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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福民:“小农经济”对接现代农业是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石

2019-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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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隋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宁夏党校学报》2019年1月第21卷第1期,第94-102页

  [摘要]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非常重要,关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目前,对于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有三种不同的思路。综合分析,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应该走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这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历史,且新时代的需求升级以及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出现也为“小农经济”的重生提供了条件。

  [关键词]小农经济;农业现代化道路;互联网;家庭规模经营

  [中图分类号]F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21(2019)01-094-009

  引言

  自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再一次回归到人们的研究视野。然而,关于农业现代化问题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有些人认为这一问题本身其实并不重要,农业会随着工业的发展而自然而然地得到发展,因此,也乐于主张通过规模经济解决效率问题。另外一些人则基于国情强调农业问题很重要,悠关中国的未来发展,并且认为“小农经济”是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石。本文赞同第二种观点,且认为现阶段的需求升级以及技术进步也为“小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条件和新机遇。

  一、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问题非常重要 

  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既是一个时代命题,也是一个历史命题。农业现代化实际上不是今天才有,而是历史上一直存在。比如,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所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就包含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今天,再次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这一问题仍然重要。农业是一个基础性的产业,也是一个关系到人民吃饭的产业,不像穿衣问题,穿衣可以通过化学工业的发展取代传统的丝棉,但是吃饭不行,生产粮食、油料等作物只能依靠土地,养殖业的牧草也要依赖于土地,而且土地还有它的独特性,就是它一旦被损坏,几乎就是不可逆的,或者说可逆的成本非常高,比如说土地的沙漠化、盐碱化和重金属化。而与此同时,我国人口众多,历史上中国为了解决人口的吃饭问题采取了不少的创新应对办法,比如开垦山坡地,引进玉米、红薯等高产的种子。即使这样,人口压力也一直是讨论中国经济不能忽视的因素,以至于有“高水平的均衡陷阱”、“过密化”等说法。伊懋可(Elvin,1973)所提出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工业革命前一千多年里领先世界,而后又被欧洲所赶超,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受到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限制。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她就必须全力发展农业技术,以至于到欧洲工业革命时,中国的农耕技术远远领先欧洲,这包括复种、灌溉、密植、耕种工具的改良等等。但是,农业技术的改进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带动农业技术的改进。如此往复,中国在较高的农业水平上维持了巨大的人口。相反,中国工业的发展却受到了有限的资源的约束。过密化一词,译自英文Involution。过密化理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提出,始于黄宗智教授1985年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在1986年的中文版中曾译为“内卷”。过密化,根据黄宗智定义,是指经济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即所谓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当然到了今天,由于技术的进步,土地亩产量更高了,人均占有粮食的数量已经大大提高了,2015年达到了人均450公斤。但还是不能高枕无忧,因为我国人口还在增长,而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来讲,肯定不能把解决粮食问题的策略放在依靠世界贸易的着眼点上,通过自由贸易,实现比较优势,似乎是符合经济学理论的合理选择,但从国家安全和发展的角度看,这一策略存在隐患。因为一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或者战事阴云密布,国家和国家之间进行对抗,通过贸易来解决粮食问题的看法就显得幼稚了。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定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发展农业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包括现在。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农业生产效率还有提升的空间,主要是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土地生产率与日本、荷兰等国相比也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当然我们是通过劳动密集投入实现的,资本化、知识化在农业生产上的体现还不是很充分。解决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正是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之一。实际上,对于农业以及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人们都有一定的认识,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认识还不尽一致。

  二、对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看法:本质上并不一致 

  正如前文所述,目前很多人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问题的看法实际上是并不一致的,而且有的还是彼此冲突的。从核心理念上看,我认为大体上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是倾向于欧美式的大农场思路,或者说大的家庭农场思路,主张中国应该走规模经济的道路,土地应该向大户流转,人均占有的土地数量多了,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了。这一派的思想与发展经济学的思路是一致的。在发展经济学家看来,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就是工业化和城镇化不断推进,进而农业人口不断向城市和工业转移,农村土地不断集中,农户家庭经营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农场,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如此,中国的道路应该也是这样。为了让土地能够流转,他们主张发展中国的要素市场,包括农村的土地市场。中国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的,农户的承包权也不能废止,因此,具有现实可操作意义的做法就是在土地确权的基础上实现农地的“三权分置”,即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我们国家也正在做这件事情。一旦土地要素市场建立,农户或者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就可以更好地配置农地资源,与此同时就可以实现农地的规模经营,从而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而目前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是较低的,粮食生产也没有竞争力。[1]我们要发展,就必须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因为吃饭成本低,国民就不用总琢磨着攒钱,就敢于创新。[2]之所以生产成本高、效率低,就是因为中国农业没有实现规模经济。有些学者也论证了一家一户单打独斗农业的低效率。比如万广华、程恩江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带来的土地细碎化、生产规模狭小、经营成本增加等问题已成为我国农业生产力提高的瓶颈。[3]因此,有学者认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一定具有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其主体能够在持续市场竞争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市场竞争的最终赢家。[4]因为,规模经营就意味着农业发展方式从粗放向集约经营的转变,意味着农业产业化,意味着农业生产效率的必然提高。[5]有学者也考虑到资本禀赋的差异,但也认为从世界范围看,虽然各国农业现代化模式同农业资源禀赋相关性很高,但发达国家仍有些做法值得借鉴。其中就包括通过制定土地集中政策促进农场规模化经营。[6]

  对规模经营的肯定有一定的合理性,也符合经济学的理论阐释。实践中,有一些地区,比如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农地集中进而规模经营的趋势也是明显的。党和政府也给予了规模经营的空间。当然,强调规模经营的同时,在之前加上了“适度”两个字,但什么样是“适度”事实上是没有标准的。一方面,我们强调要发展多元的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一旦经营土地,其规模都是不小的,甚至是上万亩。这与传统的农户家庭所拥有的土地面积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家庭农场规模小一些,但也希望是在流转的基础上把规模做到至少30~50亩,然而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农户逐步转变为农业大户,成为专业化的农业经营者。这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道路。[7]目前,这种思想在中国有很多的影响力,一些政策制定者也比较认可这种看法。

  第二种看法是倾向于小规模的家庭农场思路。这一看法与前述看法的主要区别是不赞成搞大农场,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没有非农就业作支撑,大农场很可能导致农民失业,进而导致社会不稳定等诸多问题。他们强调,“小农经济”或者说小规模家庭农场是中国可行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他们不过分强调规模经营,当然也并非不喜欢规模经营,只是认为这不是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心。比如,黄宗智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小农经济”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比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经营性农场)更具有生命力,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恰亚诺夫分析过的为了家庭的生计,农户可以更密集地投入劳动力,即便是其边际产出已经低于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他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未来应该发展小规模的资本——劳动双密集型农场,而不是注重推广节省劳动力的机械化大规模农场。中国的纵向一体化不应该也像西方那样附带横向一体化。[8]黄宗智还提出来一个隐形农业革命的概念,而且认为中国存在着发生隐性农业革命的条件,即农村人口数量的自然下降,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全体国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农业可以在减少农村人口的条件下生产出更高附加值的农产品,从而让人均收入得到提高,或者说劳均收入可以得到持续提高。“去过密化”的过程也就实现了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当然这种现代化这不一定要依赖于土地的集中或者规模扩大。[9](P103-127)

  贺雪峰也强调了中国“小农经济”的生命力,与黄宗智一样,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小农经济”在农业生产效率上非常高,也能很好地适应市场化、商品化的发展。贺雪峰指出,主流农业经济理论认为,农业商品化的增加必然会带来农业资本化的发展。但中国农业经济的历史实践表明,资本投入的加强并不意味着对劳动力的排斥。农业商品化、农业资本化与以家庭劳动力为主的“小农经济”之间并不必然排斥,现代“小农经济”生产对现代农业科技的运用和资本投入的增加,构成了新时期“小农经济”强韧性的重要表现。如果以农业科技运用和资本投入程度来衡量,现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在实质上也构成了现代农业生产的一部分,而以家庭劳动力生产为主的自耕农业经营完全是现代农业经济形态的一种。那种将现代农业经济与小农生产对立起来的认识,实际上是受到了既有农业现代化理论和某些国家农业发展历史经验的误导。他还强调,实际上,农业生产行为具有特殊性,从农业的产业性质、资产专用性、组织管理费用、市场交易特征和垄断利润等方面来看,农业在本质上就不是一个具有显著规模效率的产业。也就是说,“小农经济”这种农业经营形式与所谓的农业规模效率本身没有直接相关性。

  与之类似,温铁军也认为农业现代化的本质不是土地规模经营,而是人与自然环境相协调,而传统一家一户的小农模式更有利于生态化。他说我国农业不能简单参照美国的大农场经验。在东亚社会,土地制度差不多,都形不成大规模农业,靠规模提升农民劳动生产率的这个愿景其实是殖民化带来的西方梦。[10]他不赞成规模经济,也不赞成农业产业化,因为从中国的历史看,50年代中国推行的第一次土地规模化为主的农业现代化,是在资本极度稀缺的约束条件下通过农业集体化实行内向型积累来推进工业化的无奈选择。1998年开始的以产业化为主的第二次农业现代化造成的恶果是:一方面农业主产品都有明显增加,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农产品过剩、食品安全问题和生态破坏。因此,第三次农业现代化应该是适应中产阶级崛起的农业三产化为主,使农业成为一个相对投入产出合理的多功能农业。[11]刘守英也认为,中国的“小农经济”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符合中国的国情。如果要建立家庭农场,也要以农户经济为主,而且只能是适度规模经营。[12]除此之外,赞同“小农经济”的还有一些人。[13]

  目前,这种看法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包括一些政策制定者。毕竟,中国有着特殊的国情和资源禀赋结构。但总体上说,这种看法影响力不如第一种大。很多人说起“小农经济”,还是天然地认为这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小农经济”与现代化相距甚远。 

  第三种看法主张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要走多元化、多样化的路线。不排斥规模经济,但也不主观盲目推动,同样也不排斥农户家庭经营,即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经济”或过分强调。他们不排斥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中国农业人口的减少必然伴随着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但同时也指出,在人口城镇化问题上,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因为,即便是中国乡村常住人口自1996年开始稳定下降,但绝对数量仍然是巨大的。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中国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才40%多一点,这也就是说总人口中大约有60%仍为乡村户籍人口。中国必须要正视自己的庞大农业人口数量。陈锡文认为,非农就业的转移对于具有庞大农业人口的中国来说都非常重要,仅靠土地流转不太可能实现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中国农业的现代化道路一定是多样性的,不同的地区可能有不同的模式。他认为,工业文明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总人口规模超过1亿的国家现在有12、13个,其中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或者是现代化的国家大概也就美国和日本。但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加起来也不及中国人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