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国社科院院党组在全院开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工作部署，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水平，作为全面落实巡视和审计整改任务的重要举措，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加强学习培训的重要措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按计划于2016年5月16日-17日，举办“经济研究所提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水平学习班”。
5月16日上午8点30分，学习班在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会堂开班，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所长裴长洪、副所长张平、杨春学、朱恒鹏和经济所全体在职职工参会学习。
此次学习班邀请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常务副总编辑王利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新闻中心主任郑成宏、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新闻中心霍文琦、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新闻中心杨崇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出版中心主任卢小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出版中心副主任王曦、社科出版社重大项目出版中心副主任喻苗；院信息情报院经济编辑室副主任卓丽洪、院直属机关党委组织处副处长陈晨、院智库协调办公室和为民出席。
学习班现场（图片来源：中国社科网记者杨崇海摄影）
经济所党委书记王立胜在开班致辞时表示，经济研究所举办“提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水平学习班”，是落实院党组在全院开展的加强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工作部署，提高我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水平，作为我所全面落实巡视和审计整改任务的重要举措，也是我所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加强学习培训的重要措施。
经济所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及各研究室、编辑部、图书馆等部门的18位研究人员在两天的时间里面向全所同志宣讲学习、重温、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学术探讨和心得体会。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价值规律等范畴的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及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与经济学各学科研究的关系等。
5月16日上午，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做开班第一讲，以《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研究述要》为题，结合自己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研究的心得，与大家分享了相关研究的方法，提出了阐释与论证、实证与对策等两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并阐述了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立场观点等相关问题。他表示，党的领袖和国家重要文件不断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是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需要理论工作者进行阐释和论证，这种研究方法要求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需要思想史的深度，还要有经济社会史的广度和深度。而实证与对策的方法，需要大量的数据调查或模型分析，需要西方经济学的功底，这类方法也应该纳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中，不能仅当成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而排斥在外。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在“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与中国经济创新应用”的报告中，指出，当前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等大量知识活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开始参与到价值分配当中，特别要强调劳动者特征，更应从“资本循环”研究走向“劳动循环”研究，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劳动循环理论。张平探讨了知识创新性劳动是否参与价值分配，中国经济增长创新等问题，他认为，中国提出了创新发展的理念和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服务业比重提高的同时要促进服务业的现代化；2）消费提升广义的人力资本，成为生产要素提升的新起点；3）创新性劳动需要知识创新部门的兴起。而劳动价值的尊重和劳动价值分配是根本。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做《以共享理念为指导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报告，他结合多年来开展医疗改革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提出要以共享理念构筑社会保障体系的观点。他指出，经过30年经济高增长，中国人均GDP进入中高收入需求转型阶段，发达地区更是全面进入了厚尾甚至长尾区间。需求多样性、差异性越来突出。社会保障制度满足安全需求，尊重需求，归属感需求，同时是流动性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要建立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社会保障制度，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朱恒鹏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论述了社会保险体制或者社会保障体制正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论证了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必要性。同时，依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提出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要因应经济社会转型的思路，论证了社会资本（社会信任）与公共治理的关系，以及社会就业新特征、人口流动常态化背景下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进而提出创新和共享理念下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路径。
《经济研究》编辑部副主任金成武作《马克思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报告。他指出，马克思价值规律是一个公理系统，是基于劳动价值论的价值规律，它阐述了劳动价值论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即市场价格与价值的偏离会引起供求关系的自发变动，从而使市场价格回归价值。我们不能脱离马克思的概念体系去孤立理解其价值规律。依据马克思价值规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特别注意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现实条件，减除阻碍市场价格自发回归价值的因素，要保护公平、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抑制非市场竞争力形成的垄断，保持货币符号稳定；同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国有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保持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应重点从加强其市场竞争力入手。
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郭冠清《回到马克思：<资本论>阅读的经济思想史视角》的报告，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重点重温了《资本论》究竟在研究什么，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从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和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对比，论证马克思的理论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当代现实意义。
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徐建生《资本-帝国主义理论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发言，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史研究的指导意义，梳理了经济史学科的萌芽、形成与转型；重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理论、帝国主义论有关著述，理论要点，重点回顾了毛泽东对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的论述；同时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学术传统，以及其中的代表人、代表作做了综述。
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研究室王瑶《重新理解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经济周期思想》，探讨了资本积累的“刀刃性质”，论证了资本周转的时间结构不一致问题，从而指出，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经济周期思想不仅为分析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点，还很有可能影响到了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分析。后者具体表现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出现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以及米塞斯—哈耶克模型几乎完全是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明经济周期的基本思路进行分析的。
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裴小革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理论》的报告中，系统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理论的形成和结构，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理论的历史作用做了较全面和深入的分析。
《经济学动态》编辑部主任杨新铭的《所有制与共同富裕：价值取向还是工具取向》，探讨了公有制的双重属性，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对所有制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态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否定和对新社会生产关系的描述，进而引申出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逻辑关系。杨新铭认为，所有制特别是公有制在目前阶段应该具有价值取向和工具取向二重属性，只是在不同阶段强调的重点应该有所不同，这就需要政府平衡好政府与公有制经济中所承载的价值取向的内容。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主任赵学军在《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建立、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发言中，从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建立，和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的历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公有制理论从理论到历史实践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对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未来发展做了展望。
5月17日上午，共有6位发言人分享了各自的学习和研究观点，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汤铎铎在《从收入与财富分配看<资本论>和<21世纪资本论>》的报告中，分析了当代世界资本产出、资本收益与财富分配的变化，对马克思和《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在方法论、研究内容和结论进行了对比研究。
魏众研究员以《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收入分配理论的几点思考》为题，对如何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收入分配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收入分配理论的一些相关理论论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对收入分配理论的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既要立足中国国情也要吸收人类的优秀成果等角度，对建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做了思考。他还提出“多元社会公平观”，认为国内当前的社会公正观念是复杂的、也是多元的。他期待一个发展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出现，认为这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未来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室副主任袁富华以《城市化问题与政治经济理论》为题，通过对发达国家城市化、消费主义和人文主义，拉美泛马克思主义的评述，引申出马克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城市化问题分析的启示，提出，中国城市化过程应该避免“人口漂移，城市化过程不是经济增长的工具，而是经济增长的绩效的展示，良好的人文环境和优裕的生活方式是城市化的目的。中国城市化应该极力避免两个问题是：一是避免把城市变成传统农村（拉美城市化教训），由于人口漂移导致的城市人口边缘化、贫富差距对比拉大；二是避免农村被城市边缘化。政府的作用需要重新定位，公共品服务问题开始变得重要。他指出，位置消费和垄断是城市化时期经济理论的特殊性，城市化时期经济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中国城市化涉及经济社会组织的完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经济过程，依然具有重大实践价值和指导意义。
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王震，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社会治理、社会组织与事业单位改革》的报告中提出，改革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组织形式（供给安排、供给格局），既不同于资本为主的产业，也不是传统的计划安排，以提升和发挥人力资本主导型行业的效率，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他通过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社会组织理论，以及党对社会组织的政策方针，结合事业单位（公立医院为例）的去行政化改革实践，提出了相应的改革路径，认为，去行政化与“社会化”改革，首先要成为独立的、依法自治的社会组织，构建法人治理结构，把“空间”放出来，加强行业监管和自律。
《中国经济史研究》总编魏明孔在《浅谈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之构建》的报告中提出，中国经济史是一门历史学与经济学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今天，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史话语体系，不但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必然，还将会使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讨将更加深刻。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既是我国学术界对经济史理论和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必然体现，同时也是目前中国经济史的国际学术界地位的迫切要求。要构建科学而有“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在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对于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意义则是不可或缺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话语权及中国特色的经济史体系的建立，无疑对提高中国的软实力是有裨益的。
经济所图书馆馆长王砚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经典著作》的报告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过程，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国早期译著，以及经济所图书馆馆藏多部《资本论》中译本的样貌，叙述了这些经典著作的成书过程及人物介绍，通过回顾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的艰难历程，进一步揭示了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历史意义。
5月17日下午共有两位同志发言。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春学的报告《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的三类“中国特色问题”》，首先指出“要以动态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杨春学认为，中国模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对社会主义形态发展的最重大贡献。但与此同时，这一伟大的实践创举也带来了理论上的难题。这就引出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因此，他认为，政治经济学要研究三类“中国特色问题”。
第一类是“中国特色”中的中华文明基因的挖掘和理论化问题。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特色”，除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征之外，还应包括存在于中华文明之中而且仍然对当今有着重大正面影响的历史思想基因。中华文明中充满各种智慧和思想，但是这类智慧和思想却缺乏分析型的科学方法作为基础。这就需要我们努力把这类思想基因理论化。
第二类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相容性问题。要在理论上解决这些认识上的问题，需要特别关注如下的三个具体的理论问题：一是市场中性论，用此证明：市场只是配置资源的一种有效机制，并不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二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形态与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形态之间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三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问题。
第三类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要研究：1.如何防止财富和收入的差距转化为政治权力的差距；2.“政商”关系问题。
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在作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时，首先开宗明义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我们的培训将主题聚焦在这里，研究、解释相应的理论问题。
王立胜说，总书记就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有三次讲话，总书记的要求，使我思考，为什么在这种形势下，党的领袖为什么要这样强调政治经济学的学科。
他认为这是从学科的高度提出的要求，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1.中国经济形势发展到目前阶段，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的改革和创新。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各界都关心经济到底将怎样。这在理论以及社会层面都能感觉到。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转折，理论上必须要给以说明，而现在的理论又不能给予充分的解释，因此就需要理论的创新。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党的指导思想上也需要理论创新。
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时代发生重大转折，理论形态也要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否也会形成一个新形态？经济学是不能缺席的，应该成为一个核心部分。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也是时代发展到新的阶段后多方面的需要。
王立胜指出，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命题，建构这样一个学科，是金融危机以来，“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概念提出后，在学理上的一个延续，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如何定位中国？什么叫中国？什么叫中国人。每到一个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口，都会有上述三个问题。
而为什么要重新定义中国？其原因在于，现在物质发展到非常充裕的程度，精神层面的变化已经出现，中国的地位和定位都会出现很大变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就牵涉到更多的领域，如文化层面，边疆学理论都需要创新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例如，提出新丝绸之路的建设，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一个体现。由此可见，习近平理论是博大精深的理论。所以，我们还要从文化和文明的角度来透视这个理论的深度，也要求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时，王立胜首先将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历史逻辑分析的基本方法。
他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破题、深化、新开拓和集成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他指出，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等一系列重要理论探索；而邓小平完成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界限突破，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的核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极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战略，极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明确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历史源流和发展方向，是构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遵循。习近平重要论述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从理论逻辑的高度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王立胜在报告中总结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会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不断总结、提炼出新经济结构、新运行方式、新经济形态蕴含的新经济规律。
在本次学习班上，王立胜、张平、朱恒鹏等经济所领导分别主持了会议，并对发言做了点评。王立胜书记在学习班总结中表示，本次学习班时间短，任务重、容量很大，信息量很大。各位专家就不同学科谈了自己的想法，态度很认真、准备很充分、紧密围绕主题，效果非常明显。今后要认真总结经验，把好的经验落实到经济研究所党建、科研等工作的各个方面。
（以上发言部分根据录音和课件整理，未经发言者审核，特作说明。）
整理、编写：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 王砚峰
摄影：蒋惟慎、王砚峰
2016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