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全球税收治理新框架的讨论（三）税收政策为何出现两难困境？
[导读：美国民主党两位总统参选人沃伦和桑德斯提出了富有争议的财富税政策，民调显示这一政策获得支持。该政策的提出既源于对不平等程度加剧的广泛关注，也是美国当前不公正的税收制度引发民众愤怒的结果。有学者认为财富税对美国的意义巨大，考虑到美国当前国库空虚影响政府履行其职责，对资本主义的拯救将取决于税收制度改革。在对财富税政策的具体讨论中，税收政策的两难困境问题逐渐浮现出来：从近期的历史经验来看，政府不论是增加税收的政策（法国奥朗德超级税）还是减少税收的政策（2017年特朗普减税政策），都既不能鼓励创新、刺激投资、增加就业机会；也都不能有效增加政府税收收入。这一两难困境的原因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政治意愿政治选择，这可以引致逃税市场的扩大；另一方面也受到全球资本时代税收竞争的影响，各国争先成为避税天堂。建立替代税收体制从而增强税制的累进性，建立全球税收治理新框架从而取代税收竞争体制，对这个时代而言似乎都势在必行。]
（上接2020年第10期）
税收政策出现两难困境的原因
逃税市场的扩张受到国家政治意愿的影响
《国家》杂志网站刊登了张克良（Clio Chang）对祖克曼的采访，张提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塞兹和祖克曼是这场财富税辩论的焦点，他们已经向桑德斯和沃伦提供了税收计划方面的建议。他们的新书挑战了许多有关国家税收制度永恒性的假设，并借鉴了历史上的相似之处，为未来提出了明确的建议。萨伊兹和祖克曼写道：“全球化没有内在因素破坏我们向大公司和富人征税的能力。”“选择是我们的。”
张提到，祖克曼著作的主要论点之一是，有能力花数百万美元聘请税务律师的极其富有的人避税和逃税不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而是一种政策选择。书中明确指出，帮助富裕群体躲避税收的行业的建立与扩散是一个相当新的现象。
祖克曼对此回应道，容忍避税、逃税和税收竞争的选择是一种政治选择。转折点是里根。当他发表著名的演讲“政府不是解决我们问题的方法，政府才是问题”时，它使那些帮助人们避税的行业合法化。在里根之前，该行业（避税和逃税服务市场）被认为是令人讨厌的。如果有政治意愿去确立累进式征税制度，那么避税行业是可以进行调控的。目前，它是由供给驱动的。如果您有钱，理财经理会打电话给您，他们会尝试向您出售一些服务。这些就是这样运作的，因此，如果您减少供应，规范逃税服务的供应，则可以大大减少逃税。
张提到，在读祖克曼的书之前，他不了解经济实体主义（the economic substance doctrine），该教条认为，任何除减少应纳税额外没有其他目的的交易都是违法的。然而，当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富有的人吹嘘自己如何“聪明”地逃税时，他们仍然为之欢呼。这确实强调了这样一个想法，即改变我们的税制不仅是白皮书和政策的问题，而且是政治意愿的问题。
祖克曼回应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实体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为您今天进行的许多交易没有实体。因此，例如，在百慕大什么都没发生的情况下创建空壳公司并在那里登记利润，例如谷歌，两年前在百慕大实现了近200亿美元的收入。这一切都被容忍了。但是，如果有更多的政治意愿，这样做可能会在法院受到挑战。这些交易的唯一目的是避税。因此，它们是非法的。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选择不执行经济实体主义或有选择地执行它。但是，很容易看出这种变化有多快，政治和意识形态是如何变化的，您可以执行累进税制。
税收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的重要原因：全球资本时代的税收竞争
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和公共政策学院的研究生迈克尔·昆科（Michael Cuenco）在《美国事务》（American Affairs）撰文指出，在奥朗德征收超级税与特朗普减税（2012-17年）的几年中，出现了诸多令人不安的漏税事件，如“卢森堡泄密”，“瑞士泄密”，“巴拿马文件”和“天堂文件”。这些和其他泄密事件阐明了大规模、不受控制的离岸活动的规模，以及全球逃税和避税的普遍性、制度化性质。正如这些丑闻所表明的那样，数十亿美元的免税财富理所当然地流向了海外账户。专业律师、规划师和会计师的整个行业使资本能够逃避低税率和高税率的司法管辖区。还出现了“税收羞辱”丑闻，在这些丑闻中，星巴克、谷歌、苹果和亚马逊等知名品牌被发现在公司税中几乎没有支付任何费用。跨国会计惯例中的这些常规掩饰，反映为美国境内外国直接投资中避税天堂的比例过高。
过去十年中报告的全球离岸财富估值令人震惊，范围从8.2万亿美元到32万亿美元不等。税务专家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于2017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认为，全球GDP的10%都存在于离岸市场，即使在历史上税率较低时期和最有利于企业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也是如此。
在一个据说世界处于健康的、普遍受益的“税收竞争”的时期，逃税丑闻暴露了至少两个恶化系统逻辑的扭曲之处。首先，如果全球流动资本既能够向各国施压，要求它们“有竞争力”地降低其税收，又能够通过离岸逃税和避税降低税率，那么关于税收竞争的花言巧语很大程度上是毫无根据的。
第二种相关的扭曲与“用脚投票”模型基础的假设有关——“管辖权之间的竞争导致公共资金的有效分配，因为个人可以根据不同税收支出标准与其财政偏好之间的匹配，而自行选择进入不同的国家”。这一论点经常被提出来作为税收竞争的理由。典型样本是演员范拉·德帕迪约，他用脚投票，切断对祖国法国的所有正式依附并移居俄罗斯后成为公民，这至少是说明这种模式是如何工作的。尽管德帕迪约可以因为许多事情被指控，但不能被指控为“搭便车”。与涉嫌税务丑闻的许多个人和公司不同，他不能在享受由俄国提供的较低税率的同时，继续享受法国国籍的好处。
大多数避税公司和个人并不打算在其通常的司法管辖区和已采用其税率和税法的离岸司法管辖区之间做出选择。根据特朗普总统的估计，这些都是“聪明”的人，他们已经弄清楚了如何双向使用这些东西。许多是富有的个人，他们不仅享受公民身份的好处，而且在政治影响方面被过度代表。实际上，其中有几位是本国总统、总理和内阁秘书，但同时又能够推卸公民权中最基本的义务之一，即纳税。经济学家詹姆斯·亨利（James S. Henry）将这种不和谐描述为一种“不征税的代表”。跨国公司的情况与此类似。这些公司在美国或英国这样的最大市场上赚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并且常常接受了数十亿美元的补贴），但是经常以某种方式在最小的国家（例如卢森堡，百慕大或英国维京群岛）申报自己的收入。
这是对斯蒂芬·摩尔（Stephen Moore）和达沃斯（Davos）的要人在税收竞争下的生活的描述：资本持有者可以逃税和避税而不受惩罚，即使他们制定了有利于他们的法律法规，但人们要求更大程度的经济公平，对此，专家们认真回答“市场没有所谓的公平”。
但是，不利的税收政策结果与不可变的经济学定律无关，而与一套复杂的金融网络和财政安排有关，这些金融网络和财政安排便利了全球资本流动，而选民和选举官员远远不能理解这一点。对市场的宿命论——多数市场参与者不能认同的决定论，仅能分散我们对这一事实的注意力。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重申主权国家的权利，不仅是要为其公民以及在其边界内获利的跨国公司正式设定税率，而且要现实地期望这些税率将真正生效，相应的收入将被收取。这样的结果绝不意味着税收竞争的结束——只要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就会有一定程度的税收竞争。相反，我们可能希望对税收竞争的扭曲进行一些纠正，以及对其最荒谬的过度行为采取限制措施。资本流动性也是如此。除非进行广泛的资本控制，否则将存在资本流动性，但它不必极端到限制国家决定自己财政政策的自由。
多数美国人希望有一个更体面和公平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富人和公司应支付公平的份额——这或者通过左翼民主国家的崛起，或者通过右翼经济民族主义来实现。任何试图打破僵局并表达这种愿望的未来政治，都必须考虑到全球资本流动时代下逃税和避税问题的规模。这需要的是一种新的财政领域的自决政治。只有这样一种方法，才能在政策层面推动变革，并摆脱自由市场的教条，这些教条支撑着被称为“税收竞争”的国际税收腐败制度。
全球税收治理的进展
美国与经合组织的国际税收对策
迈克尔·昆科在《美国事务》的文章中指出，资本流动和税收竞争的过度行为并没有被完全忽视。诸如经合组织（OECD）之类的多边机构已经构想出了许多雄心勃勃、影响深远的政策对策，各国政府也愿意签署并实施这些计划。像美国这样的一些国家没有费心等待全球共识的形成，而是决定采取单方面行动。的确，任何人看到过去十年的进步都可能会惊叹，最初提出的旨在对付最严重的税收违规行为的高度理想主义方案已经实现了，例如“自动信息交换”，“国别申报”和“实益所有权透明度”。近年来，税收管理的全新世界已经打开。
《外国帐户税收合规法案》（FATCA）代表了从过去金融机构自我申报的税收欺诈行为的主要模式向强制性自动交换金融信息的一种转变。新制度将建立在美国与外国司法管辖区签署的一系列双边政府间协定（IGA）的基础上（尽管理论上，FATCA甚至涵盖了尚未与美国签署双边政府间协定的司法管辖区，因为这些地方的违规外国金融机构仍然存在）。FATCA作为美国打击海外偷税漏税的单方面政策出现不久，促使经合组织制定了针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多边同等法律，即共同报告标准（CRS）。在共同报告标准下，针对多边主管当局协议（MCAA）的一百多个签署方的双向自动信息交换（AEOI）机制将开始生效。FATCA于2014年7月生效，而根据共同报告标准进行的首次信息交流于2017年9月在第一批多边主管当局协议签署人之间进行，随后在2018年9月进行了第二批交流。
至少从理论上讲，世界各地的税收征管部门现在应该能够仔细审查从其他司法管辖区收到的信息，将纳税人在国外帐户中的数字与自己的记录进行匹配，并继续跟踪逃税的线索。这样，主管部门应该能够收回损失的收入并收取罚款。同样重要的是，由FATCA和共同报告标准创建的系统首先应该对反逃税起到强大的威慑作用，使政府更容易制定财政政策的变更，而不必担心因逃税增加而受挫。但是，一如既往，可能为政策提供依据的原则与其实施之间仍有一定距离。
FATCA颁布后的几年，对有关美国境内投资流量和税收收入的数据进行的研究显示出混合的结果。一方面，2019年对投资数据的研究表明：“从2012年到2015年，在FATCA颁布后，从避税天堂对美国的股权投资额下降了21.2%，这与美国投资者将金融资产移出避税天堂是一致的”。另一方面，2017年早些时候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国税局在FATCA下进行离岸税收征收的尝试，结果显示“除了评估的极高罚款外，几乎没有征收额外税款。与美国政府的年度预算支出相比，FATCA征收的实际税款在统计上微不足道。”
关于经合组织的共同报告标准，初步评估看起来很有希望，但最早的报告来自该组织自己的秘书长办公室，这当然有理由强调该计划绩效的积极方面。根据该办公室最近提交给G20财长的报告，自2017年9月实施以来，已交换了4700万个离岸账户，并且在大约100个签署国中收集了总计约950亿欧元的收入损失和罚款。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只是一个开始，因为预计的离岸财富数量将达到数十万亿美元。第三方很难独立地检查和验证共同报告标准的结果，因为经合组织拒绝发布有关这些首次自动信息交换的统计信息，尽管有这样做的呼吁。无论如何，对多边标准进行全面评估可能为时过早。
但是，值得解决的是，在共同报告标准和FATCA的税收报告制度中已经发现了无数漏洞。许多可利用的漏洞涉及在共同报告标准和FATCA的申报要求之外的各种实体中持有未公开的资产。双向自动信息交换将账户持有人赶出传统避税天堂，他们可能还会发现新的地方来将其财富存放在以下类别中：没有与美国建立互惠性双边政府间协定或未签署多边主管当局协议的司法管辖区。这些国家大多包括发展中国家，其下一代避税天堂的生存能力将取决于其国内银行和金融部门的可靠性等因素，这一考虑可能会排除全球南方的大部分地区。
或者，对于这些暂时搁浅的全球流动资金流，至少有一个客户不受“金融”要求的影响，有一个司法管辖区既不受共同报告标准和FATCA的报告要求的约束，又具有完全可靠的银行业隐私，即美国。由于FATCA的单方面和部分互惠性质，通常不要求美国金融机构与各自的税务机关（例如帐户余额和实益拥有人）共享外国帐户持有人信息的某些内容。由于“世界其他地方提供了美国所要求的透明度，美国正在迅速成为新的瑞士”，这种情况促使彭博社社论指出：“阻碍外国避税只是为了窃取他们的生意，这是一种不好的举动。”
确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瑞士银行业丑闻促使美国采取了广泛的反逃税措施，直到后来在本世纪末成为瑞士的有效替代者，这说明了全球资本过度流动下的不良动态。它还揭示了限制资本流动性的弊端，就像FATCA那样，很大程度上是临时的、不协调的和不一致的。对于美国的逃税者而言，现任制度可能只意味着将其财富隐藏在境内账户而不是离岸账户上会更容易。
国会正在考虑一项立法，该立法可以帮助扭转美国向保密管辖权地位转变的趋势，那就是《2019年公司透明法》。这项两党法案将有助于防止匿名企业合并。此类“空壳公司”通常用于税收欺诈和洗钱，其方式是要求向政府的金融犯罪执法部门（FinCEN）披露公司的受益所有权信息，以期收集到的数据仅可用于法律执行。这项措施可能代表着美国除其他一系列财务不当行为之外，针对内部和国际逃税行为采取的行动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与新兴的企业透明度全球标准相比，该法案本质上仍是一个保守的法案。它没有任何关于公共受益所有权注册机构（public beneficial ownership registry）的提议，2016年英国的中右翼政府领导、2018年整个欧盟、甚至2016年伦敦反腐败峰会之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都采用了这种类型的注册机构。
与封闭式报告系统相比，公共受益所有权注册机构的基本原理是优化发现和验证潜在相关信息并采取行动的速度和效率（以及增强威慑作用））。通过将敏感数据（保留给税务机关）（例如，收益拥有人的个人地址，联系信息或税务标识号）与可公开搜索的元素（例如，所有者的税收居留权，公司实体的所有权范围以及控制的性质）分开，可以解决隐私问题。空壳公司作为逃税手段的普遍存在，也突显了将受益所有权报告标准整合到共同报告标准和FATCA中的必要性，这一发展将补充根据双向自动信息交换收到的信息，并为税务机关提供关于纳税人国内外资产的更全面的信息。
毋庸置疑，全球税务管理部门应如何处理所有这些数据的问题对于双向自动信息交换的成功至关重要。尚待观察的是，参与税收的机构是否有能力有效利用在共同报告标准下将收到的信息量；在美国，美国国税局是否可以改善其对FATCA的实施。公共部门需要创新来产生所需的数据分析能力，以自动将外国账户信息与内部纳税人的记录进行匹配，以及通过公司实体的复杂链接来追踪最终的受益所有权和控制权。
FATCA和共同报告标准已经建立了基本结构，所有要做的就是进一步提高其效率，并可能逐步将它们合并为通用报告标准，以消除两个系统之间的差距。
但是，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存在漏洞，与十年前相比，如今要在这个层面上进行个人逃税要困难得多。例如，如果法国再次尝试征收附加税，或者如果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或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成功提高收入税或财产税，那么所产生的逃税问题将不会像某些反对者所暗示的那样严重。
针对跨国公司税收的国际计划
昆科指出，在企业避税层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现有努力还没有那么广泛或全面。跨国公司应对激进的税收计划所需的许多结构（通常采取合法避税形式）尚未建立。
在公司规避方面，最重要的努力是经合组织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计划（BEPS），该计划试图在“公平交易原则”上填补漏洞，同时基本上将其保留为公司税收的主导标准。但是，“公平交易”原则是当前滥用行为的根源，因为它基于这样的假设：跨国公司只是松散连接的独立子公司，在进行公司内部交易时必须采用“公平交易”的方法。实际上，众所周知，跨国公司通过复杂的利润转移机制积极计划和协调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在这些安排中，操纵了税收制度，内部发票和转让价格（通常是无形资产）之间的差距，以确保可以在最方便的避税天堂管辖区登记利润。以下有关谷歌如何利用臭名昭著的“双重爱尔兰（Double Irish）”和“荷兰三明治（Dutch Sandwich）”策略的描述，说明了跨国会计惯例的纯粹虚假性：
谷歌爱尔兰子公司收取了公司大部分的国际广告收入，然后将这笔钱转给了荷兰子公司。一家在新加坡的子公司收取了该公司在亚太地区的大部分收入，其做法与此相同。然后，这家荷兰公司将这笔款项转移到爱尔兰子公司，该公司有权在美国境外许可这家搜索巨头的知识产权。该公司的基地位于百慕大，没有公司所得税。这两个爱尔兰实体的使用使该结构具有“双重爱尔兰”的绰号，而荷兰分公司作为两家爱尔兰公司之间的管道的使用便是“荷兰三明治”。
除其他跨国公司外，星巴克、微软、苹果和亚马逊以及其他跨国公司还参与了这种利润转移模式的变体，此外，作为常规商业惯例的一部分，诸如“公司倒置”等相关套利行为也是如此。如果得出了这些结果，则公平交易原则被应该取代，而不是简单地加以修补。
美国和法国之间最近在对数字巨人征税方面的冲突也凸显了使税收合作制度化的必要性。尽管特朗普总统和马克龙总统最终能够在2019年8月G7峰会上达成和解，但这种财政紧急政策化模式随后进行了一轮被动交易，这使公司税制改革处于同一偶然的 “前进两步，后退一步”轨迹，这凸显了共同报告标准和FATCA高度不平衡的发展。
开发一种与本文中概述的原则相一致的“公平交易”方法的可靠替代方法，可以指出一个名称相当笨拙但仍然反映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简单逻辑的系统：单一税制加配方分摊（简称UT + FA）。在这种公司税收模式下，跨国公司将提交年度全球利润的合并数字，并根据所述管辖权应得的销售、资产和/或应占工资的公式，由一个国家/地区管辖权按在该地区获得的利润的百分比进行征税。
经合组织目前的国别报告模式（CbCR）可以作为向统一税收过渡的坚实基础。根据该标准，跨国公司已经必须报告其在每个国家/地区的活动的数字和细节，例如“总收入，净收入，已付和应纳税额，就业，资本，留存收益，有形资产和活动。”国别报告扩展的、更透明的版本将使UT + FA更加合理。至于确切的分配公式应该是什么，以及它将如何考虑数字经济的复杂性或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差异，这些都是必须由未来的政府，企业，利益相关者和公民通过谈判决定。但是一旦建立起来，这种公司税收制度将最大限度地使跨国公司的税收收入与实际经济实体保持一致。这将消除导致公司倒置、对调拨定价的滥用和双重免税的诱因，以及其他财务上的掩饰行为，从而有助于纠正上述资本流动的扭曲。
配方分摊过去通常在国家以下各级进行税收分摊（例如在美国各州之间以及加拿大各省之间），它将为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提供从实践中获得的经验记录，以使税收适应全球范围。关于国际UT + FA的计划和蓝图也有大量文献，从多年的学术和政策文件到欧盟方面被称为共同企业税基（ccctb）的综合提案。所有这些意味着，除了大量实用的前提条件之外，还将为未来向UT + FA的过渡提供相当大的理论支持。只要实施得当，就有理由相信向配方分配的过渡将是一个顺利的过程。
税收改革的未来展望
建立更具累进性的替代税制
在接受张克良采访时，祖克曼（Zucman）提到要建立一种更具累进性的替代税制，有很多组成部分。一种是固定公司税。固定公司税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您的税率很低（例如目前的21%），那么您就无法拥有运转良好的累进所得税。如果公司税率与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之间的差距太大，那么富人会将通过公司合并并赚取收入，这样按21%的税率缴税，从而避免了累进所得税。
因此，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是我们必须确定并增加公司税。我们这样做的方式是，我们将确保国内的公司无法避免这种情况。在当前的系统中，他们可以通过在开曼群岛等低税率或零税率的地方向国外申报利润来避免这种情况。我们的计划基本上说，如果某些公司在国外登记利润，那么这些利润将在美国征税。例如，如果一家美国公司在爱尔兰登记了10亿美元的利润，按2%的税率征税，而美国的税率为35%，那么美国将在爱尔兰申报的10亿美元的税款中追回所欠的33%。如果这样做，则将消除对公司在低税率国家/地区登记税的任何激励，然后消除避税天堂最初提供低税率的激励。解决公司税后，您还可以征收更累进的所得税。在我们的计划中，对于最高的1%，我们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率为60%。
征收财富税是必要的，因为许多非常富有的人申报和缴纳的应税收入非常少，但他们拥有很多财富。以巴菲特为例，他的资产价值为800亿美元，其真实经济收入约为其财富的6%，约为50亿美元，但是由于他指示自己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不支付股息，因此他的应税收入非常低。基本上，巴菲特和他所处位置的其他人所做的就是，他每年卖出几股股票，并从这些股票中获利1000万或2000万美元，然后为此支付一点税。而且您会看到，即使您将巴菲特的最高边际所得税提高到90%，也不会对他的税单产生任何重大影响。这就是我们需要征收财产税的原因。
这种替代税制有利于改善全民医保计划。今天医疗保健的资金筹措方式非常不公平。对于通过雇主获得健康保险的人，医疗保健由不依赖收入的保险费提供资金。秘书的薪酬与高管的薪酬相同。这是一笔巨大的费用，因为在美国，医疗保健非常昂贵。如今，通过其雇主承保的工人的平均[年度]保费约为13,000美元。这就是所谓的私人人头税，如今几乎所有工人都在缴纳这笔税，这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的新税收计划将有助于解决这种不平等问题，用基于收入的税收代替这种私人人头税。通过用所得税代替私人医疗保险费，您可能使中产阶级一代人中获得最大的工资增长。
运作方式是这样的：现在，如果您被一家拥有50名全职员工的雇主雇用，雇主必须为您提供健康保险。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它要花很多钱，大约1.3万美元。因此，我们要说的是这1.3万美元应该加到工资中。假设有一份《全民医疗保险》法案通过了。在第一年，您的雇主过去支付的费用（约1.3万美元）现在已添加到您的工资中。因此，某人的工资过去为5万美元，现在的工资为6.3万。该人将不得不支付更多的税款，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工人而言，额外税款将远远少于额外工资。
寻求替代税收竞争的新范式
昆科认为，以双向自动信息交换（AEOI）和单一税制加配方分摊（UT + FA）为中心的政策将从根本上减少逃税，逃税和套利的机会。过去十年的进步是显著的，但是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这可能需要所有能够从控制全球资本中受益的人的积极参与，无论他们称自己是进步主义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保守的经济民族主义者，还是美国的中产阶级。
鉴于全球的需求，几乎可以肯定许多政府会在不久的将来会集中于提高税收，而且如果这些提议获得通过，经过几十年的紧缩、不平等和工资停滞，它们就有可能收取税收并实施更大程度的补偿性重新分配。
然而，全球税收治理的体制架构还具有其他影响，这些影响不仅限于财政政策的再分配特征，而且还触及了当代全球化功能失调核心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资本的分配。一旦国家获得税收主权，能够将税收当局的有效覆盖范围扩大到目前存在于避税天堂中的大量闲置资本，便可能开始出现新的公共财政和财政政策模式。这些措施不仅包括直接的税收和支出措施（尽管这些措施肯定是可行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必要的），而且各国也可能会采用更灵活的“萝卜加大棒”方法。
这里的萝卜将采取这样的形式，鼓励离岸资本的所有者通过投资于国民经济的长期能力，对其财富进行生产性和爱国性使用。适当的措施可能包括创建基础设施银行、扩大规模和种子基金，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基于创新的伙伴关系，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措施可以将私人资本用于实现广泛的国家目标。无论是将政治形态作为“绿色新政”来使经济现代化，还是以民族主义为导向来恢复工业实力并超越战略竞争对手，向新范式转变的影响都将在经济上重新焕发活力。在重新工业化的道路上，在新兴的国家繁荣中，投资者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但是，全球资本的持有者也可以拒绝这种胡萝卜，而是通过寻找越来越多的离岸空间并逃脱扣押其财富的孵化场来发动富人的艾恩·兰德式反叛活动—加密货币可能是21世纪下一个前沿的逃税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会发动一场“消耗性财政战”，以税收主权的名义宣战，并以全球税收治理的全部工具或棍棒发动这场战争。
尽管有一天国际税收合作有可能成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废墟上建立的新解决方案的支柱，但它可能首先成为新阶级战争的前沿，在这一阶级战争中，主权国家的公共官僚机构在改革派政府的领导下，与公司会计师，税务律师和财富管理公司的私人“雇佣”官僚作斗争。结果将取决于左派和右派的民粹主义和后新自由主义领导人的崛起的一代人才：他们必须调动必要的强大政治力量来挫败顽强的精英的抵抗，而这场运动可能是一个漫长的需要深刻和持续的民众动员。
这并不是说，随着全球税收治理在政治上更具竞争性和民主色彩，它可能会或应该失去其本质上的技术性质。此级别的税收政策将始终是技术专家的工作，胜任的、有资格的专家必须发挥核心作用。但是考虑到对公民和主权政府概念的威胁，至少可以说，对全球资本征税太过重要了，以至于不能只留给技术专家来解决。 （完）
（整理、编译：孙小雨、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2020年第12期（总第1994期） 2020年2月21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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