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中心
杨圣明 王茜 :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及其现实意义——兼论“逆全球化”思潮的谬误

2019-07-11

调整字号:

  作者:杨圣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王茜,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来源:《经济研究》2018年第6期

  内容提要:世界市场理论在马克思“六册计划”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马克思希望完成但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整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探析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世界市场思想,梳理马克思有关世界市场的论述,阐述了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主要思想的理解,认为该理论揭示了世界市场形成的基础、条件、原因、规律与作用,是对全球化的预见和前瞻性认识,对人们认识全球化、国际经济秩序和贸易自由化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目前“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形成与全球化发展趋势相违背的一种现象。运用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反思“逆全球化”现象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揭开“逆全球化”谜团,为推进全球化发展和进一步增强中国在世界市场发展中的影响力提供正确指引。

  关键词:世界市场/ 自由贸易/ 国际秩序/ 逆全球化

  一、引言

  回忆1859年6月公开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在该书的《序言》中第一次公开宣布了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六册计划”:“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①马克思将世界市场作为其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的较高阶段进行研究,足以证明对世界市场问题的高度重视。马克思指出,他已将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精髓部分——《资本一般》呈现于世人,希望后人在此基础上对其他部分进行探讨。②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对后人完善其理论体系寄予的期望。通过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可以看出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从理论层面看,国外学者研究世界市场理论主要是基于该理论在马克思“六册计划”研究中的地位及与其他分册的内在关系。比如,日本学术界木下悦二和村罔俊三(1985)对世界市场问题的探究包含在对“六册计划”研究的成果——《资本论体系》之中;苏联学者科甘(1966a,1966b,1967,1983)对包含《世界市场》册在内的马克思六册计划作了探究,成果体现为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文章及在20世纪80年代写成的一部专著;德国马丁·路德大学的沃尔弗冈·杨教授领导的研究组多年来结合《伦敦笔记》推测六册计划应包含的内容,③研究组的经济学博士克劳斯—迪特尔·布洛克(Klaus-Dieter Block)在题为《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结构计划中的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一文中,重点探讨了《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册的关系。国内学者对世界市场理论也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比如,汤在新(1995)系统论述了包含“世界市场”在内的马克思“六册经济学著作”的基本框架和主要思想,填补了我国学术界研究马克思“六册计划”经济理论体系的空白;郭宝宏(2001)紧紧围绕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关系对世界市场进行了考察研究;还有学者从世界市场的概念、特征、作用、形成阶段、开拓方式等方面发表了不同看法(郭宝宏,2001;黄谨,2003;赵景峰,2004;费利群,2010)。

  从现实层面看,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日渐加强,主要发达经济体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更加激烈,而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一国或几国垄断世界市场的格局已逐步被打破,使得世界市场面临着新一轮的重构与建设。这激发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结合世界市场理论对现实问题进行探讨。比如,栾文莲(2005)分析了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市场理论的关系,魏守军和刘捷(2009)侧重于研究世界市场中存在的一般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扩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袁志田和刘厚俊(2010)重点研究了世界市场深化发展背景下我国宏观调控面临的新挑战及对策,郭百红(2017)以世界市场理论为出发点分析了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状况并提出具体建议。

  从现有成果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都给予了热切的关注,但还存在以下不足及相应的研究拓展空间:首先,目前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都尚未形成体系,大部分都是就世界市场理论中的一个或几个内容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在前期理论摘编成果的基础之上,④力求较为全面地呈现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及其现实意义。其次,目前还缺乏对马克思世界市场思想理论源头的研究。现有文献多提到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来源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但对于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世界市场思想缺乏系统梳理与认识,难免对马克思世界市场思想的理解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本文将对此做逐一梳理。再次,新的时代背景面临着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及时、客观地运用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解释世界市场中新的问题。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逆全球化”潮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已有文献对“逆全球化”的表现、趋势、影响等进行了研究(廖晓明和刘晓锋,2018;毕秋,2017;许源源和张潇,2017),本图尝试以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为全新视角剖析“逆全球化”思潮的谬误。

  二、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主要思想的理解

  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一方面源于他对周围现实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另一方面来源于他对前人成果批判性的吸纳。遗憾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在世界市场方面给我们留下像《资本论》、《反杜林论》那样的鸿篇巨著;幸运的是,他们留下了大量的有关世界市场的论述。⑤时间虽然过去一百多年,这些论述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梳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世界市场思想,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主要思想。

  (一)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溯源

  从《巴黎笔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当时认真钻研了许多经济学著作,特别是古典经济学著作。关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曾对它作了经典的说明:“我断然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⑥同时也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⑦这其中还包括使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得到巨大发展的亚当·斯密。

  1.威廉·配第世界市场思想的局限性与开创性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1623-1687),身处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其在《政治算术》一书中并没有使用过“世界市场”一词,但有过“全球贸易”、“整个贸易世界”、“世界范围”、“世界贸易”的表述。配第希望通过列举数据,提供英国完全可以跃居荷、法之上的论据,为英国资产阶级鼓舞士气,为此写道:“只需创造一笔二千万英镑的基金对这里所谈的世界贸易所买卖的货物作担保,就可以了。”⑧而马克思曾就此指出问题:“他在《政治算术》的一章中就证明英国负有征服世界市场的使命……。”⑨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世界市场”正是配第眼中的“整个商业界的世界贸易”。配第将英法贸易所及之地视为“整个商业世界”,表现出其“世界市场”认识的局限性,但配第世界市场思想仍然具有开创性。首先,配第在《政治算术》中认识到了航海对于开拓世界市场的重要性,指出航运发达的国家“能够轻易地掌握世界的贸易”。⑩其次,从鼓励英国争夺世界市场的目的来看,配第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世界市场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这也正是他通过整本书的论证鼓励英国资产阶级争夺国外市场、谋取在世界市场上的霸权地位的直接原因。配第的这些思想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识世界市场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2.亚当·斯密的“世界商场”、“大商业共和国货币”等思想。

  17世纪中叶,英国取得海上霸权的地位后,迫切希望在国际市场上发展自由竞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亚当·斯密(1723-1790)为铲除封建制度和重商主义限制政策的残余,清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阐述了世界市场思想。一是有关“世界商场”的思想。虽然斯密并没有使用“世界市场”的说法,但在论述银的买卖对世界市场形成的作用时,使用到了“世界商场”的说法:“把世界各处相隔遥远的地区联络起来的,大体上也以银的卖买为媒介”。之后他又提出“一定期间内以金银供给世界商场的矿山的肥瘠程度”会影响该国贵金属的多寡。(11)这说明斯密已经将“世界各处相隔遥远的地区”看成了“联络起来”的“世界商场”。二是“大商业共和国”和“大商业共和国货币”即世界货币思想。斯密把整个世界称为“大商业共和国”,把世界货币叫作“大商业共和国的货币”,并认为货币流通规律可以从一国国内推广到国与国之间,国际的货币流通受到在国际间流通的商品的支配,正如国内的货币流通受到在国内流通的商品的支配一样,只是交换发生的区域扩大了。可以说,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于世界货币和货币流通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应用的最初认识。此外,斯密还提出了新航路的开辟有利于世界市场的形成与扩大,以及希望市场广阔的中国和其他市场狭小的国家也积极走向世界市场的观点。

  3.大卫·李嘉图为扩大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而初步形成对世界市场的认识。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1772-1823)恰好处在英国产业革命正在进行的时期,因此,李嘉图有关世界市场的论述是为扩大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而提出的。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李嘉图提出了对外自由贸易能够增加资本主义的利润的观点,并将资本主义的利益同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认为这会促成世界各民族形成统一的社会。他写道:“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他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由于增加生产总额,它使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12)这里的“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即是李嘉图对于初步形成的世界市场的认识。

  4.西斯蒙第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提出了世界市场的概念

  第一个提出“世界市场”一词的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西斯蒙第(1773-1842),他认为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同样狭小,资本主义国家虽然能通过将产品输出到国外市场暂时缓解国内生产过剩的危机,但国外市场的接收能力并不是无限度的。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交通的便利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整个世界将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世界市场”,这个市场上也存在着大部分收入水平低下、消费能力不足的“穷人”,同时还存在着其他国家的生产竞争者。当每个生产过剩的国家都将其过剩的产品拿到这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上进行销售,“穷人”又无力购买的时候,世界市场也变得“狭小”了,过剩的产品也就不能找到新的购买者了。西斯蒙第的论述始终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希望增加小资产阶级的财富和收入,带动小资产阶级的消费从而扩大国内市场。殊不知,国内市场的扩大更重要的是依靠生产资料生产的扩大。此外,西斯蒙第认为只有世界繁荣起来,才能扩大整个世界的市场。西斯蒙第看到了分配上的不平等导致生产与消费间比例的破坏,但他却误以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人民群众的消费不足是危机的根源,只要人民收入增加了,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便都会扩大。西斯蒙第还没有看清资本主义真正的矛盾是资本家的剥削导致的生产盲目扩大与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化和人民群众购买力低下之间的矛盾。但无论如何,西斯蒙第指出了生产过剩危机的必然性,揭露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世界市场”的概念,还认识到了航海业的发展对促进世界市场形成的作用,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世界市场问题的重要一笔。

  (二)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主要思想

  马克思在对前人成果批判性吸纳的基础上,形成了对世界市场的相关论述。目前,已有研究提炼出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部分思想并在学术界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如新航路的开辟、工业革命的发生对世界市场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魏嵩寿,1986;李吟枫,1986;朱丽君,2003)。本文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马克思世界市场思想的其他内容,形成对该理论主要思想的八点理解。

  1.集市的兴起与城市的发展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基本前提

  12世纪末到14世纪初,以著名的法国香槟集市所在的地中海与北方主要商路交叉点为中心形成了巨大的国际市场。欧洲较大规模的地区性贸易是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定期的集市贸易为行会束缚下的商人开辟了新天地,并由此推动了更大范围的地区性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欧洲与亚洲国家的贸易往来,使东西方贸易进一步延伸和扩展。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领域已经基本上包括了当时被认识了的整个世界。马克思认为,这些商品交汇并进行交换的地方就是美洲大陆被发现之前,世界市场的主要存在形式。他在1847年12月的《需求》一文中写道:“凡是这些产品汇集以便进行交换的地方,都变成了世界市场的城市;在发现美洲大陆以前,世界市场主要是以这种形式存在的。在14世纪和15世纪,这就是君士坦丁堡、意大利各城市、布鲁治和伦敦。”(13)

  2.新航路的开辟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

  14—15世纪欧洲封建主和商人对金银货币的需求及土耳其扩张导致的东西方贸易危机促成了地理大探险。这一事件对世界市场的形成意义重大。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此指出:“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扩大了交往,从而使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的发展有了巨大的高涨。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投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规模愈来愈大地扩大为世界市场……。”(14)新航路的开辟不仅促进了地中海、波罗的海、北海、大西洋沿岸等区域性贸易,也带动了欧洲与美洲、欧洲与亚洲的跨洋贸易,使商品和货物交换的范围越来越广阔,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密切了世界各国的相互交往,改变了世界各地区过去较为封闭的状态。这是世界市场得以最终形成的重要历史条件。

  3.工业革命是世界市场形成的主要原因。

  18世纪60年代,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兴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英国。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15)随后,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家相继发生了工业革命。机器大工业在促进技术革新、生产发展的同时,还使资本主义获得了极大的推动力和加速力,为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引起了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工具的大规模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转过来促进了工业范围的扩大……。”(16)可见,工业革命与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工业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巨大变革,它根本地改变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面貌。

  4.交通运输、通讯的发展是世界市场形成的技术条件。

  以大机器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在促进了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交通运输业的极大进步。电报、铁路、轮船等交通通讯工具和运输业的发展也成为世界市场形成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推动力。恩格斯指出:“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17)又说:“前一时期末出现的新的交通工具——铁路和海船——现在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应用起来;它们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的世界市场。”(18)国际通讯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也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马克思指出:“除了原有的世界市场以外,又增加了像河流一样地倾泻出黄金的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电报已经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铁路和轮船已经把交通和交换扩大了一百倍。”(19)电报电缆的应用使得世界各地市场的行情可以快速传递,交易变得更加便捷。此后,电话、无线电技术等通讯技术的发明和应用都缩短了世界各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使世界各地更加融为一体。总之,运输交通工具的发明和国际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将世界各个地区都卷入了世界市场,为世界市场的真正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

  5.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和基础,又是它的伴侣和结果。

  马克思指出:“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20)“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21)这其中包含了多重含义。首先,世界市场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胜利的必要前提。世界市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提供了前提和基础。早在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时期,就已存在商品流通、商品生产及不发达的国际贸易,这些都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某些条件。地理大发现后,对外贸易快速发展,世界市场加速形成,这些都成为使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进而助力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因此,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是封建主义瓦解的重要因素,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胜利的必要前提(包达包夫,1957)。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是商品生产,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要有市场提供的原材料、劳动力和资本,另一方面要有市场为生产出的产品提供最终的商品销售场所。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无疑为这些条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再次,世界市场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伴侣和结果。资本不断扩张的本性使资本主义生产处于不断扩大的运动当中,资本主义生产又使世界市场的范围逐渐扩大,“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22)资本作为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其自我生存和发展需要通过不断地占有剩余价值来维持,当资本的发展由于国内市场的相对狭小而受到阻碍时,就必定要突破国家的界限寻找更广阔的国外市场。马克思指出:“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非常重大的影响,那么,相反地,这种情况是在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世界市场本身形成这个生产方式的基础。另一方面,这个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23)这说明,世界市场的逐步扩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世界的扩展是紧密关联的。“由于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它不得不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4)

  6.世界市场危机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

  一方面,世界市场的有限性产生世界性经济危机。当世界市场的扩展速度跟不上资本主义的生产速度时,便会产生商品的相对过剩,进而发生世界性经济危机。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曾就李嘉图对于世界市场危机一无所知进行了批判,指出:“只要承认市场必须同生产一起扩大,在另一方面也就是承认有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因为市场有一个外部的地理界限,……世界市场在每个一定的时刻也是有限的……。”(25)工业革命时期世界市场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首先于1825年发生了产品过剩引起的经济危机,从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便开始周期性地爆发,开始大约每十年爆发一次。另一方面,世界市场的相对无限性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济危机。世界市场的相对无限性就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往往通过对外贸易将国内的经济危机转移到国外市场,即世界市场上寻找最有销路的市场,通过世界市场来克服经济危机,为过剩商品寻找出路。如恩格斯曾评论:“1868年以来之所以没有出现危机,世界市场的扩大也是一个原因。”(26)然而,需要承认的是世界市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所以,“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作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27)即使过剩的商品能够在世界市场上暂时找到出路,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危机最终仍然会爆发。

  7.世界市场为共产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准备物质基础和阶级条件。

  首先,世界市场为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发展提供物质条件。从中世纪至今,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促使生产力不断进步,生产水平不断提高,世界生产指数不断攀升,各国的生产和消费也都变成了世界性的。当世界市场的扩大和深化使生产力发展到足够高的水平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28)而这时,无产阶级便可以借助资本家创造的物质基础来战胜资本主义。其次,世界市场为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发展提供阶级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资本家在造就自己的时候同时也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因此,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也就决定了资本家剥削无产阶级是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同时也决定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同时,世界市场还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指出:“生产力或一般财富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29)

  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会越来越凸显,危机的爆发会使得消灭私有财产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呼声越来越广泛。当世界市场上的无产阶级摆脱了地域和民族的界限,相互支持以取得共同发展的时候,共产主义就具备了战胜资本主义的阶级条件。总之,“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30)

  8.国际价值规律是世界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

  价值规律作为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不仅在国内市场起作用,同样在世界市场上也起作用。当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运行时,则被称为“国际价值规律”。国际价值规律是世界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首先,商品国际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国际社会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棉花的价值尺度不是由英国的劳动小时,而是由世界市场上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31)从国内市场到世界市场,各国生产条件的差异性决定了国别价值发展为国际价值时,会因各国中等劳动强度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马克思写道:“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情形就不同了。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32)其次,商品交换要以商品国际价值量为依据,实行等价交换。遵循国际价值规律的要求,不同国家在国际市场上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进行商品的交换活动是正常的国际商品交换秩序。然而,由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劳动生产率有高有低,使得等量国际价值包含不同的劳动时间,“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33)发达国家自世界市场形成以来就处于有利地位,劳动强度大、劳动生产率高,往往超过国际平均水平;而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处于不利地位,经济发展水平低,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往往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于是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34)的现象。这将等价交换转换为了不等价交换,产生了国际剥削行为,即表面的平等掩饰了实际的不平等。

  三、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为何如此重视世界市场问题?简单说来,这是由他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的。马克思以毕生精力研究和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世界市场又是什么关系?对此,马克思写道:“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35)正是因为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同资本主义有如此深厚的内在关系,所以马克思在研究与揭示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时,必然高度重视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问题。这一点,在当今世界仍然有现实意义。今日的美英法、德意日,哪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在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上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拼死争斗?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日益强大,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又何尝不是步步紧逼?近来,美国不断宣扬“美国优先”原则,并正式打响对华贸易战,这些都一再证明,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生命线。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现实意义显得更为重要。

  (一)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是剩余价值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在国际上的延伸与应用

  世界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是国际价值规律,而国际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中提出的。马克思写道:“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只有对外贸易才使作为价值的剩余产品的真正性质显示出来。”(36)这就是说,只有在世界市场中,在对外贸易中,才能充分显现出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商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而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则是其逻辑归宿。就商品而言,在其两个构成元素“价值”和“使用价值”中,价值作为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抽象劳动,只有在充分比较劳动的社会属性前提下,也就是在包括各民族经济活动在内的世界市场上,才能完全展现出来。调节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只有到世界市场上,才真正具有普遍意义(杨圣明,2011a)。因此,世界市场理论是揭示国际剥削的理论,是国际范围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或者说是剩余价值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在国际上的延伸与应用,其对当今国际经济问题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指导力。

  一些人认为,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并没有对世界市场理论的完整表述,有关世界市场的理论只是分散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因此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理论并没有较多的贡献。但事实上,马克思将其科学劳动价值理论应用于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中,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进行价值分析,创立的国际价值理论揭示的国际价值规律正是世界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因此,世界市场理论既立足于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又能正确回答当代国际贸易领域中的现实问题,以及世界市场上长期争论不休的各种问题。

  (二)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理论支撑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以世界市场为载体的普遍交往过程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世界市场与经济全球化最本质的联系就是两者形成与发展的动因均是由资本的无限扩张性引起的。资本对于利润的追逐使得资本家作为市场的主体不断开拓市场,这种开拓的结果就是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同样,经济全球化的各类表现背后是各经济主体间的利益追求,这种追求导致市场经济利益分配的全球化以及价值生产与分配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发展是客观的历史进程,不是硬推出来的,也是不可逆转的。一方面,世界市场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础。经济全球化是各国以世界市场为平台,凭借不断扩张的市场力量,通过贸易、金融、投资等形式,在经济上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结果。世界市场的快速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现实条件;经济全球化以世界市场中的经济运行机制为依托,使各国经济活动紧密连接。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市场形成、发展、运行的结果。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第一次浪潮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初期阶段,即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下广泛使用大机器生产使得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第二次浪潮是世界市场不断开拓的阶段,即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帝国主义国家使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化的阶段;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第三次浪潮是世界市场在全球获得全面发展的阶段,即信息技术革命促进贸易、金融和生产在世界范围大发展的阶段(栾文莲,2005)。可以说,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是我们深入认识全球化发展趋势、揭开“逆全球化”谜团的理论支撑点。

  (三)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是国际经济秩序建立的重要依据

  在全球经济日益市场化的条件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是商品的交换关系,国际经济秩序则是世界市场的交换秩序(杨圣明,2010)。国际经济秩序伴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而形成,伴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而发展。由于在世界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国际经济秩序始终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商品交换制度和规则,导致世界市场上的交换往往违背国际价值规律,使得国际经济旧秩序一直主导战后世界市场的发展,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存在剥削和压榨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必须被废除,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亟待被建立。

  国际价值规律作为世界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要求世界市场上的交换主体要以商品的国际价值量为依据实行等价交换,这是商品交换的准则,也是国际经济秩序建立的依据。也只有国际价值才是衡量世界市场上不同国家商品交换过程中所包含的商品国际价值量是否等价的唯一的、平等的尺度。任何不遵守国际价值规律的商品交换、任何按照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制定商品交换准则的行为,都是违背国际价值规律的和破坏世界市场秩序的行为。因此,国际价值规律是世界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也是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的依据。

  (四)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是贸易自由化推进的理论指南

  根据世界市场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每一轮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都会推动贸易自由化趋势的发展,而每一次世界经济的衰退和危机引发的萧条都会引发强烈的贸易保护需求。随着新兴技术的推进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日益深化,跨国投资日益活跃,越来越多产品的价值实现依赖于世界市场,表明贸易自由化是世界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然而,这里所说的贸易自由化是建立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础之上的,是要求各国以平等、互利、共赢的原则进行商品(服务)等价交换的自由贸易。显然,这一目标的实现还有待时日。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竞争中性”等要求发起的自由贸易区建设虽在名义上推动了贸易自由化发展,但实际带有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歧视。针对这种情况,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自身的经济实力,更有必要继续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贸易自由化”。

  四、从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视角看“逆全球化”现象

  自新航路开辟之后,世界市场经历了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走过了波浪起伏的曲折道路。从工业革命时期到科技革命时期、再到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及战后发展时期,世界市场始终在各国经济发展的平衡与不平衡、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呼声的此起彼伏,以及经济危机带来的全球性经济周期波动中起伏前行。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经过十年的调整,全球经济并未实现理想复苏,反陷持续低迷,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码,“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2016年,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逆全球化”潮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美国,从推行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主导者开始转变为主张“逆全球化”和保护贸易的推动者,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将带来负面冲击,也极大阻碍了全球贸易的自由化进程。运用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反思“逆全球化”现象中存在的问题,才能为全球治理提供正确的指引。

  (一)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问题均是由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引起的

  此轮“逆全球化”浪潮中,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尚未认清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因此错误地以为通过贸易保护、推行“逆全球化”,就可以解决危机爆发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实际上,马克思早于1857年在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公布“五篇计划”(37)时,就已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全部矛盾和危机将在世界市场这个最复杂最具体的体系当中爆发出来。从该计划可以看出马克思准备从“一般抽象的规定”具体到资产阶级的基本经济范畴,再从三大社会阶级到国家,从国内到国外,最后到世界市场和危机,证明世界市场的形成是一种必然趋势,证明资本主义的全部矛盾和危机将在世界市场这个最复杂最具体的体系当中爆发出来。关于世界市场论与危机论应该是不可分这一问题,还表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篇目“世界市场与危机”和《经济学批判大纲》关于计划的争论中,而且,《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中以下一段话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说明:“而这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经济是重要的。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作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因此,在这些危机中综合起来的各个因素,必然在资产阶级经济的每一个领域中出现并得到阐明。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这种经济,一方面,这个矛盾越来越新的规定就必然被阐明,另一方面,这个矛盾的比较抽象的形式会再现并包含在它的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这一点,也必然被说明。”(38)

  如前述部分在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主要思想中所提及,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相对有限性和生产供给的无限性会带来市场或生产性过剩危机。危机背后隐含的根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难以克服的,即使过剩的商品能够在世界市场上暂时找到出路,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危机最终仍然会爆发,而且可能会以更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科技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进步和国际分工的产生使得各国的生产和贸易状况紧密相连,经济危机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世界性特征,且危害程度越来越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突破实体经济领域,向虚拟经济领域蔓延,其严重程度更加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只要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没有解决,危机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就难以消除。

  (二)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国际经济旧秩序造成的

  当前美欧等国家认为本轮经济危机带来的发展非均衡化是产业转移造成的,即发达国家将制造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使得其本国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本国产业工人受到失业、经济利益损害等冲击,因此通过推行“再工业化”计划实行隐蔽的贸易保护措施,助长“逆全球化”势头。特朗普在竞选时曾说:“从中国加入WTO的2001年开始,我们失去了7万个生产基地。应把中国制定为汇率操纵国,向中国产品征收45%的惩罚性关税。”(39)然而,在美国大力推行“制造业回流”政策后,美国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依然徘徊不前,这充分说明其尚未认清经济非均衡化发展的本质。

  世界市场中的全球化发展在本质上具有非均衡的性质。所谓非均衡,指的是全球化的推进和发展并非整齐划一地涉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同样作为世界经济的主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悬殊的和不平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收益也存在巨大反差。全球化进程的非均衡化是国际经济旧秩序直接导致的(杨圣明,2011b)。而国际经济旧秩序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的扩张而逐步形成的。以中世纪地理大发现为起点的早期殖民国家对海外殖民地的暴力掠夺,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开拓世界市场的方式,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也是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开端。到了18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时期,西欧国家凭借工业革命逐渐发展壮大,进一步加紧了对外侵略和剥削,将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场全部卷入国际商品流通当中,充当其海外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由此得以建立,国际经济旧秩序也由此得以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宗主国将剥削渗透到殖民地、附属国的各个领域,以低价收购原材料、高价出售制成品,控制了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主要经济命脉,国际经济旧秩序由此深化。二战结束后,世界市场上的广大受压迫国家先后摆脱了帝国主义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地位,获取了政治上的独立。然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却未能因此而得以改变,这主要是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不仅没有被消除,还在生产国际化不断扩大、国际分工日益深化的情况下被赋予了新的内容。

  “发达国家产业链高端—发展中国家产业链低端”是不合理的国际分工的进一步延续。随着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大发展、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不断深化,发达国家开始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组装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部分发展中国家虽然摆脱了最初的资源密集型分工地位,但也只是零部件的生产国或进口零部件的组装国,获取的利润非常微薄,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发达国家则掌握着核心技术,凭借雄厚的资金在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中获得高利,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这种国际分工模式在逐步加深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依赖的同时,也加剧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和剥削。时至今日,中国制造业向产业链中高端攀升,触碰了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利益。因此,美国在“制造业回流”政策对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尚未起到实质性提升作用后,又频频对中国制造业发起知识产权诉讼和“双反”调查,限制中国企业在美投资,这实际就是要限制中国制造业向高水平发展,维护世界市场中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保护美国制造业的自我“核心”利益。

  (三)对资产阶级而言,保护贸易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都是其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

  自由贸易政策曾造就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英国的“世界贸易中心”地位,也造就了二战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和美国转而成为此轮“逆全球化”潮流的推动者。这再次印证了前述“世界市场发展历程中,每当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扩张时,都会主张自由贸易政策;而每当危机过后国内市场需要保护时,则会主张保护贸易政策”的不变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期,关税制度是保护贸易政策的主要措施。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资本主义国家的保护关税制度指出,保护关税是资产者在面对外来竞争时所采取的维护自身利益的战略措施,“他们要求实行保护关税,不过是为了用机器挤掉手工劳动,用现代的生产代替宗法式的生产。一句话,他们是想扩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特别是大工业资本家的统治。”(40)但是,资产阶级却宣称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是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理由是保护政策保证了工人不会由于外国竞争的入侵而失业,并且避免了外来的剥削。如今特朗普承诺通过制造业回流、限制移民等措施保护底层民众的利益,与此如出一辙。事实上,马克思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保护关税制度把一个国家的资本武装起来和别国的资本做斗争,加强一个国家的资本反对外国资本的力量,而主张这种制度的人还以为,通过这些办法就可以使资本在对待工人阶级方面变得软弱而且容易让步。”(41)

  当前,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也并没有阻止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头,探究资本主义国家保护贸易的本质,它依旧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武器。在发展中国家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而发达国家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如高科技产业、知识产权领域,发达国家推崇贸易自由化;而在发展中国家具备竞争优势但发达国家已丧失竞争优势的领域,如纺织业、加工制造业,贸易自由化却被排除在外,且贸易保护的不公平性依旧突出。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对于资产阶级而言,无论是保护贸易政策还是自由贸易政策,都是其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就此马克思指出:“聪明的资产者很清楚,不论占统治的是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工人得到的工资都不会多于他维持起码生活所绝对必需的。”(42)运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看问题,从反面来说,这就决定了对于无产阶级而言,无论是资产阶级的保护贸易政策还是自由贸易政策,只要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加速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都应该予以支持。而从生产力的发展角度来看,保护贸易“不仅阻碍外国工业品的输入,而且阻碍本国工业的发展”,(43)自由贸易则使“蒸汽、电力、机器的巨大生产力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44)从各国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保护贸易“保护一个工业部门,同时也就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其他一切工业部门”,(45)自由贸易则“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条件”。(46)因此,自由贸易较保护贸易更能加速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加快资本主义的灭亡。这与马克思提出世界市场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条件和基础的思想一脉相承,因为只有自由贸易才能使世界市场得以充分发展,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设想才会实现。从这一点来说,贸易自由化是世界市场发展的要求。

  (四)阻碍区域一体化进程就是阻碍全球一体化进程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履行了当时的竞选承诺,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实际上,其遵循的高标准理念不会就此废弃。英国通过全民公投方式脱离与其相伴43年的欧盟,对欧盟一体化进程造成深远影响,但与此同时,英国又宣称要成为一个“全球的英国”,是否表明英国认为欧盟一体化制约了其更好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呢?

  根据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工业革命的发生将各国卷入世界市场的发展浪潮中,新兴国家和新兴部门、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场都难以逃脱,无一例外地成为世界市场的有机组成部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47)资本的无限扩张性使其不断突破现有市场的界限,寻找更加广阔的市场范围,因此,国别市场发展为地区市场,并最终形成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国别市场和地区市场又成为世界市场形成的前提和条件。列宁指出:“资本主义把这些市场联结起来,把它们结合成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后又结合成世界市场……。”(48)

  随着世界市场的不断发展、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方式为纽带而形成的经济一体化表现为两大趋势: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如同地区市场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前提和条件,经济的区域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走向全球化的必要阶段;而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国际经济交往的必然结果,以多边合作机制为标志,是经济区域化的高级阶段。只是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在地缘优势的基础上,凭借相接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毗邻的地理位置,区域内的国家更易达成一体化的经贸协议,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关税壁垒的减少也更易实现。经济全球化则由于其范围更广、包含成员更多、成员间发展差异更大,利益协调更困难,因此一体化程度较区域化低,发展进程比区域化慢。于是,当一些国家的贸易开放要求在关贸总协定或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贸易谈判中无法得到满足时,就会促成建立在双边或诸边贸易体制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创建。由此,经济区域化便成为通向经济全球化的必经阶段。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出于本国战略利益的考虑,使得目前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呈现出排他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这在20世纪90年代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中表现为与关贸协定第24款“促进区域内贸易流动的同时不得提高对外部世界的壁垒”相违背的“对内开放、对外限制”特征,即对成员国内部关税壁垒的逐渐削减和对集团外部国家保持的高关税壁垒。在21世纪经济区域化发展趋势中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掌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主导权从而遏制其他国家的发展进程。但区域经济的蓬勃发展,必然会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这是因为区域经济合作集团的出现,会促使整个世界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达到新的高度;而区域之间占有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不平衡性也必然要依托世界市场的优化配置作用达到协调,这就蕴含了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49)虽然“逆全球化”思潮使得经济全球化发展目前遇到了一些困惑,却无法阻挡全球化进程大势。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告诉我们,只有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引导各国共同参与推进互利共赢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才是正确之路。

  一是要积极参与全球化,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一切文明成果。资本主义全球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加快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另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参与到全球经济化的浪潮当中,意味着有机会吸收这一过程当中的有益成果,否则只能因落后而被世界市场所“抛弃”。全球经济和贸易的高速增长是所有参与国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要实现国家的发展,就必须积极参与全球化,主动扩大世界交往,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吸取、占有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才可积累促进自身发展和向更为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过渡的物质基础。

  二是提高国家自身的劳动生产效率,推进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马克思指出的“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50)的现象的出现,是因为世界市场上的不同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能力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使得创造等量国际价值需要花费不同的劳动时间,发达国家用一个劳动日创造的国际价值需要发展中国家花费三个劳动日才能创造出来,这是国际经济旧秩序中不等价交换的实质。为了改变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局面,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根本途径就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生产效率达到与发达国家相当的水平时,才有可能实现发展中国家用一个劳动日创造的国际价值与发达国家用一个劳动日创造的国际价值进行等价交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三是强化中国在世界市场发展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中国作为崛起中的经济体,在世界市场中影响力越来越大,作用越来越重要。目前,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一位。这是中国将互利共赢的合作思想付诸实践的结果,也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成果。中国向世界市场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制造品,以开放的姿态向世界各国提供了广阔的投资和消费市场,帮助落后国家渡过难关、共同发展,为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出现的新形势和新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51)的战略部署。这不仅说明了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对中国融入下一阶段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也向全世界展现了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姿态。中国的经济实力和贸易实力决定了在世界市场的舞台上,中国必将为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发挥重要和关键的作用。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70页。

  ③该研究组成员在1985年10月召开了研究“六册计划”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并发表了一批论文,这些论文发表在马丁·路德大学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集》第20辑(1986年版)中。

  ④⑤杨圣明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国际贸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8页。此处的“威·配第”,即现译的“威廉·配第”。——编者注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1页。

  ⑧威廉·配第:《政治算术》,陈冬野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87页。

  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7页。

  ⑩同⑧,第22页。

  (1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99、229页。

  (12)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13页。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1/18/C_1120331545.htm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7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5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1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5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26—12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版,第37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9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9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84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2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3—394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9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5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4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4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2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7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8页。

  (37)理论界通常所称的马克思“五篇计划”为:“(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信用)。(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2页。

  (39)郭晨琦:《美国准备用30年前遏制日本发展的方法对付中国?》,《经济观察报》2017年1月10日。

  (40)(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2、284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8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3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16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19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16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61页。

  (48)《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5页。

  (49)《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7年1月18日,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2页。

  (5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17年10月27日。

   

  参考文献

  [1]包达包夫,1957:《国际贸易》(上册),财政经济出版社.

  [2]毕秋,2017:《当前逆全球化的兴起缘由与发展趋势》,《法制与社会》第32期.

  [3]费利群,2010:《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全球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经济纵横》第7期.

  [4]高岱,2010:《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关于世界市场和自由贸易理论的再探讨》,《史学集刊》第11期.

  [5]郭百红,2017:《基于马克思世界市场的视角看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经济研究导刊》第15期.

  [6]郭宝宏,2001:《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中国经济出版社.

  [7]黄瑾,2003:《世界市场与全球化——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东南学术》第6期.

  [8]焦建华,2003:《从马克思主义看世界体系理论》,《理论与改革》第3期.

  [9]科甘,1966a:《马克思〈资本论〉方法论的一些问题》,(苏联)《经济科学》第2期.

  [10]科甘,1966b:《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价格理论》,《莫斯科大学学报》第4期.

  [11]科甘,1967:《没有研究过的马克思的研究计划》,(苏联)《哲学问题》第9期.

  [12]科甘,1983:《卡·马克思的创作活动》,莫斯科思想出版社.

  [13]李吟枫,1986:《世界市场的形成及历史作用》,《世界历史》第3期.

  [14]廖晓明、刘晓锋,2018:《当今世界逆全球化倾向的表现及其原因分析》,《长自学刊》第2期.

  [15]刘志明,1986:《马克思恩格斯是否研究过全球化问题》,《社会科学论坛》第11期.

  [16]栾文莲,2005:《全球的脉动——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理论与经济全球化问题》,人民出版社.

  [17]木下悦二、村罔俊三编,1985:《资本论体系(第8卷)——国家·国际商业·世界市场》,有斐阁出版社.

  [18]聂志红,2008:《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与经济全球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第8期.

  [19]孙来斌,2006:《马克思世界市场思想概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4期.

  [20]汤在新,1995:《〈资本论〉续篇探索——关于马克思计划写的六册经济学著作》,中国金融出版社.

  [21]托尼·安德烈阿尼,1981:《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是否意味着“中国模式”的必然终结?》,《国外理论动态》第5期.

  [22]魏嵩寿,1986:《国际分工与世界市场》,《亚太经济》第5期.

  [23]魏守军、刘捷,2009:《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看世界市场经济危机》,《广西社会科学》第6期.

  [24]吴于廑,1985:《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武汉大学出版社.

  [25]谢富胜、李安,2010:《国外学者对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的新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2期.

  [26]许源源、张潇,2017:《逆全球化趋势下的合作治理:影响、演变与中国应对》,《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6期.

  [27]杨圣明,2010:《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28]杨圣明,2011a:《走向贸易强国的理论创新》,经济管理出版社.

  [29]杨圣明,2011b:《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及其中国化问题》,《经济学动态》第8期.

  [30]俞可平,1998:《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31]袁志田、刘厚俊,2010:《世界化背景下我国宏观调控面临的新挑战及对策——基于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分析》,《广西社会科学》第3期.

  [32]约翰·卡西迪,1998:《马克思的回归》,《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5期.

  [33]赵景峰,2004:《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对经济全球化研究的指导意义》,《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3期.

  [34]中川信义、久保新一,1981:《国际贸易论——世界市场的构造和动态》,有斐阁出版社.

  [35]朱丽君,2003:《世界市场、世界历史与全球化》,《新视野》第3期.

  [36]朱钟棣,2008:《马克思论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作用变化》,《经济学家》第6期.

  [37]Lee,Chai-On,2002,"Marx's International Value Theory:Revisited",Review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19),193-232.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mZzOzRovpXrUEwV2Uuz0Q

  (编稿:孙小雨;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