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88期（总第1885期） 2018年12月17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机率上升 日本避免产业转移造成产业空心化的经验 外国投资者为何增持日本政府债券？ 5G是否被高估？ 11月工业与消费增速创多年新低
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机率上升
[摘要：路透社最新的调查表明，经济学家普遍预测美国经济未来陷入衰退的机率上升。美国经济放缓以及美元融资的紧缩，也势必增加世界经济动荡的机率。]
路透调查访问的经济学家认为，未来两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机率已升至40%，他们还认为明年的美联储（Fed）预期加息次数减少。
引发经济衰退担忧的是美国公债收益率曲线趋平——两年期和10年期公债收益率之间的差距降至不足10个基点。这是自上次美国经济衰退之前以来的最小差距。收益率曲线趋平表明投资者认为经济增长和通胀将放缓。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在几乎所有的经济衰退发生前都出现了收益率曲线倒挂。
据受访者的预估中值，未来两年美国经济发生衰退的可能性已提高至40%，这是该问题于今年5月首次提出以来的最高水平。在那之前，路透调查中的受访分析师上一次给出如此高的衰退机率预估是在2008年1月，而仅仅过了八个月之后，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就破产并引发了大衰退。
预估区间为15-75%，分布情况亦表明未来两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要比上月调查时更高，当时的预估中值认为有35%的可能性。这些结论，再加上近期路透针对逾500位经济分析师、基金经理人、汇率分析师以及股票策略师的调查明确显示，美国经济动能已经触顶，衰退或许正在迅速迫近。
12月13日公布的路透调查显示，美国公债收益率曲线明年将出现倒挂，或许就在接下来的六个月，这远早于三个月前的预期，之后最快一年恐将出现衰退。
“美联储并不认为收益率曲线倒挂是个问题，（再加上）全球经济前景不大可能持续改善，两者综合作用可能导致货币政策出现差池，使经济陷入衰退，”荷兰合作银行资深美国经济分析师Philip Marey指出。“可能有多少次升息，这一点还不清楚。”
最新的这次调查在12月6-13日期间访问了逾100位经济分析师，结果显示美国经济将在未来几季放缓，到2020年中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年率降至1.8%，约为最新公布的增长率3.5%的一半。“我认为所有刺激经济增长的动力将在2019年消退。因此，增长来自何处呢？”Naroff Economic Advisors首席经济分析师Joel Naroff说。“我们肯定在走向衰退吗？我不能这样说，”Naroff称。但他补充说，“九年来我（对GDP）的预测都没有出现过负值，但在2020年的经济预期中首次加入了负值。”
调查前的一段时间，全球股市遇挫，拖累标普500指数本周跌至八个月低点，显示对未来一年美联储升息路径的预期出现决定性转变。
分析师在最新调查中一致预期美联储将于12月19日升息，但对2019年的普遍预期为仅升息两次，使明年底联邦基金利率达到2.75-3.00%。前次调查的分析师预期，以及美联储9月份公布的近期经济预期均为2019年将升息三次。美联储将在12月18-19日会议上更新预期。
但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明年料仅会加息一次。实际上58位回答一项追加提问的分析师中有37位表示，他们预期的加息次数少于一个月前的估计；这一比例超过60%。“如果美联储收紧政策是导致2019年经济衰退风险上升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暂停收紧政策应足以防止这些风险成为现实，”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表示。美联储官员最近才开始提出政策“转折点”。调查还预测，美联储看重的通胀指标——核心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2019年平均升幅料为2.0%，然后在2020年升至2.1%。
市场人士分析认为，美国利率不断上升，也可能会压缩美元的供应；美元是全球主要融资货币。但国际清算银行表示，金融业有能力在美国境外筹集美元资金，可以降低这种风险。国际清算银行研究显示，美国以外的银行扩大在当地境内、而非美国筹集美元，其美元负债有超过五成是挂在国内帐上，远高于在2008至2009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由于这一转变，截至2018年6月底非美资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美元负债为12.8万亿美元，较2009年底增加20%。Iñaki Aldasoro和Torsten Ehlers的研究发现，非美资银行跨境美元融资的增长突出表明，全球央行能够在危机时期提供美元流动性。跨境融资系指银行向他国投资者借款。BIS还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在全球跨境放贷活动中所占比重目前超过12%，大大高于2008年中期的约3%，因这些银行大举增加向新兴市场企业的放贷。BIS补充说，在许多国家，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有超过半数的跨境借款是依靠其它新兴市场的贷款机构提供资金的。
另据报道，中国在今年10月连续第五个月减持美国国债。随着强势美元对外汇储备管理机构构成压力，外国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出现了较为广泛的下降。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持有者，今年10月份减持了125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连续五个月的减持使其持有量回到2017年中期水平。由于北京方面与华盛顿之间的持续贸易争端，中国对美国政府债券的需求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美贸易争端导致人民币跌向了一个重要的门槛。总体而言，今年10月，央行等外国官方投资者继续削减美国国债头寸，出售了426亿美元的一年以上到期的美国政府债券。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量（包括到期期限较短的国债在内并能解释月内的价格走势）下降逾600亿美元，这是自2016年11月以来的最大月度降幅，也是自2000年以来仅有的降幅超过600亿美元的五个月之一。随着美国政府债券发行量的增加，外国对美国国债的需求下降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日益担心，海外买家数量减少可能对美国利率构成上行压力。外汇储备管理机构通常使用国家通过贸易取得的美元购买美国国债。但如果本国货币下跌的话，他们也可能选择出售这些美元——反过来卖掉美国国债——以支撑本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目前为1美元兑6.89元人民币，接近于自金融危机以来首次“破7”，11月人民币汇率曾短暂触及1美元兑6.98元人民币。外国官方机构的出售被私人投资者的购买活动所抵消，后者购买了444亿美元。法国和英国的投资者净买入活动尤其强劲，分别净买入164亿美元和172亿美元。
（综合消息）
日本避免产业转移造成产业空心化的经验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丁可指出，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结束之后，市场结构会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避免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帮助其海外发展将成为缓解重要手段。归根到底，要避免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持续不断的产业升级才是关键。
日本制造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1985年的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大幅升值，1990年代起中国扩大对外开放，以及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都在日本掀起了对外投资建厂的高潮。出人意料的是，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并没有造成国内制造业的空心化。相反，受益于产业转移，日本制造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在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当前，因为要素成本上升，环评力度加大，以及中美贸易战爆发等因素，中国的传统制造业面临巨大压力。日本的经验，对于探讨是否需要产业转移，如何避免产业空心化等一系列问题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国际产业转移没有造成日本产业空心化。丁可选取了1995到2016年之间的数据，评估国际产业转移对日本国内制造业产生的影响。可以清晰的看出，在这一期间，制造业企业的海外生产比率持续攀升。拥有海外生产基地的企业，海外生产比率已经升高到40%，而全制造业部门的海外生产比率也达到25%左右。但是，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剧烈冲击之外，国内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制造业的实际GDP以略高于日本GDP增速的水平平稳增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发展是在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经济长期停滞，国内市场逐渐萎缩的情况下实现的。
丁可认为日本的经验启示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结束之后，随着市场饱和，要素成本上升，没有规模效益的中小企业将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市场结构会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要避免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对社会造成冲击，积极的推动产业转移，帮助他们去海外发展，将成为缓解中小企业困境的重要手段。把生产率较低的中小企业转移到海外，也将为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从而提高制造业整体的效率。
主要制造业指标里唯一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的是就业人口。从1995年到2016年，日本的制造业就业人口从1364万人减少到1017万人。这一数字看似惊人，但是同期的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则从1720万人一路下滑到1230万人。考虑到日本人口只有美国的约三分之一，并且还在逐年减少，可以断言，在创造制造业就业机会方面，日本的表现远远优于美国。另一方面，日本劳动力市场更有效的吸收了制造业的失业人口。比较同一时期日本和美国的失业率，除了受东亚金融危机影响的1999-2001年的3年，日本的失业率远远低于美国，一直维持在3-5%的低水平。
丁可认为，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没有造成日本国内制造业的空心化的最根本原因是，日本开始全面对外转移的1980年代，产业升级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日本企业的品牌享誉全球，有足够的能力开展跨国经营。因此日本制造业的国际产业转移，本质上是跨国公司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大公司在日本的总部，强化了研发功能，保留了高附加价值的最终产品，以及核心部件，机械设备等中间产品的生产环节，而将附加价值较低，技术含量不高的生产环节，转移到海外的生产基地。根据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2017年日本制造业仍有近6成的企业在国内保留有“母工厂”。这些工厂的主要功能是开展制造业前沿的研发活动，以及为海外工厂提供生产技术支持。
将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的日本企业，主要目的也不是利用当地廉价的生产要素，而是积极开拓新市场。如表1所示，日本企业在北美和欧洲的生产基地，无论在刚刚开始产业转移的80年代，还是近期，都致力于开拓当地市场，产品销往日本的比率极低。最让人惊讶的是亚洲地区的日企，印象里这些企业的业务模式是利用所在地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工业品，再销往日本市场或其它发达国家。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虽然比重不及北美和欧洲的日企，亚洲日企的主要销售市场就一直是投资对象国和周边地区，这一局面持续到今天。
日本内阁府发布的《日本经济2012-2013》研究报告，从销售额，出口额，经常利润，员工人数和劳动生产率五个方面，比较了在海外以开拓新市场为主要目的的日企（市场开拓型企业）和以降低生产成本为主要目的的日企（生产替代型企业）。研究结果显示，市场开拓型企业日本总部的销售额，出口额，以及经常利润的平均值，是生产替代性企业总部的2到3倍，市场开拓型企业的总部在销售额，出口额，经常利润以及劳动生产率4项指标上的增速，均远高于生产替代性型企业。
丁可认为是国际产业转移让中小企业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进入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进入尾声。随着工资成本不断提升，环保要求越来越严格，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日趋严峻。很多企业开始控制用工规模，日本9人以下制造业企业的数量，竟从1969年的47.5万家，增加至1983年的近60万家。相反，100人以上所有用工规模企业的数量在这一期间都有所下降，市场结构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
是产业转移给了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新的发展空间。日本制造业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层层分包的金字塔型分工结构，大企业和中小供应商之间有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大企业在海外建厂的时候，常常带着中小供应商集体出海。这种做法，特别是在初期，带来了稳定的销售渠道，使得小企业的海外经营能够迅速走上轨道。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和综合商社在海外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贸易振兴机构负责搜集海外投资环境的基础信息，提供咨询服务，开展商务对接; 综合商社则在商业信息搜集，工业园区建设，投融资，采购原料，开拓销售渠道，风险管控等各个环节提供一站式服务，极大降低了中小企业国际产业转移的门槛。
没有海外生产基地，并能够生存下来的中小企业，多为高度专业化，在细分市场里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以日本著名的中小企业集群东京大田区为例，该区早年有三菱重工，日立，佳能等大型企业设厂，逐渐发展成为日本主要的机械加工基地。但是1980年代之后，因为大企业海外建厂，区内的企业逐渐失去订单。为谋求生路，很多小企业进入先进制造业，从大批量生产转型为承接高精尖的小批量加工业务。由于订单规模变小，用工成本极高，企业规模不断缩小，至2005年，大田区有4778家工厂，其中员工9人以下企业，占到企业总数的8成以上。
但正是这些小工厂，小作坊，支撑起了自动化设备，精密仪器，半导体装置等日本制造的核心部门。笔者熟识的大田区一家有近70年历史的自动化设备工厂，从生产瓶盖，方便面的包装设备起家，利用在自动化设备领域积累的经验，成功转型到对技术和精度要求更高的药品包装设备，以及半导体设备制造业，近年来更一跃成为特斯拉电池的设备供应商。这种在传统行业里积累核心能力后向高科技行业成功转型的案例，在日本中小企业中十分普遍。
日本政府于2006年专门出台《中小企业制造业基盘技术高度化法》，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升级。该法律背后有日本社会的共识，即一大批掌握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是确保日本制造业始终走在先进制造业的最前沿，保持强大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前提。
对于日本经验对中国的启示，丁可认为，与日本相比，中国幅员辽阔，市场规模庞大。面对要素成本上升，贸易战升级等挑战，通过国内产业转移，开拓内需市场，很多企业也能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是，就像东京大学丸川知雄教授指出的，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中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之间，逐渐形成了典型的“中心-外围”关系，中国既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质优价廉的工业品，又把他们锁定在初级产品出口的国际分工之中。改变这一贸易结构的根本途径，在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帮助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也正在于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业的国际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
上述日本的经验对我们讨论产业转移有多重启示。首先，要区分不同类型的转移模式，采取相应的对策。像华为，OPPO，VIVO，小米等手机品牌在印度等地建厂，是大企业为了开拓新兴市场的合理举措，应该全力支持。而单纯因降低成本，环保，缓解贸易战冲击等因素而进行的生产替代型转移，如果不能腾笼换鸟，让新兴产业弥补空白，将不可避免的导致产业空心化。对于生产替代型转移，特别是对于在华的外企，要鼓励他们保留中高端产品生产线，或者建立区域总部，让新的海外生产基地与中国之间仍然保持联系。
日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结束之后，随着市场饱和，要素成本上升，没有规模效益的中小企业将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市场结构会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要避免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对社会造成冲击，积极的推动产业转移，帮助他们去海外发展，将成为缓解中小企业困境的重要手段。把生产率较低的中小企业转移到海外，也将为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从而提高制造业整体的效率。
归根到底，要避免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持续不断的产业升级才是关键。来自中国本土的跨国公司增长起来，将有效的整合全球价值链，建设海外基地，开拓国际市场，进而反哺国内，带动中小企业转型。而一大批高度专业化，掌握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的出现，将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雄厚的加工配套资源，和更多的技术支持。中国要发展成为真正的制造业强国，必须将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同时坚定不移的推进下去。
（FT中文网，2018.12.19）
外国投资者为何增持日本政府债券？
外国投资者多年来一直增持日本政府债券。他们持有的份额已达到十分之一以上，而由于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日本政府债券的收益率极低，甚至为负值。约翰·伦德撰文对于外国投资者近年增持日本政府债券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约翰·普伦德对这种与“去全球化”趋势相反的潮流分析称，居民和非居民投资者的行为都是完全理性的。如果外国资金流入日本政府债券看起来有悖常理，那是因为它反映了，随着投资者寻求收益率，美联储和日本央行之间分化的货币政策对外汇和债券市场造成了扭曲效应。国内外投资者的行为密切相关。
起点是日本投资者自2013年以来对美元的需求，扩大了货币互换市场中所谓的交叉货币基差。这是指当投资者通过掉期市场用日元购买美元时，日元与美元Libor之间的利差。
日本银行将此归因于三大因素。首先是前面提到的分化的货币政策。随着美联储收紧政策，而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ECB）继续实行超宽松货币政策，自然会出现套利交易，即日元或欧元投资者通过投资收益率较高的美国国债获利。该交易通过掉期市场进行对冲。
同样重要的是，由于危机后更加严格的资本制度，全球银行对做市和套利的兴趣减弱。
与此同时，在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新兴市场货币贬值的背景下，来自外汇储备管理机构和主权财富基金的美元供应量减少。
日本投资者买入美国国债的另一面是那些美国投资者出售美国国债，他们用收到的日元买入日本国债。由于交叉货币基差——因日元Libor的负利率而扩大——结果他们获得了收益率与美国国债相仿的日本国债。
实际上，这是一个合成的美国政府借条。由于针对美国国债的外汇对冲成本过高，这种游戏现在有利可图。
一些投资者的回应是转向美国机构债券或企业信贷。但TS Lombard全球宏观董事总经理什韦塔·辛格（Shweta Singh）指出，这种交易已真正转向欧元区，因为法国和西班牙债券提供了有意义的收益率提升。由于欧洲央行的负利率政策，欧元对冲成本对于日元投资者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辛格补充说，日本投资者仍然可以通过对冲欧元风险获利。
日本政府债券收益率提升对欧元区投资者不如对美国投资者那么有吸引力。但这种交易很可能还有进一步操作空间。
对于欧洲央行来说，这是个好消息。由于其有意退出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私人资本流入欧元区政府债券将使市场变化不那么生硬。
它还会有助于那些受益于流入的国家顺利过渡。然而，这不太可能包括最需要帮助的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因为该国在预算赤字上与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角力。在这种情况下，全球资本往往是惩罚性的。
这种跨境资本流动故事的一个教训是，去全球化不是一个单向过程。
虽然世界显然正朝着更加保护主义的方向发展，而银行正受到更严厉监管的制约，但市场继续充当调整机制，帮助消除不同国家和央行之间的政策摩擦。
市场不能做的是完全取代政治意愿。危机过后，超宽松货币政策为旨在提高增长潜力的改革提供了喘息空间。历史学家将会评判，这段时期最大的失败之一就是，无人理睬超低利率为基础设施投资和结构改革带来的机遇。
（FT，2018.12.13）
5G是否被高估？
福布斯中国网站的一篇文章指出，因为华为，5G如同过去的共享经济和区块链一样被捧上了天。由于过多的炒作5G，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在舆论的引导下把5G视为引领次时代的核心技术。
国内对于5G的崇拜和疯狂丝毫不亚于前几年炒作共享经济与区块链时的情况。相比现今的4G，5G的区别在于网速更快、网络和设备之间的延时更短、数据传输的容量更大。也就是说，5G相比4G仅仅是一个性能上的升级版，在功能上没有实质性的提升。
然而，就在5G还未真正普及之时，国内却已经开始了6G的研究。工信部部长苗圩在今年3月接受采访时就已经表示，我国已经与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开始着手研究6G技术。相比5G，6G除了在性能上再上一个台阶外，还有可能水下通信网络覆盖，这也是功能上有希望实现突破的亮点。6G技术的落地预计在2030年之后完成。
因此，无论从实用性还是价值而言，5G并没有国内舆论所吹嘘的那么神奇。5G既没有功能上的创新，也不可能引领一个时代。按照我国6G技术推出的时间表来算，5G的寿命也就十几年。
目前，国内对于5G的遐想主要集中于衔接智能化设备、无人驾驶网络信息传递及医学方面。国内市场上之所以会有这种认知与判断是基于5G比4G在信息传递上更快、更多。但至于要对接这些跨行业终端究竟需要什么样标准的通讯技术还没有定论，因为这些终端产品至今还没真正落地。有可能5G能满足这些终端产品的需求，也有可能4G技术就足以对接这些产品，更有可能5G也无法满足这些终端产品的需求。
抛开这些堂而皇之的借口，5G所蕴含的财富效应可能才是当下全社会不遗余力鼓吹5G的真正理由。
根据工信部今年7月份发布的《2018 年上半年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报告显示，4G用户总数达到11.1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3.5%。随着5G逐渐替代4G，这些用户都将慢慢过渡为5G用户。
此外，根据国内三大运营商历史财报显示，在3G时代通往4G时代的过程中，2009年是3G时代的顶峰，三大运营商资本开支近3000亿元，之后在3G至4G的过渡期内，三大运营商的资本开支走低。直到4G崛起之际，三大运营商重新开启扩张规模。2015年是4G时代的辉煌期，当年三大运营商的资本开始近4500亿元，相比3G时代的峰值高出了50%。依次推测，5G时代三大运营商的资本开始将超出6500亿元。对于整条产业链中的供应商而言是一块不容错过的大蛋糕。
另一方面，技术的迭代也会带来基础设施、硬件设备的更新换代，新老更替又会创造新的GDP。通讯行业的基础设施包括：基站、PCB、天线等；硬件设备包括手机、智能设备（预计）、无人驾驶汽车（预计）。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项天然资源也可以卖——频谱。对于频谱有专业的解释，为了便于理解，可以简单的视作音频频道。按照国际惯例，每一段频谱都经过拍卖取得。根据新华网报道的国内最新5G频谱分配方案中，中国电信获得3400MHz-3500MHz共100MHz带宽的5G试验频率资源；中国移动获得2515MHz-2675MHz、4800MHz-4900MHz频段的5G试验频率资源，其中2515-2575MHz、2635-2675MHz和4800-4900MHz频段为新增频段，2575-2635MHz频段为重耕中国移动现有的TD-LTE（4G）频段；中国联通获得3500MHz-3600MHz共100MHz带宽的5G试验频率资源。
上述这些经济新型增长点中，仅仅5G基站建设的规模就超万亿元。可想而知，通讯技术的更新能带来多少GDP和财富。这恐怕也是为何如此急切的渴望加快通讯技术革新频次的深层次原因。在当前经济形势并不乐观的情况下，依靠这种拆旧翻新模式拉动经济发展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可回过头来想想，在追逐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是不是遗失了一些东西？数量与质量往往不能两全，贪图短平快的后果是大量资源浪费。从现在的资料审视5G技术，其不过是6G技术的一个过渡。如果5G技术本身像6G技术所描绘的那样具有功能上的革新，那固然有推出的必要，但5G只是4G的一个升级版。而且在为5G建设投入大量资金、资源后只能使用十年都不到的时间就得迎接6G技术的翻新需求，这种重复建设真的有必要吗？为什么不直接从4G到6G？差别不过是改一下“5”和“6”而已。
而且，5G相对4G而言，优势并不明显，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一些企业遭遇了国际封杀。之所以能封杀，说明5G本身核心竞争力缺失，国内的产品并非“非你不可”。相对而言，6G在的创新可能更具有核心竞争力。在本身竞争优势不明显的情况下，贸然高调推广反而引来了围堵。与其急功近利，何不踏踏实实打好基础，建立起他人无法超越的壁垒？
如今，国内对于5G的崇拜和疯狂丝毫不亚于前几年炒作共享经济与区块链时的情况。此情此景何曾相似，且又充满风险与陷阱。尤其在资本没有底线般追逐财富的背景下，行业泡沫、透支未来的情况实在令人担忧。搞不好，一个实体经济行业被活生生变成了一个虚拟经济行业。
（福布斯中文网，2018.12.17）
11月工业与消费增速创多年新低
国家统计局12月14日公布，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为33个月低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8.1%，创逾15年新低。得益于一系列稳增长的政策支持，1-11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9%，为五个月最高点，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7%。另外，11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从上月的4.9%降至4.8%；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持平于上月的4.7%。
受汽车和通讯器材消费下滑等因素的拖累。11月的社会消费继续疲弱，增速为2003年5月以来最低，当时为4.3%。这从侧面反映出居民消费意愿及消费能力受限。分析师指出，通过更大的减税降费促进内需值得期待。数据显示，2018年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260亿元人民币，同比名义增长8.1%，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3679亿元，增长2.1%。1-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5093亿元，同比增长9.1%，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30,830亿元，增长6.1%。
（Reuters，2018.12.14）
（编译、整理：李彦松、王砚峰、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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