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右翼民族主义的全球化版本——评英国大选保守党获胜(二)

202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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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1期(总第1983期) 2020年1月3日(星期五)

  英国右翼民族主义的全球化版本——评英国大选保守党获胜(二)

  [导读:12月12日英国举行议会选举,保守党赢得撒切尔以来最大的议会多数席位,工党遭受二战以来最大败绩。保守党的右翼民族主义转向对英国的贸易关系乃至世界秩序的重启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所说,英国民族经济转向的实质,并非是在开放与封闭之间进行二选一的抉择,而是针对当前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版本,提出了另一种右翼民族主义的全球化版本。]

  英国脱欧的民族经济转向

  英国脱欧决策决定该国中期的经济命运

  伦敦国王学院欧洲政治和外交事务教授阿南德·梅农(Anand Menon)为《卫报》(The Guardian)撰文指出,选举的结果并不是很令人惊讶。但是,在“脱欧大选”之后,传统的党派忠诚度似乎因留欧-脱欧的鸿沟而被拉到了断裂点,这一事实使我们不知道首相打算实现何种脱欧方式。

  从短期来看,毫无疑问,从使英国脱离欧盟这一意义上来说,他将能够在2020年1月底之前“完成脱欧”。但是,另一个紧要关头即将到来,因为要求延长过渡期的最后期限6月底迫在眉睫。

  这真的很重要。年底前似乎无法达成协议,这是我们避免与欧盟建立纯粹基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关系的一次机会。然而,保守党在宣言中承诺不会延长过渡期。这使我们陷入了最奇怪的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鲍里斯?约翰逊想要哪种脱欧。仔细听的话,您会听到两种不同的叙述。

  一方面,支持软脱欧的英国保守党说,首相拥有的那种绝大多数支持将使他摆脱了欧洲研究小组(ERG)的控制,他将能够谈判他一直暗中想要的软脱欧,从而限制脱欧的经济影响,并使他以最小的痛苦实现脱欧。

  另一方面,那些欧洲研究小组的人将约翰逊视为他们渴望与欧盟之间松绑关系的门票。对他们而言,不延长过渡期的承诺保证了或者是干骨架的贸易协议,或者是以WTO条款退出。

  首相的决策将决定该国的中期经济命运。一份薄弱的自由贸易协定将对英国产生重大的经济影响。我们估计GDP会处于-1.1%至-2.6%之间。如果以WTO条款退出,这些数字分别为-3.2%和-4.5%。

  10月中旬,航空航天、汽车、化工、食品和饮料以及制药行业致信政府警告称,政府正在考虑与欧盟建立的那种关系可能会对“制造业竞争力构成严重威胁”。同时,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将导致英国汽车产量下降三分之一以上。换句话说,赌注几乎不可能更高。可以想象,政府将能够说服人们英国脱欧在1月份“完成”了。但是,经济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多数派带来自治的另一面——这些影响将完全由保守党明确承担。

  英国与欧盟的谈判面临严峻的考验

  加布里埃拉·巴钦斯卡(Gabriela Baczynska)和约翰·查默斯(John Chalmers)为路透社(Rueters)撰文指出,首相约翰逊似乎已在竞选中大获全胜,承诺实现“脱欧”,选民对混乱的离婚似乎终于结束感到放心,但有一项现实中的考验正在等待疲惫不堪的他们。是欧盟外交官和官员表示,以下问题将成为症结所在,如果不解决,可能会导致英国一年后陷入无交易退出的悬崖边缘。

  “这将非常复杂。这是贸易、渔业、安全与外交政策方面的一系列关系。”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我们最大的障碍是我们需要非常迅速地解决这些问题。”

  脱欧协议更有可能延期

  与欧盟的贸易协议通常需要数年才能完成,布鲁塞尔很少有人相信过渡期将足够长到可以与英国达成协议。过渡期可以延长一两年,但伦敦必须在6月底之前要求延长过渡期。

  拥有多数议会席位的约翰逊对其政党中强硬派的英国脱欧人士的关注可能要比大选前少得多,并且背弃选举前的承诺:不将过渡期延长至2020年以后。

  欧亚智库的穆塔塔巴·拉赫曼(Mujtaba Rahman)说:“约翰逊的成功减少了明年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有必要,约翰逊很有可能会将过渡期延长至2020年12月”

  如果约翰逊未能在明年年底前与欧盟达成协议,并且他拒绝在自己的最后期限之前进行谈判,那么将是无协议脱欧。欧盟官员指出,6月底是延长过渡期的截止日期,推迟这一日期并非易事。如果英国要在2020年以后停留在过渡时期,则随着欧盟进入其新的2021-27预算,这将需要进行财务结算。伦敦不愿继续为欧盟金库作出贡献,因此讨论将很棘手。

  欧盟希望“零倾销”

  欧盟坚称,如果没有坚实的条款来保证公平竞争,就不会与经济上强大的大国达成贸易协定。欧盟的要求将集中在环境和劳工标准以及国家援助规则上,以确保英国无法以不公平的低价在欧盟单一市场上提供产品。除了约翰逊要求“零关税,零配额”的贸易协议外,欧盟还希望获得“零倾销”的保证。

  英国的难题是,为了与美国达成双边协议,它将面临放松农业和食品标准规则的压力。但这对欧盟来说是一条红线,它将限制英国进入欧盟市场以保护自己的生产者。

  捕鱼与安全

  捕鱼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因为欧盟国家将不再能够像现在那样在英国海域开展业务。双方可能会像欧盟目前与挪威一样谈判捕鱼配额,从而在欧盟国家之间共享所谓的总允许捕捞量。但是官员们说,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可能会引起激烈的争论。

  由于欧盟目前的汽车和药品等产品的工业供应链多次跨越国界,因此商定确切的规则以指定产品的来源,以及适用的法规和税款也将充满问题。

  安全性是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欧盟和英国表示,它们将共享刑事案件的敏感数据,但在过去,与第三方国家达成此类程序已被证明是复杂且耗时的。

  欧盟外交官表示,如果约翰逊党的强硬脱欧派由于其多数席位而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那么首相在谈判未来关系时可能会倾向于与欧盟更紧密地融合。

  英国参与全球谈判筹码减少

  英国前首相兼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为《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撰文指出,因为英国脱欧主导着英国大选,许多重大政策建议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讨论。其中最主要的是右翼保守党计划废除英国国际发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既然约翰逊首相已经取得了议会多数席位,英国国际发展部可能很快就会被并入外交及联邦事务部(FCO),该事务部随后将负责分配英国每年高达140亿英镑(合186亿美元)的年度援助预算。

  英国国际发展部存在的理由强大而紧迫。二次大战后,丘吉尔首相曾明确划定了三大英国势力圈,这三大势力圈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从那时起,英国就将外交努力集中在美国、英联邦和欧洲。但还有一个势力圈却被英国所忽视:那就是英国在国际机构中的作用,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到联合国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机构。

  脱离欧洲的英国拥有全球影响力的唯一方法是通过与国际组织合作。唯有通过支持并领导发展工作,“脱欧后的英国”才有可能成为“全球的英国。”但没有英国国际发展部,英国部长和外交人员参与全球谈判的筹码将更少——而不是更多。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将世界分化成民族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但即使民族主义者也无法忽视民族国家所无法触及的那些不受管辖的范畴。如果没有国际合作来应对世界范围内的污染、贫困和冲突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全球后果将会持续存在着。废除英国国际发展部将会进一步削弱英国:导致英国既无法领导也无法提供帮助。

  中英关系面临更大风险

  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博士生连晨超为FT中文网撰稿指出,支持脱欧的人士认为,英国脱离欧盟后,尽管有可能面临国际地位下降的风险,但脱欧同时也为英国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脱欧后的英国想要维持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必须寻找欧洲以外新的发展机遇。在此背景下,英国政府提出了“全球英国”(Global Britain)的战略构想。目前英国政府尚未发布有关该战略构想的完整蓝图与方案,不过我们可以从对英国政府的一些表态及官方文件、约翰逊本人的对华态度,以及英美“特殊关系”三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在脱欧的影响下,中国市场对英国重要性更会得到提升。约翰逊很有可能延续其务实的对外政策,并坚持其重视中英贸易关系的主张。脱欧派一直认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好于欧盟,并且与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具有更大的合作空间,脱欧将帮助英国摆脱来自欧盟的限制。2018年3月,英国外交部发布了一份备忘录,对“全球英国”的愿景进行阐释和规划。在涉及与中国的关系时,该文件在提及南海、香港问题的同时,主要强调了与中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性。该文件指出,中国是英国除欧盟、美国之外的最大贸易伙伴。英国希望加强中英在基础设施及金融领域内的合作,并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发展带来机遇。

  但同时,脱欧后的英国想要维持或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必然要加强其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因此英国在对外贸易和安全问题上,都会争取来自美国的更多支持。在此次英国大选结果确定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祝贺鲍里斯·约翰逊获得巨大胜利!在脱欧之后,英国将与美国自由地达成新的大规模贸易协议。这份协议有可能比任何与欧盟的协议规模更大、更有利可图。恭喜鲍里斯!”约翰逊与特朗普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特朗普也一直公开支持约翰逊的脱欧主张。如果特朗普能够继续连任,可以预计美英关系将更加亲密。

  美国政府近年来逐渐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这也影响了整个西方社会的对华威胁认知。这一趋势也在南海问题上得到验证。脱欧公投后,英国不再坚持其在南海问题上严守中立的立场,表示要参与维护南海的“航行与飞越自由”。2017年,时任外交大臣约翰逊宣称,英国的新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首次任务将会在南海展开。2018年初,英国的两艘护卫舰和一艘两栖攻击舰在南海巡航,并未经允许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

  此外,美国还一直就华为问题向其盟友施压。特朗普政府已经对英国提出警告,如果英国同意华为参与其5G通讯网络建设,美国将暂停与英国分享重要军事情报。在华为问题上,英国从政府到普通民众均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英国内阁在华为参与建设5G的态度上一直非常矛盾,国防部门官员是反对华为的最重要力量。前任英国防大臣威廉姆森在今年5月被特蕾莎·梅解职,他被认为向媒体泄露了英国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秘密会议内容,利用华为议题来争夺首相大位。

  在最近一年于牛津大学举办的多场与中国相关的讲座及学术讨论会上,华为问题更是频频被谈及。支持华为参与英国5G建设的人认为,目前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表明华为会对英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美国对华为的禁制令主要是出于遏制中国的考虑。反对华为的人认为,尽管目前没有证据,但英国必须在国家安全这种重大问题上保持警惕。因此,英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是极为矛盾的,一方面要面对来自美国的压力和国内对安全的担忧,另一方面英国又清楚5G将会带来的发展机遇。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激发民族经济转向

  在不确定时代重新思考国家资本主义

  英国历史学家戴维·埃哲顿(David Edgerton)在《新政治家》(Newstatesman)撰文指出,英国脱欧彻底失败的原因之一是,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的不断变化的性质,使人们很难确定到底什么是国家真正的经济利益。

  在1945年之前,英国是在全球经济中运行的。帝国主义者将英国视为帝国的政治和商业中心;自由主义者将其视为世界上最大的进口者。在1945年后,然而,英国转变为依靠自身,在物质上和意识形态上都转型了。它是一个具有国内工业的国家。所有主要的煤炭的使用者,以及煤炭的制造者,变为公共所有的行业,例如国家煤炭委员会,英国交通委员会(包含英国铁路)以及英国电力机构。有一些东西与英国国家资本主义很像,与保守党关系密切,且由大的私有企业构成,包括帝国化学行业,联合电力行业。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同于以前的经济。在20世纪50-60年代,英国比其他任何时候更加工业发达。制造业产出构成了GDP的很高比例,制造业就业在就业中的份额比19世纪英国被视为世界工厂的时候更大。

  在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逐渐开放于对外贸易和资本,产生了卓越的结果。英国变为制造品的净进口者,经历了在二战后时期难以想象的大规模贸易赤字。曾经处于英国行业中心的大的国家企业,例如帝国化学工业,通用电气公司,或英国利兰,都消失了。今天,整个国家工业都以为变为外国所有企业了。在20世纪50-60年代,英国是世界上第二大汽车制造商,现在汽车行业是净进口部门。国家统计局在2017年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非金融企业的营业额中34%是归于外企。在制造业,这一比例超过了50%。

  英国具有竞争性的金融部门,但大多数伦敦的金融活动与英国经济没有关系。以前,伦敦既支持国家金融,也支持国家工业,但现在金融和工业是难以辨认的。英国股票市场的50%由外国资本所有。因为很多排名靠前的上市公司在海外做生意,因此英国富时指数100既不反映英国经济的表现,也不反映对英国经济的信心。

  在20世纪80年代,保守党将英国变为食品、服务和资本的极度自由贸易的地位,这种自由程度超过了欧洲的国家。这带来很多益处,包括将高效的、运营良好的企业带来英国,这些企业复兴了一些工业部门。英国装备有欧盟和世界上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这是一件好事。伦敦开放也是一件好事。但这些好处确实非常不均衡地分配了。

  如果没有别的方法,英国脱欧一直是英国经济现实中早就应该接受的教训。

  尽管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资本主义的国籍并不重要,但在这个经济不平等、政治破裂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时代,有必要重新考虑国家资本主义的情况。如果没有其他方法,那么通过将经济更深入地嵌入国家及其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并引导经济朝着国家目标发展,在发展国家技能和创新方面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国家资本主义将强调并加强这一不复存在的共同利益思想。”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能服务于民族国家与社会的关键利益

  美国作家查尔斯·休·史密斯(Charles Hugh Smith)在其博客中写到,全球化经济对社会的奴役正在造成极端的不安全感、无能为力和不平等。

  是我们的经济为我们的社会服务,还是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经济服务,以及引申开来,是少数人攫取了大部分经济利益吗?这是个值得提出的问题,因为在全球政治动荡的背景下,这个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结果,正在加剧社会和政治混乱中表现出的沮丧和愤怒。

  英国在20世纪60年代拥有庞大而充满活力的国内汽车工业,并且仍然是主要的工业大国/出口国。现在,“财富”的主要来源是以伦敦为中心的全球金融化产业,它创造了足够的收入和财富来吸引和支持数以百万计的国内和国际移民。作者对两种经济体进行了关键的区分:一类经济体保留了主要产业和资源在国内的所有权(德国、日本、意大利),另一类允许总部设立于其他国家的公司购买核心产业和资源(英国和瑞典)。

  如果私营部门的利润至关重要,即“国家利益”被定义为私营部门财富的增长,这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有什么影响?允许将哪些国内公司出售给在竞争性国家甚至是潜在敌对国注册的公司可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真的想要一个敌对大国的公司来控制关键性的能源、制造业、银行业和科技业?

  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否”。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美化了以下观点:每个人都将从融入全球市场中受益,在这个市场中,价格/成本被全球市场“发现”,而财务利润是所有一切的先决条件 :最有利可图的交易将通过使资本回报率最大化,从而使所有人受益。按照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逻辑,如果价格足够高,每个国家都应该愉快地出售其核心资产。

  这一概念的缺陷十分明显:全球化并未消除地缘政治冲突,即使全球公司正在消除国界,而为了迅速获利而出售其所有国家资产的国家在任何冲突中都是极端不利的,因为它们实质上是被挖空的外壳,依赖于(或暴露于)外国实体的杠杆作用。作者不厌其烦地指出,理清全球供应链非常困难。中国被认为是苹果手机的“来源”(即苹果手机的“出口商”),但实际上,在400美元的手机中只有6至12美元留在了中国,绝大多数资金流向全球的零件供应商以及位于库比蒂诺(Cupertino)的苹果总部,用于营销、知识产权/软件和品牌建设。英国仍然有汽车装配厂,但零件来自许多其他国家,利润流向海外。

  完全全球化的经济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从根本上讲是否符合社会和政治利益?还是全球化将掏空国家,从而使少数人从全球化私人资本泛滥中获益最多?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基本主张是,“自由贸易”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资本效率来使我们所有人富足。但是不断上涨的成本和停滞的生产力表明,这种说法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取决于新自由主义简单化模型之外的因素。

  我们也可能会问,经济全球化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英国脱欧和许多其他反抗现状的起义反映了社会衰败和失序的现实:财富收入不平等加剧,社会流动性下降,经济安全下降以及赢者通吃的经济,这种经济偏爱那些能够获得廉价信贷(购买生产性资产和回购股票)以及对国内和全球市场进行垄断控制的人。捍卫新自由主义的人说,这些弊病是全球化以外的原因造成的,但正如本文所表明的那样,国民经济中最根本的变化显然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结果,它美化了全球资本和信贷的自由流动,利用了低效率,廉价劳动力,未开发的资源,宽松的环境法规,腐败的治理,以及私人资本对劳动者和民族认同的普遍支配地位。

  新自由主义的捍卫者指出鞋和电视等商品的消费价格较低,从而为国民经济的空心化作辩护。这假定唯一重要的是消费者在购买时支付的价格:将国内就业市场沦为不安全的地位不算在内;国内工人不再能负担得起住房、民族认同已经沦为无休止地追求最低价格的消费者——在使利润和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新自由主义、无国界世界中——这些都没有任何价值或意义。这并不是说贸易永远不会互惠互利:贸易和资本流动已经成为3000多年的经济现实,其历史可追溯到青铜时代非常活跃的贸易。真正需要挑战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未经审查的这一观念:私有资本通过无边界的全球市场使回报最大化,这可以神奇地服务于政治实体(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关键利益。

  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掩盖了国家和社会利益被侵蚀性的沦为市场价格和利润,似乎更低的价格可以抵消国民经济的空心化和社会秩序的不稳定。

  毫无疑问的是,全球化经济对社会的奴役正在产生极端的不安全感,无能为力和不平等现象,这日益增强了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不稳定性。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改革方向

  右翼民族主义的另一种全球化版本

  美国韦尔斯利学院副教授奎因·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在《国家》杂志(The nation)撰文指出,1999年11月30日,抗议者破坏了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世贸组织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的最高灯塔,旨在为世界经济制定一项法律,其目标是永久确保所有人的自由贸易。西雅图激进主义者,其中大多数是左派主义者,反对该组织将公司的权利置于民主控制之上。

  在这场抗议的20年时间之后,WTO现在似乎已经濒临死亡。除非有任何最后的意外,否则随着特朗普政府继续阻止任命新法官进入上诉机构,该机构将完全停止运作。

  正如彭博新闻专栏作家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所说,这是否意味着“由于特朗普,西雅图示威者最终可能会获胜”?

  不是如此。实际上,这种暗示本身表明了我们对当前和过去的误解有多严重。我们一次又一次听到,我们处于一个开放与封闭的社会,世界主义与孤立主义的时代。敌人的敌人一定是朋友。因此,反对世贸组织必须意味着与特朗普保持一致。是世界还是国家:您只能选择一个。

  但是这个故事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除了微小的边缘地带以外,当今没有严肃的政治组织要求自给自足、自力更生或从全球经济中大量退出。几乎每个人都希望通过特朗普、英国脱欧和2010年欧元区危机,改变对自世贸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成立以来的“20世纪90年代”现状。

  我们不是目睹全球化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战斗,而是像1999年一样,发生了不同全球化概念的冲突。用20世纪90年代的术语来说,另一种全球化又回来了。但是这次,它来自左派和右派两边。

  西雅图抗议者最常使用的简略表达形式是“卡车司机与乌龟”之间的联盟,指的是有组织的劳工和环保主义者团体的共同阵线。在贸易协定中引入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是街头抗议者的两个核心要求。世贸组织的判决将这两种要求作为贸易不公平壁垒,并且通常予以驳回。

  这是否意味着全球经济治理本身是不可能的?西雅图示威者对这些挑战并不盲目。他们寻求与全球南方的外交官和原住民活动家结盟,以建立新的制度。目标不是退出全球化,而是重塑全球化。

  二十年后,西雅图的示威者看上去是正确的,而非错误的。世贸组织从未解决其民主问题。忽视劳动需求而产生的不平等,加剧了破坏性社会运动和反叛者政党的崛起。生态问题是每一个严肃议程的中心。不太明显的主题是税收。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协助公民的组织(Attac)是1995年抗议活动后在法国成立的组织,最初代表“托宾税行动以协助公民”,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为激增的金融交易征收少量税款。今天,这些要求在诸如皮凯蒂(Thomas Piketty),伊曼纽尔·塞兹(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等进步经济学家的工作以及杰里米·科尔宾工党的政党宣言以及民主党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和伯尼·桑德斯的演说中引起了共鸣。看着这种方式,抗议者并没有失败。他们预示了越来越主流的政治要求。

  支持另一种全球化的左翼寻求——并且许多人仍在寻求——改变全球经济治理,试图将其重新定位以赢得那些被抛弃的人们的更大支持,这些人没有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跨国金融活动、贸易的迅速增长中受益。这与右翼的全球化形象相去甚远,右翼的全球化形象包括粉碎全球环境协议,将公司税降低到最低限度以及使用关税支配地缘政治对手。因此,关于特朗普正在实现抗议者要求的说法是荒谬的。

  对破坏底线行为的不加约束,体现了右派的另一种全球化。像左派一样,特朗普、约翰逊这样右翼的另一种全球化者,以及像另一种德国政党、瑞士人民党和奥地利自由党这样的中欧政党,都认为当前制度是不公正的。但是,党的纲领和英国脱欧后贸易条约草案所体现的这些要求,不是为了通过税收、提高工作标准或追求后碳经济,对再分配进行多边治理的调整。他们不想扭转20世纪90年代,而是大大减少20世纪90年代的环境保护,更加迅速地进行底线竞争。英国提出的在脱欧后与美国的贸易协议中削弱该国国民健康服务的建议,只是这种意识形态一致性的最新例证。

  西雅图抗议过了二十年,特朗普并没有对世贸组织实施安乐死,以实现充满该市街道的示威者的要求。他正在消灭世贸组织,以建立一个更加不对称的贸易治理架构:一个包含中国并将美国从感到不公正地被取代到重新置于全球控制地位的贸易治理体系。在约翰逊的领导下,脱欧后的英国将成为这一重启世界秩序的初级伙伴。西雅图的愿景远未达到。

  我们要超越已经过时的开放和封闭的陈词滥调,来看待当前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冲突,我们发现,“重返”国家不仅是错误的选择,甚至不是任何人都在认真要求的选择。与1999年一样,对世界来说,问题不是“是”或“否”,而是认真考虑我们想要哪种全球化。

  绿色新政作为右翼民粹主义的替代方案

  《外交评论》现任联合主任约翰·费弗(John Feffer)为《国家》(The Nation)杂志撰文指出,由于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以及左派不能提出另一种流行的替代方案,极右翼得以繁荣发展。激进右派也许通过批评20世纪以来的重大跨国行动——经济全球化,而获得最大的支持。

  更加紧密联系的全球经济的创建,帮助创造了许多亿万富翁,并使近十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但是,许多人被抛在了后面。在波兰,那些从1989年后经济变化中受益的人被称为波兰A,而心怀不满的波兰B则在该国使一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执掌政权。同样,可以说地球上存在着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星球A和没有受益的星球B。右翼民粹主义者非常依赖B星球的支持。

  阿姆斯特丹跨国研究所(the Transnational Institute)的菲奥娜·多夫(Fiona Dove)指出:“最根本的是右翼利用人们的异化感的能力——即全球化的不满。”

  极右翼的终点是什么?在移民和少数族裔权利等问题上,它渴望废除现有协议,并替代为伯克利右翼研究中心主席拉里·罗森塔尔(Larry Rosenthal)所称的“用非自由主义条款来近似自由主义秩序”。

  不久之前,全球左派也梦想着建立自由主义秩序的替代品。但是,左派在全球范围内面临困境。动员传统上是针对世界经济论坛、七国集团和世贸组织。然而,民粹主义右派通过挑战所有“全球化”机构而加入了反全球化运动。纽约开放社会妇女权利计划主任拉姆达斯(Kavita N. Ramdas)对此反问道:“现在这些机构,无论多么有缺陷,似乎都是理智的最后手段。当特朗普与世界上每个人的交流减少时,我们应该与世界银行抗衡吗?”阿根廷经济正义活动家露西安娜·吉奥托(Luciana Ghiotto)指出:“我们面临其他选择的危机。”“但是,我们需要朝着替代方案前进。”

  民粹主义右翼对它想要的未来有一个愿景。这种愿景可能是不宽容、排斥和倒退的,但它或多或少被认为是目前自由主义现状的强有力的民族主义替代品。换句话说,在跨国层面上,极右翼不仅宣布“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它正在忙于建立那个世界。

  左派被扔在防守端。“随着时间的流逝,因为一些无可厚非的原因,国际主义已经在美国社会运动中逐渐消失,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与这里的人们所面临的威胁有关,”环境组织350.org执行董事梅·波夫(May Boeve)感叹道。换句话说,左派一直忙于防止前半个世纪的所有社会运动成就倒退,并为争取自由主流社会先前广泛接受的自由而战,例如独立媒体或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它没有提出能够有效对抗右翼的民族主义信息和国际主义组织的叙事。

  但是,激进右派在全球具有致命弱点。除了假装不存在之外,它对气候变化没有有效的反应。实际上,在特朗普和博尔索纳罗的支持下,该右派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在阿德菲研究所(Adelphi Institute)中,德国记者苏珊娜·格策(Susanne Götze)进行了一项研究,确定为“欧洲几乎所有右翼政党都与气候否认者有联系。”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右翼开始转移关注重点。“气候变化始终是极右翼人士关注的一个小众话题,但这次却取代了移民这一话题,在欧洲已成为一个巨大话题,并已成为近几年来极右翼激进主义者的头等主题”,英国战略对话研究所的朱莉娅·埃伯纳(Julia Ebner)报告。

  左派可以并且应该利用这一战略失误。2025欧洲民主运动(DiEM25)的斯雷科·霍瓦(Srećko Horvat)认为:“气候危机——灭绝和彻底的环境破坏是我们的机会之窗。”“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全人类都有望达成共识的问题。”

  在政策层面上,最有可能统一跨国界左翼的倡议是绿色新政。这个多层面平台不仅仅在于整合国家和国际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它的交叉性是很卓越的。该计划以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议员在美国国会提出的概略形式,涉及基础设施融资、工作再培训以及对绿色产业的有针对性的补贴,左派在一段时间内支持这些措施以赢回对新自由主义不抱幻想的选民。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还推出了一个版本,该版本将为南方国家提供大量资源。

  确实,绿色新政已经有了跨国的追随者。共同创立2025欧洲民主运动的前希腊财政部长亚尼斯·瓦拉福基斯(Yannis Varafoukis)称绿色新政为“胶水和水泥”,可以使欧洲的绿党、左派和自由主义者联盟团结起来。纽约大学客座教授沃尔登·贝洛(Walden Bello)指出:“南半球的人实际上受到了科尔特斯的启发,并且正在非常仔细地考虑她和众议院其他新女性代表所提供的战略和方法。”在亚洲,绿色新政可以推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实现更大的可持续性。对于非洲而言,绿色新政将为各国提供一个机会,使其超越现有技术,以更低的环境成本与全球北部国家实现平等。

  在理想的世界中,选民将参加民意测验,以选出提议某种形式的全球绿色新政的政党。然后,社会运动将如火如荼,使进步的内部人有能力克服大能源公司的阻力。劳工活动家和环保主义者将设立中心杆,并欢迎其他进步运动和非政府组织进入大帐篷。

  不幸的是,绿色新政更有可能充当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彻底搞砸之后的最后紧急手段。

  欧洲替代方案(European Alternatives)的洛伦佐·马西利(Lorenzo Marsili)总结说:“无论是金融方面、气候方面还是地缘政治方面,迟早会有危机,从而会加速全球体系的重组。”“这将是一场竞赛:谁能最好地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

  (整理、编译:孙小雨、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2020年第1期(总第1983期)          2020年1月3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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