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17期（总第1999期） 2020年3月9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疫情冲击中国一季度经济增长 新冠疫情暴露东南亚经济弱点 降息能否应对疫情冲击？ 中国如何应对供应链洗牌？
疫情冲击中国一季度经济增长
[摘要：疫情对经济影响扩大，机构纷纷下调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预期。专家认为，改革才是应对经济减速的根本之道，我们需要全面理解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适度降低增长目标。]
机构下调中国一季度增长预测
一项路透调查显示，新冠病毒疫情可能导致中国本季经济增幅降至前季的一半左右，这比此前一轮调查时更为严重，并引发对中国将提前降息的预期。
路透在3月3-5日调查了国内外的40多名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的预估中值为，第一季经济增幅将从2019年第四季的6.0%降至3.5%，较2月14日调查时低了一个百分点。预估区间较大，有两家银行预计第一季经济增幅将为零，有一家银行则预计经济增幅将为5.0%。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第一季增长率预估中值为2.4%，前次调查估值为3.5%。这基本上意味着，三周前民间分析师认为的最糟糕情况，现在已经变成了基本情境。
关于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分析师仍预计经济增长将在第二季反弹至5.6%，略低于此前估计的5.7%。不过分析师的预估值区间依然很宽，介于3.7%-6.5%。“很难对第二季感到乐观，我认为最好的情况是，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开始看起来正常一些，”荷兰国际集团的亚太地区研究主管Rob Carnell说。
中国今年的全年经济增长率预计将放缓至5.4%，如果成真将是1990年有纪录以来的最慢增速。在最不利的情境下，经济增长率为5.0%。除一人外，所有受访分析师给出的预估值都低于去年的增速6.1%。“由于所有这些因素，没有被压抑的需求，经济将缓慢回到之前的趋势上，但会出现一些永久性的产出损失，”ING的Carnell表示。
为了缓解疫情引发的经济放缓的影响，中国已经出台各种举措，包括降低再融资利率和向企业提供定向贷款，预计他们还会采取更多措施。人民银行到年中时料将把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从当前的4.05%下调至3.85%。之前的预估是在2021年第一季前，该利率不会下降这么多。
鉴于疫情仍在蔓延，中国和全球其他地区的消费近期将受到冲击。目前中国疫情有所缓解，但中国以外地区疫情迅速蔓延。“存在第二轮效应，即中国以外地区疫情蔓延，对全球需求的影响可能更大，”Pantheon驻伦敦的首席亚洲分析师Freya Beamish表示，“这对市场产生的影响，将转化为发达市场民间消费增长减弱。”
彭博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舒畅、中国高级经济学家曲天石、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欧乐鹰撰文称，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萎缩，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冲击波。彭博经济研究下调对中国的增长预估，并预测疫情将给亚洲地区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带来更大的溢出效应：彭博的核心情境预测是，中国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速将从2019年第四季度的6%放缓至1.2%，创下历史新低。当季GDP环比预计将萎缩3.0%。反映广泛的不确定性，基于估算2月产能利用率得出的另一种预测情境显示：第一季度GDP将同比下降4.3%。这也是对GDP预测的极端下限。
新增病例减少、政府为鼓励复工复产进行的政策调整以及承诺的大量刺激措施意味着，我们的核心情境预测是经济在第一季度受到抑制，然后随着复工复产和刺激措施的实施，经济出现V型复苏。决策层可能采取更务实的态度来实现GDP较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这可能意味着余下季度经济仍然会复苏，但幅度没有核心情境的反弹那么大。中国遭遇短暂但强烈的冲击将在世界其他地区引发冲击波。我们的模拟显示，韩国、巴西和澳大利亚是面临风险最大的主要经济体。在本报告中，我们未把疫情在其他国家爆发的影响考虑在内
上述预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的下滑程度、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以及疫情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轨迹都很难精准预测。我们注意到，近期市场对中国第一季度GDP的预测范围介于同比下滑0.5%至增长4.5%。
彭博预测的核心情境是，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速放缓至1.2%，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环比下滑3.0%。1月31日发布的报告中预测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速放缓至4.5%，在疫情爆发前我们预测的增速为5.9%。进一步下调预测反映了以下几个因素：2月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疫情对经济影响的首个可靠指标——受到沉重打击。制造业PMI从1月的50跌至35.7，刷新了2008年11月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时的纪录低点38.8。非制造业PMI也从54.1跌至历史低点29.6。受关注度稍低的其他指标与PMI结果大体相符。World Economics的销售经理人指数和渣打中小企业信心指数均在2月骤降至收缩区域，创下历史新低。在2003年第二季度SARS爆发的最高峰时期，中国GDP增速下降了2个百分点。我们预计2020年第一季度的降幅更大，与2019年第四季度相比增速将下降4.8个百分点。这是因为此次新冠疫情比当年的SARS更加严重，感染人数已达88,000例，而SARS时只有8,000例。并且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严格措施来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考虑到与全球金融危机和SARS爆发之初10%左右的年增长率相比，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已大为放缓，疫情再导致如此大幅的减速将尤为痛苦。
到目前为止的数据，不足以为我们实时分析第一季度GDP提供坚实的基础。PMI与GDP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那么稳固。能够给GDP预测提供更清晰方向的工业增加值和零售数据将于3月16日公布。控制疫情有可能比预想得更加困难，令经济活动恢复正常的时间推迟到一季度末之后。也有可能疫情在其他主要经济体爆发会对中国产生溢出效应——意大利、日本和韩国最近几天报告的病例数都在迅速增加。外界普遍担心中国经济数据的真实性。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PMI数据创下新低，表明它并未试图掩盖当前极具挑战性的现实。
PMI不是判断第一季度GDP的唯一指标。最好情况是，2月大部分时间中国经济产能利用率在50%左右，3月逐步恢复正常。基于产能利用率进行的直接计算显示，第一季度GDP将同比下降4.3%，环比下降8.2%。这是对一季度经济降幅预测的极端下限，反映了预测中存在的极大不确定性。
我们的核心预测情境是第二季度至年末中国经济快速反弹，增长高于趋势水平。这意味着今年四个季度的GDP同比增速分别为1.2%、6.2%、6.8%和6.6%，全年增速5.2%。是否能实现这一V型复苏主要取决于疫情受到控制的速度以及政策支持的效用。中国已经采取行动恢复金融市场稳定，随着疫情得到控制，我们预计决策层将出台更多刺激举措：
货币政策方面，中国央行已经下调LPR利率10个基点，预计年内将再下调30个基点，存款准备金率将下调150-200个基点——释放出更多资金供银行放贷——以及其他有针对性的措施。财政政策方面，预计会增加基础设施开支，减免税收，向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行业和团体给予其他形式的支持。政府可能会把2020年预算赤字占GDP的目标从2019年的2.8%扩大到史上最高水平3%。可能会增加专项债的发行额度，增加的规模或相当于GDP的1.2-1.5%。这将为各省增加基础设施支出创造更大空间。政府可能宣布一个总体的重大刺激计划，部分利用现有资金和项目——意味着新刺激计划的规模不会像数字表面显示的那样大。即便如此，增强信心还是十分重要的，就像2008年为应对雷曼事件冲击而宣布的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那样。
救急外危中之机改革提速才能治本
路透分析文章认为，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应对突发疫情时中国发挥制度优势的同时，社会管理不到位、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等体制性弊端也一览无余；央企国企率先复工复产成为保供生活用品和疫情物资的主力军，展现出较强抗风险能力时，民企小微在风雨飘摇中的脆弱更令人揪心。
曾担任过中央财经委副主任的贺铿说，“不能脑子发热随口说，什么中小企业50%面临破产；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赤字要突破GDP的3%；要增发特别国债10万亿等等，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似乎使人感觉中国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样子。这怎么可能呢？”他认为，此次疫情比当年非典的影响肯定大，当前面临的国内、外情况也不大一样。但是不可以轻言改变既定宏观政策，即使是放弃一点增长速度也不能不顾金融风险。
中国目前疫情蔓延势头得到初步遏制，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随着大规模的复工复产，内防人员聚集可能产生的疫情扩散以及海外病例的增加使得中国外防输入的压力在加大。这就对地方政府差异化防控管理和复工复产提出更高的管理要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撰文表示，“从实际出发制定落实政策，既要敢担当，也要有能力，治理水平的差距就出来了。各地情况不同，政策不同，但政策效果可有相同的衡量尺度，这就是在疫情可控前提下恢复生产、恢复经济。防控过度，挤压经济增长空间；疫情反弹，对经济冲击更大。这个度的把握反映的就是治理水平。”。
中银国际曹远征撰文称，“这次疫情也暴露了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上的短板。中国的人均GDP现己达到一万美元，开始进入高收入社会，需要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基础设施及相应的社会治理能力。”要重点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特别是要顺应城巿化的发展趋势，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进而定居化，以弱化人口跨区域大规模流动的态势。这要求政府投资更多转向诸如公共卫生、教育、包括社区在内的社会组织与设施等民生领域。相应地也要加快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服务方向转变。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看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如此巨大的公共卫生事件，表现出现有医疗与公共卫生系统不充足、不合理、不平衡的问题，除了硬件配置不到位以外，医护人员的配置也远远不够。另一方面，财政支出数据显示，公共卫生投资明显不足。”
以往，政府基建投资比重较大，但公共设施投资和公共消费比重较低。比如全国医院数量，从1978年的9293个增长到2018年的33009个，扩大3.55倍，但同期GDP增长240倍。二者增幅落差明显，这说明中国公共卫生投资明显不足。2018年，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1.6万亿元，仅占GDP的1.7%。
黄奇帆撰文称，国家需要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供给侧全面改革，解决该领域的方向性问题、系统性问题、基础性问题，让该领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另外，要尽快解决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不足的问题，最长远有效的方法就是办教育。他建议各级政府在今年制定“十四五”计划时，一定要充分重视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运营体系、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资与管理运营规划，从中央到地方花上2000亿-3000亿元把整个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的短板给补上。要意识到投资公共卫生类基础设施对GDP的高效率拉动作用——只要规划合理、落实有力，这个投资将会是中国经济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标志。
尽管眼下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同等重要，而防控的重点亦落在防范输入性病例，但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影响的方方面面已经体现，尤其是一季度惨淡的经济数据已成定局。确保“六稳”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时，危中找机显然更需要直面改革深水区，加快社会治理领域、土地、劳动用工、社会分配等多方面的改革。
“我们的宏观、中观、微观政策始终都要把保民生、保就业放在首位。我相信两个月、或者3个月的肺疫，不可能动摇经济的基本面。只要我们的工作重心适时调整到抓防控促生产上来，形势一定会很快好起来。”贺铿称。
在刘世锦看来，危中之机非过量放水，而是实质性深化结构性改革。一种需要避免的情况，是宏观政策上借机过量放水。疫情发生后，各级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减压纾困。这对稳定人心、稳定预期是完全必要的。“但也有一些呼声，实际上是借机搞大规模刺激政策。这类政策效果已有过很多讨论，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实际问题，而且副作用很大。”这次疫情确实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矛盾问题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反思、纠错、改革的机会。
应当把危中之机重点转到实质性深化结构性改革上。疫情反映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公共卫生领域供给能力不足，既表现在应急状态，也表现在平时。以后的政府财政投资，重点要去回补包括公共卫生在内的民生领域的欠账。
此外，应推出一些大力度的有利于释放增长潜能的改革举措，比如促进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流动，重点推动城乡结合部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既要让农民进城，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加快大都市圈基础设施网络和小城镇建设；加快放开放宽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的基础产业领域的市场准入，在打破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上，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在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领域加大对外对内开放的力度等等。
“疫情进一步显露了中小微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和脆弱性。近期一些救助小微企业的政策，如税费减免、五险一金免交或少交等，在协调完善的基础上，可以考虑转化为长期性政策。“刘世锦建议。
适度下调增速目标更理性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明认为，不能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狭隘定义为GDP总量翻一番，更应该关注贫困问题，从近几年更大力度推进减贫的维度来看，中国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他在接受路透专访时指出，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尚无法确切估量，一季度经济的确不太乐观，这时候适度的宏观政策扩张有助于避免经济失速，平滑短期波动；但要警惕不能实施过度扩张的宏观刺激政策，人为去拔高经济增速，这样只会加大资源配置扭曲程度，并让此前去杠杆去产能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功亏一篑。
他认为政府需要保持定力、顺势而为，适度下调今年经济增长目标或区间是更为理性的做法，千万不要再去追求过高的速度，今年经济能实现5-5.5%的增速就已非常不错。“小康社会不在于速度，不在于经济的总量，而是人民生活的幸福程度，尤其中低收入阶层的感受，”张明称，“不能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狭隘地定义成GDP总量翻一番，小康社会包括很多维度，比如减贫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维度。”他指出，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是老百姓生活要相对比较富裕。中国现在基本消除了贫困县，贫困人口也已经很少了，这是建成小康社会很重要的一个维度，也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维度；近些年中国中低收入群体和社会保障比以前有很大改善，至少在底层人民的福利和幸福感方面是有显著增强的。“但现在无论市场还是媒体都非常执着于两个‘翻一番’这个非常狭窄的经济增速的目标，这是不太合理的。”他说。
张明认为，重大风险冲击下经济增速下行本身就是合理的，是资源配置对这个重大冲击的一个自然的反应，这个时候去人为拔高增速，反而会带来资源配置的恶化，而不是优化，这个时候应该更要审慎，要顺势而为。“好不容易才把之前积累的金融风险、债务风险等控制住，而且本来经济下行就会加大这些风险，所以这个时候为了稳定短期经济增速而投入过多的资源，再来一次过度扩张，短期增长可能会起来，但也会带来更大的扭曲。”
（综合消息）
新冠疫情暴露东南亚经济弱点
疫情危机揭示了东南亚经济体对中国这个最大贸易伙伴和旅游客源国的依赖程度，也让人窥见欧洲和美国面临的潜在风险。
对华贸易减少对东南亚经济的打击尤其严重。目前，中国旅行团纷纷撤离，中国供应商暂停向制造企业供货，而中国从这些经济体的进口——从泰国和马来西亚的电子设备，到越南的火龙果也陷入停滞。这场危机暴露出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东南亚各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和旅游客源国。
随着疫情蔓延，这也让人窥见欧洲和美国面临的潜在风险。对新冠疫情影响的担忧促使一些国家的央行下调利率，以缓冲任何持续性影响。在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降息数小时后，美联储（Fed）3月3日将其基准利率下调0.5个百分点。
曼谷廊曼机场游客咨询中心的工作人员Nuttabhat Jarach表示：“如果目前的隔离再持续超过2、3个月，我们国家将会遭到负面影响。”泰国国家旅游局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泰国的旅客数量同比下降40%至60%。中国是泰国和新加坡最大的客源国，去年分别占到两国游客总数的四分之一和五分之一。
试图预测新冠病毒经济成本的经济学家经常将其与2003年的“非典”（SARS）疫情进行比较。但他们警告称，17年前，中国还不像现在这样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经济参与者。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泽田康幸表示：“自SARS以来的一个变化是，中国经济的规模更大、与其他亚洲国家的联系更密切，同时中国游客在这些国家和经济体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制造业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尤其明显。这一点也许在越南表现得最为突出。在越南的产品生产过程中，半成品和成品经常跨过越中陆地边境——有时不止一次。由于公路运输中断，韩国三星（Samsung）改用航空货运将来自中国的部分零部件运至其在越南的两家工厂。然而，纺织业等利润率较低的行业没有这种选择。这些行业的生产者需要使用海运、寻找中国以外的供应商、或是动用其库存，同时期盼这场危机早日结束。“如果这种情况持续3至6个月，那还没问题。”总部位于岘港的柳条家具、画框及其他手工艺品制造商Lac Viet Handicraft Export Co的董事Alex Tran表示，“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到今年底，就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新加坡星展银行（DBS）的贸易产品管理主管斯里拉姆•穆图克里希南（Sriram Muthukrishnan）表示，该行一些客户预计，其订单短期内将会减少5%至10%。他表示：“新冠疫情正在迫使人们更加强烈地认识到，亚洲的中间贸易有多么依赖中国。”
各国政府正在作出各种政策回应。新加坡2月提出了一项64亿新元（合46亿美元）的计划，以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此前几天，这个城市国家将2020年经济增长预测从0.5%至2.5%的区间，下调至-0.5%至1.5%的区间。马来西亚公布了一项200亿林吉特（合47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泰国政府去年针对国内游客发起了一项“饮食、购物、消费”的运动，目的是重振该国不断放缓的经济。目前，泰国正在考虑出台新的刺激措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在最近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时，均把新冠病毒列为一个因素。地区当局也在采取措施，以疏通贸易流通主干道，包括越中边境的贸易流通。然而一些制造商表示，此次供应中断可能对其供应链安排产生永久影响，潜在使一些东南亚供应商受益。马来西亚的马来亚银行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新冠疫情将会进一步推动本已被美中贸易战引发的企业从中国迁出业务的趋势。设计和生产半导体测试设备的马来西亚企业Aeumulus，正以更高成本向台湾或韩国供应商采购零部件，原因是中国供应商还未全面复工，而且无法确认交货日期。“面对这场疫情，也许所有制造商都能从中吸取教训。”马来西亚自动化设备制造商槟杰科达（Pentamaster）执行董事长Chuah Choon Bin表示，“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中国，（但是）他们需要考虑其他地方。”
（FT，2020.3.2）
降息能否应对疫情冲击？
美联储3月3日紧急降息，以保护美国这一全球最大经济体免受冠状病毒疫情的冲击，不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美国经济面临的威胁不会很快减弱。
“疫情和正在采取的控制疫情的措施肯定会影响经济活动一段时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鲍威尔在美联储宣布降息50个基点至1.00%-1.25%的目标区间后不久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这一决定得到了决策者的一致同意。这是美联储自2008年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以来首次紧急降息，突显出美联储认为快速演变的形势有多严峻。
由于担心新冠病毒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美联储降息举措未能立即安抚市场。美国股市收盘大跌约3%，美国10年期公债收益率首次跌穿1%，利率期货走势显示，交易商预计美联储在未来数月内将进一步降息。
鲍威尔表示，美联储的行动将放松金融条件，提振企业和家庭信心，从而为经济提供“有意义的提振”。“我们看到疫情给经济前景带来的风险，决定采取行动，”鲍威尔说，他所指的是疫情给旅游业和公司供应链造成的影响。“我知道美国经济很强劲……我完全预计，我们将恢复强劲增长，劳动力市场也将恢复到强劲状态。”不过，他承认前景不确定，形势“不稳定”。
“正常情况下，市场会欢迎降息，他们之前也盼望降息，”Kenny's Commentary LLC的创始人Peter Kenny表示，“现在降息了，问题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美联储决定在原定两周后举行的政策会议前降息，反映出联储认为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以防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并开启了尽早采取更多行动的可能性。美联储降息后利率期货市场走势反映出，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6月前再次降息25个基点。
在美联储宣布降息决定后，特朗普发表推文称，“美联储已经降息，但必须进一步放松政策，最重要的是，要与其他国家/竞争对手保持一致。我们不是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对美国不公平。终于到了美联储走在前面的时候了。要进一步放松政策并降息！”
央行的宽松政策可以润滑信贷市场，并通过降低借贷成本来提振需求。但是，鲍威尔指出，央行无法修复中断的全球供应链，也无法说服人们坐飞机、参加会议甚至上学，特别是如果地方政府或公司禁止这些活动。“我们认识到，降息不会降低感染率，也不会修复断裂的供应链，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所有的答案。”不过，他说，这将有助于支持“整体经济活动”。鲍威尔3月3日早些时候参加了七国集团（G7）财经领导人电话会议，会议最后发表声明称，他们将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来支持经济。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联储正在与其他国家的央行进行积极的讨论。纽约Cantor Fitzgerald的利率策略师Justin Lederer说，他对美联储3月3日上午的决定“有些意外。”他说，“我以为各国央行会采取一些协调行动。”
虽然没有全球协调行动，但在3月3日早些时候，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央行下调了利率，日本央行2日采取措施提供流动性，以稳定国内金融市场，加拿大央行3月4日也宣布降息50基点。
有分析指出，愈来愈多迹象显示，欧元区、日本、英国及瑞典央行都在努力避免仓促做出回应。
尽管新冠病毒疫情已经严重影响全球供应链、拖慢工业活动、大量航班停飞、金融市场大受打击，但比起扣动降息扳机，各大央行有更多理由按兵不动。若央行迅速回应，或许反而使市场跌势恶化，因为这可能暗示决策高层开始慌了。另外，由于降息等货币政策行动通常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传导到整体经济，因此仓促降息可能也成效不彰。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主要央行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多年刺激计划中耗尽了多数弹药，因此，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都将需要更深地进入非常规水域——需要时间来设计和讨论可能的政策。熟悉一些主要政策制定者想法的消息人士称，因此，目前央行官员希望继续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由政府冲锋在前。“市场、媒体和美联储降息给我们施加了巨大压力，因此最终，我们可能会被迫采取紧急行动，但我们会努力抵抗压力，” 一位了解欧洲央行（ECB）想法的消息人士表示。“但是我们甚至不确定我们正在针对什么东西采取行动。没人知道实际的影响。”实际上，欧洲央行管委霍尔茨曼（Robert Holzmann）和卡日米尔（Peter Kazimir）已经公开警告不要仓促行动。
美联储3月3日意外降息起初确实提振了市场，但美国主要股指当日收盘均下挫3%左右，10年期美债收益率US10YT=RR首次跌破1%，原因在于美联储的迅疾政策举措令人担忧，冠状病毒带来的影响可能超乎想象。“市场初步反应表明美联储失败了，”北欧联合银行（Nordea）经济学家Jan von Gerich说。“历史经验表明，期望市场企稳为时尚早，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央行宽松举措。”
尽管美联储与加拿大央行仍有些许降息空间，但许多央行的问题在于发生重大变局时，能够用来刺激经济的工具所剩无几。欧洲央行、日本央行与瑞士央行主要政策利率皆为负值，欲进一步调降负利率，需付出经济与政治成本。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央行仍然有可能降息，但每一次进一步调降负利率，效果就越差。商业银行利润愈发受到压缩，从而限制他们将宽松政策传导至整体经济的能力，同时超低利率可能助长诸如楼市等市场泡沫，种下后续问题的祸因。负利率在一些政治圈也特别不受欢迎，因为它会使得赚取存款利息的储户受到打击，而且可以被视为向银行征收的一种税负。
在调控利率空间不大的情形下，欧洲央行与日本央行都有可能另寻工具。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已承诺向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并加快资产购买，以安抚市场的紧张情绪。与此同时，接近欧洲央行的消息人士表示，欧洲央行正考虑向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和流动性。英国央行总裁卡尼3月3日表示，各国对疫情的应对措施可能不一样，将混合货币和财政措施。卡尼将在3月16日把英国央行总裁一职交棒给贝利。英国预计将于3月11日公布退欧后的首份预算，料将增加公共支出。一些分析师预计，在3月26日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下次会议之前，英国央行将暂时观望，看看财政刺激的规模。不过，全球主要央行大多可能会采取更多的政策行动，尤其是七国集团（G7）的央行总裁和财长们已经表示，他们将致力于使用“所有适当的政策工具”来应对新冠疫情的影响。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都将在未来两周举行会议，为它们提供了一个采取行动的既定机会，不过一些央行官员担心，如果他们迅速行动，可能会减轻政府做出不受欢迎决定的压力，而在这个领域最终需要政治和财政做出回应。“我们不应该感到困惑。我们不是全能的，我们没有魔法石，”欧洲央行副总裁德金多斯（Luis de Guindos）表示。
（综合消息）
中国如何应对供应链洗牌？
近期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全球股市动荡。FT中文网专栏作家刘裘蒂认为，由新冠病毒疫情引起的全球股灾，主要还不是基于病毒迅速传播对人体的危害，更多是对于全球经济景气的打击。其中最核心的焦点是对供应链的重创，不但是短期内中国复工困难构成的挑战，更多是关系到长期供应链的重组。
从供应链的角度来说，新冠病毒并不是“黑天鹅”，而是“指日可待”的灰犀牛。早在2018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WHO）便在预示性“优先疾病清单”中罗列了“疾病X”，意指任何未来可能导致大流行传染病的未知新病原体，提议早日在研发方案上为之做好准备。
更重要的是，两年来中美贸易战下的关税和报复性关税，已经惊醒了跨国企业，使其反思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根据邓白氏商业资料公司的评估，几乎所有的《财富》1000强企业直接或间接承受了供应链上的“中国因素”风险。
中国美国商会在2月27日发布了新冠病毒的影响报告，基于2月17-20日进行的问卷调查，169名回复的成员公司包括大中小型企业，许多是跨国公司，有些在湖北和/或疫情爆发中心附近省份有业务。这是前兆性和系统性地对美国在华企业受疫情影响情况的研调。整体的反应是影响很大。中国美国商会的研调虽然对于美商是否将供应链从中国撤出没有提出具体的指标，但在此之前，上海美国商会在2月16日发布了2月11-14日对位于长三角的109家美国制造业公司进行调查的结果。48%的会员公司的全球业务已受到停工的影响；78%的公司没有足够的员工来运作一条完整的生产线；41%的公司表示缺少人员是其未来2-4周的最大挑战；30%的公司表示物流问题将是其最大的担忧。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有58%的公司预计其产量需求将低于正常水平；38%的公司没有足够的口罩或其他用品来保护员工免受新冠病毒感染。三分之一的公司计划在工厂无法开业的情况下将业务迁出中国。
上海澳大利亚商会2月10-13日对100家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有92%表示此次疫情将对其今年第一季度的收入产生负面影响，其中一半以上表示可能会使其第一季度的收入缩水20%以上。
欧洲和德国商会2月27日发布的一项在中国进行的调查显示，病毒的影响“全面且严重”，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计划降低年度业务绩效目标，其中56%表示病毒已经导致对产品或服务的需求下降。有四分之一的欧盟企业预计今年收入将下降20%以上。中国欧盟商会会长约尔格•伍克认为，这次疫情暴发使许多企业意识到必须向其他国家多元化发展，以避免“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尽管中国市场“总是很诱人……人们现在已经意识到必须有备胎计划。”这些研调结果表明，外国公司正在重新评估与中国产业的关系。
伍克认为企业必须重新认识供应链“多元化”的意义。“中国作为唯一故事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从这个角度而言，疫情极可能打破全球化语境下供应链的分工前提，也就是每个经济体都应该致力于其长项的“神话”。
目前《财富》 1000强企业中有94%经历了新冠病毒带来的供应链中断。许多观察家认为，如果疫情造成的停工拖延到3月以后，将会造成供应链的长期错位。因为停产不超过两个月影响还是有限，但如果时间放长，下游企业可能就死了，因此得赶快去找下家替代，那么中国作为供应链里面一环的地位就会消失。这说明了中国当局与时间赛跑争取复工的压力。
重要的是，目前在疫情发展中解读供应链的重组趋势固然为时过早，但中国美国商会在2019年5月对会员企业进行的关税影响调查已经显示，为了应对关税的影响，美国公司越来越多地采用“在中国，为中国生产”的战略（35.3%），或推迟和取消投资决定（33.2%）。当时约39.7%的受访者正在考虑将制造工厂迁至中国境外。对于那些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之外的企业，东南亚（24.7%）和墨西哥（10.5%）是其首选。
叠加新冠病毒的影响，可以说近40%因关税问题已经有外移意向的美国企业，如果还未着手，很有可能会在解决病毒危机之际或之后付诸行动。这多少呼应了前述上海美国商会调查的结果：三分之一的会员公司计划在工厂无法开业的情况下将业务迁出中国。保守地估计，至少30%-40%的在华美国企业可能把部分的业务迁出中国，这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可想而知。
供应链重组已不可避免，只是时间和幅度的问题。根据目前粗糙的数据，至少有30-40%的外商可能把供应链从中国撤出，这是因为贸易战关税的影响已经迫使它们对于替代供应商进行研究，病毒只是加速这方面的落实。
从整体而言，供应链洗牌也未必是针对中国，而是对于全球布局的地区性分散风险。
同时有几个因素决定中国的供应链不能完全被取代：第一，中国有比他国更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第二，在特定产业，中国所能提供的技术和劳工水平不是目前东南亚低工资国家能轻易取代的；第三，中国有很大的内需市场支持供应链留在中国，显示有一部分“在中国，为中国生产”的外商生产将倾向于留在国内。
在这样的趋势下，中国国内产业必须争取升级，并促使国内消费的升级，尽管短期内国内需求也会受到冲击。美国CNBC电视网在2月27日发布的对全球首席财务官的快闪调查显示，40%的大型公司表示冠状病毒导致来自中国的需求“大幅下降”。同时中国也要为自己的供应链部署采取“双保险”的多元化政策，因为未来任何基于“孤注一掷”的国家策略必定代价过高。
在稳外贸方面的政策上，中国商务部已经提出加大贸易融资支持力度，保障企业合理资金需求，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稳外资方面，具体举措包括：指导外资企业应对疫情的各项支持政策，保障外资企业同等适用；继续压减全国和自贸试验区两个负面清单，进一步扩大外资准入领域；修订国家级经济开发区考核评价办法，增加外贸外资考核指标权重；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体系，修订外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实施好《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等。
49%的中国美国商会研调受访者希望中国政府提供税收减免以帮助外国企业；此外，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希望看到清晰、一致的政策，而35%的受访者要求优先考虑透明性，并希望获得进一步包括有关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实施以及与疫情相关的商业政策的信息。
上海美国商会的研调也显示，35%受访的美国公司认为，中国政府对于复工要求更清晰的解释，是政府官员可以加快工厂开业审批速度的最重要措施。
此外，病毒至少存在短期内从“低概率、高严重性”变成“高概率、高严重性”的持续性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企业将如何去评估不同生产地的优劣势，包括当地的公共卫生措施、政府治理、地理、气候等考虑？未来外商在评估整体供应链的风险因素时，将不再局限于政府政策是否明确或是支持哪些关键产业，政府举全国之力抗疫的效率，或是漂亮的GDP增长率，而是政府治理是否能及时预防疫情的产生。
位于芝加哥的克里斯特财富管理公司在2月26日的报告中指出，外资公司正准备尽快逃离中国：“日益增长的担忧可能会导致供应链、贸易关系和金融交易重新布局，剥夺中国的未来增长……（这个担忧）可能会超出短期的经济减速范围，而进入政府结构、政治控制和重新设定增长模式的领域。”从这个角度来看，供应断链向全球企业提出的疑问是：一个正向高度科技化迈进的经济实体，是否有与之匹配的政治架构来预防灾难性的冲击？因此长期来说，比起救急的优惠利商政策，言论与媒体自由带来的透明度，以及有独立法治把关的体制，可能对掌握供应链的竞争力更为重要。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课题组的分析报告指出：疫情在全球蔓延使得我国将面临输入病例的风险，延迟我国防疫结束时间；全球疫情将造成海外需求和供应的不确定性；但由于我国疫情防控已取得积极进展，我国将获得更多机遇，包括降低国际产业链从中国转移的压力、满足增加的抗疫物资需求等。
该报告认为，我们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做好防范疫情输入性风险的准备；二是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灵活的货币政策，但是要注意力度适当、结构合理；三是对受疫情全球蔓延影响较大的行业进行精准支持，鼓励信息科技等行业帮助海外国家抗击疫情，为疫情结束后向国际市场拓展做好铺垫；四是积极应对疫情全球蔓延对产业链的负面影响，同时布局完善国内产业链；五是扩大金融改革开放，满足海外资金在疫情蔓延下的避险需求，在国际疫情防控合作中发挥人民币支付结算功能，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步伐：六是继续体现大国担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应对逆全球化影响。
（综合消息）
（编译、整理：李彦松、王山；责任编辑：王砚峰 ）
2020年第17期（总第1999期） 2020年3月9日（星期一）
地 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E-mail：tsg-jjs@cass.org.cn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kingwyf@163.com
邮 编：100836
电 话：（010）68034160 传 真：（010）68032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