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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经济前景如何?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6年第86期(总第1697期)2016年12月2日(星期五)

  

经济热点分析

  

2017年中国经济前景如何?

  

[导读:时近年底,各研究机构和金融机构都纷纷对中国未来一年的宏观经济作出预测。总体来看,主流观点认为2017年的中国经济将是较为平稳的,从普遍共识的6.5%左右的GDP增长率来看,预测的数值差距很小。而部分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即将走向新的增长阶段,乐观的预测开始增加。从政策取向来看,普遍观点认为,要继续保持政策的平衡和稳定;部分意见认为,相对于增长速度来说,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增长速度问题,而是过分刺激的风险、不改革的风险、过分干预经济的风险。同时,随着经济进入新的增长阶段,要认真对待经济领域的大变革,跟上发展潮流。]

 

  一、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综述

 

  1. 2017年中国经济预测--研究机构与学者

  人民大学:2017年继续筑底2018年底部反弹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6-2017):稳增长与防风险双底线的中国宏观经济》中表示,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仍将持续筑底,2018年或许是底部反弹的一年。

  从中长期来看,支撑中国过去30多年高增长的几大动力源泉均不同程度地减弱,全球化红利耗竭、工业化红利递减、人口红利也随着人口抚养比底部到来、刘易斯拐点出现、储蓄率的回落而发生逆转,“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潜力有所下降,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底部有可能突破6.5%。

  从中短期来看,美国经济数据喜忧参半、增长动力依然不强、加上新政府上台后政策的不确定性;欧盟除自身的结构性问题外还将受英国脱欧的进一步冲击,外需难有明显改观。增长动力还有赖于内需,而消费需求取决于居民收入、消费习惯等方面的因素影响,其走势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平稳;投资需求取决于基建、房地产、制造业这三大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行业调整周期的变化决定了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难以明显改善,稳增长的主力——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提速的空间也有限;而从产业发展来看,新动力难以充分替代旧动力拉动经济增长,“去产能”等供给侧改革能否持续实质性推进依然决定了中国经济底部是否达到;而在向服务型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对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低的事实将制约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从债务视角看,中国目前稳增长的路径依然是“债务—投资”驱动模式,这决定了2017年中国总体债务仍将攀升,考虑到偿债周期,2017年年初或是需要警惕的“明斯基”时点。而中国的政治周期波动也在一定程度影响中国经济波动。

  综合来看,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仍将持续筑底。2018年或许是底部反弹的一年。根据模型预测,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GDP为6.5%,CPI增长2.1%。

  国家信息中心祝宝良:2018年触底

  据报道,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认为,经济下形压力仍大,会在2018年才会触底。6.5%会是十三五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底部,但从经济周期看,中国经济还将在2018年第二次探底,估计GDP增速将再降至6%或甚至更低。

  财政部财科所刘尚希:2017年增速6.5%

  据报道,主题为“聚焦改革执行力”的2016年第七届财新峰会上,各个机构专家对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均作出谨慎保守的预测。其中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预测,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6.5%。刘尚希表示,要从总量性的财政政策,转向积极的结构性财政政策。在兼顾总需求的同时,把目标放在结构性改革和公平性竞争方面,减少不利于结构调整和市场公平竞争支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亚行预测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4%

  亚洲开发银行(ADB)9月27日公布的《亚洲经济展望》修正版,预测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从2015年的6.9%下滑至6.6%,2017年跌至6.4%。这两个数据均比3月预测数据上调了0.1个百分点。亚行展望认为,中国2016年全年预期尽管低于2015年实际数字,但在财政及金融方面的经济刺激政策将助推国内需求。

  张曙光:建议明年增长目标下调至6%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11月23日举办的讲座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发言认为,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确实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想调整成功,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要放慢,而要让经济更快增长,肯定是要放慢调整的速度,中国正处于这样的状况,“是要保增长,还是要长远的发展?”。

  张曙光形容,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稳到家了”。他指出,政府为今年经济增长设定6.5%至7%的区间,完成全年经济增长目标看起来没有问题,但实际上,今年第四季度的增长压力也不小,因为中国早前提出要全面实现小康,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翻两番,要实现这一目标,GDP年均增长需要7%左右,这个口径并没有改,增长的压力就仍然比较大。

  谈及2017年经济增长目标的预设,张曙光指出,一种思路是经济增速放缓,调整速度加快,另一种思路是仍旧按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而从10月后发布的经济数据来看,有积极向好的迹象,在这些迹象的基础上,明年可继续保持6.5%或7%的经济增长速度?

  对于这个问题,张曙光的回答显示他不期待。他说,“如果明年仍然要保这么高的增长率,我看就比较麻烦”,将经济增速目标下调至6%,可让结构调整放快一些,并且倘若6%的增速是实实在在的增长,对于目前中国经济这么大的基数来说,增长依然很快,仍是相当不错的发展成绩。

  2. 发改委陈东琪:中国经济已步入复苏轨道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陈东琪在接受路透专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已步入复苏轨道,相较2016年GDP更接近6.5-7%的下限忧虑,2017年可能更靠近区间上限。

  陈东琪在接受路透专访时表达了这种乐观的预期,并预计2016年四季度和全年的GDP增幅会略强于6.7%,其中政策支撑起了关键作用。建议2017年仍保持积极财政和稳健货币政策基调,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宽松,M2增速目标12%左右,财政政策可以更积极,赤字率仍有扩大空间。

  “今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窗,经济初步企稳、市场明显回暖,”陈东琪表示,明年上半年经济有些回调压力,但下半年会走向回升,全年将略强于今年,更靠近6.5-7%区间目标的上限。

  陈东琪对中国经济的预期表现出了少见的乐观情绪。他强调更应关注本轮经济是在创新中复苏,而不能延续以往依靠资源消耗的发展老路。但他也提到,明年经济客观上有复苏迹象但主观努力还得继续,10月各地出台的抑制楼市过快上涨的调控举措会对明年一二季度经济有下拉作用,而民间投资依然不强,政策在引导资金脱虚向实等方面仍须加力。此外,消费增长缓慢,外需疲弱,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时间,区域经济不平衡等均对经济形成制约。

  陈东琪认为,今年中国GDP增速将连续四个季度持于6.7%,说明经济企稳特征明显,季度来看已处于L型底部;全年增速将符合预期,在6.5-7%区间目标偏下轨。

  而让他对中国经济分析趋于乐观的主要是对一些先行、先导指标的判断。体现在先行指标上,就是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呈现四个同步——财新和官方PMI、大中小企业PMI、包括生产、新订单、购进价格和就业在内的多个分项指数、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PMI均同比向好。

  从先导指标——全社会用电量看,2016年7月开始回升,预计剩下两个月还会加速;从市场指标看,商品市场中的煤、钢铁、基本金属涨势强劲,其中既有全球大宗价格上涨的因素,也有国内经济内生动力增强的原因。房地产市场去化周期今年明显缩短,接近2011年水平,股市四季度也明显向好。

  从价格指标看,今年已出现周期拐点,尤其是PPI,在今年9月结束了长达54个月的负增长,明年可能会完全改变结构性通缩状况,进入低通胀时期。他预计今年CPI在2%左右,明年升至2.5-3%,PPI则会在2%以上。“从客观趋势和已有逻辑看,中国经济进入复苏的概率很高,但复苏力量还比较弱,”陈东琪称。

  对于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他认为不能定在6.5%左右和7%左右,6.5-7%或者6.5%以上都是可以的,和今年相比,明年不用担心经济破下限,重要的是创造更多复苏动力。

  尽管对中国经济前景预期乐观,但陈东琪也提到,明年中国经济复苏力度尚弱,主因“五大短板”制约,分别是民间投资弱、居民收入增速弱使消费面临压力、传统行业转型、区域经济不平衡以及出口形势的不确定等。

  “明年重点把资金更多从流通领域引导到生产领域,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不能堆积在虚拟经济领域,引起虚热实冷,带不动有效增长。这轮复苏应该是创新带动的有效需求复苏。”陈东琪强调,只有创新引导的复苏才可持续,“用改革促创新,以创新促经济持续复苏。”

  谈及明年政策,他认为,明年供给侧改革要“由表及里”,把体制机制创新作为重要任务,这包括财税金融、农村(特别是土地制度)、城镇化、事业单位改革、公共投融资等多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

  要积极扩大有效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经济政策要更关注实体,对部分领域的资产泡沫适当控制,比如房地产,同时房地产也要分类指导,三四线继续去库存,一二线要控制,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有竞争力的创新领域。

  为提振民间投资遏制资本外流,陈东琪表示,要通过改革释放“稳定产权”的信息,特别是私有产权,建立知识产权、技术和财产权长期的保护制度。

  此外,他强调明年和发达国家政策沟通上要做更多事情,特别是美国。美国新政府可能不按常理出牌,会给中国新的压力,一方面中国要利用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TPP,争取更大主导空间,另一方面要利用这个空间来表达如何实现中美经济合作共赢。

  陈东琪认为,明年出口从内生因素看应会有改观,毕竟人民币贬值对出口有提振作用,而且全球经济进入新常态下的第一个周期性复苏,增速可能升至4%以上,但“特朗普效应”会给中国出口和资本流入带来不确定性。

  3. 2017年中国经济预测--金融机构

  近日,众多金融机构相继发布对中国2017年宏观经济走向的预测。

  各大投行对2017年实际GDP增长预期主要在6.5%附近。中金公司略高为6.6%,中信证券、兴业研究、方正证券等预计为6.5%。外资金融机构中,德意志银行、汇丰银行同样给出了6.5%的增长预测。瑞银、摩根士丹利为6.4%。中银国际预期相对悲观为6.3%。

  高盛:经济增速放缓、通胀压力加大、对美元继续贬值

  据高盛的预测报告,中国GDP增长2016年将达到6.7%的年增长率,2017年将略有放缓至6.5%(bloomberg调查平均为6.4%)。高盛认为,过去一年多时间以来,中国的经济刺激举措令GDP增速企稳,政策重心也随之向防风险转移。在这种背景下,预计2017年经济将继续在波动中放缓,通胀面临上行风险,而人民币则可能继续贬值。

  高盛在报告中写道,决策层对于当前的经济增长图景可能较为满意,因此开始将重点转向风险控制,比如加强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管理,以及10月初多地密集出台楼市调控政策,而未来几个月财政政策也有略微缩紧的可能。不过,政策上任何的收紧都可能是相对短期的,因为和刺激举措的缩减相比,将经济增长保持在目标区间仍然更为优先。

  高盛预计,2017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速将放缓至6.5%,政策收紧以及刺激减少对周期性行业带来的冲击,是重要的拖累因素。报告写道:

  2016年房地产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了1个百分点,2017年似乎不太可能再作出这种贡献。尽管预计2017年房地产投资只会温和减速,但价格和成交量的增长都将大幅降低。这些因素意味着,2017年楼市对实际GDP的贡献将大幅缩小(比2016年少0.8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对消费的影响。

  除了房地产以外,汽车也是支撑2016年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行业。高盛认为,小排量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2017年可能会延续,但优惠幅度可能会由当前的5%减小到2.5%。因此,预计汽车销量可能会由2016年15%的预估值下滑到3%。汽车行业对GDP的拉动2016年达到0.3个百分点,2017年将下滑到0.06个百分点。如果将整个供应链纳入考虑,汽车销量放缓带来的影响将会更大。

  关于通胀,高盛认为,在当前的GDP增速目标下,未来通胀有很大的上行风险。如果中国继续追求6.5%及以上的经济增速目标,那么通胀就有上行风险,且在未来几年将进一步升高,除非政府在增长目标上更加灵活,或者推动有利于增长的改革,比如更大力度的开放垄断行业等。

  近期也有不少学者及机构从不同角度提出应该放松GDP增长目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也认为,为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拓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空间,建议将明年经济增长目标区间放宽至6%-7%。此前德银在一份研究中国国企债务周期的报告中也提到,国企债务周期的决定因素在于政府干预,要根治债务问题,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放弃或者放松GDP增长目标。

  高盛在报告中还称,如果坚持目前的GDP增速目标,同时又未能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那么人民币也将持续面临下行压力。高盛预计明年底人民币对美元将跌至7.3。

  大摩:中国经济将实现软着陆

  2016年11月30日,摩根士丹利新上任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在媒体发表会上发表预测,上调了对中国GDP增速的预期,将2016年增速上调到6.7%,2017年预测上调到6.4%。

  虽然这一数字仍低于市场对中国官方2016年GDP增速6.5%的预期,但大摩整体对中国经济维持乐观,认为中国经济将实现软着陆。

  大摩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对明年房地产的投资或者销售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但中国财政政策和“准财政手段”力度的加大将大大抵消房地产投资的下滑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影响。

  此外,中国的通胀也将呈现“先高后低”的走势,其中持续为负数的中国PPI指数,2017年将有望回稳反弹为正,达到0.9%(2016年预测是-1.6%),出现短期的PPI再通胀,中国经济将软着陆。

  大摩对中国经济“实打实”回升的原因归结为,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宽松。2016年中国财政支出增速突飞猛进,上半年加速到15%—20%;同时,2016年货币政策从一季度就明显加速一直到10月份,中国社会融资总量增速保持在16%左右,接近最近几年的高位。

  大摩预测,2017年中国财政政策仍将持续发力,财政不仅通过PPP进一步扩大,还有望通过政策性银行的专项贷款来缓解房地产投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但是2017年货币政策不可能再重新回到宽松状态,将维持稳健。

  对于目前的热门话题人民币贬值,邢自强认为今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达到6.98,2017年底将持续温和贬值到7.3。2017年人民币兑美元依然是一个比较渐进的可控的贬值速度,监管部门还会继续采取干预措施来避免汇率市场出现大幅的波动。

  从贸易角度上,人民币并不具备大规模贬值的基础,不过从中、美两国货币政策周期的角度来讲,中国与美国周期相悖,目前,美元已经进入强势美元周期。大摩预计,除今年年底美元的一次加息外,明年美元还将有2次加息,2018年还将可能有3次加息。

  摩根大通:2017年中国经济赠速6.4%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朱海斌,预测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6.4%。他认为,结构性调整仍未完成,去产能和去杠杆这两大任务仍然会导致经济处于下行阶段,加之近期宏观政策出现了调整,2017年进入周期性下行阶段。他建议,在经济面临短期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可以采取6%-7%的区间目标,从而避免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造成的长期问题。

  瑞信:中国经济正呈现稳定迹象

  2016年12月1日,瑞信发表《2017投资展望》,报告预期,中国经济仍稳步迈向软着陆,目前正呈现稳定迹象,将2017年中国GDP增长预测由6%上调至6.3%;2016年GDP增长由6.5%上调至6.6%。

  报告指出,由于中国政府妥善管理工业贸易行业持续放缓,以及国内服务稳步增长,预期中国仍稳步迈向软着陆。在这背景下,中国政府必须避免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业过热。

  此外,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回升应有助提振工业利润,继而支持劳动市场和消费开支。地产行业亦将保持畅旺,使住宅存货下降和固定资产投资回升。

  部分金融机构:6.5%附近是增长的“政策底”

  按“两个翻番”目标,到2020年,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部分市场机构据此认为,GDP年均增长6.5%附近为经济增长的“政策底”。对此,中银国际表示,中国“十三五”规划目标是基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潜在增速有所下行背景下的预期而设定的。GDP年均增长6.5%是“预期性”指标,并非约束性。

  中金公司认为,从总需求来看,预计2017年消费对整体GDP增速的贡献将明显高于2016年,外需有望温和复苏。行业方面,制造业同比增速将保持稳定,其中消费类产品增长有望加速。

  瑞银表示,明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方面从消费来看,消费和服务业良性稳健的势头将继续保持。另一方面,瑞银认为明年的财政政策仍然是对增长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仍然有18%以上的增幅。

  无论是6.6%还是6.3%,从趋势来看,各大投行仍判断经济处于探底周期中。不过据中信证券观察,多项经济指标一致性预示,中国经济距离底部已经一步之遥。

  部分金融机构:2017年物价将保持稳定

  据报道,对于2017年代物价指数,各大投行预期2017年CPI估算值在1.6%-2.5%之间。摩根士丹利预测值相对较低,为1.6%。该机构预期中国CPI将轻微扩张,但随着周期性增长放缓,2017年将继续承压。中金公司预计1.7%。中银国际和德意志银行的预测值较高,为2.5%。汇丰银行预计,尽管持续的通货再膨胀,CPI通胀率2017年能够保持稳定,增幅低于3%。

  中金公司预计,2017年食品价格涨幅相对较低,而短期内服务和居住价格可能继续受房价上涨滞后效应的推动而继续走高。2017年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可能进一步回升至1.9%,但其上升幅度远逊今年。

  中银国际表示,2.5%预测主要是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宽松货币政策对于物价的传导和显现有滞后性。二是大宗商品价格,考虑到今年基数较低,明年同比还会有明显上涨。

  国际上通常把CPI涨幅达到3%作为温和通货膨胀的警戒线。预期值均低于这一警戒线,说明大家较为一致预期,2017年将保持温和通胀水平,能够控制在合理水平。

 

  二、如何看明年的中国经济

 

  1. 2017年中国经济将面临三大压力

  据报道,申万宏源宏观首席分析师李慧勇在“申万宏源2017年度策略会”上表示,2017年中国经济面临三大压力,货币政策仍将稳健偏宽松。

  李慧勇表示,在总体缺乏新的增长点的背景下,维持对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L型,主要矛盾是通货紧缩的判断。值得指出的是L型底部并不是平坦的,而是由若干的V型构成,在小的上升期伴随着物价上涨会带来通胀预期。

  李慧勇认为,中国经济面临三大压力:第一,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红利降低,顺差减少;第二、2015年10月实施的汽车购置税政策,刺激了汽车销售快速增长。但10月的高基数效应导致销售回落,若12月政策到期,预计2017年汽车销售进一步回落;第三、前三季度,房地产贡献了8%的GDP增长,拉动GDP增速0.5个百分点,地产调控下,地产销售已开始回落,预计后续仍将继续回落,拖累经济。地产销售回落也将拖累相关地产链相关消费。地产销售与建材消费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大概领先家电和汽车消费7-8个月;领先家具消费6-7个月。

  李慧勇指出,三驾马车中,顺差减少,消费回落,保增长仍然需要依靠投资。预计基建投资仍需保持高增长。

  他预计,财政政策仍将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将加大力度。货币政策仍将稳健偏宽松。预计随着地产销售增速的回落,M1也将出现显著的回落。债务置换等基建相关项目仍将是货币投放主渠道。

  汇率方面,李慧勇称,汇改之后,测算人民币高估程度为10%、15%以及30%,人民币汇率调整的目标值大概为6.7、7以及8。目前人民币正在以年5%左右的速度重估,预计2017年汇率中间价将调整到7.3左右。李慧勇认为,汇率重估的节奏取决于美元和一揽子汇率。2016年年初和年底的加速贬值都对应美元的加速升值。受特朗普新政的影响,美元加速升值,人民币还将加速贬值,之后人民币汇率将阶段性稳定。

  2.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正在提高

  根据招商证券的分析,2017年,国内经济继续处于长周期的底部,经济仍有下行压力,但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推进有助于压缩下跌空间。去产能改善供需关系,工业部门走出通缩,企业盈利持续改善;去库存大幅降低房地产市场存销比,提升地产商补库存冲动;去杠杆推动货币政策趋于保守,抑制资产价格泡沫,缓解金融风险。

  2017年投资需求将保持相对稳定,制造业投资在盈利驱动下将止跌回稳,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商主动补库存将缓解地产调控的负面冲击。国内投资需求水平回稳态势是2017年GDP增速回落幅度收窄的关键因素。预计2017年中国GDP增长6.6%,四个季度的增速分别为6.5%,6.6%,6.6%和6.6%。

  尽管经济增速继续下滑、货币政策更加保守,但2017年通胀水平反而会有所上升。去产能推动我国产出缺口进一步收窄,从根本上提升了我国通胀压力。猪肉和原油价格将继续冲击通胀走势。而需求相对稳定有助于提升PPI对CPI的传导效率。预计2017年CPI同比增长2.2%,四个季度增速分别为1.9%,2.0%,2.4%,2.5%。

  2017年我国跨境资本外流压力趋缓。从国际因素看,强美元是把双刃剑,美国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可能低于预期而货币政策也难以快速收紧,美元指数有望阶段性回调。从国内外汇市场供求看,外债偿还压力下降而海外官方机构增持人民币资产需求上升有助于进一步改善外汇供求关系。预计2017年央行外汇占款的降幅有望收窄至-1.2万亿元左右。在资金持续外流的背景下,央行通过低成本的降准方式补充流动性的必要性进一步上升。2017年央行可能会选择人民币汇率阶段性走强、贬值预期弱化的时机,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1-2次。

  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虽在下滑,但经济增长质量正在提高。国内经济积极因素增多,结构性改革提速、货币政策更加保守、需求水平回稳而企业盈利维持正增长态势。这种转变有助于改变国内资产荒的不利局面,推动资金回流实体经济,为中期经济回暖积蓄能量。

  3. 政策将继续保持平衡和稳定

  10月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注重抑制资产泡沫和防范经济金融风险。

  近期,银行间市场资金利率全面上行,给出了资金面偏紧的信号。瑞银认为,这一方面因为近期政策偏好略有转紧,转向担心资产泡沫和防范风险,市场对于货币政策产生了略紧的预期;另一方面在于美国大选之后,美元走强,使得资金面比较紧张。这个局面在明年可能不会有明显好转。

  不过高盛/高华表示,收紧政策取向将是短期的,最终政策将在这些目标和“稳增长”目标之间找到一个平衡。鉴于经济稳增长需要,在货币政策有所收缩之下,进一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似乎众望所归。

  中银国际预计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赤字将从今年GDP的3%到明年上升至3.5%;其次是刺激地方政府的债务置换计划进一步推进。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规模2017年预计还将超过4万亿元水平。

  瑞银也预期,政府将推出更多财政政策,并预计信贷增长将持续强劲,以支持财政支出和整体增长。而为了避免释放宽松信号,央行或将保持基准利率不变,而可能继续使用其他工具对银行间市场提供基础货币流动性。

  黄益平认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治本之策”是实现新旧产业彻底更替。为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拓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空间,建议中国将明年经济增长(GDP)目标区间放宽至6-7%。他认为,短期来看,稳健的货币政策应保持不变。财政政策可在化解过剩产能、出清僵尸企业方面多做一些努力。但长期而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很难再像2008年、2009年那样扩张,中国经济正陷入风险三角。“2017年宏观经济增长仍面临下行压力和诸多不确定性。市场机制仍未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导致大量金融资源流入僵尸企业,挤占新产业发展空间。”

  黄益平指出,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中国三大杠杆率均涨得很快。企业在2007年杠杆率大概是80%,2015年是160%。地方政府杠杆率同期从不到20%涨到42%以上。居民杠杆率涨得也很快,从2008年的12%涨到去年的28%。今年房价大涨后这个数值可能更高一些,也许已超30%。

  而且,近年来出现了企业杠杆率“国进民退”现象。2009年到现在,非国企资产负债率从接近60%一度降至37%左右,而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却从51%提高到53%。这是杠杆率质量降低的表现:坏的杠杆在增加,好的杠杆在减少,这显然对下一步经济增长造成很大压力。

  长期来看,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经济增长停滞,一个重要证据是边际资本产出率直线上升:从2007年的3.5%到2015年的5.9%。也就是说,同样生产一个单位的GDP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量已大幅上升,如果这个趋势保持下去,中国将面临经济增长停滞风险。

  4. 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在于增长速度 而是过分刺激、不改革的风险

  中国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12月2日表示,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6.7%的增速依靠的是房地产、基建拉动和地方债务扩张,不具有可持续性,应关注被总量掩盖的结构性问题,大幅放宽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深化中央与地方财税体制改革并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他在财新峰会上称,国内长期集聚的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得到解决,部分结构性问题甚至还有些恶化。现阶段过度刺激维持高增长,有百害而无一利。

  “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增长速度问题,而是过分刺激的风险、不改革的风险、过分干预经济的风险。”徐忠表示。

  他指出,过度关注总量的直接表现是杠杆率上升,从中国情况看,在边际上,债务扩张对杠杆率的推升效应,已经明显超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较好的政策可能是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以换来边际上杠杆率更大幅度的下降。

  徐忠认为,过度关注总量问题的结果必然是僵尸企业僵而不死,过剩产业退而不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市场化、法治化方向没有贯彻始终,反而会使总量与结构的矛盾更加固化。

  政策建议上,他提出要要大幅放宽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如大幅放宽电力、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等领域市场准入。

  深化中央与地方财税体制改革,促进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更健康。应考虑适度提高财政收入比重,使地方政府具备与其职责相匹配的财权与财力,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全面改革资源税,加快推进消费税改革,培育地方主体税种。

  5. 中国经济正在从“背离”走向“新生”

  莫尼塔宏观团队在最近的分析报告中指出,2016年,中国在经济转型的道路上走得颇为“纠结”。供给侧改革的理念与需求侧管理的诉求之间,显露出难以调和的冲突。最终政策执行与经济运行的结果,是在“生产”与“投资”之间,在土地和工业原材料的“量”与“价”之间,在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之间,留下了注定要走向收敛、又难以确知其方向的诸多“背离”。归根结底,这些“背离”都源自旧增长模式与新发展趋势之间的碰撞和交锋,是中国经济转型从“破旧”走向“立新”的过程中,难以回避的纠结状态。

  2017年,经济预测面临的一大问题是:这诸多的“背离”将以何种方式走向收敛?莫尼塔团队研究认为,中国经济转型也许是时候多一分“不破不立”的魄力了!

  2017年,“生产”与“投资”之间的背离承压最重。投资方面:楼市调控政策收紧后,房地产投资势将步入回落,而地方土地供应的“瓶颈”更加重了其失速的风险;制造业补库存前景尚且不容乐观,制造业投资的企稳回升似乎更显遥远;基建投资恐怕需要“独立支撑”,但面对连续多年的高基数和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即便财政政策积极地另辟蹊径,基建投资又有多少增速值得期待?因此,“投资冷”拖累“生产稳”,经济下行压力再度凸显,或许是2017年中国经济难以绕过的一个坎。预计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持下,2017年GDP增速将下降至6.5%。

  既然需求扩张难以持续,工业原料价格的“狂欢”恐怕也难以维系。2017年,“通胀”或许依然不足以成为一个主要矛盾。PPI方面,“去产量”所支持的上游工业涨价,其基础何等羸弱(殊不见今年工业原料进口猛增),能否转为“去产能”仍将考验政府继续深入推动转型的决心。而倘若“去产能”实质启动,或对总需求造成进一步的冲击,工业原料价格更可能出现回调。因此,明年PPI重新转负的可能性并不能断然排除。CPI方面,近年来实质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了明年CPI上涨的可能性;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恩格尔效应”增大了食品价格上涨的概率;加之服务品供给不足亦令非食品价格趋势上行,明年CPI的确存在进一步走高的基础。然而,仔细研究不难发现,不论是PPI向CPI的传导,还是房价向房租的传导,亦或猪周期的发力空间,似乎都没有那么顺畅和充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经济下行风险犹存,通胀恐怕难以起舞。

  站在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2017年中国在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之间面临着更为迫切的取舍。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从快变量向慢变量切换:以旧经济为代表的传统动能是快变量,例如出口和投资;而以新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是慢变量,例如消费和服务业。此时,过多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必然使发展倚重于旧经济旧模式,拖延经济转型、降低增长质量。我们建议:一方面,将2017年GDP增速的目标区间进一步放宽至6-7%;另一方面,设立面向未来5年的“结构调整基金”,承担结构调整成本。以此,为中国经济转型拓宽空间,实现增长“速度”与“质量”的“一破一立”。

  2017年,大类资产配置要打破僵局,同样有赖于经济转型的实质推动。倘若继续滞留于经济转型的“纠结”状态,股市、债市和大宗商品都将随着经济刺激节奏的摆动而持续震荡。只有当经济转型实质推进后,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才会明显减弱,无风险利率才会进一步下行,企业盈利能力才会获得实质改善,从而大类资产配置的选择才能明显拓宽。届时,债券和股票都将走出坚实的牛市,工业原料的亮眼表现也将更为扎实,人民币汇率在转型成功后或将重拾强势。抛却稍显遥远的理想情形不论,让我们展望一下近在眉睫的2017年:债券市场的新一波行情需要更差的经济数据出来;股票市场“阳光总在风雨后”,其表现需取决于改革的推进程度;大宗商品的强势表现需要持续的需求扩张才能维系;而人民币汇率的失衡调整应该已经比较接近到位。

  6. 2017年中国经济面临9个“超级大变脸”

  BWCHINESE中文网财经观察员陈工金在预测2017年中国经济趋势的时候,用9个“超级大变脸”来描摹了一番。

  他认为,中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面临种种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正面临9个超级大变脸。

  变脸一:“超高速增长时代”结束: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都是总量放缓的过程,高速增长的时代结束了,经济进入新的增长阶段,迈入增长放缓转而寻求稳定增长的“新常态”。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怀特?帕金斯(DwightH.Perkins)认为,当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介于10000美元至16000美元之间时,经济增长放缓是正常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中国2014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为12879.8美元。“中国目前GDP增速放缓是正常的,中国确实处在那些多数高收入国家曾经历过的增长放缓阶段。”

  中国全要素增长率目前在1%左右。如果将总体劳动力开始下降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加上投资占比不再上升,GDP增速要维持6%左右的增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必须达到2.1%的水平。要实现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目标,中国必须要保持较高的生产率水平。从需求方面看,由于家庭收入占GDP比重较低,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在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住房方面保持异常高的投资率,才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这两个领域快速增长的时期已经终结,从而拖累了经济的增长。

  BWCHINESE中文网预计,在未来一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GDP增速可能维持在5%-6%的水平,如果未来几年内政府推出财政刺激政策,增速也许会更高一些。

  变脸二:“三驾马车”让位于“三大发动机”: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只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当前和今后我们要优先推进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转型,从主要依靠“三驾马车”转向主要依靠“三大发动机”,特别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部署,紧紧抓住全面改革这个“牛鼻子”,推进经济全面转型,强化创新驱动,努力使中国经济较快地进入到一个好的新常态中。

  变脸三:移动互联网颠覆传统领域:根据中国《2015年通信运营业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中国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达41.87亿G,同比增长103%,比2014年提高40.1个百分点,2014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7.3亿人。中国社会的消费人群年龄正在发生转变,80后,90后,00后的消费需求正在成主流,50后,60后,70后的消费需求逐渐变的边缘化。新兴的移动互联网企业产品,更加符合年轻人的审美,所以必将赢得市场。

  变脸四:城镇主导社会: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2.57%,实际的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远低于2011年世界52%的平均水平。如果能打破政策与体制掣肘,每年就有可能提高1.5-2个百分点。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就有可能接近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到2030年,有望进一步提高到65%-70%的峰值,基本实现人口城镇化。初步估算,到2020年中国人口城镇化进程将带来百万亿级别的内需规模,成为7%-8%中速增长的重要支撑。未来5-10年,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面临重大机遇、拥有巨大潜力,并将在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扮演重要的历史性角色。

  变脸五:“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低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有力武器,但在不经意间中国经济已进入“高成本时代”。劳动力成本、企业社会成本、原材料成本、企业环境成本、土地成本都在不断提升。

  变脸六:服务经济超过工业经济:代表中国经济活力与发展方向的已经不再是钢铁、汽车等制造业,而是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服务企业。服务经济时代,经济增长引擎能由投资切换为消费。服务业的轻资产特性使得投资对服务业产能的拉动十分有限,而提供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通过消费端的刺激才能拉动经济增长。

  变脸七:区域融合渐成潮流:区域融合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渐成潮流。区域之间的产业合作和产业转移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也越来越多,交通通讯的联接也越来越加强。

  变脸八:“人才红利”正逐步取代“人口红利”:随着中国的人口不断的老龄化,中国经济享受了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正迅速消失。企业人力成本的上升趋势已不可逆转。随着老龄化加速,接近2.8亿的农民工总量增速已持续四年下滑,并呈现高龄化趋势。全社会的抚养比达到36.2%且有进一步上升趋势。根据联合国,2050年中国抚养比将达到63%。人口老年化问题将加剧导致储蓄率下降、加剧社会债务负担、改变中国比较优势。未来,工作效率的提升将是红利释放的重要突破点,人力资本投入会大幅提升有效劳动时间和劳动生产率,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目前的12.4年提高至13.5年,而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则从9.5年提高至11.2年。假设教育回报率回落至相对保守的6%,那么,教育水平提升带来的劳动效率提高将导致中国的劳动投入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平均每年增长1%。

  变脸九:绿色低碳发展日益强化: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中国的新潮流。初步估算,“十三五”时期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叠加总量可能达到峰值。过去五年是中国经济以速度换质量的过程,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在悄然发生转变。环境保护也将在各种压力形成的夹缝中前行,艰巨性前所未有。因此,为了让环境保护不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必须建立科学、稳妥的发展战略。”

 

(完)

  

(整理、编写、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6年第86期(总第1697期)2016年12月2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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