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名家论坛第二十七讲成功举办，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朱安东教授做了“金融垄断资本与世界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主题讲座。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秘书长张旭教授主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陈享光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宋朝龙教授进行点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科研院所的80余位专家学者在线参加了论坛。

　　朱安东教授首先从当前正在发展过程当中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谈起。目前全球确诊人数已经超过在2亿5千万，死亡人数在500万以上，一度使得全球约3亿人失去工作，经济陷入衰退的国家比重超过90%，美国作为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更是在10天时间内经历了4次股市熔断。在疫情冲击之下，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矛盾暴露得更加充分，比如去年弗洛伊德黑人被跪杀事件之后，美国的种族矛盾被进一步激化。与此同时，反智主义在欧美的影响不断加大，甚至登堂入室。同时，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科技战，不少西方媒体宣扬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这些情况都明显表明原有的支撑着资本主义体系或支撑世界经济运转规则的秩序梁柱开始出现了断裂的信号，当前世界可能开始进入一个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特殊历史时期。

　　随后，朱安东教授引用了2019年10月份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一份《全球卫生安全指数》点出了更为讽刺的一个事实，在195个国家和地区应对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方面，这个报告把美国排在第一、英国第二，而中国仅排51位，而各国这一轮的疫情防疫效果证明了这份排名的荒谬性。但是深究背后原因可以发现，这份排名所依据的各项指标的选择、指标背后的模型以及模型背后的理论，都渗透着西方国家浓重的意识形态偏见。

　　而西方国家应对本轮疫情的表现之所以如此糟糕，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密不可分。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导致全球大量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面对十分脆弱，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医院被视为经营性机构，绝大部分国家的医院数量在不断减少，每千人医院床位数也在不断下降，如瑞典由每千人15个床位降为3个，美国由6个下降到2个多；另一方面是无库存生产思路影响下整个医疗体系里的储备物资也极少在疫情之下，难以收治所有病患。这直接影响了西方国家的抗疫政策的选择。

　　同时，新自由主义导致各国经济金融也十分脆弱。全球生产网络一方面效率很高，另外一方面系统性风险不断增大，整个体系变得非常脆弱。一旦在这个网络里，若干重要节点受到外在的冲击或者是内部各种矛盾爆发以后，可能带来整个全球性的系统性的风险，这次疫情只是一个表现而已。另外，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的金融泡沫比较厉害：从1980至今，美国耶鲁大学席勒教授公布的标普指数中的公司长期实际市盈率在22以上，而1881-1980年间仅为15。因此，救市与抗疫之间的平衡，政策目标如何取舍？西方国家最终还是把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放在了资本的利益之下，从而导致了今天这种灾难性的局面。

　　朱安东教授指出，世界资本主义正处于一个系统性的制度性的危机当中。一方面经济长期陷入停滞状态，贫富分化加剧，种族矛盾、宗教矛盾、政治矛盾不断激化导致社会和政治危机。另一方面是文化危机，即主流思想无法解释现实，也无力解决当前的问题，如极高的失业率，以及愈发严重的贫困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为了救市，国债水平急剧攀升，占GDP的比重从70%上升到了105%，本轮疫情之后更是上升到了120%。为了还债，这些国家要么进行债务重组，但这会导致国家主权债务信誉受到极大冲击和影响，要么推动通货膨胀，降低国债占GDP的比重。但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会对这些国家的国债的信誉乃至本币的信用带来很大的冲击。随着国债水平的上升，西方国家在采取了所谓的“紧缩”政策，尽可能的缩减了社会福利等方面支出，而这恶化了其经济形势，带来了长期的停滞。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普遍把传统的货币政策用到了极致，采用货币宽松和低利率政策，甚至开始采用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如负利率政策。但由于经济形势糟糕，银行体系并未把央行注入的大量货币引导到实体经济，而是把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作为超额准备金交回中央银行，当前存款机构在美联储的存款已经扩大到4.7万亿美元。为了逼存款机构取回这些超额准备金，这些央行采用了负利率政策。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另外一个异常现象是负收益债券的出现。为了保证投资的安全性，不少金融机构今年来大量购入评级高的债券，把这些债券的市场价格推高，从而陷入负收益状态，目前负收益债券规模已超过16万亿美元。

　　朱安东教授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已陷入经济金融困局。这种困局基础性的原因是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一方面资金融资本控制了巨大的经济和金融资源，另一方面金融垄断资本逐渐主导了发展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进程。

　　朱安东教授引用相关研究指出，当前美国已演变为寡头政治，政府中的监管者、立法者以及学者都信奉了一套对金融资本有利的意识形态，而且相信大型金融机构和自由流通的资本市场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至关重要——“对高盛好的就是对美国好的”。他也指出，对西方影响更加深远的是文化危机，西方主流理论既解释不了现实，更难以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在本轮疫情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在新自由模式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各种危机表现更加明显，资本主义已经表现出系统性自主性的危机，停滞危机和动荡可能将会成为资本主义的常态，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将难以持续，危机将进一步深化，不排除更多国家右翼民粹主义登堂入室，甚至在一些国家法西斯主义崛起并执政的情形。

　　在演讲最后，朱安东教授指出，虽然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必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影响，但只要中国做好预案，我们能够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我们创造的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一定能够给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更多的希望。

　　陈享光教授充分肯定了朱安东教授对于新自由主义模式导致的系统性、制度性危机的分析。他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从马克思分析的产业资本主导到列宁分析那种意义的金融资本主导，再到后来的现代金融资本的主导，出现了新的特征，一是货币资本的相对独立性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自我循环和增殖，二是世界范围内形成了非生产领域的投机市场，三是货币资本、虚拟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循环和周转脱离了产业资本。这些新的特点就使得危机不仅表现在经济、金融领域，也出现在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成为系统性危机。分析这一制度性的、系统性的风险同金融垄断资本之间的逻辑联系和现实中的具体表现，才能更好把握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变趋势。

　　宋朝龙教授认为朱安东教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丰富的实证材料相结合，赋予了其鲜活的现实感。他也提出了几点自己的看法。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金融资本具有垄断性、剥夺性、寄生性，是建立在对生产关系支配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真正实体性的，而非金融垄断资本这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不正常部分。二是金融资本已经转化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帝国结构，成为一个主体，这需要复兴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以进行研究。三是金融资本帝国具有生命周期，08年之后，金融资本帝国的危机表现在中心地带，且表现出危机本身的加速机制，使得自由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互相结合，这种政治生态的演变均标志着金融资本帝国进入到了晚期阶段。

　　论坛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圆满结束。

　　（本文由隋筱童根据会议记录整理）

　　（编辑：刘益建；审校：张佶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