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与投资进一步萎缩

2019-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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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62期(总第1950期) 2019年8月30日(星期五)

  全球贸易与投资进一步萎缩

  [导读:根据统计,全球海外投资2018年比上年减少4%,今年形势也不见乐观。而全球贸易增速大幅减缓,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全球贸易放缓的原因是什么,各国和地区面对贸易战,其全球政策进行了哪些调整?我们不妨看看相关专家的分析。]

  全球海外投资时隔10年减少

  据日经新闻报道,受中美贸易战激化的影响,一直拉动世界增长的经济全球化正在动摇。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全球余额2018年时隔10年减少。此外,还涉及到经济的数字化导致生产设备的必要性下降这一结构性因素。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19年8月更新的数据显示,全球海外直接投资余额2018年为30.9万亿美元,比上年减少4%。这一数据显示的是通过设立海外工厂和销售公司、并购获得的资产的余额。新增进驻放缓,撤回投资的情况也在增加。

  2019年仍呈现同样趋势。英国《金融时报》的数据库“fDi Markets”显示,企业的投资项目(不含并购)以2018年1-6月的8152件为顶峰,连续2个半年减少,2019年1-6月为6243件,创出2009年下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对中国大陆、亚洲(不含日本和中国大陆)和欧元区的投资比上年同期减少约3成,日本也下滑2成多。被视为“最后的处女地”的非洲也减少近1成。这是因为中美对立导致贸易成本上升,经济也出现恶化。韩国三星电子关闭了天津的智能手机工厂。台湾的电源设备企业台达电子工业减少大陆生产的比重,通过在台湾增产来弥补。

  全球对美国的投资增加了14%。为避免特朗普的高关税,瑞典的沃尔沃在美国南卡莱罗纳州设置了生产基地。不过,在工资较高的美国进行生产,归根到底只是特殊情况,不足以改变整体的趋势。实际上,世界贸易出现触顶的迹象。世界贸易量在美国金融危机后增长放缓,2018年秋季以后转为减少趋势。

  “经济的数字化”趋势也在产生影响。利用数据盈利的IT产业崛起,企业拥有大规模生产基地的战略性意义随之下降。

  即使是美国通用汽车这一制造业的代表,也在2018年决定关闭北美和韩国等至少8家工厂。该公司将削减固定费用,加强自动驾驶所需的人工智能(AI)等的研究。fDi Markets数据显示,以“制造”为目的的海外投资比例仅为近21%,在10年里下降3个百分点以上,低于包括IT产业在内的“服务”(约24%)。

  以1989年柏林墙倒塌为号角,人员、货物和资金跨越边境流动的全球化开始加速。从那时至今已过去30年,以发达国家为中心,中间阶层没落和贫富差距扩大等副作用加剧,如今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激化。

  面临贸易战这一巨大风险,以产品制造为核心的传统型产业只能减少海外投资,熟悉海外投资领域的德国美因茨约翰内斯古滕贝格大学的菲利普·哈姆斯(音译)表示,“从中期来看将拉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的数字化”这一新的结构变化今后很可能在全世界不断扩大。全球化正在质变的同时进一步向前发展。

  全球供应链可能分化为“中国”和“非中国”

  日经新闻的另一篇文章指出,表明和讨论将生产迁往中国大陆之外的主要全球企业开始增多,对印度和越南等中国周边国家的投资额增长1-3成,企业投入增长资金的国家和地区也明显发生变化。以自由贸易为前提构建的全球供应链站在因中国和非中国而分裂的岔路口。企业将面临双重投资的成本增加等新课题。

  “为了规避关税风险,进入美国政府的采购对象,有必要采取永久性对策”,夏普旗下的个人电脑子公司Dynabook 以位于中国杭州市的自主工厂为中心,在中国几乎生产全部笔记本电脑。社长觉道清文针透露,正商讨将面向美国的笔记本电脑生产转移至中国大陆以外。该公司对美国销售占整体生产的约1成,预计夏普将相关生产转移至正在建设的越南工厂。

  日经新闻的统计显示,受中美摩擦影响,表明和讨论转移生产的全球企业已超过50家。虽然仍处在讨论阶段的情况很多,但大部分企业预计保留中国的生产基地,同时将成为关税对象的对美国业务转移至海外。

  中国作为消费市场依然很有潜力,同时如果全面关闭工厂,有可能产生与中国的摩擦。

  日本综合研究所的高级主任研究员三浦有史表示,“世界市场出现了被划分为‘中国’和‘非中国’的可能性”。中美经济活动割裂,迈向条块化的“脱钩”日趋带有现实意味。

  对企业来说,需要根据销售目的地分散生产基地和采购网,成本增加和工厂开工率的下降将成为消极因素。

  从事苹果笔记本电脑“MacBook”等代工的台湾广达电脑将推进将生产的一部分转移至台湾等地的计划。不过,围绕基地重组的费用负担,与客户的谈判并不容易,该公司董事长林百里透露无法进一步压缩本来就小的利润空间。

  一家日本机械厂商已将面向美国的生产转移至东南亚。该公司高管表示“当地没有中国那样完整的供应链。只能从中国运输零部件,或重新建立采购网。不管怎样,成本都将增加”。

  日本综合研究所调查中国大陆对美出口中包含的各国与地区的附加值(截至2015年)发现,韩国、美国、台湾和日本分别达到1万亿日元左右。意味着在中国大陆组装的电子产品等大量使用了海外的零部件,经济脱钩导致中国大陆产品流通停滞的“痛苦”也将波及海外企业。

  企业将摸索减轻生产转移带来的经营打击的方法。

  作为转移目的地而引人关注的是东南亚,尤其是越南。韩国三星电子在越南拥有智能手机生产基地,电气和电子产业正在汇聚,同时还具有与中国接壤这一物流方面的优势。任天堂讨论转移家用游戏机生产,而京瓷讨论转移多功能一体机的生产。另一方面,理光将面向美国的多功能一体机的生产转移至泰国。

  此外,迁回零部件采购网完善的本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趋势也在加强。小松已将建筑机械零部件的一部分生产迁至日本和美国。企业正竞相通过数字化和自动化来提高工厂的生产效率,此前转移至中国的生产基地以贸易摩擦为契机回归发达国家的趋势有可能扩大。

  中美摩擦导致的货物和资金的大移动已开始逐步体现在数字上。

  按国家和地区观察今年1-5月的对美出口额,中国对美出口比上年同期减少12%,另一方面,印度、越南和台湾实现2位数增长。为避免关税而蒙混原产地的“迂回出口”似乎也在增加。

  海外直接投资(FDI)在中国周边国家呈现增加态势。今年1-3月对印度的直接投资(按实际利用外资计算)达到177亿美元,增加26%。增长率与2018年全年的0.3%相比增加。如果仍在讨论阶段的生产转移得到落实,投资额预计进一步增加。

  贸易萎缩拉低全球经济

  贸易萎缩、全球经济下行的趋势出现增强。据日经新闻报道,截至7月,日本的出口连续8个月减少,10月的消费税增速面临着外需不振的风险。中美的关税大战通过供应链对世界各国的经济产生影响,对华出口较多的德国等国4-6月经济陷入负增长。难以描绘出依赖外需实现经济加速增长的蓝图。

  日本财务省8月19日发布的7月贸易统计显示,日本的出口额同比减少1.6%,减至6.6432万亿日元,连续8个月同比减少。这是自日元升值的2015年-2016年(连续14个月)以来,出口额再次长期同比下滑。而且此次比起汇率原因,更大程度上是由于贸易本身陷入停滞。

  当前,除了直接的对华出口(7月减少9.3%)减速外,日本对受到中国经济减速影响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也明显下滑。7月日本对亚洲出口整体减少8.3%。

  日本对韩国出口减少6.9%。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海外调查部的调查主任原实认为,“由于韩国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放缓,日本向韩国供应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和周边零部件的需求也明显下滑”。在日本加强对韩出口管制的影响显现之前,实际需求已经出现萎缩。

  环顾世界经济,也有观点认为,当前半导体相关产品的库存调整告一段落,增长放缓势头将暂歇。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显示,6月电子零部件和设备的库存指数自2017年10月以来首次陷入负增长。7月的出口量则同比增长1.5%,时隔9个月转为正增长。

  尽管如此,在经济学家当中,仍有不少声音担忧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关于被认为出现反弹的出口动向,浜银综合研究所的鹿庭雄介指出,“存在在美国进一步上调对华关税之前抢搭末班车的因素”。

  中美两国相互让步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据明治安田生命保险推算,如果中美两国相互将所有产品的关税提高至25%,2019年日本的出口将被拉低0.3%,2020年将被拉低1.2%。日生基础研究所的斋藤太郎也认为,“出口走向复苏的可能性很低”。原因在于,海外经济整体以制造业为中心持续减速。

  据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统计,从全球的贸易量来看,最新的5月数据同比减少0.4%。近年来贸易量一直保持着4-5%的增速,但是2018年底之后显著放缓。

  德国8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6月的实际GDP同比下降0.1%。时隔3个季度再次陷入负增长。汽车等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低迷。最近的6月的出口额也同比下滑8.0%。面临脱欧问题的英国4-6月的经济也陷入负增长,整个欧洲的经济笼罩着阴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7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19年的增长率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至3.2%。主要原因是贸易陷入停滞。日本4-6月虽然连续3个季度保持了正增长,但是外需的贡献度陷入负增长,目前经济依靠个人消费支撑。日本将于10月实施消费税增税,多数观点认为,即使政府采取对策来避免消费疲软,10-12月日本的消费也将暂时陷入负增长。

  欧洲面对三重贸易冲击

  《金融时报》的马丁·桑德布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的“贸易战很好,很容易赢”受到理由充分的嘲讽。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对的。美国经济规模庞大且相对封闭。这两点相结合意味着与美国相关的贸易动荡对其他国家造成的损害可能远大于美国自身经济所必须承受的损失。

  尽管美国工业收缩,美国消费者价格上涨,但美国整体经济增长依然足够强劲。最近的市场波动如何影响经济仍有待观察,但迄今为止,在宏观经济损失方面首当其冲的不仅是特朗普的主要目标中国,还有被战火殃及的欧洲。

  1. 欧洲受到中美贸易冲突附带伤害

  与美国不同,欧盟与中国一样是贸易密集型经济,在这三者的国际贸易中占据最大份额。中国经济由于美国针对它的行动正在放缓,而欧洲遭受的附带损害同样严重。

  欧洲经济增速放缓到微弱的水平,并且在过去两年中明显低于美国。贸易不是唯一的原因,但它是最重要的原因。经合组织(OECD)强调,欧洲国家的贸易增长在去年冬天停滞不前,无论是它们内部的贸易还是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均是如此。作为欧洲大陆的贸易型经济核心国家,德国在过去一年中的表现是欧洲最差之一。二季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萎缩,汽车产量继续大幅下滑,工业低迷蔓延至其他欧盟经济体。

  更糟糕的可能还在后面。正如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沙欣·瓦莱(Shahin Vallée)所警告的那样,美中对峙可能会从贸易战加剧到汇率战,竞争性贬值将会加剧欧洲的出口困境。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依赖贸易的制造业的危机是否会影响国内信心,并减少规模大得多的服务业的需求。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

  2. 欧洲可能受到美国贸易侵略的下一个目标

  所有这些都已经够糟糕的了,但这只是欧盟可能遭受的三种贸易相关冲击中的一种。除了遭受附带损害外,欧洲还有可能成为美国贸易侵略的下一个直接目标。经合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布恩(Laurence Boone)在今年7月表示,贸易战“很有可能在夏末”转移到欧盟。特朗普一直在对法国葡萄酒和德国汽车磨刀霍霍——二者分别是欧盟最大的农业和工业出口产品。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额每年超过1万亿美元。

  3. 欧洲可能受到英国退欧的打击

  第三个风险是英国在万圣节无协议退欧,这将在一夜之间竖起巨大的贸易壁垒。英国和爱尔兰受到的伤害将最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欧盟其他成员的冲击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这三重贸易冲击成为现实,那么在美国和英国都占据巨大市场份额的德国汽车业将再次处于困境的中心。鉴于其在德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以及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相互联系,该行业可能成为向其他行业和国家传导冲击的超导体。这是上述三个冲击中的第一个带来的教训;人们完全有理由担心其他两个冲击会产生类似的影响。

  欧盟该怎么做?

  欧盟应该怎么做?它无法将自己与贸易动荡本身隔离开来。那么应该改变德国的经济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欧洲供应链,不再依赖制造业出口。这样做将需要时间,也需要非凡的政治领导力,而如果事实证明当前的贸易困境只是短暂的,那这样做的理由可能没那么充分。因此出于经济和战略原因,欧盟可能不得不忍受贸易动荡。

  欧洲能够做的,是利用需求侧政策来限制更广泛的影响。宏观经济刺激措施将刺激国内经济的需求、收入和信心,从而控制贸易战对出口部门的破坏。到目前为止,这项工作是由欧洲央行(ECB)负责的。在今年9月份的会议上,欧洲央行应该超越预期,宣布大的刺激方案来提振信心,包括更多负利率,为向企业发放贷款的银行提供更多折扣再融资,以及重新进行债券购买。

  现在也是欧洲在财政政策上打开宏观经济军械库的时候了。财政政策对欧元区7年的经济复苏几乎没有贡献。对于这种胆怯,最好的评语只能是,低赤字现在使大多数成员国处于可以打开钱包花钱的安全状态。

  障碍是在政治领域。反周期财政政策面临太多阻力,最大的阻力是德国建制派——荒谬的是,它也是对欧洲央行因财政限制而被迫采取的货币举措抨击最为猛烈的。

  但贸易冲击将会通过德国蔓延到整个欧洲。如果该国希望自己不仅制造问题而且还能提供解决方案,那么它自己必须认识到欧盟经济需要刺激——而且要快。

  全球贸易放缓的源头在哪里?

  在上一个10年的初期,全球贸易以每年近8%的速度增长,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的两倍。然而,2019年世界贸易组织(WTO)预计贸易增长仅为2.6%——与预计的全球GDP增长相同。

  英国《金融时报》吉莲·邰蒂认为,全球贸易放缓始于近年保护主义浪潮爆发之前很久。这似乎表明,我们不能把当前的困境仅仅归咎于贸易战——尽管保护主义当然值得反对。

  最近,国际清算银行(BIS)首席经济学家申铉松(Hyun Song Shin)在法国央行(Banque de France)在巴黎主办的高级金融官员会议上探讨了这个课题。

  申铉松首先指出,有几种方法可以跟踪贸易。通常使用的指标是绝对实际贸易或名义贸易。然而,还有一个指标是总出口与净GDP之比。后一个指标现在特别具有启示性,因为它揭示了跨境全球供应链、即经济学家们所称的“全球价值链”的活动。复杂的全球价值链产生多次出口“销售”——这些价值链越广泛,总出口数字相对于GDP就越高。

  这一总出口系列数字显示,2000年至2008年期间,全球供应链活动繁忙。由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密集供应链活动,相对于GDP的总出口累计井喷式增长16%。

  然而,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总出口大幅下降。或许这并不奇怪。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总出口在2009年复苏,但它们从未恢复到2007年之前的水平。更引人注目的是,自2011年以来,总出口相对于GDP逐年下降——申铉松指出,这意味着,“贸易放缓早在保护主义和贸易冲突爆发的几年前就发生了”。

  原因何在?一种解释可能是服务业正在全球经济中变得比制造业更加重要。另一个可能是技术创新:自动化降低了西方制造业的成本,减少了将生产外包给中国等低工资地区的需求。

  然而,申铉松认为另一个至关重要——却被忽视——的因素是金融。企业需要大量的营运资金来运营其供应链,其中约三分之二通常来自自己的资源,另外三分之一来自银行和非银行融资。

  在2007年之前的信贷繁荣时期,企业很容易找到营运资金和贸易融资。但是,从那时起,陷入危机的银行收紧了信贷。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危机后的监管使得西方银行提供此类融资的成本更高,同时也是因为银行资源受到了极低利率和收益率曲线趋平的破坏性影响。

  汇率波动也产生了影响。大约80%的贸易融资是以美元提供的,贸易发票也倾向于以美元计值。这意味着强势美元往往会影响新兴市场企业承担供应链资金负担的能力。

  哎,关于金融角色的这一微妙信息,不太可能得到政界人士的很多关注,更不用说选民了。但是,如果申铉松的分析是正确的,它至少有三个重要的潜在影响。

  首先,如果你想了解全球经济的话,它凸显出结合研究金融渠道与“实体”经济趋势的重要性。其次,研究似乎表明,2007年之前的信贷泡沫不仅制造了一个房价上涨的热潮,还帮助催生了一个贸易和全球价值链泡沫。第三,既然这个泡沫现在已经破灭,期望世界将很快再创那种全球贸易激增似乎是不切实际的——即使美国和中国突然奇迹般地结束贸易战也是如此。这不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但它是G7不得不适应的新现实。

  贸易战如何推动全球政策调整?

  宏观经济评论员加文·戴维斯在《金融时报》上的文章写到:人们原本以为,贸易战会严重打击中国经济,对美国和欧元区只会造成轻微和短暂的影响,然而结果可能正相反。

  2018年末的时候,各国的政策制定者仍在评估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的直接影响。美联储(Fed)和欧洲央行(ECB)都认为,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受到的损害将是轻微和暂时的,因此,随着通胀升至目标水平,他们将可以通过上调政策利率,使货币政策“正常化”。

  在中国,悲观和怀疑的情绪并存,当时许多人认为美国加征的关税会对中国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并对新采取的政策宽松手段能否奏效持怀疑态度。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为了与特朗普政府在关税和技术方面达成协议,北京将向美方做出重大让步。

  仅仅几个月后,政策环境就发生了大变。中国经济增长状况保持得相对不错。迄今为止,全球价值链基本上未出现供应中断,财政和货币刺激推动了国内需求。

  相比之下,在发达经济体,围绕关税的不确定性和汽车销量暴跌给资本投资造成了巨大的收缩性需求冲击,这对德国等以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体打击尤其大。欧洲陷入衰退的风险反过来对美国的经济活动、利率和货币政策产生了影响。

  以下是2019年剩下时间的三个政策主题。

  1. 中国越来越自信,有把握经受住贸易战的冲击

  虽然特朗普声称,经济数据证明中国已经“输掉了”关税战,但中国最新的经济活动数据很可能让本国政策制定者松了一口气。传统和新式财政、货币宽松政策的结合止住了增速下滑势头。

  诚然,2019年第二季度官方国内生产总值(GDP)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年率放缓至6.2%,为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但经济活动似乎已在接近二季度末时复苏,支点资产管理公司(Fulcrum)最新的“即时预测”(nowcast)显示经济增速接近7%。

  减税大大刺激了消费,而且随着地方政府大幅增加发债,基础设施投资出现反弹。

  更出人意料的是,虽然过去12个月出口下滑了1.5%,但进口下降了7.8%。结果是,净贸易(推动GDP和经济活动增长的一个变量)实际上比2018年积极得多。

  这些数字或许可以解释,中国为何在近期对贸易谈判采取更强硬立场。

  2. 欧洲央行承认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2018年末,欧元区经济开始放缓,人们本来以来那只是暂时的,然后现在却不见复苏,这是2019年最令人失望的事件之一。

  与欧洲之前经历的低迷不同,此次德国成为欧盟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疲软的国家,部分原因在于全球汽车业陷入萧条。此外,德国的资本货物出口也受到了全球投资支出疲软的影响。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承认,欧元区经济可能不会像此前预期的那样,在2019年下半年出现反弹。欧洲央行还担心消费者价格预期下滑(债券市场走势反映了这一点)。在2016年的低迷时期,10年通胀预期仍与该行2%的通胀目标一致,但今年,所有期限所反映的通胀预期都在趋向1%。

  欧元区的这种“日本化”越来越令欧洲央行担忧。欧洲央行目前明确形容其通胀目标是“对称的”,意味着它将不再容忍通胀率长期低于2%。欧洲央行显然准备进一步降息并重启资产购买计划,时间很可能就在9月份。然而,与日本一样,货币政策终结欧元区通缩势头的空间有限,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

  德拉吉已明确要求获得财政政策的支持,以提振欧元区经济,这将标志着欧洲央行既定理念的根本性转变。他认为,制造业部门(尤其是在德国)受到的冲击一旦加剧,只能通过有针对性的财政注资、而非通过整个地区的货币扩张来解决。

  3. 美联储认识到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性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近期正在考虑的可能不只是几次预防性降息,而是更为根本的东西。包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内的几位主要官员相继发表了极其鸽派的言论,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怀疑。

  鲍威尔在最近的演讲中称,低通胀或许是结构性的、持续的,并警告称,全球因素可能是美国经济活动疲弱的原因。他还强调,世界各地的均衡利率都下降了,货币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互相关联。

  有关全球债券收益率处于极低水平正在影响美联储议程的想法,在国际债券市场算不上一个新主题,但如今FOMC领导层明确接受了这一观点。

  这一因素,再加上人们认为当利率接近零下限时,美国应迅速、果断地调整政策以适应不利的经济形势——正如纽约联储银行行长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所言——应该会让美联储在2019年剩下的时间里保持极其鸽派的态度。

(完)

  (整理、编译:王砚峰、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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