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13期（总第1901期） 2019年2月25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全球对抗贸易保护主义 从资产角度看待数据价值 美联储暗示今年结束缩表进程 亚洲对中国出口减少 重启PPP的三大着力点
全球对抗贸易保护主义
[摘要：去年以来，全球除美国以外的主要经济体，纷纷签订双边或多变的自由贸易协定，力撑贸易全球化，对美国的抗贸易保护主义。]
2018年11月18日，APEC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落下帷幕。会议就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保护主义、实现包容性发展等议题达成诸多共识，彰显了同舟共济的多边主义精神。
从去年末到今年初，国际贸易领域接连出现振奋人心的消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本与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接连生效，欧洲议会通过欧盟-新加坡自贸协定（EUSFTA）。面对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以“美国优先”之名强行推进的贸易保护政策，全球主要经济体正抱团形成“反特朗普贸易联盟”，凸显贸易全球化和自由化大势不但未因“特式”贸保而出现倒退，反而在自我调整中不断发展壮大。在本月16日召开的第55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各国领导人继续发出维护多边主义、反对“特式”贸保的强烈呼声。
CPTPP日欧EPA相继生效
特朗普上台后于2017年1月以“糟糕”为由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参与TPP谈判的其他11国随后对原协定作出修改，最终形成《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去年12月30日，CPTPP正式生效。
CPTPP成员国包括日本、澳洲、文莱、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11国，GDP合计13.5万亿美元，一个占全球GDP 13%、拥有超5亿人口的新经济圈由此诞生。根据这份协定，签署国将撤销或削减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关税，在贸易和投资领域提供便利措施；各国还将合作降低手机国际漫游资费，取消跨境数据交换限制，共同制订禁止网络交易诈骗行为的法令等。今年1月19日，CPTPP的11个国家在日本东京举行了该协定生效以来首次部长级会议。会后各方发布联合声明，表达了反对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的立场。
CPTPP生效后，美媒忍不住大发牢骚，表达对美国没有参与该协定的失望。CNBC称，CPTPP的生效让美国商界体会到一种“世界在前进，而我们还止步不前”的紧张感。CNN称，美国商品在CPTPP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将会下降，随着参与方的增多，美国商品出口压力也会持续增加。比如，日本是美国牛肉的最大市场，但CPTPP生效后，澳洲牛肉可取代美国牛肉市场份额。根据该协定，日本对进口牛肉的关税从38.5%降至27.5%，并将在第16年降至9%。另外，美国的葡萄汁、猪肉和加州杏仁等产品也将受到日本关税的限制，而来自CPTPP成员的产品最终将免除关税。美国小麦协会主席皮特森就表示：“澳洲和加拿大的竞争对手将受益于新的贸易条款，而美国农民只能无助地站在一旁。”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预测，留在TPP，美国将每年增加1300亿美元的收入；但CPTPP生效后，美国将损失20亿美元。
在CPTPP生效后不久，日本和欧盟签署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2月1日也正式生效，标志着覆盖6亿多人口、GDP占世界经济总量近3成、贸易总量占全球贸易总量近4成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诞生。根据协定，日欧双方将立即或分阶段取消大部分关税。欧盟将逐步取消约99%的自日本进口商品的关税，日本将逐步取消约94%自欧盟进口商品的关税。具体表现在，此前对欧洲产葡萄酒、奶酪、猪肉、服装等征收的关税将取消或下降。同时，日本汽车和电子产品等在欧洲市场将更具竞争力。目前欧盟对日本进口乘用车征收的10%关税，将在协定生效的第八年即2026年2月降为零。同时，双方在投资、服务以及政府采购等广泛领域的贸易规则也将进一步实现自由化。
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茂木敏充表示，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蔓延的当下，日欧EPA的生效是向全球宣示，日本与欧盟将合力大步迈向自由贸易，绝不动摇。日媒称，大型贸易协定的接连生效能让世界再次认识到自由贸易的重要性。日媒还指出，日本和欧盟都将于近期与美国举行贸易谈判，因此都希望牵制美国。如果日欧之间的关税下降，美国产品的竞争力相对而言将降低，日本希望能藉此促使美国回归到CPTPP当中。
欧盟大规模推进多项FTA
在推动与日本EPA加速生效的同时，欧盟对抗美国贸易保护的范围还先后扩展至美洲和亚洲。
去年4月21日，欧盟与墨西哥将20年前签署的自贸协定（FTA）条款进行了大幅“升级”。根据新协定，除工业产品外，欧盟将对墨西哥部分农产品免除关税，增加对墨西哥奶酪、奶粉、猪肉和巧克力等出口。墨西哥将确保340种欧盟特色食品和饮品免遭仿制。比如，只有产自法国北部香槟酒原产区的气泡葡萄酒才可使用带“香槟”字样的含酒精饮品名称。另外，协议将允许墨西哥企业竞标欧盟成员国政府以及驻墨西哥企业的合同。欧盟委员马尔姆斯特伦、霍根以及墨西哥经济部长瓜哈尔多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随着新协议的达成，墨西哥和欧盟向世界传递强烈信息：保持市场开放至关重要。”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对墨西哥而言，这一举措可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对欧盟而言，在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受阻的情况下，更需要倡导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与更多经济伙伴达成贸易协议。
9月21日，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正式生效。根据该协定，加拿大公司将在欧盟国家拥有更多的贸易机会，加拿大向欧盟出口的98%的商品将被免除关税，较之前的25%免税比例是一个历史性飞跃。对于作为敏感产品的猪肉来说，该协定还意味着加拿大在未来6年过渡期内，将逐步实现6.25万吨对欧盟免税的猪肉出口量。
10月17日，欧盟委员会提请欧洲理事会批准于2018年底正式签署欧盟-越南FTA，并提请欧洲议会于2019年初批准该协定。这是欧盟首次对亚洲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市场。
10月19日，欧盟与新加坡签署欧盟-新加坡自贸协定（EUSFTA）。EUSFTA生效后，84%的新加坡货品进口到欧盟国家时将豁免关税，而协定生效的3至5年内，所有进口到欧盟的新加坡产品将实现关税全免。据估算，两个经济体的双边贸易也将因该协定进一步扩大，预计5年可增长10%。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将EUSFTA形容为“高素质协议”，并表示该协议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起“高举自由贸易旗帜”的引领作用。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也表示：“签署该协定传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即达成一致的伙伴们捍卫以法规、合作和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今年1月21日，欧盟又快马加鞭，与东盟确认了缔结两个地区间FTA的方针。
中国致力高标准自贸区网络
除欧盟和日本外，对多边贸易和贸易自由化举足轻重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在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FTA以及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
目前，RCEP的谈判在规则领域已经完成了七个章节，另外有三个章节也已接近结束。作为RCEP的参与方，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洲、新西兰、印度的六国领导人已一致决定共同努力，实现在2019年完成RCEP谈判。RCEP一旦达成，将覆盖全球44%的人口，GDP占到全球三分之一。令人倍感乐观的是，RCEP规模还有继续扩大的可能，因俄罗斯毫不掩饰加入该协定的浓厚兴趣，欧盟也不排除加入的可能。
中日韩三国经济总量占全球GDP总额两成以上，贸易占到全球40%。目前，中日之间的经贸合作已经实质性转暖，中韩之间原有的自贸协定也面临升级谈判。中国商务部表示，RCEP和中日韩FTA是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量最大的FTA谈判，中方愿与相关国家加快谈判进程，不断扩大共识、弥合分歧，推动谈判早日取得成果。而对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中方则“有信心与欧方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大谈判的投入，在分歧问题上相向而行，争取早日达成一个高水平协定，惠及双方企业和人民”。日本外务省经济事务局相关负责人强调，中国作为日本的最大贸易国，与贸易额位居第三位的韩国均为日本重要经贸伙伴，中日韩FTA将给日本对外经贸关系乃至亚太地区的经贸深度融合带来巨大推动力。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徐溱教认为，中日韩自贸区不仅能推动中日韩三国之间传统经济收益的增长，对促进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也有着强大推动作用。
面对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以“美国优先”之名强行推进的贸易保护政策，全球主要经济体正抱团形成“反特朗普贸易联盟”。不但如此，中国主导的其他相关经贸合作协议也在有序推进。去年5月17日，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EEU）经贸合作协议正式签署。6月8日，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中俄双方完成可行性研究，双边谈判随即展开。
去年11月12日，中国和新加坡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升级〈自由贸易协定〉的议定书》（简称“中新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中国外交部称，该议定书的签署不但树立规模差异巨大的国家间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典范，更体现了中新双方以实际行动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态度和决心。同一天，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全文发布。该愿景计划实现到2020年双向贸易额1万亿美元、投资额1500亿美元的目标，期待到2030年取得更多贸易投资成果。11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在APEC峰会上为建设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亚太提出了中国方案。其中，大力推进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坚持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建设成为中国方案的关键词之一。
由此可见，积极推动自由贸易，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培育全球大市场，已成为各国对抗“特式”贸易保护主义的共同选择。因当今时代，各国是相互依存、彼此融合的利益共同体，任何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发展自己、意图独大的行为都必将为全世界所唾弃。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才是王道！
（综合信息）
从资产角度看待数据价值
FT社评认为，大西洋两岸逐渐形成新的共识，数据是一种资产，需要得到公允的估值和适当的监管。科技巨头的商业模式和估值面临改变。
数据是一种资产，需要得到公允的估值和适当的监管——在德国、英国和美国过去两周出现一系列法律裁决和政客呼吁之后，大西洋两岸正在形成这样的共识。毫无疑问，处于这些案件核心的公司是Facebook，这个社交媒体巨头已经成了引发众多问题的大型科技公司的典型代表。
在英国，下议院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委员会指责Facebook“明知故犯地”违反数据隐私法，并表示应由竞争和数据监管机构对该公司进行调查。在美国，Facebook正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进行谈判，以了结一宗对侵犯隐私权的调查，这可能会导致创纪录的罚款。FTC正在评估Facebook是否违反了其2011年与该委员会签署的一项同意令（consent order），该法令要求它明确向用户表明其数据是如何与第三方共享的。
这两项调查都是由于对2016年英国退欧公投和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公民投票可能遭到干预的担忧引发的。这些担忧通常与隐私以及个人数据与第三方共享的方式有关（例如英国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不当地访问了8700万名Facebook用户的个人信息）。
另一类引起担忧的问题是竞争和反垄断。通常它们是被分开考虑的，但是现在，这些问题正以一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平台技术公司商业模式和估值的方式联系起来。在德国，监管机构发现，Facebook的定向广告模式是反竞争的——该模式像谷歌那样依赖于收集大量个人数据，亚马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样——因为该公司在社交网络上的优势使得它可以制定对用户不公平的条款，后者基本上只能同意被持续监控以便能够使用产品。Facebook没有重要竞争对手这一事实使得用户“同意”成了做样子。
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政客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者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该州启动了隐私立法，迫使公司在消费者注册其服务之前披露更多、更清晰的信息，说明它们可能对用户数据做些什么——其用意是，如果人们真正理解他们的个人信息被用于什么用途，那么将会创造对不那么具有侵入性的社交媒体服务的需求。最近，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Gavin Newsom）提议制定一项“数据红利”计划，这将推动消费者因大型科技公司使用他们的数据而获得报酬，就像阿拉斯加的公民因该州石油资源被开采而获得红利一样。
事实上，数据就像是数字时代的石油。大型科技公司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多年来，平台技术公司通过辩称它们必须收集数据以便更好地为消费者用户提供服务来捍卫它们的商业模式。
然而，日益增多的裁决和监管呼吁表明的是一种新的理解——既明白数据是一种资产，同时还明白消费者自身也是产品。向他们做广告的企业是平台技术公司的真正客户。
所有新的裁决和监管举措都将会经过漫长的申诉程序，但如果它们生效，那么大型科技公司的商业模式和估值就会相应发生巨大变化。
（FT中文网，2018.2.22）
美联储暗示今年结束缩表进程
美联储委员们一致认为，暂时维持利率不变“几乎没有风险”。有几人认为，在通胀上升超过预期时，才有必要进一步加息。
美联储（Fed）的政策制定者暗示，将在今年结束缩减其数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的工作。此举提振了近几个月来一直因美联储缩表进程而惴惴不安的金融市场。
美联储最近一次政策会议在1月举行，会议纪要显示，几乎所有与会者都希望，尽快宣布一项在“今年晚些时候”结束缩减所持资产的计划，因他们承诺为市场提供关于“缩表”计划最后阶段的更多确定性。美联储在1月会议上将美国利率维持在2.25%-2.5%的水平。官员们在会上一致认为，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利率不变“几乎没有风险”。几位官员表示，只有在通胀攀升速度超过预期的情况下，才有必要进一步加息。
近几个月来，美联储骤然改变了对经济前景的看法，强调经济增长面临的外来风险，搁置了之前的进一步加息计划，并准备提前结束缩表进程。1月会议纪要让人们更加确信，美联储目前重点关注美国经济在国内和国际上面临的紧迫危险，以及低迷的通胀预期。与会者在会上指出，“下行”风险增加，其中包括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幅度超过预期的风险，尤其是在中国和欧洲。
政策制定者指出的危险包括美国财政刺激措施迅速削减、市场进一步动荡、贸易紧张局势升级，以及包括英国脱欧在内的外交政策危险。最为引人注目是，“少数”美联储官员指出，以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来说，通胀预期可能低于应有的水平。
美联储的会议纪要称：“几位与会者认为，相对于下行风险，可能导致通胀高于预期的风险已经下降。”考虑到这些不确定性，许多美联储官员承认，尚不能确定今年晚些时候怎样调整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才是适当之举。
尽管一些官员希望在看到通胀上升快于预期之后再采取行动，但其他官员仍对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官员们普遍赞成暂时保持“耐心的姿态”。
市场对此反应平淡，股市几乎没有变动。但投资者特别注意到了美联储关于资产负债表的最新讨论内容。
之前，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低迷，美联储将资产负债表扩大至4.5万亿美元，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来提振市场和美国经济。美联储前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于2017年逆转了这一进程，逐渐允许缩减美联储所持的资产，撤消对经济的货币支持。
（FT中文网，2019.2.21）
亚洲对中国出口减少
日本财务省2月20日发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1月的对华出口额同比大幅减少17.4%。受中国经济减速影响，对华出口低迷的不仅只有日本，还向韩国和台湾等组成零部件供应网的亚洲各国和地区扩大。如果因中美贸易战而将对美生产基地向中国以外地区转移的动向扩大，亚洲的对华出口下滑可能进一步加速。
日本1月的对华出口额为9581亿日元，跌破1万亿日元大关。连续2个月同比减少，而且减幅较上个月的7.0%相比进一步扩大。
由于中华圈整体迎来企业活动几乎全部停止的春节，1月的需求动向难以预测。今年的春节比去年来得早，这也可能导致减幅扩大。即便如此，野村证券的高岛雄贵分析称，“即使剔除春节的影响，实际对华出口依然大幅下滑”。
1月除汽车等部分产品外，日本众多产品的对华出口均出现下滑。半导体制造装置减少了约25%，电路等设备减少了约39%。此前一直表现坚挺的化工产品和金属也减少了1成左右。
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的亚洲各国均出现这种情况。
韩国的对华出口从2018年11月到今年1月连续3个月下滑。1月同比减少19%，减幅持续扩大。占对华出口总额5分之1的半导体出口萎靡不振，对整体产生了影响。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分析称，“全球性的IT企业推迟数据中心投资和压缩库存导致需求增长乏力”。
台湾1月的对大陆出口也同比减少7.5%，连续3个月减少。其主要原因被认为是向大陆的智能手机和服务器等组装工厂供应的零部件等产品出口表现低迷。
从东南亚来看，新加坡1月的对华出口同比减少25%。计算机用零部件和集成电路尤为不振。泰国的IT零部件等产品也表现疲软，去年12月的对华出口减少了7.3%，连续2个月下滑。虽然越南对中国出口时隔三个月出现了增加，但这属于极少数。
全球名义GDP中，中国所占比重在1990年还不到2%，但2017年达到了15%。已经成为重要存在的中国经济的变化也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
中美贸易战也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造成重大影响。SMBC日兴证券首席分析师牧野润一表示：“受中国对美国的服务器等产品出口出现减少影响，日本企业面向中国的电子零部件需求也急剧减少”，指出很可能出现以中国为起点，出口联袂下滑的恶性循环。
台湾1月的对美出口额大幅增长21.2%。由于美国对中国输美通信设备等商品加征关税，和硕联合科技等企业为避免成本增长，将部分在华生产转移至台湾，推高了台湾的对美出口。
如果为避免受到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影响，而将面向美国市场的产品和零部件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大陆以外地区，亚洲各国对中国的零部件和材料供应将减少，对华出口很可能进一步下滑。
（日本经济新闻，2019.2.21）
重启PPP的三大着力点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分析师杨小海和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陈达飞为FT中文网撰文指出，认为可以从PPP项目减量增质、构建适用于中长期项目的预算制度和从国家层面加强立法等三个维度入手，促使PPP模式长期健康的发展。
文章认为，“稳增长”风向之下，宏观经济的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2019年开年，除央行全面降准外，财政政策方面减税和基建也开始发力。同时，为了提振民营经济的投资，关于PPP的监管在也开始逐渐放松，各地的PPP项目回暖。PPP的政策在过去几年经历了“鼓励—叫停—重启”三阶段过“过山车式”的变化，很多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也因此经历了明显的债务膨胀周期。由于PPP在操作过程中被严重异化，并没有实现之前政府“移杠杆”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目标。
一、PPP项目需减量增质
在2013年国家审计总署对地方政府债务摸底之后，将地方政府举债途径几乎均堵死，但对PPP融资模式却网开一面。在政绩考核的压力下（比如扶贫、基础设施建设、GDP考核等），地方政府有着无限的举债冲动，PPP自然被地方政府定位成为一种新型的融资工具。中央政府对PPP的定位是希望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在提高资本运用效率的同时，撬动社会资本，缓解巨额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和政府财政资金不足的矛盾。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对于PPP定位的差异，使得PPP在地方政府的操作过程当中被严重异化，严重违背当初鼓励PPP的初衷。
从笔者的团队去欧洲调研的情况来看，PPP模式在基础设施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分布如下：德国小于1%，英国小于3%,瑞典小于1%。而从中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来来看，2018年11月PPP项目总投资额为17.5万亿元。假设这些项目在5年内完成投资，那么PPP在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将达到20%左右，远高于西方国家。数量与质量往往是一对悖论，总量扩大，形式大于内容，也即效益不高的项目数量也就随之增加，这一方面会积压债务，另一方面也会削弱PPP模式本身对民营资本的吸引力。
因此，我们应该对PPP项目划定一个边界，设置一定的门槛，提高PPP项目的质量，减少PPP项目的数量，将PPP项目的投资规模总量限定在一个合理的比例范围之内。好的项目本身数量有限，能够发挥PPP融资模式优势的项目就更有限。只有在这种认识下才能够正确看待目前面临的PPP异化问题。
二、构建适用于中长期项目的预算制度
根据《预算法》，地方人大每年只能够批准未来一年的预算，但PPP项目预算一般来说都是十或二十年，甚至更长的周期，这就使得预算期和PPP项目施工周期产生期限错配的问题。
OECD国家一般通过滚动预算来管理中长期财务支出，并且形成了年度预算支出的有效约束，中国缺乏这种机制。其实中国并非不想推行滚动预算来管理中长期财务支出规划，而是由于地方政府软预算约束问题、决定转移支付数额的规则不确定等诸多体制因素的影响，使得地方政府未来的财政支出难以预测，这些体制特征使得2008年开始实行“一省一市一县”滚动预算试点工作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目前滚动预算管理已被搁置。
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中长期的滚动预算来管理短期的年度支出，并且对年度预算形成有效约束。由于决策机制和西方有着较大的区别，滚动预算在中国并不适用，但中国还需在中长期财务规划上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比如逐渐硬化地方软预算约束，加强地方人大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以及地方政府举债问责等。加强中期财务规划对年度预算的有效约束，保障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进而解决地方短期举债发展和长期财政可持续性的矛盾问题。
三、加强PPP的立法
现在PPP赖以执行的法律基础散落在《公司法》、《预算法》、《采购法》、《招投标法》等多部法律之中，而这些法律条文在当初设立时并不是为了PPP而设置的，立法上的缺陷成为其在操作中被异化的重要原因。
首先，立法上的缺陷导致PPP的管理框架在国家顶层设计的层面没有理顺。目前PPP的管理框架是财政部和发改委各分管一部分内容 ，呈现出“双龙治水”的格局,但二者之间缺乏统一协调的机制。在2014-2018年间发改委和财政部发布PPP项目指导文件，部分内容缺乏一致性，部委之间有争夺PPP管理权限之嫌。同时，从我们课题组在地方政府调研的过程中得到的反馈来看，发改委和财政部的争权行为让地方政府在实施过程中左右为难，所以PPP在操作中被异化不能说与目前的这种管理框架没有关系。
其次，立法上的缺陷导致PPP立项缺乏有效监督。第一、从政府角度来说，目前上马的众多PPP项目很多都是地方政府一把手决定的，地方人大没有起到监督约束的作用。这种决策流程导致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监督，在GDP考核的压力下，很多不适合用PPP模式融资的项目也被立项上马，这是导致过去几年PPP在操作中被异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从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角度来说，目前很难对立项过程进行监督。在笔者团队去德国调研的过程中，德勤作为德国PPP项目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将60%-70%的PPP项目否决，这种方式在中国很难推行下去。因为，按照《采购法》和《招投标法》规定，PPP在立项进行第三方评估时需要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定第三方评估机构。这导致第三方评估机构在PPP立项过程中属于弱势的地位，投标方为了得到项目，很难有效监督PPP的立项过程，给出客观公正的第三方评估。
当前，在中国，与PPP模式相关的法律层级太低，缺乏国家层面的立法，主要是国务院层面或者国务院组成部门出台的部门规章，而且各部门之间的文件甚至自相矛盾。这些部门规章往往会随着国家政策基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稳定性不够，不能给予PPP各参与方稳定的预期。由于PPP在国家法律层面和制度上的缺陷，造成各地各部门各自为政，重复与交叉审批的事情时有发生。由此可见，构建国家层面的法律和制度体系是用好PPP模式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
为了稳增长，与过去两年相比，2019年初的宏观逆周期调节力度有所增强，地方政府债务发行规模有了较大的扩张，这使得PPP项目逐渐回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不让PPP异化的悲剧重演，各级政府机关、民营企业和第三方机构都需要反思过往，吸取经验教训。
（FT中文网，2019.2.21）
（编译、整理：李彦松、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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