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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提高生产率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6年第91期(总第1702期)2016年12月19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提高生产率 日本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 调查:美联储明年可能仅加息两次 野村:2017年人民币可能再贬值5% 中国顶层战略将做强中资制造商

  

经济热点

 

  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提高生产率

  [摘要:有研究显示,近10年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都存在增速放缓的情况。而经过几十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努力,中国人口已经迈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仅为欧美发达国家的1/8。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从长期来看要考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来看,最终要靠提升生产率。而提升生产率主要是通过科技进步提升技术进步率、通过市场化改革提升要素配置效率、通过政府改革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

  生产率增速放缓成为全球问题

  华尔街见闻的一则报道称,美国第三季度生产率年化同比增速负增长,为连续第二个季度出现,这是1993年首次出现生产率连续两季度下滑的现象。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非农商业生产率季调后的年化增速为3.1%,是两年来最大增幅,但仍不及预期的3.3%。然而,如果和去年同期的相同标准增速相比,这一数据却是负增长,延续了第二季度的表现。

  事实上,今年以来,美国非农商业生产率从未出现增长:第一季度和去年持平,第二季度下降了0.3%,第三季度下降了0.05%。用于非正式衡量工资上涨情况的单位劳动成本(ULC)同样在走低:环比增速从第二季度的6.2%骤降至第三季度的0.7%。

  美国生产率曾在1972年攀上二战以来的最高值。就在前一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森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此终结。自那之后,生产率的下降前所未有。虽然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短暂的繁荣期,但美国生产率迄今的平均增速仅为1.2%。如果单看过去15年,美国生产率增速甚至可以和200年前奴隶时期的农业经济相提并论。至于为何生产率变成了现在这样,或许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宽松货币政策支持了很多企业僵而不死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对经济的贡献份额过去15年相当大。

 

  甚至于,如果剔除金融业,那么过去15年的人均GDP几乎是没有任何增长的。从2008年起,美国的实际人均GDP年均增速为负0.5%。从2000年到2015年,该数值为0.3%。实际上,就连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他在5月26日播出的Fox News上称,“生产力成了一潭死水”,而且,“不仅是美国,几乎全世界都是如此。”格林斯潘当时还称,经济衰退不是最大问题,他担心的是长期经济低增长和福利支出大幅增长的问题。如果按照当前经济增速,将无法承担庞大的社会福利开支。他预言,这种恶性发展的结果就是,由于经济难以履行福利义务,各国政府将面临新一场大型金融危机的挑战。“除非我们扭转这一局面,否则就会陷入灾难状态。”

  另据日本的智囊机构、公益财团法人“日本生产率本部”统计,2014年日本的劳动生产率(按购买力平价换算)为72994美元。在7个主要发达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4个成员国中,也仅排在第21位。

  日本的劳动生产率为何较低呢?在制造业方面,随着机械化的发展,人均的附加值也更容易相应地提高。但另一方面,在服务业,依赖人力的业务很多,难以提高生产率。另外,从日本的情况来看,服务业的承担者大都是难以提高劳动效率的中小微企业。观察日本的养老护理服务一线,就会发现实际情况是生产率低的小规模社会福祉法人在支撑着老年人的生活。一直依赖公共服务的社会保障领域如果能进一步发挥兼具资本力量和技术实力的“民间之力”,生产率将随之提高,同时公共支出也将相应地减少。如今,还可以对IT和人工智能(AI)等提高劳动效率的“工具”加以利用。真正需要的或许是积极跟上技术创新大潮的智慧。

  在德国,据德国《世界报》报道,一项调查显示,德国最大的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在2011-2015年期间下降1.7%,相当于每年下降约0.4%,引起行业组织对德国汽车和机械工程行业未来竞争力的担忧。报告称,生产率低下还有可能是因为企业对高级员工的聘用下降,因专业人员短缺所至。

  其实过去十年全球生产率增长一直在大幅放缓。据国际财经中心网站报道,8月26日,美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研究报告称,过去二十年,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迅猛,但生产率增长却整体放缓,构成了“生产率悖论”。这一时期的生产率变化趋势有以下四个特点:

  1.过去十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增长都有所放慢。2.全球全要素生产率(TFP)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都大幅减缓。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速相对稳定,因为这些国家的投资率更高,资本密集度也一直在增长。3.生产率增长放缓不只在部分产业中出现,而是蔓延至各国的服务业与制造业。4.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增长放缓在2008年经济危机前就已出现。这说明,这一现象并不仅仅是周期性的。2004年,美国TFP和劳动生产率增长达到短暂峰值。在许多欧洲国家,生产率增长放缓在2004年前就已出现。在大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这一现象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才出现并且持续至今。

  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TFP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都体现出“先升后降”之势。201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TFP增长率下行转折点出现的时间更为分散,但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TFP增长放缓已成为普遍现象,情况与发达国家相似。在行业层面,尽管发达国家服务业占优势并吸收了超过75%的劳动力,但TFP增长放缓现象依然在该领域出现并进一步蔓延至制造业。例如,美国75%以上的制造业都出现了TFP增长放缓,而且制造业的TFP增速减幅是全美各产业中最大的。上述情况表明,过去十几年,TFP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

  中国劳动生产率仅为发达国家1/8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2016年12月14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第八届全国理事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计生协常务副会长王培安表示,目前,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仅为欧美发达国家的1/8,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空间很大。

  表:2015年全球部分国家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生产率:美元)

 

高收入国家

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中等偏低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

美国:98990.24

墨西哥:20023.07

摩洛哥:8214.39

朝鲜:2230.44

日本:76067.84

马来西亚:16408.89

埃及:5153.08

阿富汗:1527.93

平均(65个国家和地区):56246.78

平均(48个国家和地区):12992.59

平均(49个国家和地区):4347.58

平均(30个国家和地区):1106.28

韩国:50316.10

巴西:11720.91

尼日利亚:3740.10

津巴布韦:1032.34

俄罗斯:13495.74

中国:7318.42

印度:3558.74

埃塞俄比亚:726.32

  数据来源: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OECD,教育部

  王培安指出,“十三五”时期,中国劳动力总量丰富,社会抚养负担较轻,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减少,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正当其时。中国15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2015年为10.03亿,2030年、2050年分别为9.58亿、8.27亿。

  “2015年,欧美发达国家15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和只有8.26亿。目前,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仅为欧美发达国家的1/8,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空间很大。”王培安说,一年来,中国全面两孩政策依法平稳实施,政策效果逐步显现,符合预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鼓励按政策生育,充分发挥全面两孩政策效应,是“十三五”时期计划生育工作的重中之重。2017年,中国计生协要围绕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把宣传教育、生殖健康咨询、优生优育指导、计生家庭帮扶、权益维护和流动人口服务等六项重点任务落到实处。

  据介绍,中国计生协将在学校、家庭和社区整体推进青春健康项目,大力提高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水平,力争通过三至五年的努力,使项目覆盖全国所有省份、80%以上的地市、县及重点地区;总结少数民族群众生殖健康项目经验和模式,扩大受益人群覆盖面;在流动人口聚集地建立不同形式的流动人口计生协组织,维护流动人口和留守妇女、儿童、老人权益,协助政府大力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加强国际交流,借鉴国际理念,完善孕产假、优生优育等配套政策。

  供给侧改革重在提高生产率

  周子勋近日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文章认为,供给侧改革重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由于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结构性问题、较低的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规模更大的老龄化和社会保障压力,多个指标都显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在降低。从增量资本产出率(指每单位产出所需的资本投资额)看,该比率越高,投资回报率越低。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指出,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从2006年的2.9升至2013年的6.6,意味着与2006年相比,2013年生产同样的每单位产出需两倍以上的资本投资。从资本回报率看,白重恩等学者的研究发现,2000—2007年,平均资本回报率约为22%,但之后大幅下降,从2007年的26.7%降至2013年的14.7%。此外,基于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研究。摩根大通的分析显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从2006-2010年的10.2%降至2011—2013年的8.9%。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下滑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2008年的3.2个百分点降至2013年的1.1个百分点。相比之下,近年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略有上升,而劳动力因素(就业人口和教育水平)的贡献率基本稳定。

  文章写道,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测算,我国全要素生产率(TFP)从1995年到2009年间每年从3.9%下降到了2011年到2015年间每年3.1%。照此趋势,“十三五”时期全要素生产率会降到2.7%。2004年至2014年,我国TFP增速在0.3%的水平上波动,2011年之后更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按“库兹涅茨式”产业结构演进理论,TFP停滞,说明资源合理重组碰上了礁石。首先,可供转移的剩余劳动力逐步减少。2004年,“民工荒”现象在沿海地区出现,至2014年,我国劳动力人口连续第三年绝对量下降。其次,受“刘易斯拐点”的影响,投资“边际收益递减”效应正逐渐显现。另外,快速增长的研发投入并未转化形成有效的生产力。

  文章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曾经分析,改革的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如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而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2017年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推进关键性改革,多推有利于增添经济发展动力的改革。毫无疑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未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也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点。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来看,最终要提升整体经济的生产率。而提升生产率主要是通过科技进步提升技术进步率、通过市场化改革提升要素配置效率、通过政府改革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

  如何抑制劳动生产率增速下滑趋势

  《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报道认为,中国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7.4%,意味着中国依然具有巨大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空间,告别过去粗放型发展方式,通过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鼓励科技研究与创新,随着具有更高生产效率的新经济行业的涌现、发展与壮大,让劳动力配置结构不断得到优化,进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1996年到2015年的20年间,中国单位劳动产出(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年平均增速为8.6%,大大高于1.3%的同期世界平均水平。这一增速在2007年达到高峰,增速为13.1%。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近几年增速略有回落。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中国2008年的时候相对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与日本1950年水平一样。

  报道认为,2008年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这年之后,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开始减缓。更为全面反映生产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同时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在这一年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依靠投资拉动的比重快速上升,从而造成了全要素增长率变慢。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大规模分流的开始,而服务业(尤其是占绝对多数的低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制造业。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采取的刺激政策导致了两个后果:其一,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其次,投资结构的变化进一步造成经济结构的扭曲。由于外部需求的减弱以及消费拉动无法支撑经济高增长,中国经济自2008年后不得不长期依赖投资,这会加重经济结构扭曲的程度,导致更严重的资源错配以及效率损失,并最终反映在总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上。

  这意味着,依靠要素投入、产能扩张、投资拉动等发展经济的旧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只有提高要素生产效率,才能有效对冲要素成本上升,提高企业竞争力。中国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必须转向依靠人力资源与科技创新的道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技术水平实现高质量的增长。

  中国的劳动效率如此之低意味着还有巨大的上涨空间。这需要对人力资源充分开发利用,提高教育水平,尤其是职业教育,加强在职职业培训,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但是,中国目前的困境在于劳动力正在大量远离制造业。与此同时很多企业开始使用机器人,这样不利于提高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因此,中国必须重视制造业,提高已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需要提高生产者的劳动效率。其次,中国必须鼓励创新,为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与市场环境,创新驱动的作用增强将会持续提高中国劳动生产率。

  不过,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改变过度依赖基础设施投资维持增长的做法,改革国有企业,否则会强化资源错配,导致经济结构更加扭曲,效率损失更大。因此,中国应该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此同时,加强人力资源投入以及创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恢复劳动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高增长。

  (综合信息)

 

国际经济

 

  日本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耗费很大一部分外汇储备保卫人民币汇率之后,中国把美国最大债权国的地位让给了日本。

  根据美国财政部周四发布的数据,截止10月底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减少了413亿美元,减至1.12万亿美元,为连续第6个月减少。同期,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减少了45亿美元,减至1.13万亿美元。

  杰富瑞(Jefferies)货币市场经济学家托马斯?西蒙斯把中国减持美债形容为“惊人之举”。他指出,如果把通过比利时减持的部分计算在内,中国减持美国国债的实际幅度更大,为671亿美元。“此事意义重大,因为外界广泛推测,中国已开始交易托管于比利时的美国国债,”他说。

  自2014年初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大部分被投资于美国国债——已减少了约四分之一,目前略高于3万亿美元。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央行卖出美元以支撑人民币。同期,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幅度已高于15%。减持美国国债,是北京方面发起的一项抑制资本外流的更大行动的一部分。近来,中国也对企业的海外收购和外国投资者的股息汇款进行了限制。

  上述美国国债持有数据反映的是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出来之前的情况,当时美国国债市场并未因为准备迎接当选总统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增长提速而发生抛售。他出人意外的获胜,推动了美元汇率走高,加剧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挑战。

  该数据也没有包括中国国有金融机构的海外交易行动。但这一逆转趋势——中国于2008年超过日本成为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可能继续下去,因为美联储加息之后人民币遭受更大压力。

  “在不久的将来,当前趋势不大可能会逆转,尤其是在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运势和货币政策立场继续分化的情况下,”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前IMF中国部负责人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说。“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预算和经常账户赤字提供充足的、廉价的融资的那种日子,也许已走到了尽头。”

  (FT,2016.12.16)

  调查:美联储明年可能仅加息两次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一项对顶级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美联储在再次加息之前将等待6个月,这似乎表明,政策制定者在看到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承诺的一揽子经济政策之前,将对收紧政策保持谨慎态度。

  英国《金融时报》对31位华尔街经济学家的调查发现,官员们在2017年将仅两次上调美联储主要短期利率,第一次将在6月进行。调查结果出炉的几天前,美国央行进行了自金融危机以来的仅仅第二次加息,并预测明年还将加息三次,让债券市场受到惊吓。

  “明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改善,但仍将处于长期趋势线下方,”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经济学家格雷戈里?达科(Gregory Daco)说。“特朗普的政策,以及对这些政策的预期,将是全球形势的关键。”特朗普的当选,帮助结束了一波创纪录的债券涨势,后者在今年夏天把发达经济体的利率压低至新的低点。投资者和交易员们预计,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合作,特朗普将能够兑现减税和财政刺激承诺,有力提振美国经济。

  然而,调查发现,经济学家们预期,特朗普明年和2018年给美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推动作用不会太大。经济学家们预测,得益于特朗普的刺激计划,美国经济2017年将多增长0.2个百分点,总体增长率达到2.2%。2018年,特朗普的贡献将是0.4个百分点,推动GDP增长率达到2.3%。

  近年来,金融市场对美联储在其季度点图上标出的利率轨迹持怀疑态度。以今年为例,美国央行最初预测四次加息,但结果只加了一次。然而,在美联储12月会议之后,从利率期货看,市场认为政策制定者在2017年兑现三次加息这个预测的几率为46%。这意味着相比今年全年的情况,金融市场的预期现在更接近美联储自己的预测。上周债券收益率急剧上升,突显市场对美联储的预测更加重视。两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高达1.3%,是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重要的短期美元货币市场利率——3个月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自2009年以来首次接近1%。根据英国《金融时报》调查,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在2017年底将达到1%至1.25%。

  (FT中文网,2016.12.19)

  

中国经济

 

  野村:2017年人民币可能再贬值5%

  12月12日,野村发布2017年亚洲经济展望报告,野村预期澳大利亚、印度、印尼、菲律宾、新加坡2017年GDP增速上扬;预期中国、中国香港、韩国2017年GDP增速下降;预期马来西亚、泰国2017年GDP增速持平。

  野村报告表示,亚洲驶入试图保持一个平稳发展但将比2016年更有挑战性的2017年,因为结构性经济放缓,很多行业处在信贷周期晚期,市场变得更易受到来自美国内部政策及高风险地缘政治影响。

  野村表示,预期中国在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计划的支持下,2017年将继续维持GDP 6.5%的增长,但在表面稳定增长下也暗含了经济对信贷增量的过度依赖。野村早期预警指标很好预测了过去其他国家的金融危机也为中国敲响了警钟。

  野村对于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速预期也低于市场,报告中表示,仍然预期亚洲经济增长存在下行的风险。

  此外,除了经济增长疲软,亚洲大部分地区的通胀将上升,但野村坚信除了菲律宾央行,亚洲各国央行将不会提高利率以应对通货膨胀或保卫货币。相反,野村预期澳大利亚央行、印度、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在2017年将进一步降低利率,这将导致亚洲货币政策从美联储的缩紧货币政策分离。直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风暴过去之后,预期看到亚洲越来越多的分歧,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将释放全部增长潜力或改变亚洲区域市场的经济活力。

  在12月12举行的“中国2017年宏观经济展望”的媒体电话会议上,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赵扬做了会议发言及答记者问。野村预期中国2017年实际GDP增速在6.5%,2018年实际GDP将放缓至6.2%左右;2017年中国CPI通胀预期指数在2.4%,2018年CPI将同比下降至1.9。

  赵扬表示,未来两年中国GDP增速仍将放缓,但幅度较小,总体比较平稳。2017年前两季度较平稳,下半年下行压力较大。主要的原因是房地产市场增长放缓,但同时有两点因素支撑经济不会大幅下降。其一、2017年出口偏乐观,主要是人民币兑美元及一揽子货币都有贬值5%-10%;其二、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将加大以实现经济稳增长的中长期目标,预期2017年的基础设施财政预算将从当前的20%提升至25%。

  赵扬认为,中国国内货币宽松政策进一步放松的可能性较小。主要是因为当前主要核心城市房价较高制约量宽,此外通胀超预期。预期2016年12月份PPI数据4%,2017年2月份5%,但2017年总体PPI数据在3%以下,但个别月份如3-4月份CPI有一定风险突破3%的风险。2017下半年通胀上升会乏力,与PPI同比滑落。主要是受2016年产房地产行业降温而向其他行业的传导造成的影响预期。2017年房地产投资放缓1%左右。央行M2维持10%左右,央行资产负债表增速低于M2的速度,央行需要降准来保证市场的流动性宽裕,财政政策需要宽松,货币政策不宜过紧。2017年1-2月份通胀压力大,如果货币政策缩紧,也会带来压力。2017年应该是中性的货币政策,但会有一次降准的可能。

  对于货币政策对汇率政策的判断,中期来看,企业、家庭将加强中长期对外投资,加强贸易逆差,对央行外汇储备带来一个向下的压力。预期2017年人民币贬值的幅度5%左右,与2016年差不多。预期2017年央行风险多样性不会加大房地产调控明年稳增长的目标下,央行要控制资产泡沫的风险;要抑制通胀;央行不愿意看到人民币贬值;若美联储加快加息,美元继续强势也会给央行带来收紧的影响,对国内资产带来风险,例如美国的长期利率(若)和中国的长期利率出现一个倒挂。因此会需要货币和利率的手段。

  此外,特朗普上任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或存在沟通调整的可能性,因此2017年需要再多方向平衡。预期不会对于房地产行业加大调控,但有可能放大试点的城市的调控,例如出台一些限购或限贷的政策,或影响成交量。但总体目标是维稳,政府不会有进一步的厉害的调控政策,而不是希望房地产价格下跌或者大的回落以伤害经济从而带来金融风险。

  赵扬表示,明年因通胀上升,将抑制实际居民消费,因此消费不一定会很强,会有一定回落。全社会零售总额或无太多影响。资产价格暴涨对消费的影响使居民负债增加,对经济拉动减弱。但消费升级类如海外旅游、消费、教育等小的消费品或面临大增长。

  对于改革的预期,当前经济并不过热,正处在下行的背景,一旦缩紧会刺激经济下滑,改革以观察为主,经济增长要保底,不会有太强的推动。

  (凤凰国际,2016.12.12)

  中国顶层战略将做强中资制造商

  据英国《金融时报》金奇报道,德国一家智库发现,北京方面到2025年将中国打造成为高科技强国的顶层战略可能大幅提升其国内制造业的竞争力,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最可能遭受冲击。

  尽管资源配置低效和创新匮乏可能阻碍“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实现,但柏林一家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的报告显示,大量资金来源和有力的政治支持将会把一批中国制造商推升至世界顶级水平。

  这份报告称:“即便中国制造2025计划不会完全实现下个十年广泛普及智能制造的目标,它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不只是在中国,整个全球经济都会感受到这种影响。”报告补充称:“工业国家不应有任何幻想:中国制造2025计划将提升一小批实力强大的中国制造商,极大地增强它们的竞争力。”

  捷克共和国、德国、意大利、匈牙利、日本和韩国最容易受到中国这一战略的影响,因为它们的工业产值中都有超过40%的份额来自在该战略中被当作目标的中高等科技行业。

  墨卡托报告是在对政策文件、专业期刊和媒体报道的研究以及对中国专家60多次采访的基础上写成的。该报告发现,中国工业战略的一个明确目标是培育国内冠军企业,来取代在华外企的销售。

  墨卡托在报告中表示:“中国的工业政策往往涉及对外国企业的歧视措施。例如,中央和地方政府限制外资进入公共采购领域,并限制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的可能性。”此类歧视措施在“智能”制造领域(包括机器人、工业软件、传感器以及其他)还不盛行,因为大多数中国企业当前在这个领域还过于落后而无法从歧视措施中受益。但随着企业技术升级,与在华外企展开直接竞争,这种情况可能发生改变。

  报告称,这种意图可以在《<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这个半官方文件中看到。这个半官方文件中列出了在一些特定行业要取得的市场份额的远大目标,以及目标行业的范围。

  大量资金被用于激励智能制造领域的创新,这进一步显示出国家的大力支持。今年成立的“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Advanced Manufacturing Fund)是经中国国务院批准的,肩负着利用200亿元人民币进行重点行业技术升级优化的使命。另一只基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National Integrated Circuit Fund)拥有1390亿元人民币的可支配资金,还有同样由国务院批准的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Emerging Industries Investment Fund)有400亿元人民币用于扶持国内新秀企业。

  墨卡托报告中提出,此类支持,再加上一些公司在海外收购行业领军者的能力,可能将一些中国制造业巨头推向全球科技先锋之列。海尔、海信、美的和格力等家电企业是潜在的领跑者,它们都已经在将冰箱、电视、空调、洗衣机以及其他设备转化为“智能”产品,让它们联上互联网,使消费者可以进行多种操作,比如从冰箱订购商品或者用手机控制洗衣机。

  在建筑行业,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等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流程,同时汽车零部件制造商潍柴集团拥有先进的液压技术,钢铁制造商宝钢发展出数项先进技术,有利于提高钢铁冶炼的精度和效率。

  鼓励创新的资金、官方支持以及能够前往海外并购等因素,激励了中国企业本就活跃的专利申请。尽管对中国申请的专利质量质疑不断,但该报告称,传统机器人以及无线传感器和智能传感器等通信设备的专利申请数量占很大比重与这些领域的政府支持有关。然而,在先进机器人领域,中国技术依然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德国技术。

  上述数据是为所谓的“工业4.0”产品收集的,这个概念指的是自动化和数据交换类别的产品或技术,包括物联网和云计算。

  (FT中文网,2016.12.16)

  

(编译、整理:李彦松、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6年第91期(总第1702期)2016年12月19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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