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0月房价涨幅连续五个月放缓

2019-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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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82期(总第1970期)    2019年11月18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中国10月房价涨幅连续五个月放缓 日本7-9月GDP增速放缓 亚洲将赶超北美成为风险投资中心 美国经济不如想象的那般竞争和自由 中国到底是不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不良资产供给将渐缓

  中国10月房价涨幅连续五个月放缓

  [摘要: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0月份数据,70个受监测的大中城市新房价格较9月份上涨0.5%,上涨城市数量连续五个月减少;二手房降价城市则增至35个,是时隔55个月来70城市中再次出现二手房价下跌过半的情形。]

  中国房价涨幅在10月份进一步放缓,分析师预计未来的上涨动能将因融资环境偏紧而继续减弱。中国国家统计局11月15日发布的10月份数据显示,70个受监测的大中城市新房价格较9月份上涨0.5%,为连续第五个月放缓,也是自2018年3月以来的最小涨幅。数据也显示,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为50个,较9月份减少三个,上涨城市数量连续五个月减少;房价环比下跌的城市数量从12个增至17个。

  二手房价格降温明显

  二手住宅价格降温更明显,10月份房价上涨的城市数量为31个,相比9月份的40个呈现减少态势,二手房降价城市增至35个。中新社引述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指出,这是时隔55个月,70城市中再次出现二手房价下跌城市占半数的情形。分各线城市来看,中国70个大中城市中,一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均有所回落。具体而言,四个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二手房价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和广州分别下降0.6%、0.2%和0.1%;深圳上涨1.0%,涨幅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至于31个二线城市,其新房价格和二手房价环比分别上涨0.5%和0.1%,涨幅比上月均回落0.1个百分点。35个三线城市新房价格和二手房价环比分别上涨0.6%和0.5%,涨幅比上月均回落0.2个百分点。诸葛找房数据分析师国仕英指出,房价上涨城市数量在10月份持续减少,是因为房企在“金九银十”期间为了回笼资金加快销售回款,纷纷降价或打折促销,更多城市新房价格加入到下跌行列。二手住宅方面,受新房降价效应影响,部分换房需求迫切的置换群体,更多选择降价出售,并加大降价幅度。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认为,在调控长期从严的背景下,购房者预期已明显趋稳,很多城市和区域若不“以价换量”很难拉动销量提升。

  房企拿地均价降至年内最低

  中新经纬数据显示,2019年10月房企拿地继续收缩,拿地总价已跌破千亿元,拿地均价降至年内最低。wind数据显示,10月份房企拿地194宗,总面积为1085.95万平方米,拿地总价不足千亿元,仅917.71亿元。中新经纬客户端注意到,从各月拿地均价来看,10月份8450.67元/平方米的拿地均价已是年内最低。此外,按楼面地价计算,10月份3737.12元/平方米的价格也已创下年内最低记录。“楼市降温,企业库存压力比较大,企业资金面没那么好,这些都会导致企业拿地成本不会太高,不会像以前那样高溢价,地价下降正说明了市场的反应、投资者的反应。”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说。严跃进指出,地价下降使得当前房价定价不会太强势,未来,地价在房价中比重减小,也使得房价难以上涨。不过,地价继续往下降的可能性不会太大,若地价再下降,有些年底业绩完成不错的开发商就会考虑积极拿地,进行补库存的操作。房企拿地还会持续收缩吗?对此,严跃进表示,房企拿地近期会保持收缩,但后续房企拿地还是有扩张的机会。

  中国楼市降温态势料将持续至明年春节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认为,目前调控换挡、城市换挡、利率换挡等效益都已显现,而房企端的投资换挡和竞争力换挡会持续推进,中国楼市降温的态势在2020年春节前很难出现逆转。

  路透社引述野村证券的分析预计,中国房地产市场状况将恶化,尤其是在低线城市,中央可能需要在2020年春季前调整房地产紧缩措施以稳定增长。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夏丹也指出,10月房价延续了年中以来平稳下行的态势。这主要是5月起行业融资政策收紧带来的明显效果。在资金受限的客观条件下,更多房企选择以价换量的方式降价促销,这样的趋势将在年末持续。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指出,城市群与房地产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随着中心城市向外辐射的距离,房地产价格递减,但是辐射范围有限;城市群公共服务差别决定了房价的差别,中心城市房地产呈现郊区化现象,而未来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改革会改变房价的格局;中心城市第三产业替代第二产业是发展趋势,工业郊区化会带动未来住房空间格局的变化,而通勤时间和成本、交通手段也决定了房地产辐射的半径;中心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可以起到疏解房价的作用,为中低收入者提供住房,但是也需要加强城郊轨道交通的建设。

(综合消息)

  日本7-9月GDP增速放缓

  日本内阁府11月14日发布的7-9月国内生产总值(GDP)速报值显示,剔除物价变动影响后的实际GDP环比增长0.1%,换算成年率增长0.2%,连续4个季度保持增长。4-6月的GDP换算成年率增长1.8%。7-9月虽然因提高消费税前的抢购需求保持了正增长,但增幅较小。访日外国人的减少也产生影响,增长率放缓至大幅低于1%的水平。

  日经QUICK统计的民间预测的中间值为环比增长0.2%,换算成年率增长0.8%,此次发布的速报值大幅低于这一预期。日本经济财政再生相西村康稔在14日的记者会上表示,“这一结果显示出整体经济的缓慢复苏”。

  贴近生活实际感受的名义GDP环比增长0.3%,换算成年率增长1.2%。名义GDP也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

  按不同项目来看,占GDP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实际增长0.4%,连续2个季度保持增长。在10月提高消费税前,化妆品、个人电脑和电视等出现抢购需求,推高了整体。

  尽管个人消费表现坚挺,但与上次提高消费税之前(2014年1-3月)的2.0%相比,增速放缓。其背后存在消费税轻减税率(即部分产品的消费税不提高)和无现金结算的积分返还等政府抑制抢购需求的措施的影响,7月长期降雨和8月的台风等恶劣天气也对消费构成重担。

  内需的另一大支柱设备投资增长0.9%,连续2个季度保持增长,增幅较4-6月的0.7%有所扩大。企业积极推进省力化投资等举措作出了贡献。民间库存的贡献度为负0.3%。此前为应对增税前抢购需求而积累的库存出现减少。

  住宅投资增长1.4%,连续5个季度保持增长,出现了提高消费税前的抢购需求。公共投资增长0.8%。内需整体将GDP推高0.2%。

  出口减少0.7%,时隔两季度减少。以对华出口为中心,面向亚洲的出口表现疲软,而且受世界经济减速等因素影响,增长迟滞。从构成来看,服务的出口减少4.4%,拉低了整体。主要原因在于,在计算GDP时计入服务出口的访日外国人在日消费因日韩关系恶化等而减少。物质资料的出口增长0.3%,但生产资料和机床的出口不振,从上半年的低迷中复苏的速度缓慢。

  进口反映出抢购需求等,增长0.2%,连续2个季度保持增长。出口减去进口的外需对GDP的贡献度为负0.2%,贡献度连续两季度为负。

  显示综合物价波动的GDP平减指数同比增长0.6%。剔除进口品类波动的日本国内需求平减指数同比增长0.2%。

(日经新闻,2019.11.14)

  亚洲将赶超北美成为风险投资中心

  在世界风险投资(VC)市场上,亚洲最快有可能在2020年超越北美。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控股的子公司祥峰投资(Vertex Venture Holdings)和英国调查公司Preqin联合实施的调查显示,截至2018年底,面向亚洲的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资产达到3230亿美元,逼近面向北美的风险投资基金的3970亿美元。

  两者的差额为740亿美元。但如果考虑到5年前差额达到1690亿美元,就会感受到变化程度的巨大。Preqin的亚洲业务主管断言称,“有分析认为到2020年底,面向亚洲的基金的资产额将超过面向北美的基金”。

  包括面向特定国家的基金和面向广泛地区的基金在内,上述调查对风险投资基金投入大部分资金的对象地区进行了分类。结果显示,面向亚洲的基金在2010年以后每年平均增长30%,面向北美的风险投资基金的年增长率仅为9%。

  在探寻尖端技术的投资者增加的背景下,北京和上海等最尖端创新基地成为对亚洲投资的中心。以亚洲为基地的10家大型风险投资基金把总部设在中国。

  其中1家——纪源资本(GGV Capital)的一名管理合伙人表示,瞄准结算、融资、物流等新创新性基础设施建设的创业者正在不断涌现。其分析称,亚洲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和手机普及正在给新兴技术初创企业带来有吸引力的业务机会。

  上述调查显示,在世界风险投资中,美国的份额从2013年的55%下降至2018年的50%。另一方面,亚洲的很多组织向风险投资基金注资,其数量在过去5年增至2倍。针对投资资金集中于亚洲的原因,领导普华永道新加坡公司(PwC Singapore)的Venture Hub部门的Patrick Yeo表示,“投资者把目光投向有望获得更高回报的市场。期待度更高的是发展中国家,高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很多集中于亚洲”。

  随着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东南亚网约车企业GrabTaxi和GoJek等强有力的新兴企业亮相,对东南亚的期待度也在明显提高。新加坡新兴媒体DealStreetAsia于10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以东南亚为对象的风险投资企业2019年1-7月获得的投资资金达到31.3亿美元,已超过2018年全年(21.2亿美元)。

  德国大型软件企业思爱普(SAP)主管亚太地区业务的Scott Russell指出,“在东南亚,创业者获得政府的强有力支持”。思爱普旗下的基金正在支援7家初创企业的增长。Scott Russell表示,“我们在东南亚地区整体看到了具有创新性且充满野心的初创企业的增长”。

  另一方面,美国共享办公室WeWork的运营方We Company陷入经营困难、网约车企业优步和Lyft等的首次公开募股(IPO)状况低于预期等,令投资者感到失望的新兴企业的案例也在增加。

  受这种状况的影响,祥峰投资的首席执行官Chua Kee Lock警告称,力争通过新业务获得更高估值的创业者有必要认识到严峻的环境。Chua Kee Lock表示,“创业者基本上来说往往高估自己公司的价值”。不过,风险投资人在提供资金之前,已开始强烈要求看到显示较高投资价值的证据。Chua Kee Lock指出,“一部分创业者变得极为现实。已注意到市场的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要求获得1亿美元,而是开始追求更为妥当的金额”。

  亚洲成为风险投资的中心舞台,但要在今后继续吸引投资资金,或许需要显示出证明企业价值的业绩和成长性。

(日经新闻,2019.11.13)

  美国经济不如想象的那般竞争和自由

  《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Why the US economy isn’t as competitive or free as you think”一文中写道,一切始于一个简单的问题:“美国的手机资费究竟为什么这么贵?”为了找到答案,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围绕当今美国企业实际上如何运转展开详细的实证分析,最终推翻了几乎所有人不假思索接受的有关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很多认识。

  菲利蓬在他的极具说服力的重要著作(《大逆转:美国是如何放弃自由市场的》(The Great Reversal: How America Gave up on Free Markets),Belknap Press)中写道,过去20年,竞争和竞争政策僵化,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美国已不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故乡,竞争不比欧洲更激烈,监管机构并不更加积极主动,新一批超级明星企业与前几代企业没有根本区别。

  身为纽约大学教授的菲利蓬是目前在美国任教的杰出法国裔经济学家之一。其他人还有最近的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以及目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Berkeley)任教的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

  然而,除了国籍以及不把有关自由市场的陈词滥调视为理所当然的倾向之外,很难看出这些人有太多的共同点。对菲利蓬有争议的命题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会声称,一名法国经济学家必然从意识形态上反对美国式资本主义。但菲利蓬坚称,他坚信竞争的价值。的确,《大逆转》有一章专门论证这个问题。此外,他论证的每一步都基于对数据的细致分析。

  他干脆利落地总结了研究结果:“首先,美国市场的竞争性已减弱:很多行业的集中度高,领军企业地位固化,它们的利润率过高。其次,这种缺乏竞争损害了美国消费者和员工利益:它已导致价格上涨、投资减少和生产率增速下滑。第三,与普遍观点相反,主要的解释是政治上的,而不是技术上的:根据我的研究,竞争的减少是因为进入壁垒增加以及反垄断执法不力,而大量的游说和竞选捐款支撑着现状。”

  所有这些都得到了有说服力的证据的支持。例如,美国的宽带上网价格大约是可比国家的两倍。在美国,航空公司的每位乘客利润也远高于欧盟。

  更广泛地说,这项分析表明,“市场份额变得更集中,持续时间更长,而利润增加。”此外,在各个行业,市场集中度上升带来了更高利润。总的来说,影响是巨大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税后利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

  市场集中度上升的原因有很多。在制造业,来自中国的竞争起到了一定作用,它把实力较弱的美国国内竞争对手挤出市场。对于其他经济领域,我们需要其他解释。上世纪90年代,包括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在内的超级明星企业,推动着投资率和生产率上升。然而在2000年代发生了相反的情况:市场集中度不断上升,推升了地位固化的企业的利润,而投资率和生产率增速双双下降。

  这种集中度上升的恶性形式,反映出新进企业数量显著减少,而对合并交易的容忍度上升。换句话说,美国经济正目睹竞争显著减少,垄断和寡头垄断相应增加。

  为了进行论证,该书将美国与欧盟进行比较。许多读者可能会笑:毕竟,欧盟难道不是一场经济灾难吗?然而,在比较实际人均GDP的变化时,答案是:并非如此。

  从1999年到2017年,美国实际人均GDP增长了21%,欧盟增长了25%,就连欧元区也增长了19%,尽管其对金融危机处置不当,造成了损害。在欧盟,不平等程度和收入分配趋势也不那么负面,因此收入增长得到更平均的分享。

  简言之,将欧盟与美国进行比较是无可非议的。这些比较显示,无论是在利润率还是市场集中度方面,欧盟都没有出现美国那样的急剧上升。在美国,自2000年以来,工资和薪金占企业总收入(即所谓的“增加值”)的比例下降了近6个百分点,但在欧元区一点儿也没有下降。这推翻了一种假设,即技术是劳动力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驱动力。毕竟,技术(还有国际贸易)对大西洋两岸的影响大致相当。

  请注意,菲利蓬对产品市场竞争的差异提出了一个狭义的主张。他强调,欧盟经济并非在所有方面都更强大。相反,“美国拥有更优秀的大学和一个更强大的创新生态系统——从风险资本到技术专长。”

  然而,在过去20至30年间,欧盟的产品市场竞争已经变得有效得多。这反映了单一市场内部有针对性的去监管化——这在英国退欧悲剧的背景下颇具讽刺意味,因为放松监管是由英国驱动的、发端于撒切尔的政策创新——以及更为激进和独立的竞争政策。大西洋两岸已将注意力转向保护和促进竞争的必要性。

  一个有趣的观点是,相比个别成员国或美国,欧盟建立了更为独立的监管机构。这是欧盟内部相互不信任的健康结果。在监管方面,欧盟成员国痛恨自己受其他成员国突发奇想的影响,因此更喜欢完全独立的机构。这对国内监管机构薄弱的国家尤其有益。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也使得游说在欧盟的回报相对较低。

  这方面的证据很明显。一个欧盟成员国的产品市场监管程度在1998年时越高,此类监管随后下调的幅度就越大。同时,对欧盟成员国的影响也比非欧盟成员国大得多。

  这些变化反映了政治上的差异。在美国,反对放松监管和支持有利监管的游说要激烈得多。总的来说,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不可避免地被大公司主导的这类游说可以奏效。不然为什么人们愿意为游说买单?

  有关金钱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的作用的数据甚至更为戏剧化。国会议员每周要花大约30个小时筹集资金。美国最高法院2010年对“联合公民”(Citizens United)一案做出奇葩判决,裁定公司等同于个人,金钱等同于言论(判决认定通过资助来播放批评其他候选人的竞选广告是合法的——译者注)。这已被证明是美国朝着一个富豪统治国家演变过程中迈出的一大步。

  就像近来以诚实得让人捉摸不透而闻名的前众议员米克·马尔瓦尼(Mick Mulvaney,现任白宫代理幕僚长,在为总统辩护时经常说出令人发笑的老实话——译者注)在2018年4月所说的那样:“如果你是一名从来不给我们钱的说客,那我没和你说过话。如果你是一名给过我们钱的说客,那我可能会和你谈谈。”你的确可以接触到用钱可以买到的最有实权的国会议员。

  在美国,公司游说活动的规模是欧盟的两到三倍。美国的竞选捐款是欧盟的50倍。

  《大逆转》还考察了三个关键行业的情况:金融、医疗保健和“科技巨头”。

  在金融方面,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是,中介成本(银行家和经纪人吸收储蓄、然后将其输送给最终用户所收取的费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持在两个百分点左右。那么多计算机竟然未能改变这一局面。所以金融是一台抽租机器。这真的必须改变。

  关于美国,有两件事是大多数局外人永远都不会理解的:其枪支法律和医疗体系。美国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略低于GDP的1/5)远高于其他高收入国家,但结果要差得多。这是怎么回事?

  答案是,美国的医疗制度产生了从上到下的抽租垄断:医生、医院、保险公司和制药企业都从这个油水丰厚的系统中分一杯羹。

  最后,菲利蓬分析了他所称的“GAFAM”(谷歌(Google)、亚马逊(Amazon)、Facebook、苹果(Apple)和微软(Microsoft))。他展示了这些科技巨头在经济中的分量并不比过去的巨头更大。但是它们在整体上与经济的联系要小得多。因此,它们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小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有说服力地挑战了这样一个观点,即这些企业的垄断地位是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的自然产物。因此有些事是可以并且应该做的。按照激进程度的升序,这些措施有:防止占主导地位的公司进行收购,或者强迫它们剥离资产;通过强制要求与其他网络的互操作性和数据可转移性,来限制其滥用主导地位的能力;以及将它们分拆。

  《大逆转》还指出,通过限制性合同、职业许可和准入限制,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正在上升。放松管制需要关注这些障碍。

  正如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所知道的那样,企业自身将以极大的热情追求对竞争的限制。结果就是收租资本主义,它既效率低下又在政治上不具有正当性。然而困难在于,现有企业购买它想要的政治和监管保护可能太容易了。

  美国应该要什么?菲利蓬提议的答案是:自由准入;监管机构在采取反垄断行动时准备好犯错误;以及保护消费者应该享有的透明度、隐私权和数据所有权。美国采取行动的一大障碍是金钱在政治中的普遍作用。结果是寡头垄断和寡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