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个国家和司法管辖区加入国际税收改革新框架

　　2021年7月1日，经济合作组织（OECD）发表了《关于解决经济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的两大支柱解决方案的声明》（Statement on a Two-Pillar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这份声明列出了“G20/OECD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包容性框架”（BEPS）中讨论过的声明，OECD发布的新闻稿表示，130个国家和司法管辖区加入了一项新的两大支柱计划，旨在改革国际税收规则，并确保跨国企业无论在何处经营，都应缴纳公平份额的税款。

　　代表全球90%以上GDP的130个国家和司法管辖区加入了该声明，建立了国际税收改革的新框架。包容性框架的139名成员中的一小部分目前尚未加入该声明。该框架的其余要素，包括实施计划，将于2021年10月的最后期限内完成剩余技术工作，在2023年有效实施。

　　该框架更新了具有百年历史的国际税收体系的关键要素，原体系不再适用于全球化和数字化的21世纪经济。

　　两大支柱的一揽子计划，旨在确保大型跨国企业（MNEs）在其经营所在地纳税并赚取利润，同时增加急需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国际税收制度。

　　第一支柱将确保最大对跨国公司（包括数字公司）在国家之间更公平地分配利润和征税权。它将把对跨国公司的一些征税权从其母国重新分配到它们开展业务活动并赚取利润的市场，无论公司在那里是否有实体存在。

　　第二支柱旨在通过引入全球最低公司税率，各国可以用来保护其征税权，从而为企业所得税的竞争设置底线。

　　两大支柱一揽子计划将根据需要筹集必要的收入，以修复预算和资产负债表的政府提供急需的支持，同时投资于必要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有助于优化后经济实力和质量的必要措施，包括新冠疫情的恢复。

　　在第一支柱下，每年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利润的税基预计将重新分配给市场管辖区。第二支柱下的全球最低企业所得税——最低税率至少为15%——估计每年会给全球产生约1500亿美元的额外税收。国际税收体系的稳定以及纳税人和税务管理部门税收确定性的提高也将带来额外的好处。

　　经合组织秘书长马蒂亚斯·科曼说，“经过多年的紧张工作和谈判，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揽子计划将确保大型跨国公司在各地缴纳公平份额的税款，”“这个一揽子计划并没有消除税收竞争，但它确实对其设置了多边商定的限制。它还适各方的各种利益，包括小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司法管辖区的利益。我们在所有包容性框架成员之间按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达成最终协议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经合组织的这一声明，是今年6月5日七国集团（G7）发布的一份协议的延续。

　　G7对跨国公司征税的“历史性协议”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七国集团（G7）6月5日发布的一份公报显示，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在彼此间找到足够妥协，形成一个共识：一方面阻止企业将利润转移到低税收司法管辖区，另一方面确保大型跨国公司在其经营所在地缴纳更多税款。发达经济体达成的这项对跨国公司征税的“历史性协议”，以求为达成一项全球性协议形成不可阻挡的势头。此举将确保美国科技巨头在其经营所在地缴纳更多税款，它标志着自2013年开始的谈判向前迈出重要一步。

　　路透报道表示，G7财长达成的支持将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设定为至少15%的协议，旨在结束美国财长耶伦所称的各国竞相吸引跨国公司的“为期30年的企业税逐底竞争”。

　　英国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作为今年G7财长会议的主席对该协议表示欢迎。“我和我的财长同僚们就全球税收改革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要求各大跨国科技巨头在英国缴纳公平份额的税款，”他表示。

　　英国在谈判中的优先事项是从苹果、谷歌和Facebook等公司获得更多税收。苏纳克的积极评价得到其他G7财长的认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该协议是对实行至少15%的全球最低公司税的“重大、前所未有的承诺”；这将显著增加美国政府的公司税税收。她表示，这将“为美国乃至世界各国的中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确保公平”。德国财长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指出，该协议“对税收正义和团结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对世界各地的避税港来说是个坏消息”。法国财长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表示，G7国家“迎接了这一历史时刻的挑战”，称该协议为7月在威尼斯举行的20国集团（G20）会议上达成全球协议铺平了道路。意大利总理马里奥•德拉吉称，该协议是“向着为我国公民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平等的社会迈出的历史性的一步”。

　　该协议的第一部分标志着拜登政府代表美国做出的重大让步，其细节明确表示，利润率至少为10%的“最大全球公司”未来必须将其20%全球利润分配到他们实现销售的国家。

　　如果得以实施，这将推翻一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公司税安排，即公司只是在其有实体存在的地方才需要根据其利润缴税。

　　谷歌、亚马逊和Facebook都表示欢迎G7的举动。“我们希望国际税收改革进程取得成功，并认识到这可能意味着Facebook在不同地方缴纳更多税款，”Facebook负责全球事务的副总裁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表示。

　　“最大全球公司”的定义仍有待斟酌。协议的这一部分将需要在今年晚些时候达成一项全球性协议。作为这一让步的交换条件，美国争取到其他G7成员国的同意：每个国家将实施至少15%的全球最低公司税率。这将减少大公司在避税港或爱尔兰等低税收司法管辖区申报利润的动机，因为公司总部所在的国家将能够把公司税纳税额补足至全球最低实际水平。就协议的这个第二部分而言，预计美国将成为最大受益者。

　　G7国家围绕协议应该将全球最低税率定为15%还是“至少”15%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法国等国呼吁实行潜在更高的税率，以便从大公司获得更多税收。

　　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是美国要求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放弃新的数字税，以换取根据该协议获得征税权。美国财长耶伦此前希望立即这样做，然而欧洲国家坚称，他们将在全球协议得到签署和批准之后撤销这类税种。

　　公报显示，协议的这一部分仍需与具体承诺挂钩。“在新国际税收规则的适用与针对所有公司的所有数字服务税的取消——以及其他相关类似措施——之间，我们将提供适当的协调，”它表示。

　　关于G7针对跨国公司税收协议的几个问题

　　路透报道指出，该协议随后可能成为全球协议的基础，而更广泛的税收协议可能会重塑未来几年的跨境税收。

　　G7协议会否适用于全球？

　　G7关于全球最低公司税率为15%的协议为迈出下一步奠定了基础，即6月30日至7月1日139个国家将参加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举行的在线会议，协商未来的跨境税收规则。

　　各国的目标是在会议上就细节问题达成共识，因为许多技术工作已经完成。该会议达成的任何协议将在7月9-10日的威尼斯G20财长会议上提交给他们认可。

　　OECD和美国已经表示，在G20下次10月开会之前，税收协议可能无法得到最终批准，因为美国国内的税收方案将在国会进行审议，所以该国立场在7月底之前可能都还不确定。

　　G20的支持意味着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将实施该协议，因此它实际上会影响全世界。

　　不再有避税天堂？

　　该协议就算没有完全扼杀避税天堂，也将使它们对许多希望减少税款支出的公司的吸引力大大降低，同时也使它们在关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投资者面前的形象得到改善。

　　全球最低税率的整体想法是，赋予各国权利，可以对公司在税率低于全球最低税率的国家的获利征收补充税。此外，G7希望最低税率在各国分别应用，而不是以公司业务所在国家的平均数为基础——这种方法被认为对避税天堂更为严厉。因此，假如15%就是最终商定的全球最低税率，那么如果一家美国公司在不征收公司税的英属维尔京群岛计入获利，美国税务当局可以对这些利润征收15%的税。

　　如何适用于跨国企业？

　　国际税收谈判的另一个部分，涉及如何分配政府对较大型跨国公司的超额利润或非常规利润的征税权，其中包括苹果和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G7同意，各国政府应有权对跨国公司在本国获得的超过10%的利润征收至少20%的税。所有迹象表明，超额利润也将受到全球最低税率的约束。尽管如此，许多指标仍有待确定，这些公司仍有机会在讨论中表达自己的观点。

　　可能有哪些漏洞？

　　参与全球税收谈判的国家可能会豁免一些行业。例如，采掘业可能会被排除在外，因为公司通常会向矿场或油田所在的政府预先支付特许权使用费。也有关于某些金融服务的例外情况的讨论。官员们说，一些国家希望在研发的税收减免方面有回旋余地，中国等其他国家则希望保护他们用来吸引投资的低税率经济区。

　　这是否意味着政府会有大笔意外之财？

　　经合组织（OECD）去年10月时估计，全球最低税率每年可以产生1000亿美元、或全球公司所得税的4%。这可能低估了，因这是基于当时协商的主要税率12.5%估算，与世界各国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为了维护经济而花费的数万亿美元相比，这只是沧海一粟。

　　荷兰、卢森堡和瑞士的情况如何？

　　近年来，这些拥有税赋优势的国家早已意识到这点，并一直在填补税制漏洞，同时试图以低税赋以外的条件来争取外国资本。

　　爱尔兰是许多美国科技公司的重要运营据点，其表示，无论国际上如何决定，都将保持其12.5%的公司税率。爱尔兰财长多诺霍（Paschal Donohoe）估计，根据预期中的变化，到2025年，爱尔兰的年度公司税收将比原来减少约20%或20亿欧元，但预计不会有大量公司外移。

　　面临国外压力的瑞士已经承诺取消特殊的低税率，设在当地约2.4家外国公司将受到影响。瑞士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瑞士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继续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商业据点。”

　　由于荷兰与其他国家组成了错综复杂的税收条约网，可望继续成为跨国公司为了享有优惠税率而转移子公司获利的渠道。虽然荷兰的公司税率为25%，但荷兰今年开始对于流向公司税率低于9%地区的权利金及利息课税，并计划从2024年起对流出的股息也征税。然而，目前还不清楚七国集团的协议何时生效，荷兰仍有可能在2024年之前调整规定。

 

　          　　表：2020年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法定企业所得税税率

 

 

 

　　谈判进行到哪一步了？

　　G7协议为更广泛的现有努力提供支持。OECD多年来一直在协调140个国家就制定跨境数字服务的征税规则和遏制税基侵蚀（包括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进行税收谈判。

　　OECD和20国集团（G20）国家的目标是在今年年中就这两方面达成共识，但关于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谈判在技术上更简单，争议也更少。如果达成广泛的共识，任何低税率国家都很难试图阻止协议的达成。OECD估计，如果在这两方面达成协议，企业最终将在全球范围内缴纳500亿至800亿美元的额外税款，而根据最低税率缴纳的税款料将占其中的大部分。

　　全球最低税率将如何运作？

　　全球最低税率将适用于海外利润。各国政府仍然可以制定他们想要的当地公司税率，但如果公司在某个国家支付较低的税率，其本国政府可以将其税收“补足”到最低税率，从而消除转移利润的优势。OECD在今年5月说，各国政府广泛同意最低税率的基本设计，但不同意这一税率数值。税务专家说这是最棘手的问题，尽管G7协议在15%以上水平上创造了强大的动力。其他尚待谈判的项目包括：投资基金和房地产投资信托是否应包括在内，何时适用新税率，以及确保它与美国的税收改革兼容。

　　下一步怎么走？

　　20国集团（G20）会议定于7月在威尼斯举行，将见到G7协议是否得到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支持。

　　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包括确定如何以及对哪些跨国公司征税的指标。G7公报对在此期间对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大型科技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情况未作规定，美国希望在达成协议后立即取消这种税。公报只说应该“适当协调新的国际税收规则的应用和所有数字服务税的取消”。

　　任何最终协议都可能对低税率国家和避税天堂产生重大影响。随着跨国公司数十亿美元投资的涌入，爱尔兰的经济已经蓬勃发展。都柏林一直在抵制欧盟协调其税收规则的尝试，不太可能轻易就接受一个更高的最低税率。

　　然而，低税率国家的抵制不太可能是为了破坏整体谈判，而更多的是为尽可能接近12.5%的最低税率争取支持，或者寻求某些豁免。

　　G7税改协议是一次改变游戏规则的机会

　　英国《金融时报》社评指出，协议提出的模式并不完美，但其关键之处在于原则上的转变，符合各国利益。

　　社评说，40年来，全球企业税率在一场国际“逐底竞争”中不断下降，使得大型跨国公司能够通过将利润转移到低税率司法管辖区来减轻自己的负担。七国集团（G7）财长达成的协议提供了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机会来逆转这种做法，并确保企业能为疫情后复苏做出看得见的公平贡献。该协议要想成功，将需要更多全球大型经济体签署，而这样做也符合它们自己的利益。

　　该协议推翻了一个世纪以来的税收惯例，即只有在企业有实体存在的地方才对其利润征税。而根据该协议，全球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企业有销售的任何国家，都有权对“利润率超过10%的利润的至少20%”征税。各国财长还承诺逐国实施至少15%的全球最低税率。

　　该协议也代表了特朗普时代之后，多边合作和美国建设性领导地位的复苏——虽然它符合拜登政府通过提高国内企业税率为其支出计划筹资的努力。否则美国企业可以进一步向避税港转移利润。若能实施，将解除美国对那些计划对美国科技巨头征收单边税的欧洲国家的关税威胁。

　　任何妥协都有其不完美和令人失望之处。税收方面的跨境利润再分配将仅限于全球最大的100家企业，以及那些赚取“超级”利润的企业。然而即便是这样有限的范围，也会覆盖许多被欧洲盯上的美国科技巨头。10%的利润率将需要复杂的规则，这有待界定和达成一致。超过这一水平的面临国际征税的那五分之一利润将是个相对较小的数字，尽管相对于目前的情况是个改善。关键之处在于原则上的转变，即允许由企业的销售所在国征税，而不仅仅是企业总部所在国。未来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多改革。

　　15%的全球最低税率远低于拜登政府今年4月提出的21%的税率；活动组织称这个数字太低了。但“至少”的提法允许各国采取更高的税率。同样重要的是，协议规定“逐国”实施该税率。这意味着企业不能通过将部分利润转向高税收国家、部分利润转向零税收或低税收体制来按平均最低税率纳税。相反，如果企业在任何一个国家缴税低于最低标准，则其母国可以弥补差额，以达到全球最低标准或该国立法规定的任何标准。

　　只要有足够多的大型经济体同意采取同样的措施，企业就没有动力将业务放到低税收地区。避税港将没有有效的否决权，零税商业模式将崩溃。在20国集团（G20）层面达成协议或许足以实现这一点——但“逐国”的条款必须留在协议中。

　　这些规则对大型经济体来说是有意义的，包括两个最大经济体在内。中国可能不愿让本国的跨国公司在其他地方缴纳一些税，但能从苹果等公司获得税收，并建立一个稳定的全球税收体系，这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对美国来说也是如此，放弃从美国企业获得的部分海外税收，可以为在国内从它们那里获得更多税收开辟道路——不情愿的国会共和党人请注意这一点。在一个人人都试图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来获利的“蛮荒西部”（Wild West）税收体系中，没有人是赢家。不应错失对该体系进行改革的机会。

　　合理但脆弱的G7公司税协议

　　英国《金融时报》Lex专栏文章认为，对于G7公司税协议将会大幅增加税收收入的预期是错误的。但是，就该协议避免了税收和贸易战而言，它还是值得欢呼的。

　　该协议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通过对大公司规定全球最低公司税来解决“税率逐底竞争”的问题。二是要求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公司在其实现销售的国家缴纳更多税款。利润率超过10%的这类公司，将需要以这种方式重新分配其五分之一的全球利润。

　　大公司应该准备好迎接更高的税单。但是会高出多少呢？人们在谈论一些大数字。根据总部位于巴黎的欧盟税务观察（EU Tax Observatory）的数据，欧盟跨国公司将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多缴纳约500亿欧元的税款，即缴税提高15%。类似地，根据英国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的估算，英国政府将获得额外79亿英镑的税收收入。

　　这样的估计看起来有些夸大其词。按照经合组织（OECD）早先的估计扩大计算似乎表明，额外税收收入不到4%，即840亿美元。最大的份额将是科技巨头向美国政府缴税，以及其他跨国公司缴纳的税款。此前，薄弱的反避税规则让它们比其他地方的公司更容易将利润转移到避税港。

　　第二个组成部分总体上将给公司带来较低的成本：最多12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公司税税收的0.5%。一些知名公司——比如净利润率为7.5%的亚马逊——可能完全在其范围之外。但即便如此，该措施仍意义重大，因为它将允许在国家之间重新安排对1000亿美元利润的征税权。

　　美国将为此承受很大一部分损失。根据美国智库税务基金会（Tax Foundation）的数据，其公司占世界100家利润最高的跨国公司利润总额的72%。这将使推动美国国会批准该协议变得棘手。

　　这份税收计划应该被视为一个“大交易”。作为允许其他国家对美国跨国公司提高征税的交换条件，华盛顿方面将获得一个广泛适用的全球最低税率。那将使美国能够提高其公司税率，而不必担心被其他国家挖墙脚。该协议还将促使英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取消数字税。作为回报，美国将取消其加征关税的威胁。

　　如果它避免了代价高昂的税收和贸易战，那么对这项期待已久的协议的炒作还是有道理的。

　　波兰、匈牙利和希腊的态度

　　据波兰和匈牙利财政部表示，它们不会支持G7财长达成的引入全球最低公司税率的计划，除非有一项豁免来保护其境内的实质性商业活动。这两个中欧国家的立场似乎表明，欧盟内部对该协议的抵制，可能远不仅限于爱尔兰以及寻求最小化其税收负担的跨国公司青睐的其他目的地。

　　波兰财政部长塔德乌什•科希钦斯基（Tadeusz Koscinski）告诉英国《金融时报》，“我们不应该让G7来决定我们国家的税率，”设定较低的税率是一条重要途径，让有关国家通过吸引国外创新来赶上较发达的经济体，但科希钦斯基也坚称，总体公司税率为19%的波兰，无意吸引那些单纯为了尽量减轻税收负担的公司。他表示，任何全球协议都必须在利润分享与“实质性商业活动”之间做出区分。“我们不支持对公司在波兰开展业务而在波兰实现的利润征收最低税的构想。”

　　他补充说，任何全球协议都必须“对在国内开展的业务有重大的豁免”。“至于这是否会发生，魔鬼就在细节里。一些G7国家可能会反对这种安排。”

　　匈牙利的总体公司税率仅为9%，是欧盟国家中最低的。该国也采取类似立场。匈牙利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各国“应该有权就在其领土上进行的实质性经济活动（的征税）做出主权决定……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其他相关因素”。“因此，对于具有实质性经济活动的公司，政府不支持增税，”该部表示。

　　最初的2020年经合组织（OECD）全球税收协议蓝图，提议一项面向工厂或建筑物等实质性商业活动的豁免——实际上把最低税聚焦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利润分享。然而，为G7财长本次达成的大纲协议铺平道路的美国提案，并没有包含任何豁免，从而显著拓宽其适用范围。

　　经合组织税收政策与管理中心（Centre for Tax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主任帕斯卡尔•圣阿芒（Pascal Saint-Amans）在5月份一个活动中表示，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针对有形资产的豁免，要达成全球协议是“不现实的”。

　　随着谈判从G7转向由经合组织召集的更广泛的国家集团，任何豁免——以及对“实质性商业活动”的定义——都可能成为症结。拟议的最低税率不需要一致批准即可生效，但改革的另一个“支柱”——对特定国家的销售利润的一部分征税的权利——确实需要一致批准。这使个别国家在谈判中具有支配力。另外，布鲁塞尔已宣布打算通过欧盟立法来颁布最终的经合组织税收协定，以确保整个欧盟的统一。这也将需要欧盟成员国达成一致。

　　塞浦路斯是另一个受到全球公司青睐的欧盟国家。塞浦路斯财长康斯坦丁诺斯•皮特里迪斯（Constantinos Petrides）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国将表现出“建设性精神——如果能够为所有国家确保一个公平竞争环境并维护其利益，同时较小成员国的立场得到认真对待”。

　　该国的总体税率为12.5%，但塞浦路斯政府表示，该国通过对公司利润征收额外的股息税，实际上已经实行更高税率。

　　百慕大不愿迎合G7改革本地税制

　　百慕大财政部长柯蒂斯•迪金森（Curtis Dickinson）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百慕大有权决定自己的税制，不需要为适应全球倡议而改变这套制度，因为这是一个主权问题。

　　百慕大保持着一项19世纪的税收制度完好无损，该制度不对企业利润征税。这个人口约6.4万的岛屿避税港仍在努力从新冠疫情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在此之际不愿出台新税。“百慕大有权为自己决定一套其认为适合其司法辖区的税收制度，”迪金森部长说。

　　“我们有一个已有200年历史的制度。……它确实需要一些调整。但我们希望自己做这件事，而不是有人告诉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制度以适应某些全球倡议……我得说这是一个主权问题。”迪金森说，对企业利润征税将使百慕大更加官僚化，并增加营商的复杂性，从而威胁到其作为全球再保险中心的地位。保险公司购买再保险，以便在面临飓风、野火和其他灾害引起的索赔时保障自己。百慕大目前通过征收工资税、地产税、关税和向国际企业收费来获得财政收入。

　　“百慕大目前的税收制度……是以消费为基础的——它追求易于管理、易于报税，”他说。“这就是我们已经建立的制度……它没有为了鼓励人们搬到这里而做出改变。它一直如此。这个制度对我们行之有效。”

　　来到百慕大首府汉密尔顿的访客很快就能明白这个问题的敏感性。通常，汉密尔顿气氛活跃，当地人会吹嘘身边有大量精算师。但当你开始询问有关税收的问题时，企业会闭紧嘴巴。贸易协会和主要企业都避而不答，或将球踢给迪金森。迪金森认为，将百慕大与企业邮箱比人还多的避税港混为一谈是不公平的。他表示，谷歌过去十年通过其荷兰控股公司根据一项名为“双层爱尔兰夹荷兰三明治”的知识产权许可计划将数百亿美元转移到百慕大，这是一种“异常”。这项安排使谷歌能够推迟在美国纳税，谷歌已将之取消。

　　迪金森说，由于其税收制度和简化的监管制度，百慕大已成为一个真正的金融中心。知名保险公司——包括美国国际集团（AIG）、安达（Chubb）和BF&M——的办公大楼高耸在汉密尔顿的天际线上。最近到来的公司包括去年通过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筹集了11亿美元的Conduit Re，以及2020年成立的再保险公司Vantage，其10亿美元的股本来自凯雷（Carlyle）、Hellman & Friedman及其管理层。“我们希望这里的公司建立实地存在，”迪金森说。

　　应对气候变化为再保险公司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使用机器学习来更好地了解野火风险的初创公司Kettle的首席执行官安德鲁•恩格勒（Andrew Engler）表示，他在美国特拉华州设立了控股公司，而将业务设在百慕大，以更接近行动的地方——也更接近可以比美国的逐州许可制度更快行动的监管体系。

　　“它的结构非常好，”加利福尼亚人恩格勒说，他还发现百慕大宜人的天气令人愉快。“这个岛棒极了，它可能是我们所有人能想象的最重要的气候变化金融市场。”

　　迪金森面临的挑战是，正如他所说，百慕大的经济是“不多元化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再保险和其他“国际商业活动”在2019年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四分之一。相比之下，以碧绿大海闻名的旅游胜地的休闲和酒店业产生了大约4%的GDP。

　　百慕大面临的问题是其再保险公司对税收有多敏感。特朗普2017年的税改已经降低了美国保险公司从百慕大购买再保险的吸引力。企业在岛上经营再保险业务所享受的监管优势是否会被企业税的征收盖过还有待观察。

　　“这绝对不会是一件积极的事情，”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分析师布赖恩•施奈德（Brian Schneider）说。但他补充说：“但这似乎还不足以毁掉落地该岛的全部意义。”

　　就百慕大官员而言，他们不想操之过急。经通胀调整后，第四季度GDP同比下降4%。迪金森说，百慕大官员一直试图告诉更大国家的同行，现在不是彻底改革的时候。

　　“我们显然担心，存在可能不适用于所有人的一刀切做法的风险。”他说，“我们经历了一段持续的低经济增长时期，在我看来，出台更多税的想法相当于给经济踩刹车。”

　　迪金森的立场之所以更加令人不安，是因为不仅仅外国人对百慕大的税收表示关切。2018年，百慕大政府自己的税收改革委员会（Tax Reform Commission）在与包括本地和国际企业在内的50多个利益相关者团体会面后强调了变革的必要性。“几乎所有利益相关者团体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百慕大的税收结构既不公平也不平等。”报告称，“有一个共识看法……即百慕大的税收结构给那些最无力缴纳的人带来了不相称的纳税负担。”

　　尽管该制度对国际企业很有吸引力，但对百慕大工薪阶级来说却很苛刻，他们说他们最重的税就是进口商品的高价。《金融时报》的报道写到：记者在Harry's酒吧闲聊，这是精算圈子在汉密尔顿最喜欢的酒吧，当闲聊转到钱袋子问题上时，服务员边迎进一位客人边开玩笑。“这不是避税港，而是隐税港，”他一边说，一边为口渴的顾客端上一杯12美元的窖藏啤酒。

　　最低税计划面临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问题

　　曾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现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格伦•哈伯德认为，从拜登政府就任伊始，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一直倡导对企业实行全球最低税。尽管美国的立场已从要求21%的税率（这与将美国现行的21%公司税提高到25%至28%之间的目标有关）有所放软，但它确实争取到七国集团（G7）财长们就至少15%的全球最低公司税率达成一致。耶伦财长在称赞此举时表示：“这一全球最低税将结束公司税方面的逐底竞争，为美国乃至世界各国的中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确保公平。”

　　很难争辩说企业不应该为其利润缴纳“公平份额”的税。但全球最低税引发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问题。

　　先说政治。在美国获得批准的难度可能很大。最低税每年带来的额外税收，其中大部分来自成功的美国公司。美国财政部获得的税收收入将是上述总额的一部分，但与拜登政府提议的大幅支出扩张相比很小。如果未能获得美国立法机构的批准，其他国家的政府会否动用自己的政治成本来达成一项可能转瞬即逝的协议？即使协议取得成功，它会否拱手送给中国一个竞争胜利？作为G7或经合组织提议的非当事方，中国难道不能同时利用税率和补贴，来吸引更多投资到中国？

　　在经济方面，全球最低税在两个领域引发更敏感的问题。首先是税基的设计。第二个领域涉及政策制定者试图解决的根本问题，以及新的最低税是否是解决该问题的最好办法。

　　如果不能就税基是什么达成一致，15%的税率并不是特别有用。特别是在拥有许多利润丰厚的科技公司的美国，人们应该产生担忧，即各国将使用特殊税收和补贴来实际上瞄准某些行业。自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Tax Cuts and Jobs Act of 2017）将GILTI（全球无形低税收入）条款载入法律以来，美国已经有了某个版本的针对海外利润的最低税。拜登政府希望利用新的全球最低税来提高GILTI税率并扩大税基——具体做法是取消对海外工厂和设备投资的GILTI扣除。

　　要使15%的最低税率有意义，各国将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税基。新的最低税的目标想必是限制公司将利润转移到低税收司法管辖区的利益，而不是扭曲公司的投资地点。全球最低税与拜登政府倡导的广泛税基相结合，可能会减少跨境投资，降低大型跨国公司的盈利能力。

　　更深层次的经济问题是由谁承担税收负担？与G7国家政府的支出水平相比，预计的新增税收收入将会很小。在另一方面，根据谁承担税收负担的当代经济观念，缴纳更多税款的不是公司，而是工人和广义的资本所有者。

　　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来实现耶伦和她的G7财长同僚们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首先，各国可以允许将投资全部计为费用。这种方法将使税收制度从公司所得税转向现金流税，后者长期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青睐。经此修改，最低税不会扭曲新的投资决策。它还会把税收负担推到经济租金——超出正常资本回报的利润——上，从而更好地达到G7的明显目标，即从最赚钱的大公司那里获得更多税收收入。而且这样的制度将会更易于实施，因为跨国公司不需要为跟踪不同国家随时间推移的可扣除投资成本而设置不同的方式。

　　在最终导致2017年美国税法变更的辩论中，国会曾考虑这个理念的一个版本，即一种基于目的地的现金流税。就像增值税一样，它将根据在特定国家境内的现金流对公司利润征税。这项改革（当时由于各方对边境调整的政治意愿不足而落空）将会限制不利于投资的税收偏见，促进税收公平。

　　回到数字上：公共支出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较高（就像拜登政府提议的那样）的国家，主要通过增值税——而非传统的公司所得税——为其提供资金。一个更好的全球税收体系是可能的，但它始于“不要GILTI”的认定。

               （完）

（整理、编译：王砚峰、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