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2018年8月1日至10月29日，作者受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邀请，赴澳大利亚担任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的中国研究教授，并与国外专家学者开展学术交流。
Ross Garnaut教授访谈记
朱 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Ross Garnaut（郜若素）
Ross Garnaut教授，是澳大利亚的一位跨界名人。他长期担任政府的顾问， 1985-1988年间，还作为澳大利亚的驻华大使常住北京。十多年前，我与他相识于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理事会（The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IFPRI）。他是理事会主席，我是成员之一。那时，Ross在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工作，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应对行动。在他的倡议下，理事会促成IFPRI在多个发展中国家开展有关农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技术经济研究，其中包括IFPRI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合作项目。后来，我们在理事会的任期先后结束，也就没有再联系。
2018年9月4日，墨尔本大学经济系组织讲座，我在会场看到了Ross。讲座一结束便过去打招呼，双方都很惊喜。原来，他已从堪培拉搬迁过来了，就在墨尔本大学经济系工作。两天后，他将去上海参加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研讨会，而我正忙着为研究生备课讲课。所以约定，待我的课程讲完，就见面聊聊。10月3日，我跟Ross约定，两周后去经济系见面。
约定的见面时间，是10月16日（周二）下午两点，我提前将近半小时出发。不想，该系在同一条街上有两处教学楼，Ross所在的楼房位于我居住的宿舍对面。我先去了该系的另一处教学楼，给秘书打电话才知不对。好在已经预留了犯错误的时间，赶紧沿街找了回来。
教学楼入口
宿舍外的建筑工地
到入口处正打着电话，Ross已下楼迎接了。他询问，去喝咖啡还是到办公室。我扬了扬手里的水杯，选择去办公室，因为需要做记录。他一路告诉我，整座教学楼在维修，楼外在建筑地下公共交通枢纽，到处都是乱糟糟的。我根本不介意：从北京来的人，对建筑工地早就习惯了，哪里还在乎这个！可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办公室真的一塌糊涂。我们每人找了一把椅子落座，我就开始在灰尘遍布的办公桌上做记录，马上进入主题。双方交流了各自的主要研究工作信息，我对他的访谈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1、我听助教小俞说，澳大利亚有一项农业技术创新，农用塑料薄膜可降解。于是询问Ross，是否知晓采用这项技术的农场。他答道，这得询问化学家，没有听说这项技术已经投入商用。（小俞得知我们这段对话后，当晚找到可降解塑料薄膜在澳大利亚棉花种植中的应用信息，把两项电视报导节目的链接发给了我：其一，https://cottonaustralia.com.au/news/article/cotton-under-biodegradable-film-research-progresses-in-emerald；其二，https://www.abc.net. au/news/2018-09-08/water-efficient-growing-technology-brings-higher-cotton-yield/10195578。）
2、关于澳大利亚的废弃物（垃圾）处理经验。他认为，这项事务一直没有处理好。以前澳大利亚把废弃物海运到中国，例如衣服和玻璃，等等。现在中国拒绝接收，怎么办呢？最好询问地方垃圾委员会（Council Garbage），这类委员会都是地方政府的机构（例如，Mildura Shine Council, Melbourne City Council，等等)。我估计，还得通过google搜寻地方政府网页。
3、目前，Ross的研究领域还是国际贸易、国际关系和发展问题。尤其是，有关气候变化应对政策的研究已经做了十多年。聊到这里，我俩还互赠了各自的专著。我送他一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Routledge合作出版的《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粮食安全和社会保护》（Food Security and Social Protection for the Rural Poor in China， 2017）。他回赠了我两本书。一本是从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关系的角度，介绍澳大利亚的社会民主制度：Social Democracy in Australia’s Asian Future。 该书封面图案，由几个样式欢快的中国磁盘组成；封底照片是30多年前的场景，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园的花丛前，向来访的万里委员长和中国驻澳大使聂功成介绍金合欢（Spring Wattle，一说春花黄耆）。不难看出，Ross是多么地珍视自己的对华外交生涯。
《Social Democracy in Australia’s Asian Future》封面
《Social Democracy in Australia’s Asian Future》封底
他赠我的另一本书，是气候变化及政策观察。眼见他利索地从不同方向的书架上抽出同一主题的两本书， 2011年出版的书厚度中等，2018年的块头巨大无比，我坦率地表明态度：大部头太沉了！带不动。书太厚了，读完很困难。我选页码较少的一本，书名是 The Garnaut Review 2011。至于2018年的数据和政策，我乐意上网看。Ross粲然一笑，爽快地给我写下了电子版网址：garnautreview.org.au。
《The Garnaut Review 2011》
4、Ross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看法。他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只会伤害双方的利益，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将使美国的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更大。中国的最佳应对策略，不是采取与特朗普相似的手段，而是降低关税，继续加大开放度，扩大对外贸易。他还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贸易政策改革，不会在特朗普的压力下实现，因为外部政治压力只会加剧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如果澳大利亚遇到其他国家强压，也会如此。中国最好不要理睬特朗普的做法，而是坚持自由贸易政策，推进改革开放。对此，Max Corden教授也有同样的看法。（Max Corden是最先陈述和分析“荷兰病”的经济学家，工商和经济学院的国际系列讲座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Ross和Corden教授联名，在《澳大利亚经济观察》2018年8月号发表了一篇文章 “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后果” （Max Corden and Ross Garnaut，2018，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Trump，The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 vol. 51, no. 3, pp. 411–417) 。（点击下载文章电子版）
我跟Ross道别后，给助教小俞发去了文章信息，她很快发来了电子版。我当晚拜读了全文，注意到这篇文章的理论逻辑，与Corden多年前分析荷兰病的思路一致。文章分析了特朗普对内采取工商企业减税和对外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的长期后果。结论是，受到这两项政策保护的行业（例如制造业）未必能够增加收入和就业，但肯定会损害美国的整体经济利益。特别是，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都会受益于自由贸易，譬如美国卖给中国飞机、高科技产品和大豆，中国卖给美国多种制造业产品，双方都可以实现比较利益。如果各自加筑关税壁垒，那就都受损于贸易保护政策。倘若更多的国家参加这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贸易战，那整个世界的经济利益都将受损。上述情形，是“互赢”和“互输”的关系（the mutual gains from trade and the mutual cost of protection）。
进一步讲，即便是互赢，一国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也会有的受损有的得利。因此，需要贸易参与国政府采取社会政策，通过收入再分配对受损者予以补偿：一方面对结构性失业者及其家庭予以收入支持，另一方面给予他们转岗培训，并帮助其找到新工作。绝不应为了少数人免受损失，就使整个国民经济丧失自由贸易的好处。
(2018年10月17日, 墨尔本)
关键词：朱玲；Ross Garnaut；气候变化；中美贸易战；
编稿：张佶烨；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