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网财经时间：2017年10月28日

10月28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高金/SAIF）主办的SAIF金融论坛在北京金融街成功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发表演讲。主题为“金融新秩序与经济新常态下的创新与监管”。

蔡昉表示，我们的人口还有可挖掘的潜力，但是我不倾向于用人口红利来说它。我们就说通过改革把人口潜力再挖掘一下，我宁愿把它叫做改革红利。因为中国农业劳动力按照官方的统计，目前还有28%，我们估计没有那么多，大概18%。但是按照和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只有4%、3%，我们还有很多的人口可以转移出来。即使按照跟我们收入水平略高，从我们这个收入水平一直达到12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结束的时候的这些国家，他们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平均也只有12%。因此就和这部分国家比，我们仍然也可以继续减少农业人口。因此，我们不能减少是因为现在我们还有制度障碍、还有户籍制度。因此改革可以挖掘这部分潜力。

蔡昉

以下是发言全文：

大家下午好！我很高兴能够参加研讨会，也祝贺、感谢张春院长、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的邀请。

刚才张院长说了我们刚刚结束了党的十九大，我也是反复学习十九大的报告，这几天也开始尝试写一些解读的文章，在一些场合做一些实际的解读。今天我们还是研讨会，不作为十九大报告的宣讲。但是大家看这个标题“攻关与跨越”，我们知道党的十九大报告是分三个板块，第二个板块就是第五个部分到第十二个部分，也就是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的具体展开，而这个展开中间的第一部分就是谈经济问题，标题就是坚持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而且大家可能注意，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个概念是在党的报告里第一次出现。在这部分具体的报告中，习总书记讲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跨越关口”，一个是“攻关期”。

理解跨越和攻关。

第一，我们经济发展阶段，过去我们是用“新常态”来做出的判断。在新常态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阶段。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理解的。

第二，我们处在一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攻关期。

同时，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处在一个跨越关口的时期。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实现三大变革，也就是说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增长动力变革，要通过哪些手段达到，同时我们最终要构建一个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市场。

讲攻关期和跨越关口，没有讲是什么时候。我理解它应该还是有时间概念的，也就是说我们过去会做很多关于改革和发展的一些路径描述，也就是说我们的路线图会画出来，但是这里面“攻关期、跨越关口”这个词一出现，我们希望还是有一个时间点。我个人理解时间表只有三年。就是说我们从现在开始，当然我们开始不仅仅是现在，但是我们剩下的应该只有三年了。也就是说到2020年，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候，我们应该跨越这个关口，应该完成这个攻关期。当然以后还要跨越，还要攻关，但至少第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2020年。这是我的理解。

但是我们想一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部署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时候，也非常明确讲到，2020年是我们改革基本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确定了2020年的时间节点。因此攻关期和跨越关口应该是这一点。

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在党的十八大的时候，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设立了一个翻番的目标，其实是两个翻番的目标。第一个就是GDP总量在2010年基础上到2020年翻一番，同时因为我们强调居民收入的增长要和经济增长同步，因此城乡居民收入也要在2010年基础上到2020年翻一番。

目前看，好像翻番问题不大，按照我们2010年的时候GDP总量大概是40.3万亿，按照不变价，到2020年80几万亿就是翻番了。但是这个期间我们的确经历了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也就是第一个特征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了。2010年的时候高达11.1%，最后降到了一位数。但是迄今为止，都还是中高速增长，还是错的。今年上半年达到了6.9%，周小川行长在世界银行和IMF年会上讲到，下半年有可能7%。也就是说今年是6.9%。我们打一点保险系数，我们就说今年如果是6.8%的话，那么今后还有三年，每年不低于6.4%就可以实现翻番的目标。而且到目前为止，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基本上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略快于GDP的增长速度，而其中农民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市居民人均增长速度。照这么下去，居民收入翻番的目标也可以达到。

但是由于我们提出了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新任务，而且我们也把时间节点定在2020年，因此可以说这是给了我们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新的规定。没有数量指标，但是它是比翻番还要艰巨的任务，而且时间比较短。因此，这也是机会，对于我们经济学研究来说，我们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在这个报告里有一个关于增长的重新的表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2020年的目标是在十八大的时候定的翻番的目标，这次没有重申翻番的要求。对2035年两步走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第一步也没有翻番或者增长速度的要求，对2050年目标也没有这样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对增长有了全新的发展理念，我们提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而不再讲快。甚至说我们曾经讲我们把过去“多快好省”改变成“又快又好”，直到改成“又好又快”。但是这次党章修正案中，我们把“又好又快”发展修改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高公平、更可持续”，我们不再强调速度。这是一点。

再一点，我们党的报告强调我们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作为主攻方向，这两年我们讨论得比较多。说穿了，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表现，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说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是这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表现。从历史上看，英国成为世界的主要经济大国，到美国替代了英国的地位，一直到后来日本替代了美国的地位，以及其他的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其实都是以实体经济作为自己的致胜法宝。这是一个一般逻辑。

从针对性上说，也是我们今天需要防范的问题。我曾经讲过，你设想一种情况，如果中国经济在30多年的时间里都是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突然在某一天就是2012年之后，不再是两位数了，而且每一年都在减速。只有今年好像稳住了一下。其实未来还要减速。当然这种时候很可能会产生如果你认识不准确的话，你会认为这是有问题的。按照我们惯性思维，会认为需求不足的问题，而且国际上大牌的经济学家都说，长期停滞，其实都是需求不足的学派。

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倾向于宏观经济政策要宽松一些，货币供给要充分一些，让大家使用货币投资成本低一些，积极性高一些。因此，就形成了一个过分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这种条件下，会遇到一些矛盾。一个是说比如说投资人和企业，我看到了整个货币环境非常好，假如我是一个国企或者大型企业、知名企业，钱有的是，银行的行长、贷款员恨不得请我吃饭。在这个时候我可以很低的成本得到这些贷款。但是这个时候我发现我不再能够用过去那样的成本生产同样的产品了。这是我的感觉，我作为投资人这么感觉的。

但是背后经济学家告诉我，这是中国金融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劳动力短缺导致的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要素、条件都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时候，但你又有钱，这就是一个矛盾。那最后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选择脱实向虚。也就是说除了经营实体经济这个主业，也可以去投资房地产，也可以到资本市场上去玩这些东西。所以形成了脱实向虚的倾向。这样它的结果，就是当你用来获取利润的方式不再是依据你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时候，潜在的风险就在酝酿。

但其实与此同时的另一面，假如我是一个小企业、一个新创的企业，我想创业，越是货币政策宽松的时候，我得到成本的能力越弱，得到资金的成本也就越高。因为越是在这个时候，银行知道是有风险的，但是它避免风险的办法就是去找那些可以不承担风险的企业贷款。因此这个时候中小企业和新创企业反而得不到资金。脱实向虚的结果反而伤害了经济增长质量、可持续性，造成了潜在的风险。

所以在这个时候，无论是从一般规律来说，还是从中国的现实针对性来说，重点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是有非常强的政策含义的。

我们还强调了建立创新型国家，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总体要求。同时，我们讲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家一直在讲，政府工作报告前几年也开始讲，在经济工作会议上也开始讲，但是写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政治报告里，全要素生产率是第一次。它也有很深的含义。它和我们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和我们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直接相关的。它既是我们创新的一种度量，也是我们创新的一种手段。因此，我下边着重谈一下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

我们一直都对全要素生产率是什么东西有疑惑，当然非经济学家不搞理论研究的也有很多疑惑。其实搞研究的人，比如做计量，很多人都做出来了，因为你把有利于对于经济起作用的这些因素作为变量放在等式的右边，最后得出来以后还有一部分解释不了的因素，在统计上叫残差，因此人们把这部分叫全要素生产率。但事实上在理解的时候，怎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它的源泉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理解。

我换个角度，我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归根结底都来自于重新配置效率，就是配置效率。怎么理解呢？从这么几个方面看。

第一，全要素生产率最直接来的一个方向，而且中国过去的30多年的发展历史，我们的生产率提高主要来自于资源的重新配置，当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有70%、80%的人都在务农，而农业生产出的产值非常低，也就意味着70%、80%的人只生产了20%多的产值，意味着极低的生产率。因此通过改革把这批人转向非农产业，他们个人提高了收入，宏观上我们获得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因为这个在文献中是被西蒙·库兹涅茨反复的论证，因此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我把它叫做库兹涅茨效应。这是我们已经证实的，大家都知道。

第二，我把这叫做熊彼特效应，熊彼特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创造性破坏，说你创造出的更高的生产率、更高的竞争力是通过破坏达到的。有的企业进入了，就有企业退出了，有的企业出生了、成长了，就同样有企业死亡了。必须在这个过程中才有创新，才有生产率的提高。而最近一些经济学家做的计量研究，发现企业的进、退、生、死这么一个过程，导致了生产率的提高占全部生产率提高的1/3到1/2。也就是说企业之间的重新配置，如果我的生产率比你那家企业生产率更高，我们又是同一个行业的，那就意味着你不应该再生产了，你的生产要素应该给我们。这就是一种重新配置。所以我把它叫做熊彼特效应。

第三，全要素生产率也是配置效率，就是指我们都知道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但是在现实中从来不是你也进步我也进步，我们一块进步，达到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是这么回事。而是说你进步快，我的生产能力就应该给你用，我就不能再进行了。谁最先使用技术了，谁最先创新了，谁站住脚了，谁就把那些资源都垄断过去。因此不是齐头并进，而是有进有退的结果。因此，技术进步本身也是资源重新配置，是动态的，是往前走的资源重新配置。这些因素决定了从配置效率来理解全要素生产率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那张图是我最近刚刚完成的一个估算，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总共提高了16倍，其中第一产业贡献了13%，第二产业贡献了30%多，第三产业贡献了11%，加起来大概50%多一点的贡献率。还有40%多的贡献没有解释到，因为这40%多就来自于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在三个产业之间的转变，哪个部门生产率高，我的劳动率就流向哪个部门。这充分体现了我们过去30多年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于资源的重新配置。

这个图也是我们做的一个估算，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人力资本的贡献，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中间黑的部分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贡献。从这个估算里可以看到它的贡献率很显著，但是不是那么大，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的研究证明了资源重新配置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中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展现的一个结果。

但是发生变化了。刚才杨院长说了，说我好多年以来一直在呼吁让大家关注，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我们不讲理论，我们就讲从统计上怎么看这个消失。2010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在这个点上中国人口15岁到59岁的这部分人口达到了最高点，从那之后一直是负增长，每年是几百万的人减少。这部分人就是劳动年龄人口，15到59岁。但是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也不见得劳动力就一定负增长。因为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还有一个差别，就是劳动年龄人口中想工作的那部分人叫做经济活动人口，那部分人没有马上减少，因为我们的劳动参与率在提高。而到了今年，经济活动人口，真正的劳动力人口到达了峰值，从明年开始也是负增长。

除此之外，还有更具体一些的，比如说农村16到19岁的人口，已经在2014年达到峰值，过去这两年也是负增长。16到19岁的人就是初中和高中毕业的学生，这部分人就是我们每年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主体，基本上就是他们。我们每年进城的农民工不是从土地转移出来的，那种人转移不出来，都是从学校里毕业出来的。这部分人也减少了。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大大缩小了，中国人口红利的机遇期或者人口红利机会窗口就结束了。因此，大家看那个图，蓝色的是指非劳动年龄，也就是15岁以下的、60岁以上的，这部分人在2010年之前很长时间里，基本上是不变的。而劳动年龄人口是迅速增长的，因此那样的人口很显然形成一个剪刀差，非常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恰恰到了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了，而不变的这部分人因为人口老龄化，因此依赖型人口迅速增长，人口红利期就结束了。

未来我们中国经济靠什么增长呢？我们说靠全要素生产率。那么全要素生产率靠什么呢？来自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我们的人口还有可挖掘的潜力，但是我不倾向于用人口红利来说它。我们就说通过改革把人口潜力再挖掘一下，我宁愿把它叫做改革红利。因为中国农业劳动力按照官方的统计，目前还有28%，我们估计没有那么多，大概18%。但是按照和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只有4%、3%，我们还有很多的人口可以转移出来。即使按照跟我们收入水平略高，从我们这个收入水平一直达到12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结束的时候的这些国家，他们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平均也只有12%。因此就和这部分国家比，我们仍然也可以继续减少农业人口。因此，我们不能减少是因为现在我们还有制度障碍、还有户籍制度。因此改革可以挖掘这部分潜力。

前不久我在野三坡，我把它叫做打破克魯德曼·扬诅咒。另外我们还没有走出熊彼特效应，也没有让那些该死的死去，还有很多僵尸企业、低效率企业存在。我们的一些机遇和政策环境，要充分利用新的技术革命。

当然，我不愿意说第几次科技革命，因为历史上大家一直在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迎来第四次科技革命，但是我看一看历史，我发现其实在历史上，人们处在科技革命最漩涡之中的时候，突飞猛进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们处在一个革命的时代。事后历史学家才告诉你，那个时代某某某其实处在科技革命时代，但是当时的某某某活着的时候，他不知道。因此，我们也许已经处在一种新的科技革命中了，但是我们可能看不到。因此我们宁愿就是技术突破，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来提高生产率。

同时，最近也有一些讨论，因为我们采用了很多新技术，特别是机器人的使用。人们发现怎么科技进步这么快，这都是以前没有料想到的，但是为什么生产率没有提高。因此有人定义，把它叫做生产率悖论，就是说本来是应该提高生产率的科技，得到的应用，结果没有导致生产率提高。我想提出叫生产率悖论的悖论。因为第一是说从微观上讲不可能存在生产率悖论，如果我是一个投资者、我是一个企业家，我不可能在没有提高生产率的情况下去应用那些技术，也许短期和长期有一个差别，但是归根结底，我是要有盈利、有生产率提高，才会使用的。所以这种长期的不提高生产率的技术是不会用的，微观上是没有这个悖论的。但是可能现实中，从一个国家层面，确实看到科技革命的时候，生产率并没有相应的那么快的提高。为什么呢？我想是因为好多新的有更高生产率的企业成长起来以后，那些没有生产率的企业还没有被消灭。也就是说僵尸企业不仅在中国存在，在很多其他国家也都存在着。当然日本是最典型的，僵尸企业这个词就是从日本来的，美国同样有大量的僵尸企业。因此，该死的企业必须死去，该死的产业必须死去，才有生产率的提高。

最后我讲一讲我们面临的挑战，我们要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

我一直最强调的就是我们有很多改革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中是一个最容易突破的改革，这个改革容易突破的含义经济学的解释是叫做，它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就是这个改革会带来好处，而不伤害别人。农民工的市民化，就是户籍制度的改革，就是这样一种改革，它有多重效益。过去我说它是立竿见影、真金白银。

第一个说，户籍制度改革了，让农民工成为市民了，他就不会在40岁以后随时返乡。如果返乡的人太多了，而进城的人少，就变成了逆转移，逆转移就是逆库兹涅茨过程，就是不利于生产率提高的。因此这个改革我觉得能够让他们继续的转移，提高生产率，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同时提高劳动力供给，缓解劳动力成本提高太快的困难。我们有2.7亿农民工，其中1亿农民工大概是在农村从事非农产业，还有1.7亿已经进到城市来了，这部分人要成为新的消费群体的话，我想我们国内的消费需求也是会大大改善的。

刚才有一个地方讲到城市化已经在减弱，但是我们从这几年的数字并没有明确看到。原因是我们有几种城市化源泉。其中农民工作为城市化源泉已经大大减慢了，但是有一种城市化的推动力叫做就地转移，就地转移占到了50%多，这部分是通过改变行政区划，把村委会变成居委会，把县变成区、变成市，把乡变成镇，通过这个把这部分人划成城市人口。这也很好，但是归根结底这个转变没有改变这些人的消费模式，没有改变他的劳动力供给方式和他从事的产业。因此它不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我们还要把力量花在农民工的稳定供给上面。

关键词：蔡昉；十九大报告；人口；潜力；跨越和攻关；全要素生产率；配置效率；改革

原文链接：http://finance.ifeng.com/a/20171029/15752313_0.shtml

（编稿：王山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