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冠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经济纵横》2019年第7期 

　　摘要：本文从经济学的价值属性视角，结合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演进，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国家主体掩盖本质进行了揭露，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家主体忽视的潜在原因和隐藏的动机进行了分析，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批判，并对被误读的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进行了研究，文章最后在重新解读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借鉴和吸收国民经济学的工具属性的成果，以“国家”为重要独立变量，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议。

　　关键词：国家主体性；李斯特；比较优势原理；政治经济学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超越国界”的共同影响下，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几乎找不到“国家”的影子，“国家”成了一个被长期掩盖或忽视的重大命题，虽然新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注入了一些中国的要素，但是从已有的文献看，也未将国家作为一个主体去研究。然而，在民族国家依然存在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合作的关系必然存在，又怎能不考虑国家的利益？！何况，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美国已经揭开了“世界主义经济学”背后“美国利益”至上的神秘面纱呢？！

　　经济学的价值属性是经济学的阶级性在对待国家问题上的表现。本文从经济学的价值属性视角，结合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演进，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国家主体掩盖本质进行了揭露，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家主体忽视的潜在原因和隐藏的动机进行了分析，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批判，并对被误读的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进行了研究，文章最后提出了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借鉴和吸收国民经济学的工具属性的成果，以“国家”为重要独立变量，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议。

　　一、世界主义经济学：对国家主体的掩盖

　　在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中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找不到“国家”的概念，仿佛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一个放之于各国都适用的世界主义经济学。本小节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演变历程和发达国家在转向发达国家之前信奉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来揭开世界主义经济学对国家主体性掩盖的神秘面纱。

　　(一) 从政治经济学演变看世界主义经济学对国家主体的掩盖

　　“政治经济学”源于希腊文中的“poniz”（原意为城邦、国家以及经济）与“经济学”组成的复合词，法国经济学家孟克列钦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最早使用了这个词 。从“政治经济学”本身的词源和孟克列钦“保护关税以保护本国工业”的重商主义主张中可以看出，重商主义关心的是国家财富的积累，国家主体性是不可或缺的内容。重农学派虽然从重商主义的海外贸易转向了国内的农业生产，但是没有离开“国家财富的积累”，只不过是以法国农业为研究对象，根据法国的经济实际，探索法国经济的发展规律，国家主体性依然明确。亚当·斯密的划时代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讲的就是增加“国民财富”的方法，只是因为当时英国工业领先于世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自由的主张符合英国国家产业资本家的利益，于是，政治经济学披上了世界主义经济学的外衣，国家主体性被掩盖。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发达国家掠夺落后国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本质上仍然是站在英国利益的立场。约翰·穆勒影响持久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以及马歇尔试图使经济学独立于“政治”，使经济学更加世界主义的努力，也符合英国利益，只是国家的主体被掩盖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之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话语权由英国转向了美国，世界主义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于是我们称之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自然就变成了世界主义经济学，国家主体性被更进一步掩盖。（郭冠清，2012；王立胜，2016）

　　（二）从经济发展历程看世界主义经济学对国家主体的掩盖

　　当我们把视野转向发达国家在发达之前信奉的经济学理论时，我们就很容易透过这种国家缺席的世界主义经济学假象，看到国家主体的本质。就英国而言，如果没有亨利七世和后来者在16世纪实施的幼稚工业促进政策，我们很难想象英国后期工业化的成功，亚当·斯密或许在不经意间为“日不落帝国”称霸全球扫除重商主义残余创造了条件（张夏准，2009）。德国曾经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为了避免德国工业被英国工业击垮，“幼稚工业保护之父”李斯特（1841）主张实施贸易保护，以“国民经济学”对抗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在“关税同盟”的贸易保护下，德国工业迅速崛起，而当德国成为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一脚“踢开德国上爬的梯子”，成了世界主义经济学的推行者（贾根良，2015）。美国更是如此，19世纪美国的工业比英国落后许多，如果听从亚当·斯密（smith,1776）对“美洲联合抵制进口”的警告 ，实行自由贸易政策，高效率的英国工业必然要淘汰落后的美国工业，相反，贸易保护成了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在铜墙铁壁般的关税保护之下，美国增长奇迹出现了：1816年经济增长35%、1820年增长35%～45%、1828年增长50%、1875年增长40%～50%、1914年增长44%（张夏准，2009），而当美国取得领先地位后，不仅推行世界主义经济学，而且故意使推行保护主义的“美国学派”在经济思想史中“消失”，以掩盖“国家利益”真实面目（赫德森，2010）。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布哈林（1919）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是古典派还是历史派，都是‘民族性的’，因为这两个派别都是历史产物和区域有限发展的产物。”

　　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家主体的忽视

　　如果说世界主义经济学对国家主体掩盖的原因是为了更好地为本国国家利益服务的话，那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家主体的忽视却有所不同，除了王立胜（2016）所讲的社会主义国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理外，还有本文称之为的“潜在原因”和“隐藏动机”。

　　（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忽视国家主体研究的“潜在原因”

　　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自由人联合体组成的社会，自由贸易带来的世界范围的生产力提高为埋葬资本主义实现“人性的复归”创造了物质条件（郭冠清、陈健，2016），这种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建立的未来社会必然是超越国度的，国家的主体性自然不会被重视，在本文作者看来，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忽视国家主体研究的“潜在原因” 。即便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意义做出了精彩的分析和对“国家消亡论”做出了恰如其分的批判，也无法改变。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贸易保护的批判集中体现在对李斯特理论的批判上。184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阅读了包括李斯特（1841）在内的大量政治经济学著作之后，不约而同地要对同是德国人的李斯特进行批判。马克思于1845年3月写出了我们熟知的批判李斯特的小册子；1847年完成了《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和《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对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批判；1848年发表了《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这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与《共产党宣言》可以并提的著作。恩格斯还专门列了对李斯特批判的写作计划，并在1845年2月在《在爱北婓特的演说》中批判了李斯特，后来一直试图在演说的基础上完善对李斯特的批判（黄瑾，2011）。从经济学价值属性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李斯特批判的核心原因主要在于，不论李斯特不管是以国家名义还是以民族名义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实际上维护的就是德国的资产阶级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挥舞着唐吉坷德的大刀，对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革命进程的贸易保护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条。

　　（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家主体忽视的“隐藏动机”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家主体研究忽视的“隐藏动机”是前苏联领导人的“有限主权”思想。在苏东剧变前的社会主义阵营，前苏联拥有无可争议的霸权地位，尤其是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

　　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表现在前苏联领导人可以凭借“有限主权”的理由，迅雷不及掩耳地将一个国家镇压，其中最典型的是匈牙利事件。1956年匈牙利力图摆脱“苏联模式”来振兴社会主义的改革，遭到了苏联的残酷镇压，造成了匈牙利悲剧。相似的例子，就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市场取向”的改革，还没有来得及绽放，就在前苏联的镇压下凋谢了。这与21世纪的美国以“人权高于主权”为理由可以将一个国家消灭并无区别。（杨春学、郭冠清、谢志刚，2019）这些思想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的表现就是对国家主体的忽视。

　　三、比较优势理论：将发展中国家引入陷阱的理论

　　在迄今为止的经济学理论中，没有一个理论能像比较优势理论那样几乎被所有的国家所青睐，因为它暗示自由贸易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对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双方都有利的贸易，也没有一个理论能像比较优势理论那样的让人迷惑，以致陷入泥潭而还将其视为圣典。如果比较优势理论真的如此神奇，那么，在国际贸易中，“国家”真的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品，国家主动性也就无从谈起。本小节在对比较优势学说介绍基础上，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史料，对为什么会出现比较优势陷阱、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分析。

　　（一）比较优势学说

　　李嘉图学说中最亮丽的风景线是他发现了经济学中最伟大的定律之一——比较优势原理，从理论上宣判了保护主义的“死刑”，标准着自由贸易理论走向新的阶段，而这一点只有后来的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给予了严厉但无人响应的批判，直到如今它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环。

　　在斯密看来，两国都生产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然后通过贸易，双方都受益 ，但是，如果一国缺乏特定的绝对优势的产品，那么，双方还能通过贸易获得收益吗？李嘉图凭借他的投资经验和聪明的大脑，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肯定回答，那就是，只要两国都生产相对优势的产品，通过彼此交换，双方还是都能获得收益。

　　李嘉图通过英国与葡萄牙两个国家生产酒和毛呢的例子进行了说明，简述如下。在生产酒和毛呢方面，葡萄牙都有绝对优势，生产酒和毛呢分别需要80和90人一年的劳动，英国却需要120和100人一年的劳动，那么葡萄牙把生产毛呢的资本转移到生产酒，英国把生产酒的资本转移到生产毛呢，各自按照相对优势进行生产，结果专业化分工的结果使酒和毛呢的产量都提高了，通过贸易葡萄牙和英国都获得了收益。当然李嘉图很清楚，贸易的前提条件是资本和劳动不能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动。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为英国扩大对外贸易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前景。那是一个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都可以从中得益的贸易。多么诱人的自由贸易啊！难怪经过李嘉图发展过的自由贸易学说从此变成了一个神圣的学说！以致连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也不得不为它摇旗呐喊，并以它为基础，并辅之以“自生能力”，创造了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2017）。

　　（二）比较优势陷阱

　　如此神奇的比较优势理论，究竟有什么问题呢？从经济学原理上来看，由于比较优势理论掩盖了“国家主体性”，存在着三方面无法克服的内生缺陷，每一种缺陷都可能导致“比较优势陷阱”的出现：（1）比较优势理论实际上是一种静态的理论，它没有对一定时期贸易双方受益情况进行分析，没有考虑到随着时间的变化，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等成本的变化；（2）没有比较一个暂时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时，实行自由贸易是否会带来“净损失”。尤其是当暂时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具有“学习效应”时，这种自由贸易一般将给需要进行贸易保护的国家带来“净损失” ；（3）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一定是高端产品与低端产品的贸易，由于路径依赖和转移成本较高，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自生创新能力不足，一般不可避免地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经济学价值属性看，比较优势原理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就是为英国殖民主义服务的理论，信奉该理论的国家不可避免地成为英国的经济殖民地。美国正是无视亚当·斯密的警告，按照美国学派的建议，实行国家干预的“贸易保护”政策，大力发展原来并不存在的高端产业，才在19世纪迅速崛起。德国正是时任首相的俾斯麦推行李斯特倡导的“贸易保护”政策和保护幼稚工业，才紧随美国之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日本天皇正是聘用美国学派综合者史密斯，并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和发展民族工业，也迅速崛起的，匈牙利、罗马尼亚、爱尔兰、意大利等国家在19世纪的快速发展无不与他们受到美国学派、李斯特理论 影响有关。（贾根良，2017）现代比较优势原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新殖民主义服务的理论武器。我们熟知的东南亚经济危机、拉美陷阱、许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都与此相关。以自由化、私有化、经济殖民化为主要特征，信奉现代比较优势原理国家大部分都是重灾区（吴易风,1984）。

　　从我国经济发展历史看，比较优势原理也给我们带来许多灾难性的后果。东北地区曾经是世界生产大豆等农产品的重要产区，但是由于与机械程度较高又享受政府补贴的美国相比具有比较劣势，我国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结果整个东北地区生产被彻底摧垮，出现了2004年被国际四大粮食集团绑架的、震惊中外的“大豆危机” 。南方地区具有种植甘蔗的传统，但是我国甘蔗种植成本是巴西的3倍、印度的2.5倍、泰国的2倍，而我国食糖配额内进口关税为１５％，配额外关税为５０％，大大低于ＷＴＯ成员国平均９７％的关税水平，结果食糖这一具有我国战略安全产品自主生产也被摧垮。尤其是一些高端工业品如芯片，如果听信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比较优势原理信奉者的建议，根本没有必要研发和生产，结果，我们只能任凭美国阉割，成为美国的“奴仆”。

　　四、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被误读的统筹国内外市场经典理论

　　与世界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无视“国家”存在的理论相反，李斯特提出了以“国家”为核心的“国民经济学”（有时也称为“国家经济学”）。国民经济学以促进国家生产力发展为目标，以按照生产力不同阶段选择不同的贸易政策为主要特征，并以国内自由贸易为基础。李斯特的理论由于揭开了世界主义经济学神秘的面纱而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永久的抛弃，又由于他的理论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而同样没有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赏识，以至他的理论体系长期被误解，他的学术地位长期被低估，他的思想光环长期被淹没。重新梳理李斯特的理论，对于如何统筹国内外市场两种资源具有极高的实践价值，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

　　（一）李斯特的国民生产力理论

　　李斯特曾经是亚当·斯密理论的忠实信徒和积极宣传者。在拿破仑大陆体系崩溃之后，德国在战争时期初步发展起来的工业正在面临着被廉价的英国工业品摧毁的危险。基于对国家命运的担心，李斯特开始对这种学说产生了怀疑。尤其是，在亲眼目睹了美国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之后，一种挑战亚当·斯密的学说逐渐产生。

　　对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斯密和他追随者的学说，李斯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试图用“国家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来代替这种“万民经济学”或“世界主义经济学”。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著作自序节录”中，讲道：

　　“流行理论原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只有当一切国家都象在上述各州各省一样的情况下遵守着自由贸易的原则时，这个理论才有其正确性。这就使我要考虑各国的性质。我所发觉的是流行派并没有考虑到国家，它所顾到的，一方面是全人类，另一方面只是单独的个人。我清楚地看到，两个同样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要在彼此自由竞争下双方共同有利，只有当两者在工业发展上处于大体相等的地位时，才能实现。如果任何一个国家，不幸在工业上、商业上还远远落后于别国，那么它即使具有发展这些事业的精神与物质手段，也必须首先加强它自己的力量，然后才能使它具备条件与比较先进各国进行自由竞争，总之，我发现世界主义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与亚当·斯密和他追随者“研究全人类如何才能幸福的科学”的世界主义经济学不同，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是研究某一特定的国民，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如何通过农工商业的发展来获得幸福和文明的科学。对于亚当·斯密和他追随者的学说主张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政策，李斯特认为那不过是先进国家骗取落后国家财富的骗术而已。

　　在李斯特看来,“世界主义经济学”由于忽略了“国家”的存在，对于财富本身（价值）给予了过多的研究，而忽视了对产生财富原因（生产力）的研究。由于“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 ， 李斯特主张“国民经济学”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和分析财富的原因来。既然财富的生产比财富本身更重要，那么，应该如何发展这种生产能力呢？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国民生产力学说”。

　　“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来越穷。一个人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有价值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

　　李斯特认为，一个国家的富裕不在于掌握多少财富（价值），而在于掌握生产财富能力（生产力）。这就如同一个渔夫的财富不在于他拥有多少鱼，而不在于他不断捕获鱼的意愿以及实现这种愿望的能力和工具。为了更进一步说明国民生产力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李斯特讲道：

　　“德国过去每一个世纪总要受到疾病、饥荒或内讧、外战的摧残，但是它总能保持住大部分的生产力，因此每次受到打击以后，总是能很快地恢复到一定程度的繁荣。西班牙原来是既富且强，不过是备受专制和僧侣势力折磨的，虽然它的国内环境比较地和平，但是总不能摆脱贫困，而且越陷越深。照耀着西班牙人的还是同一个太阳，他们所据有的还是同样的领土，矿藏还是同样丰富，他们还是与美洲发现以前，与宗教法庭成立以前同样的人民；但是这个国家逐渐丧失了它的生产力，因此日趋贫困。美国在独立战争中丧失了无数资财，但是它赢得了独立以后，生产力有了无限提高，只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它在和平以后短短几年之内，就在财富上获得了空前大规模的增长。”

　　既然财富的生产比财富本身更重要，那么，应该如何发展这种生产能力呢？在探讨如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上，李斯特列举了许多生产力因素，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重视教育、科技在生产力进步中作用；（2）突出强调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对生产力进步的作用；（3）认为产业部门间的协调发展可以促进生产力的进步；（4）指出民族精神的进化是发展生产力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李斯特重点强调了优先发展工业的重要意义，认为工业可以促进形成新的民族精神，可以完善国家经济结构，尤其是可以完善农业等传统产业部门。这显然是针对当时德国仍以农业为主、工业落后的现状而言的。

　　李斯特的国民生产力理论，不仅克服了斯密以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财富原因”研究的不足，而且将斯密学说中关于生产力的精彩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既是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也是对古典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

　　（二）李斯特的国际战略贸易理论

　　面对德国小邦林立的小农经济和英国制造品的强有力竞争，李斯特非常重视工业的发展，在对美国、法国、俄国等当时工业发展很快的国家进行深入研究以后，提出以“保护幼稚工业”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理论。他认为通过贸易保护措施，减少英国出口品对德国工业的冲击，将会使德国工业得到快速的发展。

　　李斯特首先对“世界主义经济学”不加区别地推行贸易自由主义给予地批判。他讲道：

　　“有一些国家是不宜于发展工业的，有些国家则由于国家领土的性质，农业的充分发展与文化的提高，由于在它们前途的发展以及持久与繁盛方面有充足的保证，因此显然有条件建立自己的工业；这两类国家的情况不同，而流行学派对于这两类国家建立工业的问题则不作区别。”

　　对于象德国这样有条件建立自己的工业，但是工业基础又比较落后的国家，应该如何发展自己工业的问题，李斯特给出了答案：

　　“在与先进工业国家进行完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一个在工业上落后的国家，即使极端有资格的发展工业，如果没有保护关税，就决不能使自己的工业力量获得充分的发展，也不能挣得圆满无缺的独立自助地位，流行学派没有看到这一点。”

　　对于贸易保护制度是否会造成国内工业家垄断地位这一很严肃的问题，李斯特很轻松地以国内实行自由竞争给予了答复。对于实施贸易保护制度可能带来的走私问题，李斯特认为，只要在领土广大而完整的国家，有管理严密的海关组织等就可以解决。为了说明贸易保护制度给具有条件发展工业的国家带来的好处，李斯特还以法国为例进行了论证。应该强调的是，李斯特的贸易保护制度不是对所有的产品进行保护的制度，例如对于农产品和原料、奢侈品、机器等进口就不进行贸易保护。在完成了对贸易保护制度可能带来的各种后果的分析之后，李斯特满怀激情地指出：

　　“保护制度必须与国家工业的发展程度相适应，只有这样，这个制度才会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对于保护制度的任何夸张都是有害的；工业的充分发展是只能逐步实现的。由于这个原故，在工业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国家，为了使各种不同的工业品得以进行交换而订立互惠商约是彼此有利的。这时比较落后的国家，虽然自己还不能比较有利地从事于生产较精细的工业品，例如高级棉织品和丝织品，但是先进国家对粗制工业品的部分需要，却可以在商约的促进下由比较落后国家来供应。”

　　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与主张国家干预的重商主义理论完全不同，它是按照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有选择性地采取不同措施的“干预”，它以国民生产力能够发展为前提，而且还建立在国内贸易完全自由的基础之上。

　　五、以国家为重要独立变量，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没有留下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由于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是“方法”而不是“教义”，我们仍然可以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借鉴和吸收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的成果，以“国家”为重要独立变量，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鉴于这里所说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科学的方法论而不是“苏联模式”误读的唯物史观，我们的分析从唯物史观简要的重新解读开始。

　　（一）从“苏联模式”走出，重新理解唯物史观

　　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表述，或许由于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中将之称之为“完整的表述”的原因 ，一般都把马克思在19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如下表述视为经典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性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么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但是，事实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述是一个孤证，并不应视为经典表述，原因如下:

　　第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之前的著作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表述，使用的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虽然不是很直接但事实上也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 。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柯夫的信中，第一次清楚地表述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作用原理，只是用“经济关系”代替“生产关系”而已。他写道：

　　“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第一次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经济问题的著作中，再次使用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作用原理。他写道：

　　“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关。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

　　第二，马克思在成熟的著作《资本论》（第一卷）中在叙述这一原理时，对1859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作了重大修改。其原文如下：

　　“我要简单回答一下美国一家德文报纸在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时（1859）对我的指责。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的生产关系 ……”

　　第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有着直接论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

　　第四，《资本论》出版之后，在马克思直接参与的《反杜林论》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有一个完整的表述: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这一表述，与《资本论》德文版和法文版注释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表述一样，纠正了我国学者误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正在形成中的思想当作经典表述的偏差。

　　至于为什么生产力是第一位的，马克思早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就做了很清楚地表达：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的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

　　从这个表述还可看出，生产力第一位并不意味着生产力一元决定论，而是任何时代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已有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即我们必须以已有的生产和交换条件为基础，它是一个限制条件（海尔布隆纳，2016）。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写给施密特的信中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有助于增加我们的理解：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的决定因素说到最后乃是实际生活中的生产和再生产。除此之外的话，马克思和我都不曾说过。如果有人把这个说法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的决定因素，那么他是把我们的说法转化为一种无意义的、抽象而又荒谬之论了。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如果用数学语言来表述一下“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不仅不是生产力的单调增值函数，而且也不是它的单调函数，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从而生产关系）的一个滞后变量。生产力影响生产方式，它是生产方式赖以产生的已有基础，生产方式反过来也影响生产力。举例而言，共享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

　　（二）以国家为重要独立变量，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中国的经济运行规律，它不是生产力高度发达阶段，建立的超越“国家”的自由联合体，而是在生产力比较落后情况下，在政治上“跨越卡夫丁峡谷”建立的一种以“国家”为单位的新的生产方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经济上“跨越卡夫丁峡谷”依然是它的根本任务。这就要求我们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借鉴和吸收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的工具属性成果，以“国家”为重要独立变量，构建适合中国的经济运行规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具体而言，对于国内市场，我们应该建立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按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要求，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对于国际市场，我们要明确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按照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行业的成熟程度，建立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战略理论体系（王立胜，郭冠清，2016）。例如，我们在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阶段要建立与突破“贫困陷阱”阶段不同的对外贸易理论，既要抛弃比较优势原理的教条，加强有发展潜力的幼稚工业保护，又要在技术、资本和产品的输入和输出上利用比较优势原理，加强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交流和合作。

　　

　　参考文献：

　　布哈林，尼古拉，1919：《食利者政治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和利润理论》（中译本），郭连成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恩格斯，1876-1878：《反杜林论》（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海尔布罗纳，1986：《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蔡受百、马建堂、马君潞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黄瑾，2011：《马克思恩格斯与李斯特：关于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问题》，《政治经济学评论》第3期。

　　赫德森，迈克尔，2010，《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中译本），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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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冠清，2015a：《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命题的重新解读（上）——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为基础》，《经济学动态》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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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稿：孙小雨；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