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低生育率困局

2019-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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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6期(总第1894期)    2019年1月21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中国的低生育率困局 美经济第一季度可能零增长 德银:全球政策不确定性创历史新高 2018年第四季度GDP增速至6.4%

  中国的低生育率困局

  [摘要:去年,中国出生人口减少了200万,总人口增加530万,人口增长率创下自196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再次引发各界对中国低生育率问题的担忧。]

  中国人口增长率创下自1960年代初以来最低值

  国家统计局1月21日公布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大陆出生人口1523万,而2017年的数字为1723万。这个数字对比,相当于2018年,中国大陆出生人口减少了200万,导致人口增长率降至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的最低水平。

  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中国出生人口在2016年罕见地呈现增长,而2018年则是出生人口连续第二年减少。经济学家预计,老年人口增加将成为拖累中国人口出生率的一个因素。数据显示,中国政府通过放宽家庭规模限制来提高出生率的努力收效甚微,这为政策制定者增添了压力,令他们不得不通过扩大经济激励和其他激励来鼓励生育。

  2018年中国大陆总人口增加了530万,增幅为0.38%。这是自1962年以来人口增长率的最低水平。政府估计,中国大陆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数量约为14.4亿人。

  取消生育限制不足以应对中国的人口挑战

  近期,FT旗下研究服务部门《投资参考》(FT Confidential Research)针对中国城市消费者的调查显示,取消生育限制并不足以应对中国的人口挑战。

  增加社福支出可能会让某些夫妇生育更多孩子。但从全球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需要更有力地去应对快速老龄化社会的影响。

  2016年放松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当年的婴儿出生人数增加——当年也是适合生育的吉祥农历年。但2018年是16年来的最大跌幅。地方政府报告显示,2019年的下降幅度会更大,例如山东淄博市在2019年1月至5月期间的同比下降达到23%。

  目前中国的生育率为1.6,比日本高(该国是生育人口灾难的典型代表),但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英国,中国的生育率远低于替代水平2.1。

  2016年起,大多数的中国夫妇允许最多有两个孩子。根据报道,中国正在考虑取消所有限制规定。在此过程中,政府希望解决中国劳动力萎缩和抚养比率上升的问题。

  然而,婴儿潮不太可能随之而来。我们针对符合生育年龄的城市居民进行调查,在405名受访者中,有近60%表示相关费用是限制他们决定生孩子的最大因素。只有4%的受访者表示受到政策限制的影响,三分之一表示他们最大的限制因素是住房成本。在已经生育一个孩子的受访者当中,只有6%的人提到了政府的限制。

  调查显示中国社会因为经济快速发展而发生的深刻变化。中国人走向晚婚、晚育、离婚率升高。

 

 

  1995年,不到30%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城镇区,90%的儿童生于30岁以下的妇女。到了2016年,城镇率上升到57%,只有65%孩子是出生于30岁以下的女性。

  这些城市受访者都在努力应对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而政府在社福方面的支出却没有跟上。家庭规模小意味着独生子女的教育花费更多。2017年汇丰银行的一项调查发现,93%的中国父母负担更多的学费,相比横跨15个国家和地区接受调查的8000名父母,迄今为止中国父母的比例最高。

  经济机会也影响了家庭规模,2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工作的投入是生育孩子的主要障碍。当家庭年收入超过30万元人民币,这样的比例上升到29%。正如之前的调研所强调,中国女性在职场上面临着生育意愿的常规歧视,这通常是公然违反劳动法。

  经济机会也带来了其他压力,限制了一个或多个孩子的选择。当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是房地产市场的飙升,使得中国大型城市得面对能否负担居住的危机。男性通常在进入婚姻时要提供可以被接受的房产,而拥有一个以上的孩子,也意味着夫妻需要考虑昂贵的住房升级。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中国人口的分布到本世纪中叶会与日本的情况类似。目前日本拥有世界上最高的老年抚养比,达45.6%。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45年,中国老年人与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会从现在的15%上升到43%。

  简单地取消夫妻可拥有多少子女的法律限制,不太可能改变发展的轨迹。总部设在巴黎的经合组织(OECD),成员多为发达国家,其数据显示,就算自本世纪初以来增加与家庭和儿童相关的公共支出,也未能显著提高生育率。由于增加儿童照顾条款,德国已经扭转了生育率下降的速度,而日本的生育率也再次攀升,但这两个国家的生育率仍远低于替代水平。

  随着中国领导层缓慢地解决人口挑战,地方政府开始被允许去尝试激励措施以说服夫妻生育更多孩子。但是,中央仍然没有确认是否要取消两孩政策,更不用提是否有鼓励夫妻生育更多孩子的指导,还有推动缓解生育成本压力的可能措施。

  为了面对老龄化的影响,中国政府将不得不更快、更积极地采取行动。在目前的道路上,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有超过2亿人超过65岁,而小孩的缺乏也将意味着劳动力萎缩。

  低生育率探因

  张林对中国低生育率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在发表在FT中文网上的文章中,他写道,当前社会的生育意愿如此之低,不由得引发了人们对人口红利过快消失的讨论。其中一个流行的论断是,高房价和还贷压力是挤出人们生育意愿的罪魁。但是,如果针对一个问题找错了原因,那么也就很难找到正确的解答方案。以近20年的宏观数据来看,房价、经济增长率和生育率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房价快速跳涨发生在2009年之后,生育率则在近二十年内在11‰至13‰的低水平上呈现稳定,最近的下降发生在2017年,因此高房价挤出了生育意愿的说法从宏观数据本身来看并不成立,至少并不直接。

  值得指出的是,用生育率统计出自世界银行,统计部门的调查生育率则远低于世界银行的统计,世界银行的统计更接近计生部门的统计,而调查生育率则更接近实际状况,也正是在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删除了调查生育率的数据统计。即便按照世行的统计数字,中国的生育率和日本相差不多,低于美国及OECD国家,更低于印度及全球平均水平。

  而若按照上图中短黑线所示的调查数据,中国生育率不仅长期低于OECD国家,并且在2010年已经低于了日本,而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这意味中国未富先老的问题要比想象中严重的多,快得多,但是政策上的反应却慢得多。日本的老龄化和低生育水平不仅带来了接近于零的经济增速,更带来了社会总储蓄的不足,如果没有大量的日本海外公司将利润汇回日本,以及日本政府的高负债用于公共支出,日本社会将远不及现在稳定。

  根据贝克尔等人的观点,生育本身是成本与收益的衡量与妥协。在经济增长初期,人们的收入基数往往较低,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生育更多子女可以为家庭内部增加更多收入机会,抚养老年人的平均支出会降低,因此生育意愿较强。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抚养子女的成本较快增长,养老等支出更多依赖社会化的收入转移,个人不再那么依赖家庭,而生育子女所带来的收益并没有比以往更多,那么生育意愿则会因此降低。

  因此,挤出生育意愿的主要原因是养育孩子的额外成本过高。从家庭支出角度来看房价问题,当然会挤占抚养孩子的收入,但房产相关的支出不仅只是一种成本,作为资产而言还具有财富效应,并非绝对的支出成本。财富效应一方面表现为资产增值有助于提升消费意愿、资产变现可以获取更多收入,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生育意愿以继承资产。房产对于生育意愿同时有促进和降低的作用。

  同时,考虑到购买力的因素,除了少数中国一线城市的特殊情况外,欧美及日本诸国的平均房价水平及房贷支出负担并不比中国低。2017年,中国二线城市房价收入比为8.85、三线城市房价收入比为7.19(Wind统计),同期美国54个样本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为8.0(statista统计),日本都市圈每平米房价与年均可支配收入持平(statista统计)。再从居民杠杆率上来看,以家庭债务/GDP衡量的杠杆率中国为48.4%,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6.1%。

 

  考虑到上述因素,房价水平并不是中国生育率低于欧美和日本的主要原因。欧盟是高福利低生育的典型,但实际上欧盟国家之间的生育率水平也有较大差别,西班牙的生育率仅有1.3,但是英国的生育率为1.8、法国生育率则接近2。欧盟内部生育率的差别与社会保障水平有较强的相关性,尤其是总生育率超过1.7的国家,其公共社保支出普遍超过了GDP的20%。

  这里的公共社保支出,是指由公共部门通过税收支出转移支付的教育、养老、医疗及社会救济支出。公共社保支出,是衡量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保障水平的较好指标,因为它剔除了类似“五险一金”等由工资扣除的部分,直接衡量了政府收入中究竟有多大比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包括五险一金等社保支出在内,中国的总社保支出GDP占比约为11%,其中政府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的部分约为53%,即中国的公共社保支出仅为5.8%左右。而在占GDP5.8%的公共社保支出中,教育支出占比又超过了4%。也就是说,政府在养老、医疗及社会救济方面所做的转移支付所占比例不到GDP的2%,而与此对应的,仅税收收入一项就占去了中国GDP的20%。相比较欧盟国家平均超过15%的公共社保支出水平,中国的公共社保支出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公共社保支出过低,不仅使得居民只能实施更多的自我保障从而对生育谨慎,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公共福利和社会救济产品的供给过少,造成公共资源或者分配不平等,或者价格高昂。两方面共同起作用,居民即便有较强的生育意愿也不敢采取行动,生育率过低也就不足为奇了。

  房价过高是直白易见的,人们更有切身的感受,而社会的转移支付机制却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普通人认为房价过高是挤出生育率的主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学者和决策者却需要更宏观和更深刻的视角来理解这一问题。而当前有学者认为,中国可以将教育、医疗和养老作为拉动中国经济的“新三驾马车”,这样公共社保覆盖率低也就成了发展的优势,这样的学者不仅经济学水平糟糕,而且对普通人的生活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同情。

  最后的问题是,提高公共社保水平就一定能提高生育率吗?日本的经验是,政府在近十年里不断降低家庭的生育支出,完善公共保障体系,阻挡了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并且略有回升。即便提高公共社保水平不能提高生育率,在宏观经济增长下行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对于社会保障的结构性忽视也会带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和矛盾。

(综合信息)

  美经济第一季度可能零增长

  美国联邦政府部分机构停摆至2019年1月16日已持续26天,对于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正逐步显现。摩通CEO戴蒙更表示,停摆可能会让美国付出沉重。有分析师估计,如果整个季度都持续关门,那么第一季度的GDP增速可能降低至零。

  据CNBC,白宫最新预估显示,政府每停摆一周,美国GDP将被拉低约0.1%,是白宫此前预计的两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一周前表示,如果这种僵局持续太久,将对经济数据产生明显影响。

  《华尔街日报》2019年1月初对70多名经济学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速预计将放缓至2.2%,如果政府停摆持续时间更长,一季度经济增速可能会被进一步下调。穆迪首席经济学家赞迪表示,如果政府停摆持续至3月份,一季度经济增速将会被拖累约0.5%。

  戴蒙在摩根大通的财报中提到了美国的政治功能障碍,并称这个问题现在正对美国的经济增长造成威胁。他说道,在2019年中,“我们敦促美国的领导人们应该达成一种合作的、建设性的基调,从而强化本已表现强劲的消费者和企业情绪。企业、政府和小区需要共同努力来解决问题,帮助加强经济以造福大众”。该行“不太担心政府关门可能对我们的费用表现产生的直接影响,而是更担心此事会给不确定性和市场情绪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非常消极的。”摩通CFO莱克也表示:“时间越长,客户受到的影响就会越大,资本市场费用就越难实现。”不仅如此,花旗CFO格斯柏克表示,如果政府关门持续一段时间,将导致IPO数量放缓,并影响消费者的支出模式。

  美国商会在一周前写信给国会议员称,政府关门正在损害人口、企业和经济,“正如我们每天都在全国各地的企业中听到的那样,政府关门的不利后果是广泛而且不断增长的”。达美航空CEO巴斯迪1月15日表示,美国政府部分停摆将让该航空公司1月份的营收减少约2500万美元,原因是政府承包商和职员的出差大幅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白宫追踪的经济影响主要集中在政府关门期间,工人们呆在家里不领工资所造成的产出损失。最新估算出的数据既包括约38万在家工作的工人没有完成工作的影响,也包括联邦政府失去工作的影响。而《金融时报》称,后者带来的不利要影响可能更难衡量。直接影响如此,间接影响可能更为广泛。根据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副教授贝克的估算,过去政府关门已经导致联邦雇员支出下降了10%至15%。

(香港商报,2019.1.17)

  德银:全球政策不确定性创历史新高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最近表示,在英国退欧、美国政府停摆及中美贸易战引发焦虑的背景下,衡量全球政策不确定性的一个指标正发出“警示信号”。在定于3月29日退出欧盟(EU)的英国,国内政治动荡日益加剧;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仍在继续;同时美国政府部分停摆的状况进入第四周。值此之际,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处于创纪录高位。

  在美国,政府停摆已进入第四周,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预计不久这种情况就会影响到企业利润,因为在从许可证到新法规的各项事务上,企业都难以得到决定。一些经济学家预测,政府停摆甚至可能遏制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尽管中美两国都在贸易问题上做出了比较乐观的表态,但随着在3月份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即将到来,双方都没发布什么具体公告。

  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托尔斯滕·斯洛科(Torsten Slok)表示,这种愈加不确定的环境意味着“全球央行接下来将更加鸽派”。

  在另一份报告中,德银经济学家们指出,“金融状况收紧的深度与持久性不容忽视,尤其是在伴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及国外增长势头放缓的情况下。”他们补充道:“美联储(Fed)官员也已强调,针对这一错综复杂的局面,在加息问题上要更具耐心与灵活性。”

  的确,在2018年加息四次后,美联储官员,包括其主席杰伊·鲍威尔(Jay Powell),目前都对加息表现出更大耐心。

  虽然美联储曾发出信号表示,2019年期间会将短期利率上调两个基点,但12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记录显示,动荡的金融市场与低迷的美国通胀支持这家美国央行在加息之前观望更久的主张。

  鲍威尔本人最近表示,虽然美国经济保持良好状态,但金融市场正发出信号表明,人们愈加担忧美国经济的健康状况。

(FT,2019.1.17)

  2018年第四季度GDP增速至6.4%

  2018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至6.4%,这是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但2018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依然超过了政府设定的6.5%的年度增长目标。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已经连续3个季度放缓,促使全球投资者担忧中国有可能会拖累全球经济下行。2018年全年,中国GDP增长6.6%。1月18日,国家统计局把2017年全年的GDP增长从初步核算数6.9%下修至6.8%。

  1月21日发布的数据表明,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的关税没有直接对中国GDP造成重大影响。但经济学家和企业高管表示,贸易争端严重打击了市场情绪,导致消费者支出和资本支出放缓。

  自2018年7月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但这些措施迄今也未能扭转经济减速趋势。上周,中国财政部概述了进一步实施税收减免的计划。

  撇开贸易战不谈,分析师表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经济增长状况的恶化是自身造成的。

  北京方面为控制金融风险,努力降低经济对债务驱动的刺激措施的依赖,此举导致基础设施支出大幅放缓,同时还导致民营企业更难以获得信贷。同期采取的加强环境法规执法的行动也对民营企业造成沉重打击。

  住房市场也给经济添加了下行压力。房价涨速放缓,销售面积出现萎缩,预计这将导致建筑业增长放缓,原因是开放商试图避免积累未售库存。

  经济学家预计,北京方面将在未来数月实施更多刺激措施,包括进一步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但专家也警告称,此前的数轮大规模刺激措施已使政策制定者放宽信贷的余地变小,因为放宽信贷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的债务负担。

(FT,2019.1.21)

  (编译、整理:李彦松、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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