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第26-36页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撰文，从分析视角、发展理念、政策主线、实施机制和政府作用五个方面，总结五年多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与实践发生的深刻变化，指出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下，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已初步确立。全文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内容如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进程，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呈现了一系列大不相同于以往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既是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然，更是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物。正是立足于这些变化，我们才能成功驾驭中国经济发展大局，中国经济也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始终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势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对初步确立的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作出理论概括，将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提升至规律层面加以认识，从而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坚实基础，不仅是主动“对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迫切需要，而且是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必须担当的历史责任。
一、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变化:一个基本脉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源于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经济工作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的高度概括。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宏观经济调控。以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主要线索，简要追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的形成过程，进而梳理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与实践深刻变化的基本脉络，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2012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重要会议。面对中国经济发展呈现的转折性变化，怎么看待经济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世界经济已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①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这次会议作出了两项重大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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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温家宝李克强作重要讲话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人民日报》2012年12月17日，第1版。
（接上段）一是摒弃对于经济增长速度“快”的追求，不再使用“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平稳较快”、“又快又好”或“又好又快”等字眼，而是将经济工作目标聚焦于“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①二是拓展宏观经济政策的反经济周期工具定位，不再局限于熨平经济周期，而是将“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两方面的功能，同时赋予宏观经济政策。以此为转折点，单纯抓引资、抓投资、抓项目、抓生产的做法得以纠偏，经济工作的立足点开始转向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②
一年之后，于2013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以此为基础，党中央提出了全面认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二者关系的全新命题。不能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要抓住机遇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合理增长，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努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而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要冷静扎实办好自己的事，大力推进改革创新，把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内需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③
又是一年之后，在2014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三期叠加”被进一步高度概括为“经济发展新常态”。围绕经济发展新常态，这次会议分别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九个方面，全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所发生的趋势性变化。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发展速度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④
在解决了“怎么看”的问题之后，“怎么干”的问题自然接踵而来。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深刻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的基础上，这一建议提出并形成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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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温家宝李克强作重要讲话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人民日报》2012年12月17日，第1版。
②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15页。
③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73页。
④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74—79页。
（接上段）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①习近平将其视为“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开出的药方”。②
于是，2015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适时作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建设的主攻方向和工作重点。会议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部署了“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五大结构性调整任务。③作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及践行新发展理念的重大创新，习近平特别指出，“党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调整，是化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困难和矛盾的重大举措，也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选择”。④
2016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党的十八大以来宏观经济领域所取得的重要工作进展作了系统总结: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框架以及贯彻稳中求进总基调。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亦由此进一步明确为“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⑥与此同时，其重点任务也由“三去一降一补”扩展至农业、实体经济和房地产等领域。至此，从对变化了的经济形势怎么看，到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怎么干，再到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一个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初步形成。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全面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郑重宣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勾画出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基本底色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被锁定为跨越关口的迫切需求和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分别从创新驱动、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几个方面作出了战略部署。
2017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党的十九大后党中央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并形成的一系列经济工作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被高度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且，以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基本标志，会议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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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9—20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32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98—101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07页。
⑤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11—113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15页。
从将经济工作目标定位于“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到赋予宏观经济政策“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双重功能;从作出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到全面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所发生的趋势性变化，并将其进一步高度概括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从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到将着重点和着力点转到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来，采取果断措施转方式调结构、化解产能过剩;从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到作出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引导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从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掌握做好经济工作的科学方法，到形成以新的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框架，并最终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从提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到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布局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这一系列有关宏观经济调控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构成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宏观经济调控思想。
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在深刻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与实践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是“接中国地气”的，是有用、能用、管用的，实践也已证明是做对了的。它们不仅是5年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
二、新时代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基本内容:基于总体层面的归纳
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进程如影随形，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与实践一系列深刻变化的结果，一个大不相同于以往的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已经初步确立。
不妨以“比对”这一既行之有效又事半功倍的方法，对其中的主要方面加以揭示和归纳，在“比对”中透过其间的变化，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基本内容。
(一)分析视角:由周期性和总量性因素到多因素交叉融合
对于经济形势的专业分析和精准判断，无疑是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前提，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从总体上讲，以往我们对于经济形势的分析，是在传统宏观经济学的语境下展开的。根据传统宏观经济学的原理，经济形势的变化如同人的感冒发烧，总要周期性地出现于人的生命过程中。经济总是在周期性波动中前行，或是周期性下行，或是周期性过热。经济下行和过热的病因，又被归结于需求总量和供给总量的失衡。经济下行系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所致;经济过热系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之结果。因此，每当遇有经济形势变化，我们在坚持抓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的同时，基本分析视角无非对准两个方面———周期性因素和总量性因素，不是将其归结于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就是将其视作总量性因素作用的结果。按照周期性因素分析，下行的矛盾也好，过热的问题也罢，均属于“周期性”而非趋势性的，或者，均被认定为短期性而非长期性的。按照总量性因素分析，无论是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还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主要矛盾在于供求总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需求侧，均可通过加减需求总量办法得以缓解或解决。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面对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动能转换的新形势以及由此带来的趋势性变化，主要基于周期性和总量性因素的分析，不仅越来越凸显出它们的局限性，也越来越同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形相脱节。
习近平明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①“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②
这显然是一个颇具创新意义的重要论断。
1.既然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不是或不再是周期性和总量性因素，而系短期周期性波动因素和长期趋势性因素、总量性矛盾与结构性问题相交织，那么，经济形势的变化便不似感冒发烧般简单易辨，而可能是感冒发烧和心血管病类夹杂在一起，系急性病和慢性病相交织的复杂病。
2.既然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的根源不是或不再是周期性波动和供求总量失衡，而系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那么，经济形势的变化便可能不仅是周期性而且是趋势性的，不仅是短期性而且是长期性的。或者说，可能是周期性变化和趋势性变化相叠加，短期性变化与长期性变化相交织。
3.既然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那么，供求总量便不是或不再是主要矛盾，需求侧便不是或不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加减需求总量已不是或不再是缓解或解决矛盾的有效办法。
这表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经济形势分析，其视角的相应拓展势在必行。不仅要关注短期性经济波动，而且要引入长期性结构因素，将熨平需求侧的短期波动与解决供给侧的长期结构性问题巧妙结合。不仅要关注供求总量平衡，而且要追求供给结构的优化，将诊断和医治表现在总量失衡上的急性病，与以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等一系列重大结构性失衡为代表的慢性病紧密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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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13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05页。
(二)发展理念: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
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准确研判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出发点，不同的发展阶段自然会形成不同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即发展理念。作为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发展理念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我们以往所秉持的发展理念，是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语境下生成并与之相契合的。植根于高速增长阶段的特殊语境，经济工作的重心和聚焦点，自然会放在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上，也自然要围绕GDP的规模和速度转动。因此，GDP增速的快与慢，往往被当作判断经济形势好坏和经济工作优劣的几乎唯一标尺。增速快了，就是形势好;增速慢了，就是形势不好。增速快一点，就是工作有成绩;增速慢一点，就是工作有问题。可以说，在GDP的规模和速度指标上做文章，以GDP论英雄，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普遍现象。
然而，面对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且可能已经成为惯性思维的发展理念，不仅在经济运行层面，而且在政策考量层面，均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方面的新变化，习近平要求，“经济工作的理念、思路、着力点等都要进行调整”。①“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②
这一调整绝非限于字面意义，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
1.既然经济发展的方向已经由粗放型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那么，对于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评价，虽仍离不开GDP的增速，但GDP增速绝非唯一的标尺，亦非最重要的标尺。除此之外，质量和效益指标不仅要引入，而且要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成为整个经济评价体系的中心线索和核心内容。评估经济发展成效，不是看GDP增速有多快，而是看质量和效益有多好。
2.既然目标在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那么，当下的经济发展虽仍不免于扩大总需求的操作，但只能是“适度”的。为短期经济增长而实行“大水漫灌”的刺激政策、透支未来增长，已不是或不再是我们注重的选项。取而代之的，是引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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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12页。
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35页。
3.既然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那么，发展仍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但我们所谋求的发展已不是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而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新时代发展。
这意味着，在跨越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关口的新时代中国，对于规模和速度的关注已经让位于质量和效益，推动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与之相匹配，在实践层面，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构建一套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办法，使之成为主导经济工作的基准尺度，已经箭在弦上。
(三)政策主线:由需求管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宏观经济政策总要有一个主线索，它不仅规定着宏观经济调控的立足点、聚焦点，也决定了宏观经济调控的着力对象、操作方法和主攻方向，实际上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灵魂所在。
从总体上说来，以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索是需求管理。其基本特征是，立足于需求侧并紧盯需求总量，随着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针对社会总需求实施立足于短期稳定的“对冲性”逆向调节。每当经济下行、社会总需求不足时，便实施扩张社会总需求的操作。每当经济过热、总需求过多时，便实施紧缩社会总需求的操作。可以说，如此针对社会总需求的收放型管理方式方法，在经过了40年改革开放进程洗礼的中国，即便是非经济专业人士，也能大致说出一二，甚至如家常便饭般熟悉。
然而，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全新理念的创造性提出，并且取代需求管理而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索，以往烂熟于心且运用多年的那一套宏观经济政策机理及其操作办法，便不再如以往那般适用，必须进行相应调整了。
习近平指出，“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转变发展方式，培育创新动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打造新引擎、构建新支撑”。①“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②
这种调整，实质是对需求管理的颠覆性变革，也意味着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向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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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07—108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19页。
1.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立足点在供给侧而非需求侧，那么，其着力对象虽不排除需求，但主要战场已经让位于供给。更加注重在供给侧发力，注重激发经济增长活力，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平衡，是其着力的基本出发点。
2.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聚焦点是解决结构性而非总量性问题，那么，其操作方法虽不排除需求总量收放，但主攻方向已经让位于结构性调整，短期的“对冲性”逆向操作尽管不可或缺，但已不再是主要选项。
3.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锁定于提高供给质量和优化供给结构，那么，如周期性波动和供求总量失衡这样的急性病虽仍须纳入医治范围，但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更加着力在结构性调整上下功夫，已然是重心所在。
这提示我们，呈现在宏观经济政策主线索上的重大调整，意味着宏观经济调控的立足点和聚焦点变化了，也意味着其着力对象、操作方法和主要目标变化了。认识到这一变化不可逆转，在继续运用需求管理思想的合理成分适度收放总需求的同时，走出一条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索的宏观经济调控新路子，已成为新时代提交给我们的重要课题。
(四)实施机制:由政策性操作到政策与改革联动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总要通过一定的操作环节加以完成。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也需有不同的实施机制与之匹配。
以往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主要依托于或体现为政策层面的操作，通过各种政策性变量和政策性安排，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每年一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谋划、布局来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这样做，显然同主要基于周期性因素和总量性因素的形势判断相适应。如前所述，源于周期性波动和供求总量失衡的矛盾和问题，我们通常是将其当作急性病来医治的。主要方法是通过短期的逆向操作加以“对冲”，一般无需牵动体制机制，往往在政策层面即可完成。
然而，随着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索之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必须脱出政策性操作的局限而伸展至体制机制层面，主要依托于改革性行动。
习近平分析道:“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原因是要素配置扭曲，是体制机制障碍”。①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讲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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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06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15页。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性变化。
1.既然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已由总量失衡变身为结构失衡，急性病已经让位于慢性病，那么，短期的“对冲性”逆向操作便不再如以往那般有效，而只能在继续医治急性病“供求总量失衡”的同时，将着力点和着重点放在治疗慢性病“结构失衡”上。
2.既然造成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机制性障碍，在于市场未能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于政府没有更好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针对体制机制性障碍，政策层面的操作肯定力不从心，只能实行体制机制变革。
3.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是改革，即在识别供给侧结构及其失衡的基础上，通过改革来改善总供给结构、提高总供给的能力和质量，①那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将根本途径放在以改革的办法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放在以推进各种基础性改革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上。
这实际上警醒我们，作为匹配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工作主线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仍属宏观经济政策范畴，但已不局限于政策层面。除此之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必须包括制度变革，甚至要依靠改革来推动。换言之，须将政策调整与改革行动巧妙结合，将改革的中长期效应与宏观经济政策的短期效应紧密配合，以此获取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
(五)政府作用:由拾遗补缺到更好发挥
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抓主要矛盾，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也是我们做好经济以及其他各方面工作的传家宝。
以往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且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客观现实，经济工作的着重点和着力点是放在扭转供不应求和短缺经济的现状、做大GDP总量上的。因此，“有没有”、“有多少”是矛盾和问题的焦点，增加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供给是主要目标，企业部门和市场系统的建设是核心环节，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宏观经济调控的立足点。至于政府的作用，则主要是在市场失灵领域“拾遗补缺”。
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且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仅经济工作的着重点和着力点发生变化了，政府的作用也随之凸显。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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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方福前:《寻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源头》，《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接上段）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①
围绕这一重大转变提出的一系列新要求，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意义绝不可低估。
1.认识到美好生活需要既是在物质文化需要基础上的“层次提升”———对于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是在物质文化需要基础上的“范围扩展”———由物质文化需要扩展至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需要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需要，作为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载体，便不仅包括物质和文化产品，而且包括制度和政策产品。不仅物质和文化产品要升级换代，而且制度和政策产品也须进入视野。
2.认识到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主渠道和着力点有所不同，物质和文化产品的升级换代主要靠市场，矛盾和问题的焦点是从“有没有”、“有多少”转变为“好不好”，着力点应当放在大力提升物质和文化产品的质量和效益上。制度和政策产品的进入视野则主要靠政府，矛盾和问题的焦点既包括“好不好”，也包括“有没有”和“有多少”，着力点应当放在将有效满足人民对于制度和政策产品的需要作为新的增长点上。
3.既然市场系统和政府系统对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均不可或缺，两个系统均负有解决或矫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责任，那么，在坚持物质和文化产品供给与制度和政策产品供给并重的同时，应当将优化市场供给和政府供给一并纳入视野，将解决或矫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责任，同时落实到市场和政府两个系统。不仅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且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②政府不仅要在物质和文化产品领域“拾遗补缺”，而且须在制度和政策产品领域充当主角。
4.既然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多地表现为对于制度产品和政策产品的需要，制约这一日益增长需要的主要因素又主要在于政府系统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那么，政府系统建设、解决和矫正政府系统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当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找准现阶段影响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期盼和需要主要因素的前提下，以加快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努力，建立起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需要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这昭示我们，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从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入手，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格外重要。因此，处理好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注重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注重抓全面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以更平衡更充分的供给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当成为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以及各方面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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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11—12页。
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21页。
三、主动“对表”:将新时代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落到实处
说到这里，可以发现，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宏观经济与政策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于以往。一个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一体系的突出特征是:不仅聚焦于经济发展规模，而且更注重经济发展质量;不仅着眼于对经济短期波动的调控，而且更注重持续增长动力;不仅依赖于需求侧的总量收放，而且更注重供给侧的结构优化;不仅着力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且更注重矫正和解决政府系统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不仅立足于政策性操作，而且更注重制度变革。
应当特别指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这一系列深刻变化，是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重大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调整。这种调整不仅是深刻的，而且具有根本性。它不是一个短期概念，而要管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所触动的，更不限于宏观经济政策实践，而且延伸到作为其基础和支撑的宏观经济理论层面。
认识到经济发展新常态大不相同于经济发展旧常态，高质量发展阶段大不相同于高速增长阶段，新发展理念大不相同于旧发展理念，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大不相同于社会生产落后条件下对物质文化的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不相同于需求管理，并且，鉴于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已经发生变化，其运行脉络和操作机理已经大不同于以往，当下亟待注意并重点防范的一个问题，就是“新瓶装旧酒”———操用惯性思维面对新形势，复制习惯做法处理新问题。
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异常重要而紧迫的工作，就是主动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全面系统地调整以往习以为常的理念、思想和战略，以大不相同于以往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落到实处。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保持定力，坦然应对复杂经济时局，走出一条大不相同于以往的新时代宏观经济调控以及各方面经济工作的创新之路。
关键词：高培勇；新时代；宏观经济；调控；高质量发展；对表
编稿：王山、张佶烨；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