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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线城市能否成为新增长点?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7年第27期(总第1732期) 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

  

经济热点分析

  

三四线城市能否成为新增长点?

  

[导读:去年到今年年初,部分三四线城市房地产销售火爆,去库存超预期。继而有研究者发现三四线城市消费升级值得关注。那么,三四线城市能否复制一二线的城市化经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到底是短期数据改善还是长期趋势?]

 

  部分三四线城市地产销售超预期

  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最近发表的分析报告说,受益于降息降准、减税、放松限购限贷等政策刺激,2016年不仅一二线、而且部分三四线城市地产销售火爆、去库存超预期。

  2016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达22.5%,较2015年加快16个百分点。其中,一线城市商品房销量增速为9.0%,较2015年下降6.3个百分点;二线城市商品房销量增速为27.1%,上升18.1个百分点;三四线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为21.6%,上升16.6个百分点。由于房地产库存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不仅一二线、而且三四线城市去库存超预期。

  三四线城市分化明显

  三四线城市分化明显,浙闽粤琼等地区三四线城市商品房销量火爆,辽黑陕蒙新等销量低迷甚至负增长。销售火爆的三四线城市主要分为三类:

  其一,大都市圈及部分核心二线城市周边的三四线城市,主要受益于核心城市限购及高房价的溢出效应,以及去库存政策。比如,珠三角区域的惠州、东莞、佛山、珠海、江门、汕头、汕尾等地,2015-2016年累计增幅多在80%以上;长三角的嘉兴、湖州、镇江、宁波、台州、马鞍山等地,累计增幅在70%以上;京津附近的廊坊,累计增幅在50%以上;厦门附近的漳州,累计增幅均超过55%;合肥附近的六安、武汉附近的孝感,累计增幅超过80%。

  其二,传统农民工主要输出区域、且自身资源环境条件较好的三四线城市,受益于去库存政策刺激+农民工回流或农民进城购房,加之基数小影响。比如湖南的邵阳、怀化、郴州、永州、岳阳、衡阳等,江西的萍乡、宜春、吉安,安徽的阜阳、安庆,四川的内江、宜宾、泸州,广西的南宁,累计增幅多超过60%,甚至超过80%。

  其三,自然环境好的海南等地三四线城市销量火爆,受益于消费升级、旅游度假需求增加,和全国多数地区的雾霾环境压力,加之去库存政策刺激和基数小的影响。比如,三亚、儋州、陵水、东方、屯昌、保亭等地,累计增幅多超过60%。

  人口向大都市圈迁移的趋势仍然不变

  从美日韩等先行经济体人口迁移及城市化发展经验看,人口迁移存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一二线和三四线城市都有人口迁入,这可能跟这一阶段产业以加工贸易、中低端制造业和资源性产业为主有关。第二阶段,当城市化处于中后期时,人口从农村和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大都市圈及卫星城迁移,三四线人口面临迁入停滞,大都市圈人口继续增加,集聚效应更加明显,这可能跟产业向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升级,以及大都市圈学校医院等公共资源富集有关。

  国内人口迁移趋势也表明,在城市化进入中后期后,人口在向大都市圈及部分二线核心城市迁移。在2010年之前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中西部地区人口长期主要向东部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地区集聚;但2011以来,在东部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部分回流中西部地区,人口主要迁入大都市圈和部分二线核心城市。虽然人口向大都市圈及部分核心城市迁移集聚速度整体放缓,但趋势未改;而三四线样本城市从之前少量净迁入变为净迁出,人口更多依赖自然增长。

  虽然近期北京、上海由于人口调控人口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在人口强力调控下,北京、上海行政区域内的人口可能在短期增长放缓,但在其周边行政区域的人口增长会很快,比如北京周边的廊坊市三河市燕郊镇从2010年的29.2万人快速增至2015年的约75万人。并且,天津、深圳、广州或部分受益于北京上海人口强力调控,近几年人口大幅增长。

  三四线城市内部分化是必然,未来仍将持续

  从总体上讲,三四线城市之所以地产销量分化明显,主要在于三四线城市的范围广、数量多、情况各异。如果仅以地级城市论三四线城市,三四线城市数量高达260-270个左右。如果加上县级市,三四线城市数量则高达600个以上;再考虑县,则有2000个以上。在数量庞大、情况各异的划分下,三四线城市内部分化是必然的。以地级城市论,260-270个三四线城市出现50个、乃至100个表现不错的三四线城市是非常正常的;如果从县级层面论,出现500个左右与三四线整体发展趋势不一致的县级市或县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并且,三四线城市内部差异也很大。一个地级市既包括城区、市区(市辖区),还包括下辖县(县级市);在县内部,既包括县城,还包括下辖建制镇。

  在农民工回流背景下,内部分化足以可以解释除大都市圈周边的三四线城市外,为什么2015-2016年还有一些其他三四线城市地产销量火爆。

  任泽平报告认为,三四线城市内部分化明显,并仍将持续,一些城市逐渐脱颖而出成为热点三四线城市。同时,三四线去库存超预期,补库存有助于地产投资改善,也将拉动土地购置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时家电、建筑建材、装修等行业也将受益。

  三四线城市消费升级的机会

  有分析认为,三四线地产销售突然火爆,去库存非常充分,在楼市升温的背景下,三四线城市迎来消费升级,并成为中国经济最值得关注的“蓝海”之一。

  根据草根调研,上翻的农村人口和回流购房的一二线城市新打工族成为新增购买力之一。在三四线城市楼市火爆的背景下,广发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郭磊表示,看好中国三四线城市的消费升级。

  郭磊的观点来源于三个宏观逻辑,即:人口的再集聚、收入的S曲线拐点和“地产后效应”对城市布局和消费习惯的改变,由于以上三种因素的叠加,三四线城市的消费升级可能会颇有看点。

  三四线人口流出放缓,处于再聚集状态

  对于人口,郭磊给出了下列证据:

  证据一:外出农民工增速大幅放缓,本地农民工增速开始反弹。随着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速和制造业增速的趋势性放缓,一二线城市对于就业的吸纳能力有所下降;同时,部分产业下沉三四线也带来了就业机会。从统计数据来看,外出农民工增速在2010年达到5.5%的近年高点,2013年之后进一步大幅下行2016年增速只有0.3%;本地农民工人数却维持着相对高速,2016年较2015年增速有所上升,达到3.4%。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农民选择了在就近的三四线城市打工就业。

  农民工本地化,除一二线城市的吸纳能力下降外,亦与农民工群体年龄结构上升,外出打工机会成本抬高有较大关系。

  证据二:春运峰值出现下降。与农民工数据指向一致,2017年春运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发送旅客为27亿人次,较2016年的29.1亿人次已有所下降。在经济本身存在周期性复苏的情况下,这一数据意味着人口流动存在趋势性的放缓。

  证据三:“榨菜指数”等方法亦指向人口本地化。经济学经验研究中经常用一些影子指标去捕捉数据的变化,比如方便面、榨菜、啤酒常被用来跟踪人口流动。涪陵榨菜华南区销售的占比逐渐从几年前的45-48%下降至2016年的30%左右,区域占比是一个相对数字,可以排除消费升级的影响;华南区是农民工流入目标区域之一,这一数字的下降应该与流动人口的变化有一定关系,与前面几组数据的指向亦大体一致。

  证据四:三四线房地产销售快于整体,城市拥堵程度亦在上升。2016年三季度之后的全国房地产销售数据要明显好于30城房地产销售,这意味着三四线、四五线城市地产销售状况明显要好一些,草根调研显示上翻的农村人口和回流购房的一二线城市新打工族成为新增购买力之一。据广发地产组对52个城市的跟踪统计,2017年年初至2月9日成交面积同比增长-8%,其中四大一线城市为-40%,14个二线城市为-16%,34个三四线城市为17%。

  从交通来看,滴滴出行发布的2016年智能出行大数据报告显示三四线的拥堵程度在快速上升。虽然这一现象与很多因素有关,比如交通承载能力以及汽车保有量的边际变化,但至少人口快速流出不会是一个共生的现象。

  跨越临界点之后的S曲线效应正在呈现

  从收入看,郭磊认为,跨越临界点之后的S曲线效应正在呈现。2015年中国人均GDP为49992人民币,大致在8000美元左右;2016年底国务院新闻办公厅发布的《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称2016年中国人均GDP已达8000美元。

  一线城市目前大约在20000-25000美元左右的水平(以统计数据的人均GDP和当年人民币中间价年均值计算);二线城市大约在10000-15000美元;三四线城市则普遍在3000-7000美元之间。

  哈佛大学教授钱纳里(Hollis B. Chenery,1918–1994)曾对处于不同收入阶段的国家的产业结构及消费驱动力做过经验研究,将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几个门槛阶段。而我们从全球主要国家的经验数据来看,人均GDP达到3000-5000美元的区间是消费升级的关键收入门槛值,一旦跨过,消费升级的S曲线效应将会呈现。

  以美国60-70年代的消费为经验案例,可以看出消费升级的收入S曲线效应。美国人均GDP在1960年首次跨越3000美元关口,1966年进一步跨过4000美元,1970年前后破5000美元。在整个1960-1975年时段,美国的消费升级非常明显。娱乐、休闲、艺术、住宿、餐饮对于可比价格下GDP的拉动,在50年代几乎接近于0,60年代末显著上升为0.2个百分点,70年代中进一步上升为0.3个百分点。从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来看,1964-1981年是一个少有的稳定高速增长的阶段。

  日本同样是一个典型的经验案例。1960-1969日本经济经历了战后首轮高增长,60年代的日本经历了从贫困到人均GDP1000美元左右的首轮消费升级;第二个阶段则在7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于1972年达到3000美元左右;1974年跨过4000美元;1976年进一步跨过5000美元,在这一拐点时段日本消费升级效应明显,日本1972-1976年消费年均增速为17.3%,基本上是日本历史上最高的时段。从海外经验规律来看,人均GDP达到3000-5000美元区间会触发消费的S曲线效应,目前这一拐点正在相当一部分三四线城市呈现。

  而如果进一步考虑到房价和实际可支配收入影响,结果可能会更乐观一点。由于近年一二线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行,一二线消费倾向最高的年轻人群受约束于偏高的房价和房贷支出;与三四线城市年轻人在可支配收入上的差距要小很多。

  “地产后效应”改变城市布局和消费习惯

  从产业效应看,郭磊认为,“地产后效应”正在改变城市布局和消费习惯。如2017年春节三四线影院票房贡献抢眼。随着三四线城市的一轮商品房覆盖率的上升,“地产后效应”带来城市购物中心的普及化,银幕数开始在这一区域快速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城市布局和居民消费习惯。

  电影是受益目标之一,而这一逻辑下的消费升级的落地领域不止电影,随着购物中心的普及和城市格局的变化,商超、餐饮、家电、服装、娱乐、医药、幼儿教育等领域的消费空间也会被打开。另外,对消费趋势最为敏感的电商巨头都在布局三四线城市及农村的消费升级。

  郭磊认为,三四线消费升级是一轮强库兹涅茨周期度过后最值得关注的蓝海之一。从库兹涅茨周期的大逻辑去理解的话,库兹涅茨周期是以房地产和建筑为驱动的周期,一般18-20年一个周期轮回。中国的库兹涅茨周期可以以1999年算作开始,至2013年前后触顶,兴盛期15年;2014至今是下行期。同时,由于中国90年代人口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在80-87年人口红利释放后,并无显著的婴儿潮承接,下一个库兹涅茨周期会非常弱。在本轮强库兹涅茨周期中,地产系产业链是经济的主链条之一,从上游的煤焦钢电,到中游的建材、化工,相当一部分轻工业,都与地产这一需求发动机有着密切的关联。即使对于消费来说,除弹性并不大的食品和日用品之外,地产系耐用消费品消费占据相当比重,即消费也是库兹涅茨周期特征下的消费。

  在本轮强库兹涅茨周期度过顶点之后,地产系的内生增长性下降,需求逐渐由其他领域承接。需求端的承接看点之一是新阶段的基础设施建设;承接之二就是消费升级。已过顶点的库兹涅茨周期恰恰提供了消费升级所需要的收入条件、消费基础设施和货币金融环境。在上一周期中,高国民储蓄率是一个首要特征,高储蓄率和低消费有助于国家借助库兹涅茨周期快速完成工业化和经济赶超;随着这一阶段的结束,储蓄率下降,消费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消费结构也会变化,地产系消费相对比重降低,消费升级出现。

  消费升级在一二线城市可能以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为驱动;在三四线则会以渠道瓶颈的缓和和品牌化为驱动。

  新时代小镇青年将成三四线城市消费升级核心

  天风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蔡雯娟在一篇分析报告中指出,三四线城市人口特性决定了三四线消费升级与以往的升级有所不同。从宏观层面讲,收入水平是决定消费品需求的重要因素,而我国人口政策带来的结果更多体现在上一代人牺牲需求满足下一代人。事实上,可以前瞻性观察到的往往是现象,而消费升级趋势最终体现在数据上更为滞后。然而什么才是真正的消费升级?从牙刷到电动牙刷是大众消费品的升级,从普通品牌的口红到YSL则更多的是更高阶的细分需求的升级。

  小镇青年群体的特征

  蔡雯娟给典型的小镇青年所定的概念是,年龄通常在25到35岁,生活在相对富裕的三线城市,随着高铁线路开通,距离大都市可能只有两三个小时车程;接受过大学以上的教育,在父母的安排下在老家有一份得体的工作,无心在一线城市打拼,但生活质量很高;老家相对便宜的房价使得小镇青年们没有住房贷款的沉重压力,开着10万左右的轿车,与一线城市的朋友相比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淘宝、微博、朋友圈成为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周边朋友、同学出国比例越来越高,海淘、出境游也成为生活中重要的调味剂。

  为什么小镇青年的比例越来越高?作者认为:

  从人口的角度看,三线城市总人口增长明显比一、二线城市迅猛,近十年内达到翻倍,三线城市的人口数是一线城市的6倍左右。从人口基数上来说,未来消费升级的重心消费群体,必然在人口规模更大的三、四线城市。

  从年龄分布来看,中国大陆25-34岁主力消费人群占据总人口比例高达32.1%,超过世界和亚太地区平均水平(香港21.1%,台湾27.1%,亚太地区30.4%,世界平均26.6%)。25-44岁年龄段是主力消费人群,以80、90后年轻人为主导的消费人群结构已经形成。新的人口结构所受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背景不一样,形成了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消费行为习惯。

  作为一线城市的上海常住人口在2015年首次出现了负增长,人口回流的现象已经出现。从通勤的角度看,2015年上海市公共汽电车客运量26.65亿人次,同比下降1.7%;2015年居民用水量19.64亿立方米,同比下降0.1%。

  从消费习惯看,中国长期以来的独生子女政策带来了新一代青年思维的不同,与上一代人牺牲自身资源和需求去满足下一代不同,新一代青年更加关心自身消费需求的实现。

  从消费信心指数看,90后年龄群体的消费信心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50-90后分别为104、108、104、015、110)。作为富有个性的消费群体,90后群体购物的态度更加开放,喜欢尝鲜,有着更强烈的消费意愿。

  分城市来看,三四线城市消费意愿在16年底呈现增长趋势,甚至已经追平、超过了二线城市的消费意愿水平(一线城市65,二线城市55,三线城市57,四线城市55,乡镇/农村地区47)。传统的三、四线城镇青年受到示范效应带动,显示出了比以往更强的消费意愿水平。

  更高的教育背景带来了不同的消费观念,80后、90后消费者接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父辈,具备海外留学经历的群体数量也在快速增长(2001为1%,2011年为7%)。大学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剧增,主要得益于新增适龄年轻群体接受更高教育的人口比例迅速上升。留学及回国人数逐年递增,近十年来留学回国人数CAGR达到28.5%。从1978年到2015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404.21万人,其中221.86万人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79.87%。

  而年轻群体具有更加标签化的消费特征,通常体现在手机、服装品牌、餐饮消费场所等生活的多个方面。

  小镇青年消费升级的背后动力

  报告认为,三四线城市购买力正在快速上升。而购买力是决定耐用消费品最直接的因素。从宏观层面看,从80年代开始到2008为近30年期间,全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自2008年开始,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开始出现下滑趋势,三四线与一二线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从农村居民绝对可支配收入水平来看,2000年后开始呈现加速增长的趋势。一方面,人口红利末期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带动了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国家政策对于农村经济的扶持也在增加。

  根据麦肯锡的数据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城市家庭消费中产阶级及以上占比将大幅度提升,预计2022年达到81%,成为中国消费升级的最主要贡献。其中,三四线城市的中产阶级将成为未来占比增长最快的群体(三线、四线城市从2002年的15%和2%上升到2022年预测的31%和8%)。

  而从一些现象来看,三四线城市消费升级趋势明显。从微观层面来看,以汽车消费的变化为例,汽车绝对销量中三四线城市占比越来越高,以往被视作奢侈品的汽车已经在三四线城市快速普及。从统计数据上看,若将全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划分为5个等级,对应为四线城市,则2008年以来三四线城市的汽车销量增速明显高于一二线城市,三四线占比呈现逐渐上升趋势(2005年,一二三四线城市占比分别为40%、25%、17%、18%,2013年分别为25%、26%、22%、27%)。未来随着用户消费力提升和终端渠道下沉,将成为主要的新车增量市场。

  三四线城市的汽车消费中端市场成长最快。根据罗兰贝格的统计数据,价格区间在8万-18万的汽车消费在三级以下城市增长最为明显。从二次购买的换车情况看,三线以下城市中更换为中端品牌的比例最高,其中低端品牌车主换车首选升级中端品牌。

  三四线城市汽车消费潜在意愿远超一二线城市。从购买意愿的角度看,初步完成城镇化建设的三四线城市居民对私家车的需求也进入爆发期。庞大的城市基数和购车人群代表着未来三四线广阔的购车市场。根据汽车周刊2016年的统计报告,未来一年欲购车用户中三线以下城市(三线30%、四线8%、乡镇39%)占比达到77%,远超一二线城市(9%和14%)。

  报告认为,消费升级的本质是需求层级的上移。

  一是从基础型消费向更高阶层的消费转变。三四线城市消费者以往的可支配收入最终大多转变成了银行存款。购置房产、子女教育、养老准备、医疗花费等潜在需求的现实存在,中国人不敢花钱而大多选择了最为保险的银行存款方式。因此,中国的储蓄率相对于周边及欧美国家一直处于高位。过去几年,随着家庭财富的累积,相对于上一代人家庭视角下的选择,90后更多站在自我视角下,储蓄率是下降的。从文化相对接近的整个东亚地区看,其消费习惯和本质都较为类似。由于三四线房地产消费水平与一二线城市存在巨大差异,在没有房贷压力情况下,实际可支配收入蕴含的能量更大。

  参考日本的发展历史,在人口红利后期老龄化程度加深,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蓝领和白领收入区分程度不明显,大量人就业在服务业,国民收入实际差距在缩小。

  事实上,消费升级的本质意味着消费的种类从基础型消费向更高阶层的消费转变。在完成了生理性的需求之后,在购买力允许的情况下,人们的需求层级将会自发上移。

  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之一在于消费者愿意为一些边际改善支付更高溢价。这些溢价具体地体现在满足高层次的需求,如炫耀性消费(名牌、奢侈品)、突出个性的差异化品牌(小众潮牌、亚文化周边)、品牌认同、边际改善的使用感受等。

  同时,社交化的消费形态放大了示范效应。新时代下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不再以地域去作为目标客户营销重点。以朋友圈广告为例,其理论上是基于大数据的营销,对于地域并没有特殊的选择性歧视。如资讯传输方式的变化带动更高品质消费资讯的传播,海淘、朋友代购等消费方式的兴起,以及渠道下沉带动小镇青年消费升级。

  三四线消费口碑效应更明显。由于城市规模小,目标群体范围更为集中,因此产品的口碑效应也更为显著,对于品质和差异化的要求更高。传统以来三四线城市入驻的大品牌的专卖店以及大卖场相对于一二线城市仍有差距,资讯获取渠道相对于大城市较为狭窄,因此人们普遍习惯于朋友圈、社交圈内口口相传。尽管三四线城市的消费升级是大趋势,但高性价比产品仍有足够的生存空间。海淘等方式虽然是消费升级,但本质上还是满足了消费者能买到比进口商品便宜的心理。

  三四线城市能成为新增长点吗?

  今年1-2月份,三四线城市地产销售火爆,部分城市人口流出略有放缓,人均GDP接近10年前的一二线水平,这三个微观层面的改变共同引发市场猜想:三四线能否复制一二线的城市化经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海通宏观姜超、于博的报告则认为,短期数据的改善并不意味着长期趋势的形成,三四线城市化仍面临三大挑战。

  1. 人口能否集聚?

  从美国和日本城市化的经验来看,人口持续向大城市区集聚。美国从1950年代以来,5万-25万人的都会区人口比重基本稳定;而100万以上人口的都会区人口比重则从26%激增至56%。日本人口集中地区人口比重从1960年的43%上升至2010年的67%,人口持续向三大都市圈集聚,1973年后从向“三极”集中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中。城市人口集聚服从Zipf定律,即国家内第N大城市的人口,是首位城市人口数量的1/N,其含义是规模效应完全补偿了边际成本递增,大城市的增长速度并不会比小城市慢。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一般来说,国家内城市规模的分布遵从齐普夫定律(Zipf’s Law),即一个国家第N大的城市人口,是首位城市人口数量的1/N,此时取对数后的城市人口排序和人口规模存在负相关关系,散点图呈斜向下直线。这一法则已被证明符合大多数国家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规模分布情况。Zipf定律揭示了一个真相:由于规模效应完全补偿了边际成本递增,大城市的增长速度并不会比小城市慢。但Zipf定律在中国部分失效,原因在于限制人口流动造成的大城市人口增速过缓。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向一二线集聚的趋势仍未改变,东北等地区甚至出现三四线人口流出。

  2. 产业能否支撑?

  人口集聚本质上是产业的集聚,国际经验表明,稳态下城市的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之比应趋近于1。而中国经济-人口份额比则是一二线高企,三四线平衡。4个一线城市的经济-人口份额比均在2.0以上,大部分二线城市的经济-人口份额比也都在1.0以上,预示未来仍将保持人口净迁入。而反观三四线城市,其经济-人口份额比则徘徊在1.0左右,预示未来人口迁入迁出平衡。从企业部门看,中国优质企业在三四线城市的微乎其微。500强企业三四线占比仅10%,而A股上市公司中三四线企业仅占2%,三四线城市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规模仅为一二线城市1/20。从居民部门看,三四线城市的居民收入和个人所得税也都要远低于一二线。三四线城市平均人均收入只为一二线城市的一半。一线所得税已经有百亿甚至突破千亿规模,二线城市普遍停留在40-160亿,而三四线城市平均仅为20亿左右。

  3. 资源是否充沛?

  资源的分布在城市间极不均衡,优质资源在一二线城市广为集中,而三四线城市资源有限甚至匮乏。教育资源上,一线城市的优势突出。一线城市平均拥有62所普通高等学校,而三四线城市平均只有4所。人均教育资源的分布依然极不均匀,京沪普通高中生师比分别为8和9,一二线城市集聚的江浙地区为10左右,但中西部地区普遍高企,江西高达17.5。而中国高等教育资源更是高度集中,京沪高校招生占比仅4%,但科研机构招生占比高达22%。医疗资源上,大量优质资源向京沪集聚。一线城市拥有床位数是三四线城市的5倍。2012年以来,京沪三甲医院数量占比稳步提升。对比各省人均医疗资源,北京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接近4,浙江接近3,而中西部地区普遍在2左右甚至更低。一二线城市同样拥有交通资源的便利。一线城市实有道路的面积为106平方公里,约为三四线城市的9倍。一线城市平均拥有营运公共汽车2万辆,出租汽车约为4万辆,而三四线城市平均而言,只有700辆左右的营运公共汽车和1700辆左右的出租汽车,公共交通水平与一线城市具有显著差异。

  根据以上分析,姜超、于博认为:1-2月三四线城市地产销售仅是短期反弹,高频数据显示3月已拐头向下;三四线城市人口流出放缓持续性仍需观察,与人口集聚之间仍有巨大的鸿沟;在解决人口、产业、资源三大难题前,三四线人均GDP料难达到当前一二线城市水平。毕竟,单项中微观指标的短期改善并不能推导出宏观经济的改善,后者有赖于各项要素投入同等倍数的扩张。而三四线城市化或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个别三四线城市人口流出放缓,但持续性存疑,更何况人口流出放缓与人口集聚之间仍有巨大的鸿沟。而三四线人均GDP迈向当前一二线水平的过程,仍是以三四线城市化为前提的,在解决人口、产业、资源三大难题前,难言乐观。

  三四线部分微观数据的改善,并不能代表长期趋势。年初两月PPI增速仍处高位、CPI增速见顶回落,意味着房地产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开始显现。因而微观层面自下而上观察到的消费改善,与其说是消费升级导致的,不如说是房地产的财富效应所导致的。前者是一个漫长而平缓的趋势,对短期经济波动的解释力相对有限,而后者却是一个已经得到验证的规律,几乎是“历史重现”——过去十几年来,中国房价涨幅与奢侈品消费、澳门博彩业收入走势高度相关,房地产的财富效应十分显著。毕竟单项中、微观指标的短期改善并不能简单线性外推出宏观经济的长期向好(除非该指标刻画的是中长期经济的核心驱动力),正如短期波动不等于中长期拐点。宏观经济的改善有赖于各项要素投入同等倍数的扩张。三四线城市化或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完)

  

(整理、编写、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7年第27期(总第1732期)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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