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8年第4期，第32-37页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形态的演进经历了多个阶段，反映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进程也实现了三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在过渡时期展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率先调整生产关系，引导生产方式转变并极大地提高生产力水平。第二次飞跃是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形态向现代化经济体系演进，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只有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三个方面协同发力、深化改革，才能有效推动我国社会形态的演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代化经济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编号：ZDA1600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进程具有阶段性，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反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进程也实现了三次质的飞跃。从社会形态的演进来看，第一次飞跃是指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逐步将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发达的商品经济改造成为计划产品经济，第一次飞跃的实践成果是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使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逐步成为工业国，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提出了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任务;第二次飞跃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形态从计划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形态的转变,第二次飞跃的实践成果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初步形成;第三次飞跃是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开启了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飞跃，其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三次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结合的产物，是辨证把握“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唯物史观范式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体现。本文回顾了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阶段，提出了社会形态演进中呈现出的两条路径，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展开，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理论飞跃的具体内容，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演进进行了展望。
一、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阶段
1883年3月14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伦敦逝世。作为对马克思一生的总结，恩格斯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PP.374-375)。
恩格斯的这段话阐明了唯物史观的核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研究“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两个必不可少的要素，生产方式即是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生产的方式，这构成了社会形态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生产方式作为标准，划分了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阶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中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P.104)这表明，人类社会形态演变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然经济形态，第二个阶段是商品经济形态，而第三个阶段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产品经济形态。在自然经济阶段，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劳动者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在商品经济阶段，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通过商品和货币关系间接结合起来，私人劳动还必须通过市场这一中介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产品经济形态是对自然经济形态的否定之否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新的意义上直接结合,私人劳动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载体都将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有计划按比例”配置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新型生产方式。当然，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从商品经济形态向产品经济形态的过渡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这有赖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将社会形态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不同于传统上将人类历史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的做法，这里涉及到“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区别问题。马克思曾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3]（P.9)在这里，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一般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未来社会五个阶段，进行这种划分的主要依据是生产关系差异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差异，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形态更多的是指社会形态在经济方面的特征，而社会形态则是包含了经济因素在内的社会总体形态，两者是具有本质差别的，也正因为如此，社会形态的发展阶段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阶段也不是一一对应的。①
二、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两条路径
长期以来，作为唯物史观的核心范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未能得到有效揭示，其关键问题在于，在社会形态演进的过程中，其路径究竟是由生产力率先启动进而推动生产关系变革，还是可以率先变革生产关系进而促进生产力发展呢？社会形态是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三者的综合体，“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呈现出两条社会形态演变的路径。第一条路径为：生产力进步—生产方式（一般）变革一职群分裂—生产关系演进;第二条路径为：生产关系演进—阶级分化—生产方式（特殊）变革—生产力进步。第一条路径和第二条路径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在第一条路径中，生产力率先发生变化，而在第二条路径中，生产关系率先发生变化。
（一）社会形态演变的第一条路径：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
社会形态演变的第一条路径是以生产力本身的进步和跃升作为起点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体现在劳动者自身素质、劳动工具改善以及劳动对象本身质量的提高等多个方面，但这些因素的独立变动都无法实现生产力进步，换言之，生产力进步的直接后果是改变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也即生产方式（一般)变革。
当生产方式（一般）发生变革时，其直接后果便是社会分工程度的提高,这将造成职业群体数量的增多。可以将这种由生产方式（一般)决定的分工群体称之为“职业群体”，也即由于从事同一种职业而聚集和组织起来的群体。②即使不考虑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关系，纯粹的技术上的分工深化、广化以及职业群体的增多,也会导致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一方面，由于分工不断深化，产品生产的工序和步骤增加,某些工序和步骤甚至独立出来成为新的产业，而这种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将有效地提高劳动熟练程度，也能够催生更为专业化的生产资料（主要是生产工具）。另一方面，由于分工不断广化，直接衍生出新的产业部门和职业门类，这将与消费需求形成协同互动作用，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二）社会形态演变的第二条路径：从生产关系到生产力
在社会形态演进的研究过程中,一个长期以来得不到准确解答的问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不是仅存在“作用一反作用”的关系？如果两者仅仅是这样的关系，那么，推动社会形态研究的“第一推动力”必然是生产力进步。然而，在很多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案例中,推动社会变革的“第一”动力都来自于制度变革,换言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过程中，在很多情况下，生产关系是先动并且“独立于”生产力运动的。也就是说，在社会形态演进过程中，还存在着一条“生产关系演进—阶级分化—生产方式（特殊）变革—生产力进步”的路径。
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为例，18、19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立法将私有产权作为“天赋人权”确立下来，解除了封建王权对个人产权的威胁。在此基础上，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而这种阶级分化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可以被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生产活动是通过资本这一纽带得以进行的，资本所有者通过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展开生产活动。第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生产过程受到资本所有者的严密监督,劳动者采用何种方式与生产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生产,这个活动是处于资本所有者的严密监督和控制之下,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扼有自由。这种监督和控制往往被视为“管理劳动”，资本所有者也可以雇佣管理工人来执行这一活动。第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结束后,资本所有者掌握收入分配的主动权，换言之，资本所有者拥有生产的所有成果，工人获得的工资收入只是作为资本再生产的附属品和必要条件而存在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必须服从于资本再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的形成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首先，由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通过资本纽带被集中在特定空间和时间进行组合和搭配，生产过程可以通过分工和专业化操作得以优化，而劳动力和各种生产资料可以根据生产的需要在最佳时机投入使用,相对于分散的手工业和小农经济而言，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优势所在。其次，对劳动过程的监督和控制也有利于劳动效率的提高。资本所有者及其雇佣的管理层研究劳动过程的特点，要求劳动者通过减少低效动作提高劳动的实际强度。无论是以流水线为表现形式的福特制，还是“柔性生产”“精益生产”等后福特制生产方式,都是以提高劳动监督和控制力度为前提的。最后，资本所有者通过设计各种差异化的工资形式和收入模式，达到控制和激励劳动者生产活动的目的。譬如，计件工资相对于计时工资就具有更强的激励作用，而绩效工资、长期期权和股权分工更是加强对劳动者控制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收入分配模式。
相对于社会形态演进第一条路径的理论逻辑而言，第二条路径更接近于历史逻辑。在社会形态演进的革命时期，往往都是由新兴阶级夺取国家政权，通过改变阶级构成的方式调整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组合和搭配，由此提高生产力水平以巩固新兴政权。对社会形态演进第二条路径的探讨分析，有利于我们破除生产力的“一元决定论”，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形成更为完整的认识。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飞跃
理论来源于实践，进而指导实践。20世纪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不仅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社会形态演进趋势的理论判断，同时又对理论提出了进一步修正和完善的要求。具体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曾出现两次重大理论飞跃，目前正在经历“第三次飞跃”。
（一)第一次飞跃：社会主义改造推逬生产关系先行调整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极其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状况，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制度变迁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基础，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使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在这一阶段，中国社会形态发生的深刻变化在于，旧中国极不发达的半自然经济（半商品经济）一举跨越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在绝大多数经济领域都开始采用直接的指令性计划配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生产关系改造引领生产方式变革的一个经典案例是，通过农业的社会主义合作化改造，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水平大幅提高，这就向工业提出了大量产品需求，有效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
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条件下建立起先进的生产关系，通过生产关系变革引领生产方式变迁，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使之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伟大创举，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及理论界在学习借鉴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同时，也开始逐步探索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特别是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对其中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判断提出了质疑并进一步深入探讨，逐步破除了对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的绝对迷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的主要成果是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大理论任务。
（二）第二次飞跃：从计划产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在特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情基础上进行的，具有其自身的独特属性，但也缺乏可资借鉴的经济建设经验。表现在理论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对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把握还不准确，主要是片面地夸大了生产关系变革引领生产方式变迁的力度。在实践中，急于启动商品经济形态向产品经济形态的过渡,表现在生产方式选择上，采用全局性的指令性计划来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事实表明,这种做法不符合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直接的指令性计划尽管在推动重工业和国防事业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暴露出信息传导不通畅、激励机制不合理和中央与地方关系不协调等诸多问题，加之这一时期政治运动的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度陷入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重新审视我国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确立了我国仍将长期处于商品经济形态的理论判断。在生产方式选择上，摒弃了单纯采用指令性计划配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做法，而是推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载体的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表明，这种以商品经济形态为基础、以市场调节为导向的生产方式选择，不仅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关系调整，公有制占主体地位、非公有制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得以建立并不断巩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表明，社会形态的演进是两种动力协同发挥作用的结果，表现为两条路径的融合。第一种动力是生产力本身水平提高，客观上要求生产方式进行相应改变，进而诱发生产关系调整，这条社会形态演进路径决定了商品经济形态是不能跨越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一类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更是如此;第二种动力来自于生产关系调整，这条路径表现为生产关系调整引领生产方式演进和生产力水平提高。当然，两条社会形态演进路径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交叉融合、协同作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正是建立在重新认识两条社会形态演进路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从而实现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奇迹”。
特别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第一次飞跃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这一重要的理论任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四、社会形态的演进方向：现代化经济体系
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新科技革命的兴起，社会形态演进的步伐不断加快，而商品经济形态不可能是这一过程的终点。市场经济体制在运行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迫切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进一步发展，也迫切需要在理论上取得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最新实践相结合，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进程正在经历“第三次飞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深刻内涵，在实践中自觉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已经成为摆在理论界和实务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向现代化经济体系演进是第三次理论飞跃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作为商品经济形态的实现形式,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载体对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进行配置，进而展开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社会形态是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三者的统一，生产力是指一般意义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而生产关系是指在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因此，要实现市场经济体制向现代经济体系的飞跃，就必须推动生产方式在一般和特殊双重层面上的演进。
（一）生产力层面：深刻领会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技术走向
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生产力的两个要素，仅从生产力自身来说，要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无非从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生产资料质量两个方面着手。从劳动者素质来看，我国目前劳动者素质呈现出结构性失衡状况，主要表现在高端人才和基层技术工人的双重短缺，这就需要我们转变育发展思路，在培育科技精英的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既要集中优势资源推动少数重点高校、科研院所、拔尖学科的发展，又要从根本上转变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观念，塑造规模化、专业化的技术工人队伍。
从生产资料质量来看,当前新科技革命的本质仍然是知识革命、信息革命，其核心特征是知识、技术和信息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从引导社会形态发展的角度来看，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的内在根源在于人类无法掌控供给、需求的准确信息，只能通过市场试错的方式交换私人劳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旦知识和信息真正成为公共产品，人类可以在共享知识和信息的条件下逐步缩小市场作用的范围，从而把社会形态推向更高的层次。为此，应突破制造业、服务业的二元思维，坚定不移地推动工业信息化、农业信息化，适应和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方向，提高掌控市场和管理企业的信息处理能力。
（二）生产方式层面：通过多种途径优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配置
从生产方式的演进方向来看，要通过多种途径优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配置。
第一,改善产业结构,处理好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产业间的配置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吿提出，要构建以实体经济、现代金融、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在这其中，需要着重处理好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源两对关系。一方面，需要在实体经济部门和虚拟经济部门合理配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既要鼓励现代金融业态发展，又要抑制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并推动更多的资源进入实体经济，夯实国民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需要把握好科技创新和劳动就业的辩证关系，既要促进资源流向高技术含量、高投入产出效率的研发领域，但又不能因此弱化劳动就业工作，可通过发展“高质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协调两者关系。
第二,统筹城乡关系，处理好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配置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分割的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为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流动是这一过程中不可逆转的事实，而生产资料伴随着劳动力向城市无序流动，必然造成农村的凋敝。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不仅是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过程,同时也应推动特定生产资料向农村流动，特别是需要鼓励技术、农业人才和资金向农村流动。与此同时，应进一步落实土地集体所有制和规模化经营，在更高层面上整合农业生产的各种要素,全面推动农村振兴。
第三，协调区域发展，处理好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区域之间的配置问题。区域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空间载体，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都需要在区域上落地才能展开生产活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在本质上也是一个现代化的区域发展布局。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如早期的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及2010年后涉及所有省份的各种经济区划和区域故略。“十三五”时期，我国着重打造京津冀大经济区和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大经济区的展目标是建设成为融经济、政治、文化为一体的首都特区;长江经济带则是要建设成为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并重的跨区域协调经济带。
第四，推动全面开放，处理好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国内和国外的配置问题。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应在国内国外协调配置。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是要把国内产能过剩、缺乏资源的产业向“一带一路”国家转移，更重要的是推动人才、技术和资金走出去，实现全球视野的最优配置，创造双赢的投资局面,引领世界经济的良性健康发展。
（三）生产关系层面：加强公有制经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引领带动
从生产关系的改革路径来看，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加强公有制经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积极鼓励引导民营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公有制经济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提供基础设施配套、公共服务和战略性髙新技术，能够有效地保护和发展社会整体利益。与此同时，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通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调动各类经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能够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竞争性的市场环境，积极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
五、结论与展望
诚如马克思所言：“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4]（P.12)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总体上是沿着生产力推动生产方式演进和生产关系变革的路径向前发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唯一的演进路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祛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4]（P.12)在人类社会发生巨变的革命时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阶级通过夺取国家政权，建立起新的上层建筑，先行调整生产关系，引领生产方式演进和生产力水平提高，其意义就在于避免社会形态质变期词由于利益调整所导致的社会动荡，在最大程度上“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最新成果之一,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明确提出，我国社会形态的演进方向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本文通过分析认为,这既是对商品货市关系的发展，也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积极扬弃。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生产方式在一般和特殊双重层面上的统一，只有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三个方面协同发力、深化改革，才能有效推动我国社会形态的演进，并在理论上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注：
①我们也注意到，在2012年新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巳经被修改为“经济的社会形态”，这就更为清楚地表明“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两者具有本质 差异了。
②涂尔干将这种职业群体又称之为法人团体（corporation)。他对职业群体寄予厚望，认为职业群体的建立和完善将成为解决现代社会各种失范现象的重要组织形式，并有助于社会的“有机团结”。但本文借用“职业群体”这一概念，仅仅是出于界定这一范畴的方便起见，并不打算探讨其在社会学领域中的深刻含义。参见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17-22页。
（编稿：张佶烨；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