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劳动经济研究》2017年第3期

编者按：原文标题“农业劳动力的代际更替：国有农场案例研究”，发表于《劳动经济研究》2017年第3期，本文为作者提供的浓缩版。

农业劳动力老化，是当今世界发达经济体或多或少都已遭遇的难题。这一现象，在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业已同样发生。2009年，全国农村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达45岁。本课题组于2015~2016年间所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在国有农场的务农劳动力当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仅占13%；而在农场社区的非农劳动力当中，这一年龄区间的劳动者约占54%。可以说，非农产业的竞争，是导致农业劳动力老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有农场的务农劳动力老化问题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其特殊性主要在于，第一，作为起源于军垦的国有企业，农场对开垦和耕种的国有农地，在现实中不但具有排他性的使用权，而且还部分地行使所有者的处置权。其务农劳动力的更新，既与国有工业企业相似，又与国有农地的分配制度相联系。

第二，在计划经济时代，农场主要通过政府的强制性分配，获得了人力资本水平不亚于非农行业的青壮劳动力，例如复转军人和城镇知识青年，等等。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国有农场的生产组织改为“大农场套小农场”的方式，即以家庭农场经营的方式来组织。国有农场整体作为企业，承担着为职工缴纳大部分社会保险费特别是养老保险费的责任；作为农场社区，还承担着为住户提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为此，绝大多数地处欠发达和中等发达地区且以农为主的国有农场，主要靠收取地租筹集必要的财务资源。在养老保险缴费上涨幅度远超农业增长的情况下，管理层多采取以下两个办法减支增收。其一，对于场内新增劳动人口及外来农民，尽可能避免给予职工身份。其二，实行“两田制”。向职工平均分配“身份田”并免收地租，但由职工一力承担企业和个人的养老和医疗保险缴费责任。余下的农地作为“经营田”（或称“市场田”），根据面积、区位和肥力等级收取地租。经营田或是按照职工人数和持有农场社区户籍的人数划档平分，或是采用竞标机制向种田能手集中。基于此，国有农场的务农劳动力形成了三元结构：职工、持农场户籍的非职工、无农场户籍的非职工（多为来自贫困地区的农民）。

第三，因劳动者的户籍和就业身份不同而形成的农场劳动力三元结构，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下劳动用工制度的残余表现，它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当前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在土地租赁条件和租约安全、公共服务获得和社会保障程度上，职工待遇相对优厚，持农场户籍的非职工次之，外来农民则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这种歧视性的制度环境，对务农劳动力更新和优化产生了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

首先，对优质年轻劳动力产生排斥效应。据我们的住户调查结果，在35岁以下的务农劳动者当中，拥有职工身份的人还不到5%，余下的大多数只能获得农场的次等就业条件。这一年龄组正属于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后出生的一代，其父母的教育投资倾向和城市就业岗位的吸引，本就使他们不愿务农。农场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则进一步促使他们努力摆脱农业。他们当中，留在农场务农者多为高考或中考落榜生，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人仅占24.3%。而在同一年龄组的非农就业人员中，拥有此等学历者占到67.3%。不仅如此，年轻务农群体的职业技术培训和健康水平，也不如同龄的非农劳动力。

其次，大多数35岁以下务农劳动者面临的不利就业条件，加剧了年轻夫妇对子女去往城市升学、就业和落户的殷切期望和相应的投资行为。这就愈益使得农业生产岗位的就业吸引力相对下降，以至于未来谁将务农都成了问题。

针对国有农场面临的特殊困境和农业发展进程中的普遍问题，继续推进农场改革和农业现代化，才有望解决务农劳动力的优化及更新问题。仅就关键性的改革措施而言，其一在于破除职工与非职工之间的制度壁垒。当前两类就业身份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为，职工享有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特别是养老保险，而非职工则不然。因此，消除二者之间的社保差别，即可作为减少制度性歧视的切入点。短期内可行的措施，是由社保部门认可，允许家庭农场经营者参照个体工商户标准缴费，以便有效减轻其缴费负担。籍此，就有可能将农场的两类职工全部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使他们获得同等的社保待遇。在这一基础上，逐渐把社会保障制度与农地分配制度分离开来，为所有务农劳动者创造平等发展的制度环境。

其二，通过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使他们有可能获得与当地同等质量的非农就业者大体相当的收入。这一点，既取决于农场的人口和劳动力流动以及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又与逐步剥离农场的社会管理职能相联系。舍此很难设想，国有农场的管理机构在分配农地时，仅选择最有效率而且能够保证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职业务农人作为租种者。

事实上，扩大土地经营规模与培养和吸引高质量的职业务农劳动力，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因而可以说是带有普遍性的农业发展战略。在经济市场化的条件下，农业一直遭遇非农产业的竞争；在经济全球化的态势下，农业还不得不面对国际竞争。因此，强化农业后备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和现有劳动力的继续教育，提升务农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地位，当为中国农业发展和国际竞争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讲，为了达到现代化农业所需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必要借鉴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建立中国的农业职业教育、资格考试、职业准入和继续教育系统。这就既需要国家采用立法措施调整现行教育体系，又需调整现有的教育资源和支农资金结构，绝非单一职能部门采取行动便能成事。

（编稿：张佶烨；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