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8期（总第1896期）　　　　2019年1月28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年终岁尾话中国经济增长 FT社评：印度央行面临失去信誉的风险 中国的数字技术与普惠增长

　　年终岁尾话中国经济增长

　　[摘要：年终岁尾，虽然国外市场人士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纷纷表示忧虑，但中国政府却对此不慎忧虑，笃信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可持续增长。有专家表示，结构再平衡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中国经济二季度有望企稳

　　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是投资拉动型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投资和净出口在我国GDP的增长中占较大比重。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速的贡献率在逐渐下降，而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则在逐渐上升。2018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6.2%。目前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2009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超过85%，到2018年只有32.4%。如果经济永远靠投资拉动，那么不可能转型成功。净出口对于GDP的贡献，曾经也是两位数，现在已经是-8.6%。当然，我国对外贸易依然是顺差，只是顺差有所收窄，导致净出口对GDP增速的贡献为负。我国贸易顺差收窄的一个鲜明特征是货物贸易顺差减少的同时，服务贸易逆差扩大，这是我国居民对服务业需求增加的一个表现。居民对服务业需求的增加也是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增加的重要原因。最终消费对GDP贡献曾经只有40%左右，2018年达到76.2%，10年来提高3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3个百分点，可见内需一直是比较旺盛的。

　　2018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服务性消费占比为44.2%，比2017年提高1.6个百分点。尽管因为周期性的原因，消费下行周期中可选消费受损较大，而必选消费比较稳定，但从长期结构性因素观察，物质需求增长达到一定的瓶颈后增速将放慢，而服务需求却不存在这个问题，服务类消费恰恰是我国内需增长潜力较大的部分。从CPI的结构看，2018年，教育、文化和娱乐上涨2.2%，医疗保健上涨4.3%，超过总价格水平2.1%的同比增速，说明服务类消费对物价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加。中国人均期望寿命已从1978年的66岁提高到目前的76岁，人口老龄化日益突出，对医疗、养老的需求快速增长。此外，2018年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增速（6.7%）、人均医疗保健消费增速（16.1%）等，明显快于人均食品烟酒（4.8%）和衣着（4.1%）消费增速，也充分说明人们对服务业的需求在持续增加。

　　实际上，服务业和制造业是密不可分的。制造业中的高端部分，如研发、设计、专利、品牌、版权、销售、服务，绝大多数是生产性服务，是中国目前最薄弱、最需要发展的环节。 2018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52.2%，较2017年提高0.6个百分点。未来我国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提高，这将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可持续的驱动力。

　　现在对消费增速的不确定性在于，消费能力有所削弱，人们对经济的悲观预期对消费者信心构成伤害。例如，尽管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居民负债率仍不算高，但必须承认中国居民负债率已经不低了。这也是应当坚持调控、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 2018年消费数据下行领先房地产销售数据下行，可见高房价对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

　　在大方向上坚持房地产调控，控制住房价，将有利于消费企稳。此外，减税也有望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刚刚出台的减税政策，针对的是最有消费能力的群体，即20岁到40岁的青年。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6项个人所得税扣除对这部分人群具有很广的覆盖度，减税将有助于增强消费能力。我们预计2019年还会出台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政策。

　　另一个有利的变化是，近年来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速开始高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 2018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7.8%，而农村居民纯收入名义增长8.8%，整整高了1个百分点。反映在消费支出上，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长10.7%，比2017年加快2.6个百分点，比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速的6.8%高了近4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人均支出同比增速也加快了0.9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支出快于城镇居民，这也是中国消费的潜力和韧性之一。

　　历史上，从政策出台到实际影响经济一般有几个月的时滞，但是本轮下行对消费能力影响较大，信心恢复可能需要稍长的时间。从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转向开始算起，消费的恢复则预计在2019年二季度左右。

　　固定资产投资分为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其中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有较大重叠，民间投资约占制造业投资的80%。

　　首先，基建投资反弹的确定性较强，将带动投资增速回升。长期以来，投资主要靠基建拉动，基建投资增速一度超过25%，但最近一年多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快速下降，2018年仅3.8%，而2017年为19%，增速回落15.2个百分点。基建投资大部分是地方政府投资。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清理和去杠杆导致地方政府资金紧缺，从而拖累了基建投资增速。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授权国务院提前下达今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1.39万亿元，这意味从现在开始地方政府就可以负债进行基建投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大专项债发行，明确基建增量资金来源，“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2018年10月和11月，中央投资项目连续两月大幅增长，增速达252.6%。10月份以来，发改委加快项目的审核备案，当月审核备案项目金额增长1.04%，为2月份以来首度转正。2018年12月以来，发改委批覆了上海、杭州、济南、重庆等地的城市轨道交通规划，涉及投资额约4700亿元。

　　第二，制造业投资结构优化。2018年制造业投资增长9.5%，而2017年仅增长4.8%。尽管如此，民间投资少、民间融资难、融资贵仍常见诸报端。小微民营企业确实很困难，但近来行业的集中度明显提高，形成头部效益，大企业投资在增加，且一个大企业投资超过上百个小企业，所以民间投资增速不低。目前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已经得到高度重视，预计未来也有望改善。从制造业投资结构看，改建大于新建，新建大于扩建，这往往代表着产业升级的趋势，结构上的升级换代，而不是简单的扩大产能和补库存。从制造业各细分行业投资看，2018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以及通用设备制造业分别增长16.6%、15.4%、15.4%、13.4%和8.6%，显著高于5.9%的平均增速。这些与高新技术和创新密切相关的五个行业贡献了制造业投资增长的近50%。与此同时，传统的纺织业、食品等增速比较低。

　　因此，我国经济正在由量的增长到质的提高转变，但由于目前高新技术总量不够大，中国的先进制造业真正在总量上占主体地位仍需时日。

　　第三，预计2019年房地产投资不会大幅下降，第一，我国目前房地产库存水平较低。2018年末，我国商品房的库存已经降到2013年的水平，按照狭义的计算口径，目前库存只有两个月左右。第二，我国仍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第三，在“房住不炒”的方针下，平稳房价、建立长效机制需要增加供给。加上保障性住房、租赁住房的投资，预计2019年的房地产投资增速也不会低。

　　2018年12月份，我国进口金额和出口金额同比负增长，增速分别为-7.6%和-4.4%，这表明抢出口效应大幅衰减，预计2019年一季度进出口的压力仍将较大，但后面几个季度压力将有所缓解。一是中美贸易摩擦有望阶段性缓和。中美重开贸易磋商，并于2019年1月7日举行副部长级贸易谈判。此前，中美双方都对缓解贸易紧张关系发出积极信号。须要关注的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趋于稳定，近期还大幅升值。1月22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收盘价报6.8103。这反映了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2018年12月，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也由降返升。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仍将是长期的，但阶段性将有所缓和。二是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多元化特征。欧盟、美国和东盟是我国前三大贸易伙伴。2018年，三者在我国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分别约为15%、14%和13%，我国对欧盟、美国和东盟的进出口分别增长7.9%、5.7%和11.2%。此外，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13.3%，其中对俄罗斯、沙特和希腊进出口分别增长24%、23.2%和33%。而我国进出口的商品结构也在持续优化，2018年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58.8%。总体看，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不必太悲观。

　　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特别重要。近一两年的金融强监管和去杠杆导致社会融资规模和M2增速均大幅下降。2018年末，M2同比增速为8.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为9.8%，创历史新低，主因就是金融去杠杆和表外融资大量萎缩。随着金融去杠杆逐步到位，这一趋势将会扭转。金融去杠杆的目的是减少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的空转，表现为减通道和表外融资表内化。M2增速的下降是从2017年5、6月份开始的。M2既包括企业和个人的存款，也包括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前者反映了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资金融通，后者则主要是金融体系内部的资金流转。在金融去杠杆初期，M2增速因为后者的减少迅速下降，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的差距扩大，而原本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和M2增速往往是保持同步的，从历史增速看，相关系数曾达到0.88。

　　今年1月15日和25日，人民银行分别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约8000亿元，既不大水漫灌，又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促进金融机构贷款。一方面，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年利息1.62%，相比较MLF 3.3%的利率水平，降准将使商业银行的成本大幅下降，通过市场化的手段促进商业银行增加企业贷款。另一方面，存款准备金下调以后变成长期资金，替代了MLF和SLF等中短期工具，可以激励商业银行的长期贷款。另外，永续债补充资本金的政策，也为银行增加贷款创造条件。贷款增加本身就是信用创造的过程，随着贷款、表外融资、地方政府债务的回升，同时考虑基数效应，预计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将回升。

　　财政政策对促进需求也至关重要，因为货币层面的缓解在2018年8月份就开始了。应该说，财政政策要进一步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应松紧适度。

　　从政策实施到实际影响经济需要一段时间，尽管由于多方面原因，本轮调控的时滞会比以往略长，但不必过于悲观。我国经济二季度有望企稳。

　　王岐山：中国将保持“可持续增长”

　　《金融时报》评论认为，中国最高经济官员对于外界愈演愈烈的担心不以为然，坚称中国将会保持“可持续增长”。目前外界担心，面对中美贸易战，中国持续几十年的迅猛经济扩张正开始失速。王岐山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表示，中国和其他一些大型经济体当前面临种种风险，包括“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这显然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但他坚称，中国在2018年实现的6.6%的增长率（去年底已经放缓至近30年来的最低水平），仍然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一点儿也不低”。他补充说，尽管“速度确实重要”，但是增长的“质量和效率”更为重要。“2019年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增长将会继续并且可持续。”这表明中国政府将全力以赴保持增长势头；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增长已持续几十年。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放缓继续在国际上产生影响。中国披露其经济在去年第四季度实现6.4%的年化增长。

　　日本1月23日报告称，由于对华出口下降，去年12月该国总出口以两年来最快速度萎缩。经历两个月的增长后，3.8%的同比降幅比经济学家们预测的大一倍。日本对亚洲的出口减少了6.9%，而对中国（日本在亚洲的最大市场）出口减少了7%，对香港和韩国的出口分别下降17.3%和11.6%。对美国（日本在全球的最大市场）出口增长1.6%。去年12月出口萎缩的其他亚洲国家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新加坡。由于美中贸易争端以及华盛顿针对北京的技术转让投诉，芯片制造机械和通信设备贸易减少，推动了日本对华出口下降。日本央行1月开会后，还以全球价格前景趋弱为由，下调了对日本通胀的预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达沃斯对记者们表示：“我强烈希望美国和中国的接触最终会有一个理性结局。“对于日本，中国近年是最大贸易伙伴，而目前情况是我们确实意识到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应对和解决的。”安倍补充说：“关键不是试图通过双边贸易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利用国际规则。”

　　王小鲁：结构再平衡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长期以来的产能过剩、房地产过剩、杠杆率过高和效率持续下降等结构失衡因素拖累了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强烈的行政手段使失衡有所缓解，但更深层的体制问题依旧影响着结构平衡。若要抽薪止沸，进行结构再平衡就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日前，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王小鲁在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成立两周年的特别活动上，对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进行了分享与探讨。

　　在王小鲁看来，我国长期以来的经济结构失衡直接拖累了经济增长，主要原因是过度投资，消费不足，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使得我国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对此，王小鲁援引其研究数据作进一步的解释，2000年之前，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基本在60%以上，投资率则低于40%，而到了2010年，两者均接近50%，已接近持平。

　　王小鲁解释，这与我国政府支出结构有关：政府投资支出过多，民生支出却不足。2000年以后，政府投资支出逐年大幅上升，而民生支出——包括公共教育支出和公共卫生支出的上升幅度却十分有限。长期的投资过度导致产能过剩，经济效率大幅下滑，债务负担也越来越重，即使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采取的“双宽松”政策也只起到了短暂的刺激作用，此后经济增长率越来越乏力。

　　面对经济效益下滑，大量借债导致金融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的局面，王小鲁提出应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领域作出改革调整。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主导作用应是反垄断和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应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失效”领域发光发热，而非“面面俱到”。他强调，在政府主导的相关领域中，绝不可“重物轻人”，更要杜绝浪费资源的“无效投资”。

　　王小鲁提出，政府需进一步加快改革速度，尤其要尽快完成“以GDP为中心”向“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转型。另外，应在现阶段反腐取得的成效基础上解决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实现“治标治本”。最后他着重指出，体制改革政策必须得到具体落实。针对结构再平衡的努力方向，王小鲁现场提出了几点建议。

　　第一是国企需提高效率、加强监管。改革开放以后，民营经济始终起着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快于国有经济的增长，但最近首次出现了民营增长低于国有企业的现象。王小鲁认为在非天然垄断领域还是要推进市场化，推进效率优先，不同类型的企业应公平竞争。谁的经营效率高，成绩好，谁就有理由做大做强。长期亏损、效率低的“僵尸企业”应该改革或者退出。在国有企业发挥重要作用的天然垄断领域，为防止侵占公共利益，则必须加强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

　　第二是城市建设的“重物轻人”亟待改善。王小鲁对我国两亿多的新城镇居民没有户籍、未被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非常关注。他认为在中国的城市化建设中，“重物轻人”现象突出，政府大规模的拆旧城建新城，大规模的投资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在解决“农民工”进城的社会保障问题时却显得捉襟见肘。他建议应减少无效投资，增加对人力资本以及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的投资。此外，收入的再分配也急待改善，经合组织（OECD）国家通过税收实现了基尼系数的大幅度缩小，我国的税收体系尚不能做到。

　　第三是财税体制改革须搭配公共资源的优化管理。王小鲁强调，想要推进税制改革，就必须减轻企业的负担，使赋税更为公平，缩小收入差距。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政府必须实现更有序的公共资源管理，实现“阳光财政”。通过外部监督，改善政府支出结构，从而更高效合理地使用资源。

　　第四是土地制度改革方能破题高地价与高房价。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将彻底改变政府“独家征地”“独家卖地”的模式。城市化建设导致农村大量的土地闲置，只有将这些闲置土地通过市场进行重新配置才能增加农民财产收入，有效利用并节约土地资源。只有不断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才能将高地价高房价的现象釜底抽薪。

　　米强：中国担心的不是经济放缓

　　米强认为，经济增长逐步放缓，似乎在中国官员的计划之内。他们不担心这一点，甚至也不担心贸易战的可能结果。他们更担心计划之外的因素。

　　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在放缓，从2017年的6.8%，到2018年的6.6%，再到2019年的预期目标区间6%至6.5%。速度放缓但质量提高（例如，环境变得更为清洁）的增长确实是件好事。中国政府官员认为，中国经济每年的经济增量越来越大，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一个增速更慢但规模更大的经济体创造的需求，要比一个增速更快但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创造的需求多。

　　2018年，中国经济增量约为1.2万亿美元，是十多年前中国以两位数增长时的两倍。这反过来又创造了足够多的城市就业机会（每年新增1000万个或更多的城市就业岗位），减轻了社会不稳定问题的忧虑。

　　中国甚至也不会过于担心特朗普以及他决意发动全面贸易战。目前，中美两国的谈判代表正努力于3月1日前达成贸易战停战协定，如果没能成功，中国虽然不乐于看到之后的贸易战升级，但是他们相信中国能够承受住这种结果，并正在为这种可能结果做准备。

　　米强认为，未知才是真正的威胁所在，整顿高风险金融行为的决心，以及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都会打击市场情绪。中国正逐渐发现，最难控制的是情绪，尤其是市场情绪。

　　马国川：须防“中国模式”演化为“中国病”

　　马国川认为，进行体制改革，建立法治市场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才能避免“中国模式”演化为“中国病”。

　　年末岁初，随着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呼吁宏观政策上实行财政、货币“双扩张”的声音不断增强。日前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经济学家余永定就呼吁实行“双扩张”，保持经济必要增速。这种观点引起社会的热议，赞成和呼应者颇多。主张者的理由和余永定先生相似，都认为到了必须出手遏制经济增长下滑态势的时候了，必须把防止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作为首要目标，否则大局堪忧。

　　与此相反，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应该在稳住大局、控制和化解风险的条件下，通过改革提高供给效率，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只是与“双扩张”相比，这种声音似乎越来越微弱。

　　马国川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决策者必须保持定力，克制对刺激政策的冲动，实行财政、货币双扩张断不可为。

　　第一，实行实施“双扩张”不会有明显效果。2009年政府采取了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的强刺激政策，虽然将下滑的经济拉回上10%的增速，但是只维持了两个季度，随后就掉头直下。此后，几乎每年政府都会出台一些保增长的刺激措施，但从2011年到2014年的四年中，GDP增长率分别是9.2%、7.8%、7.7%、7.4%，增长率仍然下行。到了2015年第三季度终于掉到7%以下，尽管这个季度的刺激措施不比2009年差，但促增长的效果已经几近于无。事实上，2018年政府已经再次加大刺激政策。几次降准及降低银行存款的准备金比率，再加上“中期借贷便利”的金融工具，央行所释放出的资金总量已经超出了四万亿，被坊间称为“新版四万亿”。国家发改委也加速地方投资项目的审批，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动辄以百万千万亿计。可是结果不如人意，继续加大刺激会有效果吗？

　　第二，实行实施“双扩张”会增大系统性风险。如果不对症下药，加大剂量也不会有效，反而会加剧病情。过度使用刺激政策的结果，只能是进一步加杠杆，使风险加速积累。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显示，中国国民经济的杠杆率从2008年的170%增加到2014年的235.7%，6年上升65.7个百分点。在大力“去杠杆”的背景下，2017年的实体经济杠杆率仍然由2016年的239.7%上升至242.1%。一旦实行“双扩张”，杠杆率一定会飙升。过高的杠杆率意味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大增。中国经济的“灰犀牛”就蹲在那里，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第三，实行实施“双扩张”会加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挤压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以“保持积极稳定”为理由的“双扩张”，会让各级政府积极将主要精力用于“扩需求、保增长”，而不是着力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往的经验表明，增加的货币也很难进入民营经济，而是流向国有企业或房市、股市。积极财政政策会集中在“铁公鸡”等基础建设上，这让政府成为投资主体，对民营经济投资形成挤出效应。更大的问题是让本应该限制权力的政府进一步扩大权力，更难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第四，实行实施“双扩张”会让数年来的改革努力前功尽。为了消化前期刺激性政策，中央政府推出了 “三去一降一补”的结构性改革，可谓对症下药。问题是在执行过程中，不是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而是主要采取行政手段去调结构，结果造成诸多问题。虽然效果不如人意，但是不能以出现这些问题而否定结构性改革的正确性。确实许多企业和地方政府面临困难，寄希望于“放水”缓解眼前困局。在结构性改革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实施“双扩张” 会让企业和地方政府长出一口气，但也势必让数年来的改革努力前功尽。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依靠货币超发和信用膨胀支持高速发展，一直伴随着中国经济。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宏观当局采取更强的刺激政策，使得货币供应量海量增长。从2001年到2012年，广义货币流通量平均每年增长18.35%，远高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结果是资产泡沫生成和资产负债表风险累积。诚如吴敬琏先生所说，中国经济出现了“按下葫芦起了瓢”的“跷跷板反应”，“当政府采取刺激政策稳住增长速度时，会造成加杠杆的结果；而一旦采取措施降杠杆，又会使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引自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第324页）。

　　这种“跷跷板效应”，正是宏观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令人头疼的问题，也是出现对策争论的根源所在。概括言之，以余永定、林毅夫先生为代表的一方提出的对策是立足于短期，而吴敬琏代表的一方者立足于长期。

　　从历史角度看，在较长的和平时期，一个国家在坚持一种独特的发展思路和做法，并且取得成果以后，会被称为“X国模式”。可是一些国家一旦形成固定的发展战略，就会产生路径依赖。如果不能及早警醒，不及时进行调整，那些负面的、以前被高速增长的GDP所掩盖的问题就会逐渐浮现出来。马国川指出，我虽然不赞成“中国模式”的说法，但是如果把以强势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定义为“中国模式”，我认为这种模式确实是存在的。在运行多年以后，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痛下决心，通过改革，对过去的发展模式进行根本改革。

　　时势艰难，尤须决策者保持定力，既不要忽视短期问题，更要立足长远，坚定不移地进行体制改革，建立真正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上一条持续稳定发展的康庄大道，才能避免“中国模式”演化为“中国病”。

（综合信息）

　　FT社评：印度央行面临失去信誉的风险

　　印度政府想要印度央行（RBI）将更多资金转移到政府金库。许多人表示，这一要求是前任行长乌尔吉特·帕特尔（Urjit Patel）上月辞职的首要原因。

　　然而，这只是纳伦德拉·莫迪政府与印度央行之间的多起摩擦之一。这一摩擦可能有损印度央行及印度经济政策的信誉。央行与政府融洽地合作十分重要；印度央行在履行核心职能时保持可信的自主权也同样至关重要。

　　除了从印度央行转移资金的问题，印度政府还担心印度央行正听任经济变得过于疲软、通胀变得过低。随着大选日益临近，印度政府还希望印度央行鼓励银行（包括11家资本金不足的公共部门银行）增加贷款，改善非银行金融企业的流动性，并增加对小企业的信贷。然而，同样有必要回想起的是，印度政府曾于2016年11月迫使印度央行推行废除大额钞票的政策。此举引发轩然大波，且至今仍存争议。

　　形成如今这种剑拔弩张的关系并不奇怪。莫迪已经在他的政府中实现了高度集权，他显然渴望对央行拥有更大的控制权。历史也站在莫迪一边。长期以来，印度央行一直顺从中央政府，最近争取更大独立性的行动仍然是有限的。

　　前印度央行行长比马尔·迦兰（Bimal Jalan）坚称，印度央行应对政府负责，且必须在政府设定的框架内制定政策——他不过是提出了一个普遍为人们接受的看法。让他的说法更具意义的是，他已被任命为一个小组委员会的负责人，负责制定相关指导方针，来转移据信过剩的印度央行资本金。

　　从技术角度看，印度政府有充分理由这么做。印度政府是印度央行的所有者，后者与所有央行一样都是能盈利的。这些利润中的部分或全部应该（且确实）归入财政预算。各国央行行长的一般常识是，他们的机构要想顺利履职，其净资产需为正。而印度央行资本金极为充足，资产权益率为28%，而全球平均水平只有8%左右。

　　印度政府认为这些钱是“自己的”也没有错。所以，为什么不应更好地加以利用呢？一些反对者称，高净资产主要是卢比贬值的结果，而这一趋势可能逆转。帕特尔的前任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称，印度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强劲还使其能够以低成本借钱。然而，即便这些论据也不足以轻松证明如此巨大净资产的合理性。莫迪的前首席经济顾问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认为，使用印度央行的“过剩”资本金为当前支出提供资金是错误的。但他表示，将这些资金用于公共部门银行的资本重组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在印度央行与政府之间的众多问题中，这一问题远非最重要的。双方肯定应该可以达成妥协。令人担忧的是，双方的摩擦史终结于前财政部官员沙克蒂坎塔·达斯（Shaktikanta Das）刚刚被任命为央行行长之际，这使印度央行看上去好像正因政治目的而被收买。至关重要的是，印度央行看上去应以完全专业的方式履行其核心职能。莫迪必须小心。印度央行失去信誉将伤害印度。

（FT，2019.1.22）

　　中国的数字技术与普惠增长

　　储殷为FT中文网撰稿指出，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中国，已成为加快实现普惠发展的重要动力，也为全球其它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一对辩证矛盾体，两者的动态平衡，奠定了长治久安的基石。所以亚当·斯密同时写作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一边呼吁以看不见的手提升效率，一边强调必须以共情正视人类社会的公平发展。因此，普惠增长才成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目标。换言之，只有摆脱少数人获利的特惠模式，让最广大的人民、每一个人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红利，增长才具有最大最深最广的意义。

　　日前，全球性研究机构罗汉堂在达沃斯论坛上发布了《数字技术与普惠性增长》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回答：数字技术因其低门槛、广覆盖、深介入的特征，成为促进普惠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数字中国的建设，正可以为全球加快普惠增长提供一个鲜活的案例和卓越的方案。

　　首先，数字经济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全民共享经济增长红利。中国的数字经济，主要包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数字产业化是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融合发展，为经济发展助力新动能；而产业数字化则是运用数字成果，加快商贸业和制造业转型升级，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经济普惠性增长。

　　以对每个人来说都息息相关的零售商贸业为例，在电子商务普及之前，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其实是居住地址基本上决定了人民能享受到的商品及服务的质量、价格、数量等。但是过去十年，通过数字技术的不断普及，中国涌现了一批电子商务平台，使得一大波中小企业、偏远地区企业也充分加入到全国乃至全球的竞争市场，促成了中国成为全球电子商务最发达的国家，在2017年的零售总额中所占的份额高达23%。

　　传统商贸业蝶变的背后，正是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应用。比如移动支付，就是实现电子商务爆炸式增长的前提。中国互联网用户高达12.5亿，其中绝大多数都使用过移动支付和免费的个人转账业务。而移动支付又直接促进了金融科技的产生与壮大，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且金融科技又为千万家创新创业企业和优质中小企业提供了无抵押小额贷款，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事实上，2016年，《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在杭州峰会上正式通过，就是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引领世界、示范全球的最佳证明。

　　其次，数字民生的构建极大加快了公共服务的普惠化程度。中国的数字民生同样主要由两个交互的部分组成，一是政府服务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二是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政府服务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为更科学更合理的民生政策提供支撑，而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则直接让每一个老百姓享受技术进步的便利。

　　比如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城市大脑”和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建设智慧社区、智慧交通、智慧警务、智慧市场监管等，搭建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可以做到即时修正城市运行缺陷，提高城市运行效率，让数据多跑路、市民少跑或不跑腿，减少了人力成本，提升了办事效率和便捷体验。这不正是一种全新的普惠治理模式吗？

　　而在公共服务领域，数字技术更加显著地改善了惠民环境，遍地开花的互联网医院、网上社保、在线教育、云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等机构、组织、智慧生活移动终端应用，正在不断地为城乡居民同时同质地提供全面、便捷、智能的公共服务。就在不久前，有关远程教育改变中国孩子命运的新闻就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FT中文网，2019.1.25）

　　（经济走势跟踪报告每周1、5发布。报告内容均来自公开资料，不代表本课题组观点与倾向，仅供参考。）

　　（编译、整理：李彦松、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9年第8期（总第1896期）　　　　　　　　　　2019年1月28日（星期一）

　　地 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E-mail：tsg-jjs@cass.org.cn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kingwyf@163.com

　　邮 编：100836

　　电 话：（010）68034160　　　　　　　　　　　 传 真：（010）68032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