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杜　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刘霞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袁富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汤铎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经济研究》2019年第4期，第4-17页

　　摘要：本文以经济体系为核心概念，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方法，建立一个逻辑框架，阐述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理论逻辑。主要结论如下：(1)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本质上是经济体系转换的过程，即从传统经济体系转换到现代化经济体系；具体包括“四个转向”：社会主要矛盾、资源配置方式、产业体系、增长阶段等方面的特征性变化。(2)与“四个转向”相对应，现代化经济体系运转体现为“四个机制”，即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决定了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资源配置方式决定产业体系特征，产业体系特征与经济增长阶段一致，高速增长引起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上述结果表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是社会经济系统的综合转型，是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经济体系；社会主要矛盾；资源配置方式；产业体系；增长阶段

一、引言

　　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作为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发展的战略目标，①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意义日益凸显。如何从理论上解读“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概念及其背后的逻辑?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对应的传统经济体系具有何种特征?经济体系的运转机制是怎样的?能否从“经济体系”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及当前的转型做出总体概括?

　　本文以经济体系为核心概念，尝试建立一个新逻辑框架回答上述问题。所谓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它强调了经济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在笔者看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并非高楼万丈平地起。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根植于高速增长阶段的土壤，中国经济社会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的经济体系。为便于对比，笔者将其统括称之为“传统经济体系”。换言之，这里所说的“传统经济体系”并非泛指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前的经济体系形态，而特指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适应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系形态。

　　由此，可以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理解为经济体系转换的过程，即从适应高速增长的传统经济体系转换到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表1概述了传统经济体系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特征，其矩阵式结构也可视作本文逻辑框架的概括。具体来说，以经济体系概念为核心，本文的逻辑框架可概括为“三大学科、四个转向、四个机制”。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课题组，课题组组长高培勇，杜创(通讯作者)，邮政编码：100836，电子信箱：duchuang@cass.org.cn。参加本研究讨论的人员有朱恒鹏、胡乐明、王震、邓曲恒、付明卫、王琼、孙三百、王泽宇、刘洪愧、欧阳耀福。作者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①习近平，2017：《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

　　鉴于经济体系概念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本文的逻辑框架综合运用了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三大学科的方法。(1)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社会主要矛盾，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资源配置方式，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增长阶段，以及介于微观与宏观之间的概念———产业体系，共同作为经济体系的核心要素。(2)基于矛盾是事物发展动力的原理，以社会主要矛盾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由此决定了本文的核心内容、立场和导向。(3)使用现代经济学语言，在供需分析框架下表述社会主要矛盾，进而阐释四个核心要素的内在逻辑关系及其在经济体系转换中的作用。

　　注：第1列数字1-4代表逻辑顺序。

　　“四个转向”即从传统经济体系转型到现代化经济体系，意味着四个要素的特征转换(表1中第2列到第3列的转换)：(1)社会主要矛盾内容的范围扩展和层次提升；(2)资源配置方式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从简单方式(增长型政府、基础性的市场机制)转向复杂方式(公共服务型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机制)；(3)产业体系从工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各产业内部从低端主导转向中高端主导；(4)增长阶段从高速增长转向可持续增长，从低质量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

　　“四个机制”则指经济体系的运转机制，反映了“四个转向”的相互关联性(表1中行与行之间的逻辑关系)。四个机制即“社会主要矛盾→资源配置方式→产业体系→增长阶段”的逻辑链条和负反馈，具体如下：

　　机制1：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决定了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

　　机制2：资源配置方式决定产业体系特征。

　　机制3：产业体系特征与经济增长阶段的一致性。

　　机制4：高速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引起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进而导致从传统经济体系到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生转化。

　　机制1－3体现了经济体系的内部运转机制，无论对传统经济体系还是现代化经济体系都适用。机制4则阐述了从传统经济体系转型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生性。综合机制1—4，如果用单一的时间线表示，表1也可以简化为图1。

　　本文系关于“经济体系学”研究的初步探索。基于本文的逻辑框架，我们对传统经济体系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做了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从经济体系的整体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做出了理论概括。

　　下文的安排是：第二节概述相关文献；第三节阐述了从传统经济体系到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四个转向”；第四节具体论证了经济体系的运转机制(四个机制)；第五节总结全文并提出下一步研究计划。

图1　　经济体系的运行机制和内生转化

二、文献综述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现代化经济体系”概念以来，学术界已有不少文献阐释其内涵、提出的背景，或做相关理论探讨。刘伟(2017)认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发展、改革、开放的有机统一，并讨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原因，以及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的经济体制条件。洪银兴(2018)指出，新时代开启现代化新征程的关键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有三个体系：一是创新体系，二是供给体系，三是制度体系。刘志彪(2018)讨论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基本框架和关键问题，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总体框架是要坚持一个方针(质量第一、效率优先)，坚持一条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创新引领、协同的产业体系和“三有”经济体制；其中，壮大实体经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支撑这个体系和框架的物质基础。张辉(2018)认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以现代科技进步为驱动、资源配置效率高效、产业结构和产品质量不断升级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冯柏等(2018)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实现“六个转变”：发展目的从先富转向共富；发展动力从要素高投入和低价格转向科技创新和改革开放；产业体系从各自发展转向协同发展；市场环境要进一步优化；发展质量转向绿色发展；管理方式转向供给管理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过该文没有讨论六个转变之间的关系。贺晓宇和沈坤荣(2018)构建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评价指标，并运用省际数据论证了现代化经济体系完善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的推动作用。

　　综上可见，既有关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文献大多以阐释其政策内涵、背景为主，少数文献做了初步的理论探讨或数据分析。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是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方法，力求建立一个新逻辑框架；该框架强调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部运行机制和经济体系转型的内生机制。

　　本文综合运用了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方法，作为本文直接基础的文献也大多来自这三个学科。①

————————————————

①限于篇幅，这里仅综述了与全文整体结构直接相关的文献，其他补充文献在第三节和第四节适当处引用。

　　其一，宏观经济学领域，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增长非连续与增长跨越问题的研究，增长阶段转换的研究，对中国财税体制的相关研究等。经济增长领域，袁富华(2012)提出了“结构性加速”和“结构性减速”的概念，即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导致生产率加速(工业化)和减速(服务化)，进而引发经济增长加速和减速，并认为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结构的服务化趋势逐渐增强，“结构性加速”向“结构性减速”转换及相应问题将会凸显。此后，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2013，2014，2015)围绕结构转型、减速治理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袁富华等(2016)探讨了增长非连续和增长跨越问题。陆江源等(2018)进一步探讨了结构演进中的效率补偿问题。吴敬琏(2005，2013)也系统论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明确指出只有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才有可能实现。财税体制方面，主要包括高培勇(2006)对中国税收收入高速增长的解释，高培勇(2015，2018a)对财政制度转型尤其是税收制度改革的研究等。

　　其二，微观经济学领域，关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高质量产品供给的激励机制研究。关于高质量产品供给的激励机制，作为本文基础的中文文献包括杜创和蔡洪滨(2009，2010)对体验品寡头市场声誉机制的理论研究，杜创(2013，2017)对医疗信任品市场机制和价格管制的理论研究，杜创和朱恒鹏(2016)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演变逻辑的研究等。

　　其三，政治经济学领域，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经济学研究。高培勇(2017，2018b)将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置于供需分析框架之中，解释了社会主要矛盾的经济学含义及其对宏观调控的影响。张平和郭冠清(2016)关于社会主义劳动力再生产的研究，对以“知识生产与知识消费一体化”为特征的知识生产部门的劳动过程、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剩余价值的分享问题进行了探讨。

三、“四个转向”：经济体系的比较静态分析

　　笔者认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概念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现代化”；二是“经济体系”。经济体系可理解为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①它强调了经济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内在关联性。

　　“现代化”(modernization)概念相对常用，但对其准确含义也有不同解读，一般认为现代化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导致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过程，并引起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深刻的相应变化。②从比较的角度，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相对应的，不妨称为“传统经济体系”。之所以使用这样的概念对比，是因为在笔者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和市场化进程已经形成了一套相互联系的经济体系(传统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并非从无到有地建设一个全新的经济体系。更准确地说，它应是经济体系的转换———从传统经济体系转换到现代化经济体系。具体来说，包括“四个转向”。

　　(一)社会主要矛盾：从总量转向结构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炼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在经济上的表现即人民对于物质文化产品的需求；“落后的社会生产”则是对物质文化产品供给体系总体状态的判断。显然，二者的矛盾(供需矛盾)主要是总量性的，即在几乎所有的物质文化产品生产上，都表现为供给不能满足需求；这在改革开放初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供需矛盾在时间上也表现为周期性的，即经济周期性过热或过冷。

　　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新的重大判断：“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需求体系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结构性变化体现在两个维度。

————————————————

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性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新华社北京2018年1月31日电。

②关于现代性和现代化研究的中文综述，参见罗荣渠(1986)。早期现代化理论基于西方社会现代化历程，强调单一现代化模式。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2010)等则强调多元现代性(multiplemodernities)，即理解当代世界的最佳方式是将现代性视作多元、变动和往往相互冲突的现代性的持续形成、建构、重构和发展的故事。

　　一是范围扩展(横向维度)：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除了物质文化生活之外，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对健康、教育等更加关注。

　　二是层次提升(纵向维度)：更加关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美好生活需要呈现出多样性、个性化的特征。同时，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是不平衡不充分等结构性问题，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以经济领域为例，中国供给体系产能十分强大，但大多数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随着消费结构加快升级，供给结构很不适应需求新变化。

　　综上所述，从经济学角度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也就是供给体系和需求体系之间的矛盾。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供需体系的总量性矛盾转化为结构性矛盾。①理解总量性转化为结构性的逻辑是，以前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有没有”、“有多少”，现在则更多关注“好不好”；以前更多关注相对单一的基本需要，现在则更趋向于多样化。

　　“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矛盾即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而且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将这个概念应用到社会经济领域，即社会主要矛盾。本文之所以强调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是因其不仅在实践中，而且在理论上都很重要。

　　第一，分清主次。就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现实和指导当前实践而言，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都至关重要。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提炼概括，为将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共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论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理论依据。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已由总量性矛盾转化为结构性矛盾，并不排斥社会矛盾中仍存在总量性矛盾。只是有主有次，矛盾主次变化了。改革开放初期、进入新时代之前，社会主要矛盾是总量性的，并不否认同期中国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结构转型进程。实际上，任何时期社会矛盾都是总量性与结构性相交织的。“社会主要矛盾”概念正是抓住了多个社会矛盾中主要的部分，提示我们既要全面地看问题，也要分清主次。从物质匮乏到基本满足即传统工业化过程中，结构问题是第二位的，总量扩张实际上是最主要的问题；而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结构性问题才真正凸显出来。

　　第二，分清“需要”与“需求”。尽管可以将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解读为供求关系变化，二者并不等同，其细微差异对理解中国经济体系的特殊性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这里值得辨析需要和需求概念。“需求”概念和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中的“需要”概念不完全相同。在个人层面，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即受到收入或财富限制。微观经济理论在推导需求函数的时候，都是假定消费者在一定收入(或禀赋)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其结果是将对特定商品的需求表达为收入和相对价格的函数。从社会总体看，个体需要可能超过个人支付能力而获得满足，如通过扶贫、社会保障等方式；但是全社会的总体需要仍然受到资源总量限制，而不可能得到无限满足。

　　(二)资源配置方式：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

　　资源配置方式是微观经济学的概念。有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引导供给响应需求。一是市场的方式，即根据价格机制、竞争机制配置资源，使供给与需求匹配。二是政府干预的方式，即根据政府计划、宏观调控等来直接确定或引导资源配置。

————————————————

①关于将社会主要矛盾解释为供求关系，详细讨论参见高培勇(2017)。

　　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市场和政府干预谁更有效呢?历史经验和经济学理论都已经告诉我们：总体上看，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才是最有效率的方式；因此我们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不过具体来看，市场和政府干预又各有利弊。现代社会，没有一个经济体是百分之百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政府干预总是或多或少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如何有效结合起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看资源配置组合的选择。

图2　　从传统到现代化经济体系———资源配置组合的二维转换

　　第一，横向维度即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相互关系，表现为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原则，党的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统一的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报告则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总体上看，这是一个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政策宣示。当然，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十八大之前，虽然市场化程度在逐渐加深，但总体上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最多仅处于“基础性作用”的地位，政府计划、宏观调控仍然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资源配置。因此，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传统经济体系中，资源配置方式特征为政府主导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则体现了市场作用质的变化，市场主导是现代化经济体系资源配置方式组合的特征。

　　第二，纵向维度：不论市场还是政府干预方式，都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对于简单的市场调节方式，其基本原理是供求关系调节市场价格与数量。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需求水平提升了，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则商品价格随之上升，对该商品的生产变得更加有利可图，现有厂商会增加该商品的生产，同时也会吸引更多新厂商进入，使得供给逐渐满足需求。在不同产业之间也表现为类似的方式：供求关系变化引起相对价格变化，进而引导生产者在不同产业之间进入和退出。复杂的市场调节方式，不仅调节产品供给的数量，而且要为高质量产品的供给提供激励。例如，创新产品的市场机制需要在为创新提供激励与事后效率之间权衡，从而一定时间内给予创新者垄断地位是必要的(专利制度)。又如，品牌和市场声誉机制至关重要：即使在竞争性环境下，价格也应该高于边际成本；企业有利润才有维持声誉的动力，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声誉溢价”(Klein＆Leffler，1981；Allen，1984；Shapiro，1983；杜创和蔡洪滨，2009，2010)。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也体现了政府干预机制的优化。简单的政府干预方式，即指令性计划，政府直接规定应该生产哪些产品，每种产品生产多少，甚至是政府成立企业直接生产等等。在市场经济发育初期，简单的政府干预方式还包括直接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简单的政府干预方式的另一种说法是增长型政府，即政府直接参与到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干预的现代化方式则是从增长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往往通过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发挥作用。这包括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通过货币政策影响总需求的水平，通过财政开支、税收调节经济等。

　　总之，从传统经济体系转型到现代化经济体系，资源配置方式的组合也要经历二维的转向。一是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二是市场和政府干预都要从简单方式转向复杂方式。

　　(三)产业体系：从工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从低端结构转向中高端结构

　　产业体系是介乎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概念。产业体系即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服务业)的结构比例关系，以及各次产业内部的结构比例关系。

　　产业体系的第一个维度，即三次产业的结构比例关系受到较多关注。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三次产业结构演化分为两个阶段(Herrendorfetal．，2014)。第一阶段是工业化过程，工业逐渐取代农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进入非农产业。第二阶段是服务化过程，服务业逐渐取代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也是吸纳就业的主要产业。

　　产业体系的第二个维度，即各次产业内部从低端转向中高端的质量提升过程同样重要。为此要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是服务业内部结构高级化，推动科学咨询、专业服务、信息、教育、医疗、文化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二是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三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产业体系演化的两个阶段在中国正好分别对应了传统经济体系和现代化经济体系。传统经济体系在产业体系上表现为工业主导，产业内部结构以低端为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产业体系上则要从工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产业内部结构从低端转向高级化。

图3　　从传统经济体系到现代化经济体系———产业体系的二维转换

(四)增长阶段：从高速增长转向可持续稳速增长，从低质量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其实，中国在“九五”时期(1996—2000)就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十一五”规划再提“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七大时相应术语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吴敬琏(2005，2013)采用“增长模式”的提法来概括上述转变。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则使用了“增长阶段”，将中国正在经历的增长阶段转换概括为高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阶段Ⅰ向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主导的经济稳速增长阶段Ⅱ。“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效率驱动；“高速增长”阶段则主要依靠高投资、劳动参与率增加等要素驱动。

　　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发展质量相对较低。一是经济波动幅度大，大起大落比较明显。高速增长阶段的“高速”，指的是平均速度、总的趋势；具体到各年份，增长率的波动则很明显。GDP增长率最高曾达到15.2%(1984年)，14.2%(1992年，2007年)；低谷时则仅有4.2%(1989年)，3.9%(1990年)，7.7%(1999年)。价格水平的大起大落，1980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四次通货膨胀，最高达到24.1%(1994年)。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通货膨胀问题有所缓解，但资产价格出现了大起大落。中国股票市场自1990年建立以来就波动较大，新世纪以后的波动尤其剧烈。1994年开始全面推进住房商品化，将房地产建设的收益下放至企业和地方政府，用金融手段支持和鼓励居民购房，到新世纪初，房价开始迅猛上涨，不但成为重大民生问题，也成为重要的宏观经济问题。二是由于是要素驱动，对资源、环境的破坏较大。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体来说，包括两个维度的转向。第一个维度是速度，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减下来；第二个维度是质量，经济发展质量提高。

图4　　1978－2016年中国GDP年度增长率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制图。

四、“四个机制”：经济体系的动态分析

　　上述四个转向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这种相互作用表现为经济体系的运转机制。

　　(一)机制1：社会主要矛盾决定资源配置方式

　　同一经济体系内部社会主要矛盾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的匹配组合不是随机的。社会主要矛盾即供需体系之间的矛盾，而资源配置方式是引导供给适应需求的方式，即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工具，二者存在显然的关联性。

　　当社会主要矛盾是总量性的，即落后的社会生产制约着人民对各种类型物质文化产品的需求时，总量扩张是压倒性的任务，生产的方向也几乎是确定性的。尤其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处于普遍短缺状态，只要开足马力，生产什么都挣钱。对相对价格、资源相对稀缺性的判断虽然也重要，但总体上还是第二位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开放市场竞争以解决计划经济造成的普遍稀缺之外，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往往承担了直接的角色。

　　当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变化，供给体系和需求体系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结构性的时候，有必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比“基础性作用”更大的作用，即“决定性作用”。原因在于，虽然政府计划者能从总体上判断结构失衡的方向，但要满足具体的、已呈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者需求，则相对价格的信号作用价值更大；需要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在市场上发现需求乃至创造需求。

　　具体来说，可从“美好生活需要”相对于“物质文化需要”的两个方面变化看市场和政府干预的方式变化和相对重要性。

　　一是“美好生活需要”相对于“物质文化需要“的“层次提升”，要求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而且要求更为复杂、精巧的市场机制。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更加关注产品和服务质量。产品和服务质量常常涉及异质性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消费者购买之前无法确知产品质量，只有通过实际使用才能体验到；同时产品质量是不可验证的(nonverifiable)，即无法被法院等第三方证实，从而消费者买到低质量产品后难以诉诸法律索偿。当企业和消费者关于产品质量存在信息不对称时，企业往往有偷工减料、降低成本、降低质量的机会主义行为。此时，品牌和市场声誉机制就至关重要：只要市场信息透明，以次充好虽可在短期增加利润，长期来看会失去消费者信任、失去声誉，得不偿失。

　　二是“美好生活需要”相对于“物质文化需要“的范围扩展，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如果说在过去，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直接干预甚至某种程度主导了经济增长；在新时代则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要在制度产品、政策产品的供应中承担责任，为公共产品融资，满足“美好生活需要”中更具公共性质的需要。可见不是简单的政府作用量大量小问题，更重要的是政府职能转型，从“增长型政府”转型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三是对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既涉及范围扩展，也涉及层次提升，则需要政府与市场组合发力。以医疗卫生服务为例，医疗卫生服务有正外部性：部分公共卫生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普通医疗服务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产品，也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从医疗服务的需求方看，患病有不确定性，部分疾病还可能给个人甚至家庭造成毁灭性打击；因此医疗需求不能仅由个人偏好和收入决定，必须在社会成员间进行互助共济以分散风险，相应的制度安排或为医保或为救助。这些都意味着政府要在医疗卫生服务中承担重要责任。这也是前述第二条从“增长型政府”转型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在医疗卫生行业只强调政府作用，直接建立公立医院主导的医疗卫生体制，就很难激励医生努力工作，因为上级机构无法直接观察到医生的努力程度，医生有可能偷懒、推诿病人。简单加强绩效考核，或简单借助市场机制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无论绩效考核还是简单市场机制，只能借助一些不完美的信号(指标)推断医生行为，如诊疗人次、业务收入、诊疗效果等。运转良好的医疗卫生体制需要同时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需要精巧的市场机制。具体来说，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负有责任并不意味着政府要直接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效方式是政府“补需方”，以财政补贴推动建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同时放开医疗服务供给，形成公立医疗机构、民营非营利医疗机构、民营营

利性医疗机构相互竞争的局面，才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有效制度安排(杜创和朱恒鹏，2016)。在此格局下，医疗服务相对价格结构，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提供方的支付方式都很重要(杜创，2013，2017)。

　　基于本小节的论述，本文总结机制1如下。

　　机制1：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决定了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当社会主要矛盾是总量性的，“政府主导”、“增长型政府”、“基础性的市场机制”便是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组合；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结构性矛盾，资源配置应转向“市场主导”，发展更加复杂精巧的市场机制，政府职能转向公共服务。

　　理解机制1的关键，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二重性决定了资源配置方式组合变化的二重性。如果只看到“美好生活需要”相对于“物质文化需要”的范围扩展，则将只看到政府职能转型，甚至只看到政府在民生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可能会误解为市场化的作用在淡化。只有同时看到“美好生活需要”相对于“物质文化需要”的质量层次提升，才能看到进一步市场化的必要性，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展更加复杂精巧的市场机制。

　　(二)机制2：资源配置方式决定产业体系

　　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直接干预经济发展，可以集中动员全社会资本和劳动力资源，有助于后发国家快速推进工业化，实现起飞；此点既为经典发展理论所认同，也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的现实。当然，完全由政府计划决定资源配置会导致工业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例如，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过快工业化教训、重工业与轻工业比例失调、大量剩余劳动力仍然在农村，形成二元经济格局。改革开放后，逐步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中国的持续工业化进程才逐步解决了前述问题，实现了结构优化。

　　“政府主导+增长型政府+基础性市场机制”的模式推动形成了工业主导的产业体系，但也导致各产业内部效率较低、低端主导的格局。当前尤其是服务业效率低的问题很突出。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2015)的系列研究表明，政府主导下的人力资本错配在中国表现为生产性部门人力资本配置相对较低，制约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同时人力资本在非市场化部门的沉积，压低了人力资本的报酬水平，从而降低了居民投资人力资本的积极性，不利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结构变迁的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进程不断加深，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也逐渐提高，当前已超过50%。如果仍然延续政府主导模式，原已存在的资源错配将会阻碍现代服务业发展。建立现代服务业主导、中高端主导的产业体系，需要进一步推动市场化进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且要发展更加精巧的市场机制。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看这一关系。

　　其一，国际经验。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超过50%，与这一比重类似的是二战结束时的美国。二战后美国经历了服务经济的兴起。从1950年到2000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60%增加到80%，而且服务价格、实际数量都有增长。Buera＆Kaboski(2012)的研究表明，战后美国服务业的高速增长是服务市场化的过程，而且是由对技能密集型服务的消费增长驱动的：20个百分点的增长都来自于技能密集型服务业(skill-intensiveservices)的增长，低技能服务业占GDP的份额实际上还下降了。

　　其二，理论逻辑。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如科学技术咨询、专业服务、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等，都具有信任品(credencegoods)性质，①即消费者缺乏专业知识，需要专家供给者代为选择合适的产品组合，因而往往出现“供给诱导需求”的问题。在这些行业中，信息不对称具有多维性质，单纯政府替代市场并不能解决问题；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方式复杂精巧，不是简单的“价格－数量”均衡关系。

　　基于本小节的论述，本文总结机制2如下。

　　机制2：资源配置方式决定产业体系特征。当资源配置方式组合为“政府主导”+“增长型政府”+“基础性的市场机制”，后发国家可以快速推进工业化，形成工业主导的产业体系，但各产业内部也以低端为主；当资源配置方式组合为“市场主导”+“精巧的市场机制”+“公共服务型政府”，则可建立服务业主导且各产业内部结构高级化的产业体系。

　　(三)机制3：产业体系与增长阶段的一致性

　　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际上是两个维度的转向。第一个维度是速度，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减下来；第二个维度是质量，经济发展质量提高了。这两个维度的转向可以从产业体系的二维结构性特征得到解释。

————————————————

①关于信任品的研究综述，参见Dulleck＆Kerschbamer(2006)。

　　1．从工业主导到服务业主导引起结构性减速。当资源配置方式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主导的情况下，大规模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增长理论表明，高投资(高储蓄率)虽可在短期内导致经济高速增长，最终由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高储蓄率、高投资的优势会被抵消；在长期，平衡增长路径上的人均产出增长率由技术进步增长率决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工业化使得劳动力逐渐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转向相对高效率的工业部门，经济结构发生了由二元向一元工业化的演进，于是经济增长呈现“结构性加速”。①随着经济结构渐趋成熟，就业向服务业部门集中，高就业比重、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第三产业的扩张，拉低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导致经济的“结构性减速”(袁富华，2012)。

　　2．各产业内部结构高级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结构服务化导致增长速度降低的同时能否实现质量提升?袁富华等(2016)的研究表明，这取决于经济结构服务化的路径，而经济结构服务化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路径。(1)欧洲、北美等发达国家：在服务业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主导的同时实现了服务业结构高级化，形成“高劳动生产率、高消费能力、高资本深化能力”的高效率模式。(2)拉美国家：经济服务化表现为传统服务业和低层次消费结构主导，服务业转型升级路径无法形成，服务业比重增加的同时伴随着人口漂移和鲍莫尔成本病，经济增长长期限于停滞。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表明，服务业主导经济的过程必须伴随服务业内部结构高级化的过程，即科教文卫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主导，才能避免增长非连续性，实现增长跨越和高质量发展。

　　本文将上述推理总结为机制3。

　　机制3：产业体系特征与经济增长阶段的一致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所导致的“结构性加速”成就了高速增长阶段；但是随着经济结构服务化，“结构性减速”随之发生，服务业主导的同时实现各次产业内部结构高级化才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机制4：经济体系的内生转化

　　将机制1、2、3连接起来，可以形成“社会主要矛盾→资源配置方式→产业体系→增长阶段”的逻辑链条。传统经济体系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部运行机制都可以通过这个逻辑链条得到解释，但这个逻辑链条没有回答为什么会发生从传统经济体系到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转换。为此，我们需要最后一个机制，将二者连接起来。

　　应用机制1、2、3解释传统经济体系的内部运行机制，即总量性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组合是“政府主导+增长型政府+基础性的市场机制”；由此导致了工业主导的产业体系，经济高速增长但质量较低。高速增长阶段到一定时候反过来引起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第一，经济高速增长带动居民收入增加和人口结构转型，进而引起需求结构转型。在高速增长下，居民收入水平逐步提升，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尤其是即将全面实现小康的时候，消费需求逐渐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的特征，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质量更加关注，对病有所医、幼有所教、老有所养更加关注。此外，伴随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结构转型②也引起消费偏好改变。例如，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会对医疗、养老等的需求激增。

————————————————

①关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形成，与“结构性加速”本质上一致或类似的解释还有很多。蔡昉(2010)将人口转变理论和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结合起来考察，揭示了二元经济中人口红利推动高速增长的机制：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迅速增长并且比重大幅度提高，从而人口抚养比显著下降，这就支撑了二元经济理论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设；改革开放年代，随着现代经济部门扩大，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新兴部门就业，这个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就转化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困扰。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扩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民间活力被激发出来。Songetal．(2011)详细论证了制造业内部民间部门在融资约束下逐渐替代国有部门引致的生产率增长，在高产出、高投资的同时避免了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下降。对外开放，出口导向弥补了高积累条件下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缺陷。Ventura(1997)表明对东亚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因为资源从劳动密集型部门向资本密集型部门转移，资本积累没有遇到通常的收益递减。这些解释与本节论述是互补的。

②人口转变理论(demographictransitiontheory)把人口再生产类型区分为三个主要阶段(Notestein，1945)：(i)“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阶段；(ii)“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阶段；(iii)“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世界范围的经验表明，人口转变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蔡昉，2010)。

　　第二，低质量发展引发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最终凸显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这种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结构性宏观风险等方面。

　　在产业结构上，产能过剩与短板并存。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增长阶段之下，容易发生低水平重复建设，并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而且，产能过剩与大量的“短板”并存。高质量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创新驱动的行业发展不充分，构成经济中的短板。

　　在空间布局上，高速增长过程中供给体系对需求体系的适应并不总是均匀的，而是有显著的不平衡性。从区域看，东部地区实现了率先发展，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缓慢。从城乡关系看，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但是也出现了市民化进程滞后，城乡差距扩大等问题。从对外开放看，则是出口和进口的不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的不平衡。

　　高速增长过程中宏观风险积累。(1)高杠杆率问题。李扬等(2012a，2012b)关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显示，各级政府以及国有企业的负债以高于私人部门的增长率扩张，凸显了政府主导经济活动的体制特征。政府主导的高速增长阶段从两个方面推高了杠杆率。一是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从而形成了大量显性意义上的政府负债特别是地方层面的政府负债。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的经济建设职能，而体制性的资金来源却严重不足，这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大量非规范的负债来支撑其投资机会，“地方融资平台”应运而生并得到长足发展。二是政府对经济活动大量进行间接干预或提供隐性担保，使得国有企业、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以及社保基金缺口成为政府的隐性或有负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对外资产、基础设施以及房地产资产迅速累积，使得国民资产负债表的资产净值为正，高杠杆风险因此被掩盖；一旦经济减速，地方债务风险将凸显出来。(2)企业税费负担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的税制格局基本特征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收入结构，以企业为主的税源结构(高培勇，2015)。这是同高速增长阶段相适应的，因为分税制下这种格局使得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在经济发展上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关系：企业发展得越好，税基越稳固，地方政府收入越高。同时，以企业为主的税源结构也为地方政府实施各种税收优惠、招商引资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一旦经济增长的速度慢下来，企业税负问题就会显现。

　　上述分析可归结为一句话，即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的变化使得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综上所述，本文得到机制4。

　　机制4：经济体系的内生转化。高速增长到一定程度，引起社会主要矛盾从总量性到结构性的转化，进而导致从传统经济体系到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生转化。

五、结论

　　本文以经济体系为核心概念，通过演绎经济体系四个核心要素———社会主要矛盾、资源配置方式、产业体系和增长阶段———的内在逻辑关系，阐释了经济体系的内在运行机制以及从传统经济体系到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转型逻辑，即“四个转向”和“四个机制”。

　　当然，本文关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研究及其与传统经济体系的比较，主要着眼于运行机制层面，涉及一些政策问题，但未及于更深层次的制度面。例如，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相联系的基本经济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等。即使只是政策含义方面，也有待进一步拓展———适应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宏观经济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公共政策、区域政策、产业政策等。进一步的研究方向，除了上述向制度和政策面的拓展外，还包括逻辑框架精细化。作为初步研究，本文搭建的框架还只是大纲性质的，下一步需要针对相关理论机制建立数理模型或开展经验研究。

　　参考文献

　　蔡昉，2010：《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第4期。

　　杜创，2013：《价格管制与过度医疗》，《世界经济》第1期。

　　杜创，2017：《动态激励与最优医保支付方式》，《经济研究》第11期。

　　杜创、蔡洪滨，2009：《寡头市场、递归信念与声誉》，《世界经济》第8期。

　　杜创、蔡洪滨，2010：《差异产品市场上的声誉锦标赛》，《经济研究》第7期。

　　杜创、朱恒鹏，2016：《中国城市医疗卫生体制的演变逻辑》，《中国社会科学》第8期。

　　冯柏、温彬、李洪侠，2018：《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依据及路径》，《改革》第6期。

　　高培勇，2006：《中国税收持续高速增长之谜》，《经济研究》第12期。

　　高培勇，2015：《论完善税收制度的新阶段》，《经济研究》第2期。

　　高培勇，2017：《深刻理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经济学意义》，《经济研究》第12期。

　　高培勇，2018a：《中国财税改革40年：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经济研究》第3期。

　　高培勇，2018b：《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

　　贺晓宇、沈坤荣，2018：《现代化经济体系、全要素生产率与高质量发展》，《上海经济研究》第6期。

　　洪银兴，2018：《新时代的现代化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南京社会科学》第2期。

　　李扬、张晓晶、常欣、汤铎铎、李成，2012a：《中国主权资产负债表及其风险评估(上)》，《经济研究》第6期。

　　李扬、张晓晶、常欣、汤铎铎、李成，2012b：《中国主权资产负债表及其风险评估(下)》，《经济研究》第7期。

　　刘伟，2017：《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发展、改革、开放的有机统一》，《经济研究》第11期。

　　刘志彪，2018：《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框架、关键问题与理论创新》，《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第3期。

　　罗荣渠，1986：《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第3期。

　　陆江源、张平、袁富华、傅春杨，2018：《结构演进、诱致失灵与效率补偿》，《经济研究》第9期。

　　吴敬琏，2006：《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一版)，上海远东出版社。

　　吴敬琏，2013：《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四版)，上海远东出版社。

　　袁富华，2012：《长期增长过程的“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一种解释》，《经济研究》第3期。

　　袁富华、张平、刘霞辉、楠玉，2016：《增长跨越：经济结构服务化、知识过程和效率模式补偿》，《经济研究》第10期。

　　张辉，2018：《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与路径初步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张平、郭冠清，2016：《社会主义劳动力再生产、劳动价值创造与分享：理论、证据与政策》，《经济研究》第8期。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效率与潜在增长水平》，《经济研究》第11期。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3：《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风险与效率提升路径》，《经济研究》第10期。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冲击与减速治理》，《经济研究》第12期。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5：《突破经济增长减速的新要素供给理论、体制与政策选择》，《经济研究》第11期。

　　Allen，F．，1984，“Reputation and Product Quality”，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15( 3) ，311-323．

　　Buera，F．，and J．Kaboski，2012，“The Rise of the Service Econom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2( 6) ，2540-2569．

　　Dulleck，U．，and R．Kerschbamer，2006，“On Doctors，Mechanics，and Computer Specialists:The Economics of Credence Good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XLIV， 5-42．

　　Eisenstadt， S. N．，“Modernity and Modernization”， Sociopedia．isa， DOI: 10. 1177 /205684601053．

　　Herrendorf，B． ， R．Rogerson，and A．Valentinyi，2014，“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P．Aghion，S．N．Durlauf ( ed．)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2， North Holland．

　　Klein，B．， and K．Leffler，1981，“The Ｒole of Market Forces in Assuring Contractual Perform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9，615-641．

　　Notestein，F．W．，1945，“Population-The Long View”，in Theodore W．Schultz ( ed． ) Food for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hapiro，C．，1983，“Premiums for High Quality Products as Returns to Reputation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98 ( 4 )，659-679．

　　Song，Z．， K．Storesletten， and F．Zilibotti，2011，“Growing Like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1( 1)，196-233．

　　Ventura，J．，1997，“Growth and Interdependenc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2( 1) ，57-84．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 New Framework
GAO Peiyong，DU Chuang，LIU Xiahui，YUAN Fuhua and  TANG Duoduo
( Institute of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ummary: China’s economy is transitioning from a phase of rapid growth to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The Chinese government states that developing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is both a strategic goal and an urgent requirement for getting smoothly through this critical transition．How should one theoretically interpret the concept of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logic behind it? Wha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isting economic system differ from a modern one? What is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an economic system? How should one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opening up reforms?

　　Using economic systems as our core concept， we establish a new framework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An economic system is an organic whole consisting of links between the various levels and various field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The concept emphasizes the integrity of the economy． Building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does not entail building a completely new economic system from scratch． Since the initiation of the opening up reforms， new interactions and internal

connections have been formed at all levels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We call China’s current system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system”．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system corresponds to the period of rapid growth that has ended; it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uilding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can be understood as transforming the economic system from a traditional economic system to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Placing the concept of economic systems at the core， our framework looks at three disciplines，four turns and four mechanisms．

　　Our framework integrates the methods of the three disciplines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mi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s． An economic system includes four elements: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a society，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mode， the industrial system and the growth model． We emphasize that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s a concept from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A contradiction is the unity of opposites and comes from dialectics．Marxist philosophy argues that contradictions exi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all thing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ex things， there are many contradictions，one of which must be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because it influences and regulates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other contradictions．Appling this to the socio-economic field leads to the concept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of a society．

　　The four turns are the characteristic transformations of the four elements from a traditional to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For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what we now face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and the people’s ever-growing need for a better life． The mode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s shifting from government-led to market-driven， from simple methods ( government policies focused on growth，basic market mechanisms) to complex methods ( government policies focused on public service， market mechanisms playing the decisive role) ． The industrial system is shifting from a focus on manufacturing to a focusing on service industries and each industry is shifting from low-end dominance to middle-to-high-end dominance． The growth model is changing from high-speed to sustainable growth and from low-quality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four operating mechanisms of economic systems reflect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four turns． Mechanism 1 describes how the nature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a society determines the mode of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 2 looks at how the mode of resource allocation deter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Mechanism 3 ensures the consistency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l． Mechanism 4 shows that rapid growth causes the evolution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a society and leads to an endogenous transformation from a traditional economic system to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Keywords: Economic System；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a Society；Mode of Resource Allocation；Industrial System;Growth Model

　　JEL Classification：P20，P30，P51

　　编稿：王山；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