策略师洪灝看来，当前比特币、油价、股市暴跌都是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上升、流动性收紧的反应。“比特币这种资产对流动性非常敏感。”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美联储主席暗示12月继续加息、明年加息前景不确定之后，比特币进入新一轮暴跌。”
价格或将继续探底
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报道称，有技术分析师表示，在遭受重创后，比特币始终未能实现强劲复苏，这预示着价格将进一步下跌。风险投资基金alphablock合伙人Jon Pearlstone认为，如果比特币价格跌破4000美元，那么比特币最终触底的价位或将为3000美元。“根据以往经验，只有大量数字货币矿池、交易所破产倒闭才能谈‘熊市见底’，这一次应该还要加上一个ICO项目大规模清算，ICO项目方跑路、投资者血本无归。”某资深比特币玩家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
当前，比特币价格已低于很多矿场的挖矿成本，近几个月以来陆续有小交易所、高成本矿池关停，大量代币跌至发行价格之下。据悉，Giga Watt已递交破产申请，称其资产不足5万美元，而这一美国矿场巨头发起ICO时，曾募集上千万美元。“潮水正在退去，但应该还没到底部，市场挤压泡沫需要时间，参照上一轮84%的跌幅，仍有下降的空间。”
比特币的底部在哪？有币圈人士梳理了比特币诞生以来前几轮涨跌：2011年从高点32美元到低点2美元用了5个月，跌幅94%；2013年从高点266美元到低点66美元用了3个月，跌幅75%；2013-2015年从高点1242美元到低点198美元用了20个月，跌幅84%；本次2017年12月达到新高19666美元，跌至4500美元左右，跌幅77%，历时11个月。
不过，近几年来数字货币合规交易所、比特币期货交易产品的诞生，令不少持币者对比特币抱有信心。尽管SEC一再拒绝多家机构的比特币ETF基金申请，但监管的不断成熟或许使得“批准”可期。机构投资者对比特币的兴趣不减。就在上个月，富达投资（Fidelity Investments）宣布，将剥离一家独立的公司——富达数字资产，为机构客户交易和存放加密货币资产。该公司的主管汤姆·杰瑟普（Tom Jessop）对媒体表示，机构对加密货币资产存在需求，家族理财室、对冲基金和其他老练的投资者也已开始认真考虑这个领域。
不过，近日市场的大幅波动和行业乱象，引发人们对“加密货币能否成为可靠保值手段”的质疑。“比特币和以太坊创下如此大跌幅，是区块链2.0结束的标志，同时预示着3.0时代的到来。” 于佳宁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他指出，区块链2.0时代，很多项目缺乏实际资产的支撑并且监管缺位，处于一个“丛林”状态，被市场证明是低效的。“资产数字化”是无法逆转的趋势，当前的市场出清意味着“产业区块链”时代即将到来，未来数字资产与产业将深度绑定，市场监管将更加完善。
“硬分叉”损害比特币的长期价值
与比特币旨在模仿的实物黄金不同，这种数字黄金不存在真正的稀缺性。可以无限复制的东西肯定缺乏长期价值。
加密货币再次崩溃。有点像博柏利（Burberry）的围巾，比特币已成为自身成功的受害者，无数仿制品损害了它的价值。
比特币是第一个、也是最知名的加密货币，由巧妙的数学运算创造出来，通过一个绕开银行系统的全球计算机网络进行组织。目前，比特币的价格约为5500美元。这与去年12月创下的约2万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相去甚远。其他加密货币的行情甚至更糟。Ripple是一种对银行家友好的中心化的加密货币，它在2017年上涨了逾36000%，但自2018年初以来已贬值约85%。
在一个没有基本面支撑、浮夸盛行的市场上，想准确地找出价格变动的原因，基本上是徒劳无功的。但是，人们至少可以部分理解这种情绪。这一次，加密交易员似乎受到了“硬分叉”的困扰。当加密货币的开发人员无法就如何更新其基础软件达成一致时，就会出现这种分叉。
最新的观念之争是围绕“比特币现金”展开的。“比特币现金”本身就是原始比特币的克隆版，产生于去年的另一次此类分叉。上周四，它又分成了两个不同的版本。
这种稀释正是加密货币最终注定失败的原因。与比特币旨在模仿并打败的实物黄金不同，这种数字黄金不存在真正的稀缺性。虽然原始比特币只能有2100万个，但是可以拆分的版本数量没有上限。与之竞争的加密货币数量也没有上限，任何掌握基本编码技能的人只要点击几下鼠标就能创造出一种竞争性的加密货币。加密货币统计网站ComMarketCap目前列出了2000多种加密货币的价格。
近几个月来，通过首次代币发行（ICO）筹集的资金大幅下降。在ICO市场上，可以找到加密货币蛮荒西部最大胆的牛仔，ICO也是加密货币2017年价格疯狂上涨的主要原因。安永（EY）上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在该咨询公司去年分析的372笔ICO中，有30%失去了“几乎全部”价值，而在使用ICO筹集资金的公司中，有71%的公司尚未推出原型产品（更不用说一款可用产品了）。
尽管比特币泡沫可能已开始破裂，但下结论认为比特币是一场惨败，也并不公平。化名为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的比特币的创造者，并不是第一个尝试建立一种新型电子货币的人，但他是第一个成功的人，因为比特币成功地解决了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被反复使用的问题。
几乎没有人能想到，比特币会催生出了数千种模仿它的加密货币，其估值一度接近1万亿美元。比特币已诞生10年，现在仍然常常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报纸页面上。
加密货币的波动性可能很高，并且对环境有害，但作为一种逃避审查的汇款方式，加密货币的确具有价值——即使犯罪分子是主要用户之一。
在短期内，加密货币是否会收复部分失地，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它们的价格是如此随意，有证据表明它们受到了高度操纵。这就使我们基本不可能预测出它们的下一步走向。
根据供需法则，有一点是肯定的：可以无限复制的东西肯定缺乏长期价值。任何试图推销这种东西的人——不管他们制造了多少新噱头——本质上都是在兜售空话。
比特币崩溃并非数字货币之终结
英国《金融时报》社评认为，比特币成为未来货币的梦想已破灭，但加密技术或许尚未死掉。在各个加密货币论坛和博客上，本月关键词是“投降”。随着比特币自2017年10月以来首次跌破5000美元，业界领军人物开始越来越激烈地相互指责，而加密货币的爱好者则与批评者开战，后者认为这是法定货币的胜利。尽管比特币和比特币公司也许不会就此终结，但比特币的崩溃凸显一个问题：努力把加密货币引入主流到底是否值得。
有很多理由让我们对加密货币感到担忧，包括巨大的波动（比特币的价值在一周内蒸发掉30%），欺诈和操纵，许多首次代币发行（ICO）被证实为骗局，以及它被洗钱者和恐怖分子利用。但是，监管一直难以跟上步伐，这正是科技行业的通病。不足为奇的是，拟议中的“自我监管”一直不到位：温克莱沃斯（Winklevoss）孪生兄弟的虚拟商品协会（Virtual Commodity Association）在8月份成立，旨在提供“一个行业自发的自我监管组织”，尽管加密货币已崩溃，但该协会一直保持沉默。
政府部门表现更加积极主动。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FCA）正在讨论一项针对加密货币衍生品的禁令，而英国下议院（Commons）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则谴责加密资产市场是“蛮荒西部”，呼吁对其进行监管。香港证监会（SFC）本月表示，正在研究监管加密货币交易所的计划。今年9月，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一份报告称，该行业存在利益冲突，而且没有采取防范市场操纵的充分措施。
但鉴于加密货币的去中心化特点，让虚拟货币世界步入正轨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全球反洗钱机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得出结论称，“一个虚拟货币系统的组成部分也许位于缺乏充分的（反洗钱）控制措施的司法管辖区”。在其他地方，规避禁令的加密货币港正在涌现出来：加密硬件制造商Ledger在香港启动了区域性业务，以满足中国人对离岸加密资产的需求，绕开了内地的一项禁止持有此类资产的法律。
然而，加密货币提供了宝贵经验。它证明了人们对当前支付系统的不满，促使银行和政府意识到，必须提高货币的数字化程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议设立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CBDC），这是一种只有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旨在将现金的易用性与央行的账簿系统结合起来，以对交易进行核实。实施CBDC需要进行大量测试：IMF的一份报告承认，CBDC也许主要在银行不那么安全的国家受欢迎，并担心采用CBDC可能会引发数字银行挤兑。但是，CBDC也许有一天会为消费者提供一种比实物现金和信用卡更快、更便宜、更安全的选择。
区块链技术也许还有其他用途，尽管这一点尚未得到证明。去年10月推出的银行间信息网络（Interbank Information Network）正在对75多家银行之间的困难交易测试区块链技术。沃尔玛正在试验用区块链来追踪一些产品。加密货币或许尚未死掉，但比特币成为未来货币的梦想应当已破灭。它作为一种交换媒介和一种投机资产之间的内在矛盾太大了。但它引发的有关数字货币潜力的辩论是有价值的。
IMF敦促各国央行发行电子货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领导人近日表示，各国央行应该认真考虑发行数字货币，以“填补现金使用量下降留下的空白”。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新加坡说，国家可以在向数字经济供应货币方面发挥作用，以协助提高金融包容性，并避免出现“过多权力落入少数几家规模巨大的私营支付服务提供商手中”的情况。任何努力都必须在维护货币使用者隐私和预防犯罪需要之间取得平衡。
在回应电子支付的崛起方面，各国央行的立场不尽相同。电子支付动摇了央行作为官方货币垄断发行人的地位。一些国家的央行——包括瑞典央行（Riksbank）、加拿大央行（Bank of Canada）、中国人民银行（PBoC）——已经在考虑向公众发行数字货币。“如果纸币和硬币已经过时，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公众无法再获得由国家担保的支付手段，”瑞典央行行长斯特凡?英韦斯（Stefan Ingves）在今年6月写道，“在一个无现金的社会，法定货币意味着什么？”但还有一些人指出，让消费者直接获得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可能使金融稳定面临风险。
目前，央行只向银行发行电子货币。当消费者刷卡或在网上支付账单时，他们使用的是商业机构提供的资金。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在3月曾警告说，改变这种模式可能会对银行的商业模式构成挑战，并使一国央行遭遇“速度和规模空前的数字挤兑”。11月14日公布的另一份IMF讨论文件指出，断言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将利大于弊还为时过早，且各个国家的国情也不尽相同。但拉加德认为，监管不足以确保新的货币形式获得信任，也不足以确保它们能够实现公共政策目标。“过去，通过提供低成本和广泛可获得的选择，硬币和纸币可能制约了大型全球性支付公司的主导地位，”她说。国家支持的数字货币有望加强竞争，并在私营支付公司受到网络攻击、破产、或公司退出当地市场时提供后备服务。拉加德说，如果大多数人转向电子货币，且支持使用现金的基础设施退化，政府可能还需要确保金融包容性。她补充说，虽然其中一部分目标可以通过公共与私营部门合作来实现，但也有理由让数字货币成为国家的责任。
（综合消息）
日本制造被“老衰工厂”拖下神坛？
日本企业的违规质检问题近来问题不断。继钢铁和汽车之后，液压设备生产商KYB被爆出吸震装置质检违规。为何要捏造属于质量根基的检测数据呢？仔细查阅斯巴鲁（SUBARU）和日产汽车等公布的相关调查报告书，一个共同点随之浮现。那就是因设备老化和人手短缺而导致的“老衰工厂”这一现实。
“由于厂房和空调的老化，进行燃效与尾气检测之际不满足湿度标准，检查员只能糊上门缝，通过电热水壶的蒸汽来调节湿度”（斯巴鲁）
“将铝制品的检查不合格品篡改为合格后供货，是因为实施再检查的保管空间只能占用1天”（三菱材料集团）
从律师等调查的各企业的报告书中浮现出的是与此前以“质量”为最大优势的“日本制造”的形象相去甚远的真实状况。各企业持续利用老化的设备实施质检。招致约10万辆召回的斯巴鲁旗下群马制作所的质检厂房建于1960年代。而日产的枥木工厂的尾气试验室的空调也是1977年安装的。
日产合并销售额的6成来自海外，而斯巴鲁7成来自海外。这些企业以属于主要摇钱树的海外为中心展开新增投资，另一方面，日本国内工厂则一直采取不断翻修的做法。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从反映新设后经过年数的“设备年龄”来看，大企业与上世纪90年度相比增至1.5倍。
一方面，对人才的投资也被忽视。日产自陷入经营危机的1999年以后，在现任会长卡洛斯·戈恩的领导下果断进行裁员，“（日本）国内技术员陷入了短缺”（报告书）。
面临人手不足，又要应付交货期，因此不断出现违规行为。KYB的检查员总计为8人，一度以1个人的状态处理作业。Kayaba System Machinery的社长广门茂喜表示，“拆解不符合标准的产品加以修正，需要5个小时”，因没有人手的富余而走向了篡改数据。
日本的制造业企业一直将国内工厂定位为“母工厂”，通过一线的“持续改善（Kaizen）”来彻底提高生产效率，并将经验传授给海外工厂。但是，如果在劳动成本低廉的新兴市场国家建成最先进工厂，日本国内的竞争力将下降。与作为标杆的海外工厂相比，日本国内生产将消失的危机感已开始在一线出现萌芽。
日产在比较各国工厂的产能和劳务成本等的基础上确定生产基地。在旗下品牌“March”的制造从追浜工厂（位于神奈川县横须贺市）转移至泰国工厂之际，多余出来的技术人员很多被派遣到海外。
2017年10月被爆出篡改铝制零部件数据的神户制钢所也面临同样的状况。一位员工作证称，“如果销售额下降，工厂存在不得不停工的风险”。
在海外，2015年德国大众被爆大规模篡改尾气检测数据。但是“在欧美，管理层对违规行为发出指示的情况很多，而日本企业多为一线员工揣度上层意思，最终发展为违规”（德勤财务咨询的Prevost Mayumi）。
在持续“改善”的名义下，日本企业将问题的解决交给一线。在各企业的报告书中，为了降低成本和遵守交货期、以一线的判断而染指违规行为的情况突出。当然，这不应成为管理层的借口。仅仅倡导成本削减，对一线的扭曲视而不见，促使一线涉足违规行为的经营责任巨大。
日产表示将在6年里向检测装置等投入1800亿日元，为检查部门招聘670人。斯巴鲁也将在5年里将1500亿日元用于设备更新。但这都是局部性的应对举措，“产品制造力”能否恢复仍是未知数。
在倡导旨在实现制造业数字化的“工业4.0”的德国，在从生产到检查都采用机器人技术的最尖端工厂，生产被迁回本国的趋势已经出现。德国阿迪达斯2017年引进了机器人自动生产鞋的生产线，时隔24年将生产迁回本国。
能自动分析庞大信息的技术还可以用于检查工序和质量提高。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背景下，此前仅仅依赖一线的感觉和努力的日本制造迎来极限。日本制造要东山再起，需要根本性的生产革新。
（日经新闻，2018.11.27）
费尔普斯：过度依赖技术转移制约中国增长
对技术转移过于依赖，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原因，特朗普敢于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也是看准了这一点。
“贸易”这个司空见惯的词，伴随着2018年美国特朗普总统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而成为全球最热门的词汇，“贸易赤字”、“经常项目账户”等专业名词更是成为街头巷尾讨论热点。“人人都在讨论贸易问题，每个人能讲出一堆道理，但是又有谁能把贸易这件事情追根溯源说清楚呢？”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一周前在接受FT中文网电话采访的时候提出了这个问题。
在费尔普斯看来，今天不仅精英阶层亟待补习经济学经典才能更专业地治理国家，更重要的是，广大民众也需要掌握经济学基础知识，使得他们具备最基本的辨别能力，对政府的公共政策、企业的市场行为有独立的判断和思考能力，这样才能为自己的选票和行为负责。
中国应该从贸易战中汲取什么教训？费尔普斯认为，对于技术转移过于依赖，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原因，特朗普敢于发动贸易战，也是看准了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技术转移不可能永远存在，唯有本土创新才能永立潮头。
费尔普斯看来，特朗普引发的全球贸易摩擦给中国上了一课，那就是经济增长光靠出口商品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关键，在于本土创新能力，这背后是对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也是费尔普斯在他2013年出版的著作《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重点探讨的观点。
在这本探讨自下而上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书中，费尔普斯这位惯常研究就业、通胀和增长的 经济学大师另辟蹊径，从经济增长的源头开始探讨。在他看来，任何经济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都不如鼓励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
费尔普斯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美国、欧洲等技术转移是密不可分的。后发者中国学习到先进的科技，提高劳动生产力、释放了劳动者的创造力，推动经济增长，实现了弯道超车。
“中国本土也有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甚至大于今天的美国，但是比起美国经济腾飞的60年代，今天中国的本土创新还远远不够，”费尔普斯表示。
对于技术转移过于依赖，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原因，特朗普敢于发动贸易战，也是看准了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技术转移不可能永远存在，唯有本土创新才能永立潮头。
在费尔普斯看来，对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创新的关键。当然，还需要营造更适合创新的大环境，“公共部门普遍缺乏商业眼光和经验，国有企业又不太愿意冒险，只有私营部门才具备创新的优势，应该给予它们更多的政策支持、金融支持，才能够孕育出多元的本土创新。”
同时，中国还有更加紧迫的现实问题，人口老龄化。随着劳动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甚至消失，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工资水平的提升，中国将在不远的未来遭遇到很严峻的挑战。
“我担心未来的中国，会重蹈今天欧洲的覆辙，创新能力下降遭遇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停滞会带来很多难以想象的问题，”费尔普斯担忧道。
贸易的本质就是交易，这一点毋庸置疑。自从人类告别了物物交易、进入货币交易之后，任何一个交易都有贸易顺差方和贸易逆差方，如果简单认为收钱的贸易顺差方就是掠夺出钱的贸易逆差方的财富，这的确是说不过去。为了便于理解，费尔普斯还举了一个例子：假设你出钱买了一本我写的书，我收到钱，这笔交易过程中你是贸易逆差，因为出了钱收到了商品（书），我是贸易顺差，我卖出了商品（书），收到了钱。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就占了你的便宜，你吃了亏就是失败者。
另外一个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贸易背后的比较优势。国际贸易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不一样。比如，美国人力成本高，虽然制造型企业可以在美国生存，但是高企的劳动力成本会吞噬企业的利润。也就是说，苹果公司的手机如果今天都是在美国国内生产，要么只能抬高价格，才能保持现在的利润率，要么只能牺牲利润，支付更高成本。而美国相对于中国，在技术上有领先的比较优势，而中国相对于美国，在劳动力成本上有更低的价格优势，聪明的美国企业当然会选择把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转移到成本更低的中国去生产制造。
按照特朗普总体的逻辑，如果美国处处都要自己来做，拒绝全球化大分工，那么就要牺牲掉美国的比较优势，让更多的原本可以从事更高附加值事情的人去从事低附加值的制造工作，从而进一步降低美国低收入人群的工资。
第三个需要重视的概念是双边贸易赤字和多边贸易赤字。之前已经提到，任何双边贸易都会存在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仅看双边贸易情况，不足以得出结论。真正的问题是多变贸易赤字。还用上面那个例子，你除了花钱买书，还花钱买了很多商品，全部的支出加一块超过了你全部的收入，而且还不可持续的时候，这就会出现问题。但是这时候你不能怪商品太诱人，让自己买了这么多，而是应该从内部思考，我是不是应该砍掉不合理、不必要的支出；或者每项支出都很重要，那我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提高收入，或者借助一些金融产品和工具，让自己的收支更加合理，更加可持续。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多边贸易赤字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由于中国贸易顺差而导致，当然后者会让赤字加大，但却不是根本原因。美国更需要的是内部进行经济调整和产业转型，让国民经济更加合理、可持续；同时不断加大自己的比较优势，低端、密集型制造业肯定不是美国的未来，美国的比较优势是服务型贸易，这才是未来的增长点。
在费尔普斯看来，特朗普的经济、贸易政策制定得非常糟糕，这会导致美国政府的支出大量增加、会导致企业的利润下滑、国民的收入也会下降。“我想特朗普的继任者会比较麻烦，因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会给后来者留下很重的财政负担，”费尔普斯如此评论。
费尔普斯特别强调了经济学在当下的社会意义。今天的很多争论、分歧，从根本上说是经济学范畴的问题，“如果大家都对经济学有一个很基本的了解，对一些基本核心概念有共识，很多争论都不会存在”。
在费尔普斯看来，今天不仅主管国家经济、政治决策的精英阶层需要认真地学习经济学经典，这样才能更加科学地治理国家；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民众也需要掌握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使得他们具备最基本的辨别能力，对政府的公共政策、企业的市场行为有独立的判断和思考能力，这样他们才能为自己的选票和行为负责任”。
当然，费尔普斯还认为，经济和金融学知识应该作为每个公民的必修课，这样才能合理地规划自己的人生每一个阶段。就像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增长，需要有长远的经济规划、多元的金融创新和健康的信贷市场支持，不断地鼓励民众参与创新、投资和消费，才能带来国家的大繁荣；那么人生的繁荣，除了要不断迎接挑战、自我价值实现之外，还需要有长远的经济规划能力，对金融投资机会的把握、对风险的控制能力，能够适度地借助金融杠杆来实现价值的增长，不断提升生活质量。
所以，从美国总统到普通人，每个人都需要掌握经济学常识，拥有金融理念和开放创新的思想，才能够帮助自己应对今天急速变化的社会，做出更加有价值的选择和决策。
最后，费尔普斯给中美两国的领导人提了同一个建议：国民的幸福不仅仅在于经济增长、工资增长这样的物质大繁荣，更在于生活质量提升的幸福感、自我实现的成就感所带来的精神大繁荣，后者才是国家出台政策的真正出发点。
（FT中文网，2018.11.28）
（编译、整理：李彦松、王山；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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