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绍东(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
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6期，第5-14页
摘要：本文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三者的立论基础进行了比较研究,结论表明:在超越"经济人"假设和"机械的社会人"假设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能动的社会人"作为立论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能动的社会人"对我国经济建设实践提出的根本诉求是: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出发,推动"社会人"的总体发展,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立论基础和实践诉求两者共同构成了"发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论基础；实践诉求；能动的社会人；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项目号:16ZDA002)的阶段性成果；
分类号：F0-0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先后出现了两次高潮，目前正在迎来第三次研究高潮。第一次研究高潮是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可称之为“站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第二次研究高潮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可称之为“富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论断。党的十九大报告提炼和总结了五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标志着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正掀起第三次高潮，这也可以称之为“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一体系的“核心”，理论界仍然存在着多种不同认识，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理论体系的核心是其立论基础和实践诉求的统一。任何理论体系都有其立论基础，这个立论基础决定了理论体系是不能轻易被经验证据驳斥的，经济学的立论基础是有关人的经济本性的假设。另一方面，人类认识是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因此，可以从实践活动中总结出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进而又对实践活动提出明确诉求，发挥立论基础指导实践的作用，两者共同构成理论体系的核心。本文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三者的立论基础进行比较，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经济人”和“社会人”两个层面上把握人的经济本性，进而将“能动的社会人”作为立论基础，并把“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这个立论基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实践诉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这个根本的实践诉求集中体现为：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出发，推动“社会人”的总体发展，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立论基础
(一)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理论硬核和保护带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科学哲学领域先后发生了两次话语革命，第一次革命以1962年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发表作为标志，库恩在这里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科学观，不仅否定了逻辑经验主义，也批判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从而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热烈争论。但是，库恩主张科学的发展不受客观规则的支配，而取决于科学家的心理转换，这就把科学哲学降低为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心理学，从而沦落为一种“非理性主义”。为此，拉卡托斯于1978年出版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尖锐地提出了以下问题：在一种新的理论取代旧有理论时，新理论有没有一种不依赖于科学家主观心理状况的优点，如果有，那这个优点又是什么？这就是拉卡托斯本人所强调的科学合理性问题。在拉卡托斯看来，如果一个理论系列的每个新理论“与其先行理论相比，有着超余的经验内容……预见了某个新颖的、至今未曾料到的事实”，那么，它就是“理论上进步的”。“如果这一超余的经验内容中有一些还得到了确认”，那么，这个理论系列就是“经验上进步的”。如果一个研究纲领“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是进步的”，拉卡托斯就称之为“进步的”研究纲领，否则就称之为“退化的”研究纲领。[1](p47—48)
在拉卡托斯看来，科学研究纲领是由一些方法论原则构成的，其中一些原则告诉研究者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反面启发法），而另一些原则告诉研究者要寻求哪些道路（正面启发法）。反面启发法明确了科学研究纲领的“硬核”，这个“硬核”是指某种理论体系中所包含的一个或一组形而上的假设，它规定了该理论体系及其内在要素是不能被经验证据所驳斥的，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研究纲领是禁止我们去质疑“硬核”的。进一步而言，这里的理论硬核实际上给出了该理论体系最根本的立论基础。与此同时，研究者还必须提出相应的“辅助假说”，从而在硬核周边形成“保护带”，这个保护带在对理论的检验中是可以调整的，甚至可以被全部替换以保卫理论硬核。正面启发法包括一组部分明确表达出来的建议或暗示，以说明如何改变、发展研究纲领中“可反驳的变体”，如何更改、完善“可反驳的”保护带。由于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科学，因此，对于人的经济本性的判断便成为经济学最重要的立论基础。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立论基础及其面临的危机
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以“经济理性人”假设作为其立论基础的①。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者看来，人类的“自爱”甚至人类的“自我利益”，乃是社会进步“普遍的动力”而这种“普遍的动力”又最符合人类理性的行为。亚当•斯密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然秩序的性质，把人的自利本性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他认为每个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利己心”支配，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共同利益，而这种个人利益的追逐者就是“经济人”。至于这种利己心的根源，西方学者的观点是将其归结到基因层面，正如理查德•道金斯所言，“我将要提出的观点是：任何成功基因的突出特征都是无情的自私性。基因的自私性通常决定了个体行为的自私性。”[2](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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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也有学者提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硬核之上，还有所谓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参见傅耀：《对中国转型的政治约束条件的经济学分析》，《中国改革论坛》,2007年第3期。）和唯心主义世界观（参见刘凤义：《美元霸权、金融化与信贷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2期。）作为更高层次的内容，但我们认为，这已经超越了研究范式范畴而进入世界观领域，而唯心主义世界观并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特有的世界观基础，无法通过唯心主义世界观把经济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区分开来，因此，不宜将唯心主义世界观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硬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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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论基础的界定，直接反映了该理论体系的实践主张。既然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看来人是自利的，那么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问题便直指如何在有限资源的约束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求。杰文斯认为，经济学如果要成为科学，必然且必须是一种数学性质的科学，经济学是“效用和自利的力学。……以最小的努力使我们的需要得到最大的满足——以我们所厌恶的最小代价保证我们所希求的满足最大量，换言之，使快乐最大化，这就是经济学的课题”。[3](p35)
然而，西方经济学的立论基础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人”概念是对17、18世纪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的人格抽象，而通过杰文斯、门格尔、马歇尔、米塞斯、弗里德曼等西方学者的努力，“经济人”概念一跃成为彻底形式化的人性概括，成为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抽象范畴。在这一立论基础周边，西方经济学还发展起一系列譬如“效用最大化原则”“完全理性假定”“私有制最优”等方法论原则，成为保卫理论硬核的保护带。但是，这一立论基础所面临的最大诘难在于：经济学家们不断地观察到人类的利他行为，这种“反常”现象意味着人类利他行为与“经济人”假设所推导出的预期是相悖的。对于这种反常现象，西方经济学企图通过发展以下三个方面的“保护带”进行辩护。
第一种辩护企图拓展“效用”的外延。为了解释现实中出现的大量利他行为，西方经济学把所谓的“效用”范畴从物质利益拓展到心理感受和社会认同层面，形成了以下解释逻辑：“经济人”的利他行为其本质是一种精神上的利己，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心理需求和主观欲望，因此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利他。但是，这种逻辑混淆了利己与利他的客观行为界限，仍然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方法论窠臼。[4]实际上，只有从客观角度对利己和利他进行观察才是具有分析意义的，通过主观感受把利他行为全部归结于心理上的利己，这种辩护显然是诡辩，因此也必然是苍白无力的。
第二种辩护企图改变“完全理性”这一保护带。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是一个具有完全理性能力的精密“计算机”，会综合所有可获得的信息进行最优化计算，但在现实中却出现了很多诸如次优方案、可接受利润等经济现象，对于这些“新奇事件”，西方经济学引人了“有限理性”概念对“经济人”这一立论基础进行修补。“有限理性”即是指经济主体受到自身认知能力的局限，并不总是进行最优化的行为决策，也就表现出非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外在特征。[5]但是，“有限理性”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经济人”假设所面临的困难。譬如，在家庭领域出现的大量利他行为证伪了“经济人”假设，但又不能为“有限理性”所解释，这是因为，家庭领域基于血亲的利他行为是普遍存在的，很显然，这些行为并非源自于人类的“有限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如果想要斤斤计较，至少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现实中父母对子女晚辈的哺育、子女对父母长辈的反哺，与“经济人”假设中描绘的图景相差太远了。
第三种辩护提出“主观利己、客观利他”向度，企图从微观和宏观相统一的角度保护“经济人”假设。这种辩护源自于亚当•斯密的论断，“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这一论断也造就了西方经济学“看不见的手”的神话叙事。而事实上，西方长期以来动荡不安的经济局势和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巳经完全打破了这一神话。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宣称：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这只手并不存在。现在很少人会认为，银行经理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也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福祉。”雪拉•唐和杰弗里•霍奇逊等人在回答2008年英国女王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向在场学者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时，就明确回答：“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是如何将经济学变成一个与现实世界脱节的学科，也没有看到他们是如何通过不切实际的假设来支持对市场运行机制不加批判的观点。”[6]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西方经济学对“经济人”立论基础所进行的辩护是失败的，保护带的引入并未能发挥对理论硬核的保护作用，反而引发了更多无法自圆其说的“新奇事件”。这些“新奇事件”都表明：原子般的、恒定不变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现实中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或者说，该立论基础巳经被事实证伪，也正因为其理论硬核不再成立，西方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论基础
(一)—般和特殊两个层面上的立论基础
19世纪中期以来，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分野，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形成了两种理论体系，两者在研究方法论、理论硬核和保护带上都呈现出较大差异。西方经济学作为满足资产阶级统治需要的经济学科，很自然地把资本主义制度视为永恒不变的制度形式，因此，在西方经济学那里，人的经济本性也是恒定不变的。用科学研究纲领的话语来说，西方经济学的立论基础具有历史一贯性。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唯物史观方法论决定了其研究对象是根据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分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代表）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两者的立论基础也是具有一定差异的。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人的“类本质”的判断具有历史一贯性，但体现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由这个一般意义上的核心假设所决定的人的经济本性是不同的，由此衍生出的社会生产目也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把前者称之为立论基础一般，后者称之为立论基础特殊。更明确地说，立论基础一般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人的类本质的一般性把握，而立论基础特殊则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中人的经济本性的判断。由于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中人的经济本性是具有差异的，因此，这也决定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目的是具有差异的。因此，在后续的分析中，我们将探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人的类本质的一般性界定，在此基础上，比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的经济本性的差异性。
(二）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人”立论基础
“社会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人的类本质的一般性假设，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论基础一般，在这里，社会性才是人最主要、最根本的属性。马克思提出，经济关系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7](p10)这就表明，“经济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将其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任何“经济人”的行为决策都无法脱离他所处的社会条件，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这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8](p171)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社会人”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人，这是指无论个人在主观上如何超越其时代，他都无法在真正意义上超脱他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而只能是当时那个历史阶段的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人同时也是“现实的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9](p151)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的经济本性的分析，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论基础（特殊）的范畴，这也就涉及如何历史地理解西方经济学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说。实际上，马克思巳经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只不过是18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格化表象而巳。“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18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曾在过去存在过的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10](p683)西方经济学“经济人”立论基础所遭遇的危机，一方面在于“经济人”假设过于强调人的个体特征，缺乏对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考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不能历史地看待人的经济本性，这就把“人”固化在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导致了对人的经济本性的严重误读。
(三）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论基础
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和构建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苏共中央开始组织编写包括社会主义部分在内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到1940年年底，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未定稿，但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这项工作一度停顿下来。二战结束后，苏联重新启动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1951年，苏共中央组织了针对这本未定稿的经济问题研讨会，斯大林针对大会讨论的主要理论问题发表了书面意见。1952年，以斯大林书面意见为主要内容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并成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著的重要依据。
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进行分析研究，斯大林提出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目的，这就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1](p628)基于这一生产目的，斯大林还指出了社会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本质区别，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去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而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第二，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不是从高涨到危机，再从危机到高涨的周期性的经济波动，而是持续性的发展；第三，社会主义生产不是伴随着技术的周期性间歇状态，而是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完善。[12](p117)
尽管斯大林的这一论断并没有直接指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论基础是什么，但我们仍然可以进行反向推断。从这一论断本身来看，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人的经济本质的把握不甚精确。在斯大林那里，人的需求是以“社会”形式表达出来的，这就决定了发展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作为经济主体的“人”巳经被淹没在“整个社会”之下了。也正是出于对社会性的强调，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了发展社会生产的根本原则，“各个生产部门必须有计划地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各部门的发展必须遵循必要的比例”。[13](p450)而在这个整体中如何体现“人”的存在，如何满足“人”的需要呢？那也只能是冷冰冰的物质利益了。在这一点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遭到了毛泽东的激烈批评，他指出：“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41](p807)也就是说，由于从根本上忽视人的本质属性问题，也就不可能形成对人的需求的准确把握，而这种需求只能是在人和社会两者之间的平衡中去寻找。“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14](p431—432)
总的来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尽管摆脱了西方经济学“经济人”的立论基础，但它片面强调社会生产的整体性，将人看作是生产机器中的零部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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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也具有机械性的一面，只不过这种机械性更多的是以“原子般的个人”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正如博兰所言：令人遗憾的是，当理性和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时，就会产生一种颇为机械的关于决策行为的观点——也就是个人被视为一台机器。”参见[美]劳伦斯•A•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第229-230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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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段）在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质疑并摈弃了“经济人”完全追求个人私利的核心假设，但与此同时，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走向了立论基础的另一个极端，这就是将人视为完全服从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机械的社会人”。①这种僵化的人性解读，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苏联在社会生产中采用单一化的激励手段。长此以往，以物质利益为重心的激励机制难以为继，对精神激励、荣誉激励的轻视使得人的主观能动性无法发挥出来，人民群众的个性需求不能得到很好地满足，因此，苏联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经济体系走向崩溃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经济人”和“社会人”双重层面把握人的经济本性，将人视为历史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的综合体，这就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也超越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机械的社会人”假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理论概念，而是与基本方法论、理论立场、实践诉求等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纲领”。
马克思强调经济学分析的范式应是“社会人”，但不否定和排斥个人对利益的追求动机。他和古典经济学家的不同在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强调个人的私欲是历史的和特定生产方式的产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本性的刻画就深刻地表达了这一分析方法的精髓：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7](p2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不否认个人利益和物质需求的存在及其意义，但同时又超越了单纯的“经济人”范畴。
西方经济学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将“经济人”作为不可否定的前提假设，就必然导致把社会经济活动的一般物质性当成经济活动的唯一性质，否定了经济活动的特殊社会性和社会经济关系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也就无法解释利他行为等各种“反常”现象，其整个范式必然陷入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超越了“经济人”的立论基础，同时也超越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机械的社会人”立论基础，这种超越建立在对人的主观能动因素进行重新审视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了社会经济活动与人们的主观意志是密不可分的，但是，由于抽象方法的客观需要，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将很多人的主观能动因素抽象掉了，而这些现实经济活动中的人的因素，在某些时候恰恰是具有决定意义的。[15]
针对人的经济本性，习近平指出：“人不同于物，却与物结为一体；人以自我为中心，却又只能在他物、他人中去实现自我；人依赖于自然，却又在不断否定自然；人受制于必然，却又享受着自由；人的生命和流动是有限的，却又在追求着无限的未来。”[15]在超越“经济人”和“机械的社会人”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确立了“能动的社会人”这一立论基础，这个立论基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涵：第一，人必须在利我和利他中寻找平衡，不能简单地从“利己”或“利他”的两分法出发界定人的经济本性，而是要考虑到人既具有自私自利的本性，但同时又是社会关系的整体，因此必然虑及整体利益的实现。第二，人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双重属性，不能简单地从“理性”和“非理性”的两分法出发进行讨论，也不能简单地将人看作是社会系统中的机械零部件，而是既要认识和适应规律，同时又要把握规律、利用规律，在经济活动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第三，人的需求是无限和有限的结合，一方面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个人需求，但另一方面又受制于客观的社会条件，要在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满足个人需求。这也意味着，在制度层面，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满足人的需求，无法自动实现宏观上的稳定发展，因此必须更好地发挥国家和政府作用，以体现“社会人”的整体利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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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88年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正是以“人”为中心进行理论体系构建的，甚至径直提出了“生产的人道化是时代的要求”等论断。尽管这本教材充斥了大量去意识形态化和所谓新思维的错误思潮，但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也反映出传统的苏联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准确理解和把握人的经济本性。参见[苏]B•麦德维杰夫、A•阿巴尔金：《政治经济学》，张仁德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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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立论基础上实现了对西方经济学和苏联政治经济学的超越，这种超越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要从中国特有的文化、历史和哲学传统中寻找根源。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人合一”的古老哲学命题，并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化独特的“人一物一人”的思维框架，在这个思维框架中，人既是出发点又是落脚点，这就与西方哲学的“人一物”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一人”的认识路线形成了巨大差异。“人一物一人”的思维框架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人”，一方面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主体，但另一方面，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又对单个经济人的行为决策形成了强有力的约束和影响，正是在这种复杂的物质利益关系和主观能动因素的双重制约下，为“经济人”增添了“社会人”的属性。因此，习近平指出：将这种思维框架和道德规范引入社会经济活动之中，人就不再是抽象的人，而是活生生的人；社会经济关系也不再是西方经济理论中那种抽象为某一种类型诸如商品、资本、劳动或人物的单纯或单向关系，而是一种以复杂的人为主体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和感情关系；人的主观因素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和作用也不再局限于个体的人或某个具体范围，可以随心所欲的渗透于社会活动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15]
四、“能动的社会人”所提出的实践诉求
立论基础与实践诉求共同构成理论体系的核心。立论基础从实践中提炼得出，它界定了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公理性假设，进一步来看，立论基础必须对实践活动提出诉求，发挥其指导实践活动的作用。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执政，就是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这就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6](p1）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巳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在现阶段，“能动的社会人”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提出的根本诉求是：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出发，推动“社会人”的总体发展，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这样根本的实践要求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始终把“人民为中心”作为经济实践活动的根本立场；在制度基础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体制设计上把市场和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政策谋划上推动供给和需求的协调发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一)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经济实践活动的根本立场
立论基础的界定直接决定了社会生产的目的，“经济人”的立论基础，决定了私有制条件下生产的目的是满足拥有私有产权的单个人的物质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进一步表现为满足资本所有者实现资本增值和获取剩余价值的需要。在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机械的社会人”的立论基础，决定了生产目的是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人的个性化发展需求遭到忽视。“能动的社会人”的立论基础，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这就要求在经济建设实践中突破单个人和单纯社会整体的范畴，真正立足“人民”主体，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经济实践活动的根本立场。
立场是由政治经济利益和地位决定的。利益为谁而谋，利益属于谁如何分，从来都是关系全局的大事，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就是要准确理解“人民”的真正含义。这里的人民，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既是分散的又是整体的。因此，必须全面地、辩证地把握“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立场，特别是要把共享理念作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实质，从以下四个方面体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一是共享是全民共享。这是就共享的覆盖面而言的。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二是共享是全面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内容而言的。共享发展就要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三是共享是共建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实现途径而言的。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四是共享是渐进共享。这是就共享发展的推进进程而言的。共享发展必将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即使达到很高的水平也会有差别。我们要立足国情、立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思考设计共享政策，既不裹足不前、铢施两较，也不好高骛远、寅吃卯粮。[17](p27)
(二）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硬核最重要的“保护带”之一。经济主体具有集体意识，但这种集体意识又不是自动形成并发挥作用的，必须有一定的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两个层面内容，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二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同发展的分配制度。这个“保护带”对“能动的社会人”发挥着重要的保护作用，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始终保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优势。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体现了“社会人”的本质要求：只有在生产资料由全体劳动者或部分劳动者共同所有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够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公有制经济控制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提供基础设施配套、公共服务和战略性高新技术，才有可能确保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不受损害并有所发展。与此同时，毫不动摇地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把生产资料所有权赋予各种经济主体，调动其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经济活力，为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竞争性的市场环境，避免“社会人”陷入僵化和机械的境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就是要为社会整体利益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结合提供所有制基础。
另一方面，分配制度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就是要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对社会总产品进行各项必要的社会扣除以后，按照各人提供给社会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就是要在价值分配环节突出公平正义，实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保证劳动者利益在“社会人”的整体层面得到最大满足。同样，鼓励多种分配方式共同发展，就是要通过适当的物质激励调动各种经济主体的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坚持把按劳分配和多种分配方式结合起来，就是要为社会整体利益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结合提供分配制度基础。
(三）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核心之道就是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而这种活力最主要地体现在人的主观能动性上。只有充分发挥各类经济主体创新创业的主观能动性，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和激励功能才能充分显现出来。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18]
把“能动的社会人”作为立论基础，在实践中一方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经济主体能动性，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习近平强调：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16](p64)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弥补“经济人”利益最大化行为导致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缺失，纠正市场失灵，维护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四）通过供给和需求的协调发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我国经济巳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此，必须深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战略性举措。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但另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单纯从供给侧推动改革，而是要把供给和需求统筹起来进行分析。习近平指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17](p30)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通过夯实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理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进一步提升供给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脱离了这个根本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无法取得预期效果。必须从“社会人”即人民群众整体的需求变化出发，把制度、体制和技术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优化供给结构，推动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整体跃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五、结语
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巳经初步形成理论体系，但在研究范式上还缺乏明确有力的话语体系支撑。为此，本文首先区分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论基础一般和立论基础特殊，吸收借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论基础中的某些合理成分，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论基础是“能动的社会人”假设，这也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能动的社会人”这一理论上的立论基础，提出了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出发，推动“社会人”的总体发展，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实践诉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论基础定义为“能动的社会人”，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定义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着眼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智慧，调动各个方面积极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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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责任编辑：陈翔云
（编稿：张佶烨；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