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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正负两面(之二)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7年第5期(总第1710期)2017年1月20日(星期五)

  

经济热点分析

  

“全球化”的正负两面(之二)

 

  [导读:“全球化”一词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自90年代以来的20年,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时代。但近年来,“全球化”在一些地方受到了质疑,甚至一些逆全球化的参选者得到了选民的支持。全球化改变了什么?全球化为什么受到了怀疑?全球化会受到逆转吗?全球化的正面与负面影响是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与发展》(Finance and Development)2016年12月号以“全球化、局内者、局外者”(Globalization,Insiders,Outsiders)为主题集中讨论了全球化的各种问题和前景。我们在此对其观点进行摘录,供大家参考。]

  (续第3期)

  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让国际贸易走上正轨——通过国际贸易收益再分配提升生产力

  IMF经济顾问、研究部主任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Maurice Obstfeld)认为,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减速,发达经济体明显减少了对国际贸易进一步自由化的支持,美国尤其如此。虽然国际贸易能让国家更有效地运用资源,但高效率产生的成果并不能在国民中得到公平分配,因此有些人遭受了损害。其结果就可能扩大收入不平衡,影响到人们的生活。

  过去25年来,由于国际贸易增长、技术进步、政治改革,全球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尽管国际贸易总体上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大多数政府并不能确保经济增长成果(包括国际贸易带来的部分)能够被广泛地分享。甚至在有些地方,总体收入增长乏力已使民众极度失望,从而引发动荡。尽管国际贸易收益一直以来都不能被公平分享,但最近几年却愈发严重。而在当今经济低增长的大环境下,贸易收益显得更加重要。政府必须通过更加公平的再分配政策,来保护及扩大国际贸易收益。这也可以使经济体更能经受来自全球化以外的其他各种市场力量的考验。

  1. 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

  二战以来,关税及配额等贸易壁垒逐步减少。而且,凡是贸易壁垒减少的地方,其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都得到了改善,因为它们可以用较低价格获得大量的各种商品。更重要的是,贸易也对生产力有很强的积极促进作用。生产力即运用全球资源制造经济产品的效率。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减速,因此获得这些国际贸易收益尤其重要。

  国际贸易提高生产力的主要原因在于比较优势。贸易伙伴都能从专业分工中获益,国际贸易总能提高各参与国家的生产力。由于国际贸易,来自国外的竞争迫使国内生产者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而且,国际贸易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半成品,让企业能以较低成本生产产品。最后,出口商能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学到更先进的技术,被迫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来争夺顾客。

  但是,国际贸易的众多积极面并不能解释有些人极力反对它的原因。其实,国际贸易的两个主要因素可以解释某些人反对它的原因。

  第一,自由贸易导致部分行业萎缩,需要重新配置经济资源,因此付出了短期代价。在现实世界中,这类代价与低效率可能会持续很久,有些甚至会变得很严重,让一些工人感到国际贸易能够带来长远的经济效益很抽象,并且与自己无关。

  第二,即使没有就业调整的问题,国际贸易仍然会加剧国内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有些人的收入绝对值甚至会降低。因此,尽管国家整体上提高了生产力和收入,但有些人可能受益更大,而有些人却完全是遭受损失。损失者因此会觉得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而且,这些所谓的再分配效应不仅体现在贸易全球化进程中,也体现在技术进步上,因为技术进步会让某些行业比其他行业获益更多。因为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是相似的,所以技术进步造成的收入再分配与国际贸易类似。然而,尽管有不少人对国际贸易心存疑虑,但几乎没有人对更先进的生产力表示反对。

  要研究贸易全球化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联系,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分离出其他因素(比如,技术变化)对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影响。而且,贸易全球化与技术进步之间有很强的相互作用——贸易全球化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是国际贸易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让研究更加复杂。

  2. 国家之间与国内的收入不平等

  最近几十年来,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已有所下降,但多国的国内收入不平等现象却有所上升,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共同促进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全球趋同,但同时也改变了其国内的生产方式与收入分配机制。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亚洲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显著降低,尤其是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达到了发达经济体水平,还有最近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中国和印度的成功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世界各国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但是,缓慢增长的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并没有很快减少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尽管其中不发达国家的贫困率已显著降低。

  但是,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其发展成果并不总是能够很平等地分配。大体说来,亚洲和东欧的大多数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在恶化,而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尤其是巴西)收入不平等在降低,但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仍然较高。

  同时,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现象都在加剧,最近经济增长也在减速,从而导致家庭长期收入增长较为缓慢,但高收入者除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的例子说明,由于二战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其包容性有所降低。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美国人均家庭收入中位数为53657美元,按实际价值计算(扣除通胀因素)的结果与1989年大致相同。作为对照,20世纪80年代末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比20世纪50年代早期几乎增长了一倍。而经过在一段时间快速经济增长且广泛分享增长成果之后,过去25年来至少有一半的美国家庭未能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

  在很大程度上,收入不平等的降低反映了特定国家政策的作用,比如累进所得税、高级管理人员收入限制、经济金融化。但贸易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仍然是可能的影响因素,因此量化其各自的作用就非常重要。如前所述,贸易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紧密关联。一方面,技术创新(如信息与通信技术)让更多的国际贸易成为可能,例如,银行与保险服务。另一方面,由于有机会进入国际市场,或者面临着进口商品的挑战,企业可能会创新升级其生产流程。而且,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国际贸易促使技术最佳实践跨境传播,技术最佳实践本身也影响了比较优势的模式。也就是说,贸易全球化本身有助于使技术成为国际经济因子。

  3. 全球性变化

  过去25年间,虽然各种事件层出不穷,但毫无疑问国际贸易和技术进步在改变全球的生产和收入分配方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进展在当时广受欢迎,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们创造的全球贸易体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具包容性。这不仅促进了全球数十亿人的经济自由,改善了其中某些地方的政治环境,也通过提高全球收入与消费、增加投资、促进创新来推动经济更快的增长。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加速,但由于某些人比别人更能干,更能抓住新机遇而从中获益,因此也导致了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尽管如此,中国和印度等国首次出现了明显的中等收入阶层。

  但是,这些全球性变化对收入分配的重要影响也很明显,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工人受到了急剧增长的全球劳动力供给冲击,其中更多的是低技能工人。例如,2000年前后,中国、印度、前苏联国家给世界经济贡献了将近15亿劳动力,让全球劳动力数量翻倍。而且,“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的推论表明,“全球劳动力—资本”这一比率的增长会降低发达经济体的“劳动报酬—资本收益”这一比率。这也可能是北美、西欧、日本等国工资中位数长期增长乏力及其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下降的部分原因。而且,与此同时,工会运动衰落,企业向海外低工资地区转移生产基地意愿上升,也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因此,按照“斯托尔帕-萨缪尔森”的逻辑,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工人相对工资会上升,而发达国家的高技能人才将受益,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会降低,而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会加剧。但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高技能和低技能人员之间的工资差距一直都在扩大。而且,与“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相矛盾的还有,同一行业内技能溢价也有扩大的趋势,同时,没有证据显示因为低技能人员相对工资下降,发达经济体各行业因而增加了其雇佣量。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截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技能溢价的全球演进主要是由于有利于高技能人才的技术的进步。例如,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这是另一种产生全球性影响的变化,其在20世纪90年代初迅速发展,并且赢得了广泛赞誉。但在这种情况下,扩大规模的国际贸易仍然可以发挥作用,由于行业内的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能够找到技能更高的劳动力,国际贸易因此扩大了对技能的需求。国际贸易的另一种可能的影响方式是外包:将低技能工作从发达经济体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可以提高双方的技能溢价。

  自21世纪初以来,贸易全球化已加快步伐,其中包括中国全面融入世界贸易体系。新兴市场经济体加大教育投入,使更多常规制造业与常规服务业转移至海外成为可能;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高科技产品出口迅速增长,在这方面中国尤为突出。在发达经济体,中等技能工作已消失,出现所谓的“工作两极化”现象。尽管某些工作两极化是由于国际贸易和制造业向海外转移造成的,但也有技术方面的原因,比如常规工作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

  仅在最近,才有足够的详细数据可信地证明,中国商品进口以及海外代工对发达经济体的进口竞争型行业、当地劳动力市场、工资等产生长期负面影响。一直以来,由于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生产力提高较快,其制造业从业人员比例已经逐步减少。但是,在21世纪头十年美国的制造业从业人员比例大幅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企业在海外(包括中国)投资建厂生产产品返销美国。如果美国制造业替换下来的工人能够全部再就业,他们就必须接受大幅下降的工资。而且,在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很多国家,因进口产品竞争而失业的工人要遭受长期工资损失和失业的困扰。虽然这也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最近有加剧的倾向,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日益老龄化,以及与中国出口快速增长有关的大范围失调。

  图1:交换空间

  (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就业人员比例不断下降,原因在于制造业工作已转移到新兴经济体,以及技术进步造成人员过剩。)

 

 

 

  4. 政府要让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得到分享

  上述全球性变化创造了新的全球经济。在新形势下,政府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来阻止保护主义政策,同时维护并扩大国际贸易的收益呢?

  加拿大就业调整专家顾问委员会在其1989年的报告《就业调整走向成功》(Adjusting to Win)中,对比了“安全网”政策与“蹦床”政策,前者是指通过失业救济等措施给失业者提供保障,后者是给失业者提供再就业“跳板”。“蹦床”政策包括就业咨询服务与再就业培训等积极措施,在经济冲击发生时可以帮助失业者更快调整,以减少长期失业,防止技能贬值和就业能力下降。虽然在很多发达经济体已经有此类项目,但还值得进一步研究推广,让所有人都能从最佳实践中受益。

  一方面,“蹦床”项目不仅对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变化有帮助,对各种变化都有帮助,而且也有必要。政府介入以推动失业者再就业值得关注,同时,帮助失业者调整的政策还包括加大教育投入(以创造更高适应能力的劳动力)、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加大医疗投资、增加住房供给、降低创业门槛、提供运行良好的金融市场等。这些政策还有促进经济增长的额外收益。

  另一方面,“安全网”项目也有必要。因为开放程度更高的经济体可能要经受更多外来冲击,因此需要更多的社会“安全网”。例如,政府可以给再就业后工资降低的工人提供更多的工资保险,并对雇佣失业工人的企业提供工资补贴。此外,类似美国所得收入抵免的政策值得推广,以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同时可以鼓励失业者再就业。政府还应该采取更多的累进所得税和转移支付政策,让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收益得到更广泛地分享。

  由于跨境资本流动加剧了国际税收竞争,没有畸高的所得税或累退的消费税,政府难以负担社会“安全网”及再就业工程。因此,需要开展国际反避税协调行动,防止资本所有者从全球化收益中收获过大。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处理收入不平等问题,那么对国际贸易的政治支持会进一步减弱。

  虽然贸易全球化给所有人提供了潜在的经济收益,但是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对受到贸易全球化冲击的人提供帮助,这些潜在的经济收益并不一定能实现。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全球性变化影响深远,外加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持续的放缓,这已经让很多人和团体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因此,在许多发达经济体中,对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的反对浪潮日渐高涨。

  但是,国际贸易与贸易政策并不是这些变化的唯一原因,甚至可能并不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它们也不是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技术进步以及特定国家的发展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没有分摊经济开放风险的明确政策框架,二战结束以来所秉持的推动国际贸易的政治共识可能会烟消云散;政府要确保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培养受到良好教育、适应能力强的劳动力;做好职位匹配;改善金融市场功能;采取直接措施处理收入不平等问题。此外,处理一系列其他经济变化也需要同样的政策框架,需要在经济体内部进行调节。

  认为当外部世界引起麻烦时,政府能够闭关锁国以解决问题的想法,只是一种错觉。在21世纪,国家之间必须相互依存,别无选择。

  国际贸易可能加剧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

  达特茅斯学院尼豪斯家族国际关系学教授和经济学教授尼娜?帕夫克尼克(Nina Pavcnik)认为,过去30年来,发展中国家更多地融入了世界市场。由于导致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加剧,以及制造业就业萎缩,上述这一变化经常遭到指责,并演变为当前对国际贸易的反对浪潮。

  然而,过去30年来,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在上升,尤其是在亚洲。例如,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巴西、中国、印度、越南等新兴市场经济体80%到96%的受访者认为收入不平等是其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但在这些国家中,仅有1%到13%的受访者认为国际贸易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相关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尼娜?帕夫克尼克指出,国际贸易对国内不平等的影响是复杂的,因为国际贸易影响居民工资与消费的方式多种多样,并且其影响随着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变化。贸易一体化的程度;劳动力和资本跨越企业、行业、国境流动的难易程度;以及受影响者在其国内收入分布中所处的位置等都是影响因素。她根据对几个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不平等效应的近期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1. 工资不平等

  如果国家能够实现专业化生产,而且国际贸易使得工人从进口竞争行业向出口导向行业转移,那么通常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益。这导致进口竞争行业工人的工资下降,但同时提高了出口导向行业工人的工资,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

  国际贸易的工资不平等效应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国际贸易可能提高行业中不同企业的同等水平员工的工资差距。企业的绩效各不相同,经营良好的企业更可能从事出口业务。近期对阿根廷和墨西哥的两项研究发现,成功的企业能从新的出口机会中受益,其员工也因而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

  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处理不断恶化的收入与机会不平等的良好条件。

  此外,在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公司中,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员工还能获得额外的收益。

  更重要的是,几项研究发现,国际贸易还会影响整个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不平等。2001年,越南与美国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美国对越南出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平均降低了23个百分点。但各行业关税下降的幅度并不相同。由于越南各省有自己擅长的行业,其中某些省份的就业集中在受益于关税降低的行业,而另外一些则很少有人从事这些行业。因此,出口成本降低对各省工人的影响则不尽相同。

  还有一项研究发现,某些行业由于出口成本的降幅更大,使其所在省份受益更多,从而使这些省份的贫困水平下降的幅度也更大。贫困水平的降低是由于产品出口至美国市场使得对当地工人的需求迅速增长,从而提高了其工资水平,特别是那些只受过初等教育工人的工资水平。而这些省份本来就比较富裕,因此,随着国际贸易的增长,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进一步扩大。对越南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扩大了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另外几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由于各地区生产的产品不同,一些地区比另一些地区更易受到国际贸易的影响。

  由于工人和资本不能自由流动,加上地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机制不完善,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可能会长期存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因此,国际贸易对工人的影响差异的大小取决于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

  例如,1991年刚开始施行贸易自由化时,印度的贫困人口占全球贫困人口的1/3。通过改革,减少了对国际贸易的大量限制,平均进口关税从1991年的87%下降到1996年的37%。根据研究,印度某些地区由于进口关税下降而增加了其海外竞争压力。

  有研究发现,在这段时间,印度全国总体贫困水平下降。但是,研究也发现,印度某些农村地区受进口竞争的冲击较大,其贫困水平降幅也因而较小。由于进口关税降低导致当地劳动力需求减少,工业和农业工资水平因而降低,对贫困家庭的伤害特别严重,因此导致相对贫困加剧。其中,处于收入分布百分位底部第10位和第20位的家庭,其人均消费水平下降幅度最大。

  一般来说,由于劳动力可以从受进口竞争冲击的地区流动到更高工资的地区,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区间的工资差距可能会消失。但是,印度不是这样。劳动力流动并没有因某些地区受到贸易改革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实际上,贸易改革之后十年间,印度只有不到0.5%的农村居民和4%的城市居民由于经济原因流动到其他地区。其中,文盲和贫困家庭的地域流动比率尤其低。

  因为人员流动成本很高,而且也不可能借到钱搬家。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家庭和种姓等级制度和机制是非正式的社会保险,这更进一步阻碍了人员的流动。有时人员不流动仅仅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别处有更好的就业机会。此外,由于受进口竞争影响,这些劳动力的技能和经验并不符合其他地区扩张行业的需要。

  结果表明,进口竞争对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20世纪90年代初,巴西降低了进口税,此后20年,也导致某些地区进口竞争压力加大,降低了其劳动力工资水平。但是,与印度不同的是,巴西各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因此有所降低,因为受进口竞争影响的地区本来就比较富裕。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贸易对地区工资的负面影响反而会越来越大,原因何在呢?在资产贬值之后,为应对进口竞争的压力,企业主缩小经营规模,甚至关闭当地工厂,造成劳动力需求慢慢减少,因此当地工资水平越来越低。而服务需求也随之减少,更是让当地劳动力市场雪上加霜。与印度类似,劳动力也没有迁移出受进口竞争冲击的地区,其中很多人最终在非正式行业寻找工作。上述例子表明,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是引发国际贸易不平等效应的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对此开展进一步研究,更深入地探究劳动力流动的关键障碍,包括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流动的障碍,因为这些障碍阻止了受进口竞争冲击的劳动力在扩张行业再就业。

  2. 消费:穷人和富人

  由于能够买到更多物美价廉的进口商品,发展中国家消费者因融入全球市场而受益。而且,他们也因此能够买到外国企业生产的商品。其中,有些好处体现在消费之外。例如,肯尼亚的农户不仅使用手机与朋友联系,还能使用手机银行,获悉国际市场上经济作物的价格等信息。

  同时,国际贸易带来的消费收益也是不平等的,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差距相当大。穷人通常在食品、衣服等贸易品上的花费比在住房、教育等非贸易品上的花费更多。最近一项研究考察了包括12个发展中国家在内的40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国际贸易一体化给穷人带来的消费收益更大,因为贸易品的国际价格平均降幅比非贸易品更大,而富人消费了更多的非贸易品。

  但是,还存在其他影响因素。国际贸易对消费的影响可能取决于贸易自由化的类型和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的购物模式。例如,墨西哥和阿根廷等中等收入和转型经济体最近开放其零售行业,允许国外零售连锁店进入本国市场,而此类政策在印度就遭到了强烈反对。墨西哥的经验表明,尽管穷人能从外资零售连锁店受益,但其受益程度比富人小。在墨西哥收入分布中,顶部20%家庭的消费收益比底部20%家庭的消费收益更大,因为富裕家庭更有可能在外资连锁店购物。

  另外,虽然国际贸易降低了边境地区商品价格,但并不表示偏远地区市场价格也能随之降低。因为国内基础设施条件较差,以及发展中国家国内批发和零售行业竞争强度很小,所以国际贸易带来的消费收益在国内的分配并不平等。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利亚的偏远地区的消费者并不能因进口商品而受益,因为其国内的交通成本和垄断中间商瓜分了潜在的消费者收益。

  总之,尽管消费者能够因国际贸易而受益,但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消费收益分配并不平等。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在贸易品上花费了大部分收入,因此上述不平等不容忽视。

  3. 确保机会均等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民意调查,巴西、中国、印度、越南等国民众致力于实现更自由化的国际贸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国际贸易的各种不平等效应和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无论这是否是由国际贸易引起的。当前,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出现的反对国际贸易的浪潮就具有警示性。同时,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处理不断恶化的收入与机会不平等的良好条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入较低,社会保障机制不够健全,民众获得公共产品的机会并不平等。其中,有限的受教育机会尤其令人担忧。而在今天全球经济时代,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才供不应求,并且这些人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冲击也有更强的适应能力。

  因此,政策争论应该聚焦于充分发挥国内体制的作用,确保机会均等,特别是要提高教育水平和促进地域流动,以让目前落后的群体能够分享到更多的国际贸易收益。

  克鲁格曼:贸易自由化进程停滞不前也无大碍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经济学特聘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在全球化进程步履维艰的表象之后存在某些深层次的原因,而对糟糕的经济进行谴责对于恢复既往的常态是不够的。诚然,教科书上的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会使国家变得富裕,而限制贸易则会使国家变得贫穷。不过,教科书上也提到,如果不存在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那么任何东西的成本都是较为有限的,而且,贸易会对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产生很大的影响,进而产生赢家和输家。

  二战后的贸易体系成为国际合作绝无仅有的成功范例。这使得贸易自由化对于那些参加达沃斯峰会并侃侃而谈国际事务的人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

  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贸易自由化的进展相当顺利。在贸易增长中失利的国家不太明显或者数量不是太多,这主要是因为这种增长的表现形式是相似国家之间行业内部的流动,这对于分配产生的影响是最小的。但是,自1990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于运输和通信成本降低(比如其间发生了集装箱船革命),发展中经济体集体改变进口替代政策等一系列原因,南北贸易(即发展水平迥然不同和工资差距巨大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出现大幅增长。这种贸易使贸易双方的实际收入都出现了上涨,但是与1950年至1980年期间的贸易增长相比,其对产业就业产生的影响更大,对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收入分配的影响可能也更为显著。中国的出口确确实实地取代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的工资停滞不前或出现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这不是唯一的原因。

  正如布兰克?米兰诺维克(Branko Milanovic)所言,贸易自由化的总体影响是,第三世界的中产阶层和全球最顶端的1%人口获得了大幅收益,而对代表发达经济体劳动阶层的人来说则意味着大萧条。从全球福祉的角度而言,这当然具有积极意义:数亿极端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这对于第一世界的劳动者而言则缺乏慰藉,因为他们发现生活没有变得更加轻松,而是更加艰难。很多人预测在经济大衰退之后将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而事实上,至少到目前为止,新的贸易限制并没有大规模出现。数亿极端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事实上,朝向更加自由化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发展进程似乎已经止步不前。其实,早在大衰退之前,这一发展进程就已经渐渐失去了势头,更别提特朗普了:多哈回合谈判处于僵持状态已经为时已久。

  克鲁格曼认为,按照历史标准,贸易已经是相当自由了,而新近提出的诸如TPP等协定更多地是有关知识产权和争议解决的,而非贸易本身。如果这些协定未能付诸实施,也不是件坏事。而对全球贸易战则另当别论,因为它将给依赖劳动密集型出口的贫穷国家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不过,如果我们能够避免此类下挫,最好的态度可能是将全球化作为一个几乎业已结束的项目,减少对这个话题的讨论。

  三、全球化对劳动者的影响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强正在影响世界各地的劳动者

  全球化以无数种方式塑造着我们的生活。以人口流动、资本、观念为驱动力,信息技术为辅助力,全球化为一部分人提供了改善生活的机会,也给另一些人带来了混乱与困难。IMF《金融与发展》对五大洲的六个与全球化影响(或好或坏)有关的人物故事的采访发现:

  全球化导致一部分人陷入了困境。美国一位工人因外来竞争压力而丢掉了他在制造行业的工作,幸好有政府投资的再培训计划,他成功地找到了新工作。在瑞士,新技术和瑞士法郎的影响力给传统钟表匠带来了双重威胁—来自时尚智能手表和其邻国法国廉价劳动力的竞争。在非洲布基纳法索,棉农在全球棉花市场的发展能力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但他的生计和布基纳法索的经济都受到了威胁,这些威胁来自有能力补贴生产的较发达国家。

  全球化也让一些人受益,但各地情况通常存在细微的差别。在菲律宾,由于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以及拥有受过良好培训,能使用英语交流的劳动者,从而促进了外包公司的蓬勃发展。得益于中国庞大的金属需求,秘鲁从大幅上涨的国际铜价中得到了实惠。而在法国,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巴黎郊区的失去公民权的劳动者们,由于专车服务应用程序(如优步)的传入而找到了工作。

  空洞化——美国中等收入阶层的萎缩

  IMF西半球部高级经济学家阿里?阿里奇(Ali Alichi)通过研究发现,美国中等收入阶层正在不断萎缩,或晋身高收入阶层,或跌落低收入阶层。

  他在研究中发现,美国中位数的50%至150%之间的中等收入阶层正在不断萎缩。1970—2014年美国中等收入家庭数量占全美家庭总数的比例下降了11个百分点,从58%下降到47%。也就是说,美国收入分配正在两极化,即空洞化,中等收入家庭要么变得更富裕了,要么变得更贫穷了。

  1. 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趋势

  1970—2000年,升至高收入阶层的家庭(实际收入或扣除通胀因素后的收入高于中位数的150%)比跌入低收入阶层(实际收入低于中位数的50%)的家庭要多。但是,自2000年以来,情况完全逆转。

  跌入低收入阶层对家庭造成了不利影响,特别是在平均实际收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的情况下。近年来,空洞化阻碍了消费,从而损害了经济,因为消费是美国的主要增长引擎。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更低的消费也给它的贸易伙伴带来了损害,同时还影响了其他许多通过全球生产链和金融链而与美国经济有间接联系的国家。

  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消费及储蓄的主力军。在美国,中等收入阶层不仅占消费的大头,也提供了大部分的人力资本,还拥有大多数有形资产。因此,中等收入阶层的萎缩损害了经济。

  1970年以来,发生变化的中等收入家庭数量占美国家庭总数的11个百分点,这些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经济的发展;因为其中有一半左右的家庭升至高收入阶层,而另一半则跌入低收入阶层。但是,自世纪之交以来,变化的长期趋势显示出恶化的迹象。尽管1970年至2000年间大多数家庭从中等收入阶层升入了高收入阶层,但2000年以来,仅有0.25%的家庭升入高收入阶层,而跌入低收入阶层的家庭则有3.25%。

  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代表着其在整个经济中的相对权重。在上述期间,中等收入阶层日益空洞化,其在全美总收入中的份额正在萎缩。1970年,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占美国总收入的比例为47%左右,而2014年则为35%。中等收入家庭收入减少的份额与高收入家庭收入增加的份额大致相当。而低收入家庭收入份额在整个期间保持不变,占全美总收入的5%左右。近年来的工资低增长也是造成这些趋势的原因之一,工资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复苏缓慢,同时还因为人们没有变换工作(Danninger,2016)。

  2. 不平等与两极化

  尽管经济学家对收入不平等不断扩大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收入两极化现象还没有引起广泛关注。收入两极化是衡量收入从收入分配的中部向两极移动的程度。收入不平等是衡量收入分配两极之间收入差异的大小,即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

  收入不平等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基尼系数是测算家庭收入分配的统计离差。而用来衡量收入两极化的类似指数远没有基尼系数那样广为人知。这种两极化指数主要是估算那些收入靠近分配两极的家庭的相对比重。两极化指数数值在0到1之间。当所有家庭收入都相同时,该指数为0。当收入向两极靠近的家庭数量增加时,指数也将增大。如果一些家庭没有收入,而其余家庭收入相同(非0),则指数为1。对基尼系数和两极化指数进行比较的结果表明,1970年以来收入两极化比不平等程度增长更快。而且,2000年以来,基尼系数基本保持稳定,而两极化指数则持续增长,这表明近年来在社会和经济上,中等收入阶层的空洞化可能比收入不平等甚至更加令人担忧。

  3. 广泛空洞化

  虽然我们定义中等收入阶层的家庭实际收入位于全美中位数的50%到150%之间,但实际上对于中等收入阶层的构成并没有普遍认同的定义。我们的研究显示,中等收入阶层空洞化现象在其他合理假设下仍会出现:假设以全美收入中位数为基准设定中等收入阶层收入的上下限,如全美收入中位数的60%至225%,或75%至125%。

  我们采用中等收入阶层的相对定义,其中每年的家庭收入以该年全美收入中位数为基准进行比较。还可以用绝对美元工资临界值来定义中等收入阶层,这就不需要收入中位数。用绝对数值定义的统计结果也显示出了类似的空洞化趋势。

  此外,如果排除收入分配上收入最高的1%家庭,或者不区分年龄、种族、教育程度来估算,其结果都类似:过去40年来,收入两极化程度大幅上升。唯一的例外是户主为女性地家庭;1970年以来,这类家庭的收入两极化程度下降,但最近几年也呈现出上升趋势。

  4. 拖累经济

  最近,向收入分配低端移动的家庭过多,这可能产生负面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向下移动也可能被视为不公平,这也理所当然。

  两极化还可能对总体经济造成严重后果。1998年以来,大部分的两极化表现为中等收入家庭成为低收入阶层。对总体经济而言,这种向下移动减少了收入,导致消费损失。根据估算,1999—2013年两极化已造成相当于半年消费增长的损失,总消费因此累计损失了1.75个百分点。

  雪上加霜的是,最近的证据表明,所有家庭类似的收入增长并不能带来消费的同样增长,而在不久之前,收入增长通常会引发消费增长。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就是,尽管经济学家预测多数低收入家庭会随着收入增长而增加消费,但经济的消费边际倾向已降低。这对消费施加了更多的下行压力。1999年至2013年间,消费对收入增长的响应较慢,而由此造成的总消费损失估计也有1.75个百分点,相当于另一个半年期的消费增长。

  我们只能假设造成两极化程度上升的原因,及其对总体经济的不利影响。其中一些涉及税收和移民政策。技术进步、工会化程度下降以及经济衰退也可能会是影响因素。有必要对这些方面以及其他可能的原因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理解造成收入两极化的原因,能够帮助当局制定政策,以突破这一困境,让大多数人看到自己的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也有利于处理向收入分配低端极化所带来的社会及经济影响。

  我们研究的美国的数据截止到2014年。但最近公布的收入数据显示,2015年家庭收入中位数大幅增长5.25%,贫困率下降,这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这一优异表现不可能持续到2016年。首先,大部分的收入增长是非劳动所得,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平价医保法案”而直接和间接获得的更多补贴,该法案增加了健康保险的可获得性。这些政策导致了一次性的收入猛增,但除非政策变化,否则这些收入增加不可能持续。其次,2015年新增就业可观。但随着美国经济接近满负荷运转,新增就业预计会减速。2016年上半年,按月付薪的新增就业较2015年已显著降低,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也在减缓。

  5 全球现象

  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空洞化现象。例如,在加拿大和德国,近几十年来两极化现象似乎比美国更突出,而在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家,两极化现象则已减速或减轻(Bigot等人,2012)。

  有关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数据很少,但世界银行会定期计算很多国家的两极化指数,其结果也显示空洞化一直在上升。例如,IMF(2006)使用世界银行数据的研究发现,从20年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前十年中期,所分析的九个亚洲国家中有八个的两极化程度呈上升趋势。其中,两极化指数上升幅度最大的是中国,最小的是斯里兰卡。在此期间,只有泰国的两极化指数出现下降。

  工会与移民

  英国工会联盟的弗朗西丝?奥格雷迪(Frances O’Grady)指出,英国退出欧盟引发了对全球化两大支柱——商品与资本的跨境流动——的广泛质疑,国际贸易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也成为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中的重要内容。工会组织在这些争论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作为工会组织,要提醒政府:政府是有能力改善工人生活的。政府应该鼓励能扩大高技能就业(目前已经消失)的投资,促进并鼓励工会继续发挥维护工人权益和工资方面的关键作用。由于全球工资趋同,工会也因此有机会开展跨国合作,确保经济收益能更公平地分享,对任何对待工人不公平的现象发挥其影响力。在国际层面,英国工会联盟坚决反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因为该协定会对以下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国际贸易增长收益的平等分配,公共服务领域(很多工薪阶层在此领域就业),以及民选政府对消费者、环境和劳动保护进行管理和规范的政策空间。但是,我们仍然坚持认为应在社会层面和市场准入方面对欧盟单一市场保持开放,一旦英国退出欧盟,这就是让英国人保留住好工作的最佳办法。历史上,工会组织在达成布雷顿森林体系共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们的目标是在创造有利于工薪阶层的全球化进程中再一次发挥作用。

  弗洛朗斯?若默特(Florence Jaumotte)等人的研究指出,在一些发达经济体,成年移民占了适龄工作人口的15%—20%,而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一些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这一比例甚至高达到25%以上。1990—2015年成年移民占到这些发达经济体适龄工作人口增长量的一半;据联合国的预计,未来十年,对于这些发达经济体中的大多数而言,如果没有更多的移民,老龄化会进一步降低其工作人口的比例。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移民可以提高当地的人均收入,从而提高其生活水平,因此给接受国带来可观的长期利益。所以,付出短期代价,帮助移民融入当地就业市场和社会,是十分值得做的事。

  第二条途径在于移民对当地的人均产出的影响,人均产出就是劳动生产率,移民以多种方式对它产生了影响。

  研究表明,通过很多方法,高技能移民和低技能移民都对总体劳动生产率产生积极作用。

  关于移民效益如何在所有民众中分配的问题,分析表明,虽然某些行业的人员可能在开始时遭受损失,但移民效益还是广泛地由全体民众分享的,没有证据表明移民会加剧占工薪阶层90%的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不平等。 (完)

  

(整理、编写、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7年第5期(总第1710期)2017年1月20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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