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并将其与“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以及“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深度关联。这一论述，不仅凸显了“十五五”时期提振消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更深刻揭示了提升消费率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居民消费支出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储蓄率之差。因此，我国长期以来高企的储蓄率，恰恰是提高消费率的重要“肠梗阻”。储蓄与消费，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此消彼长。要破解消费率低的难题，关键在于如何合理评估当前储蓄率的高低，找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降低储蓄率的建议。

本文正是基于这一逻辑，从储蓄率变化的视角，分析“十五五”时期如何多措并举提升我国居民消费率。深入研究发现，我国储蓄率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还显著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同阶段发展水平。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滞差与人口快速老龄化前差带来的“双重冲击”，导致未来教育和医疗支出可能性大大增长，居民不得不在当期进行更多预防性储蓄，以防备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从而使得当期消费减少、消费率下降。

一、中国高储蓄率国际比较

要理解中国储蓄率的特殊性，必须将其置于广阔的国际视野中进行审视与比较。综合观察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涵盖的1970-2024年间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储蓄率和增长轨迹，可以清晰地辨识出我国储蓄率演变所遵循的一般规律与所呈现的独特之处。

储蓄率的演变，首先遵循着一条与经济发展阶段息息相关的倒“U”型曲线。 无论是早已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欧美日，还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其历史数据均显示：在经济发展初期，储蓄率伴随人均收入增长而上行；当人均GDP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并向2万美元门槛冲刺时，储蓄率达到峰值并在“稳态”中趋于平稳；此后，随着经济体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储蓄率将缓慢下行。目前，中国正处于这一转型的关键节点。根据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目标，到2035年我国将迈入中等收入发达国家行列，届时人均GDP预计将达到2万美元，与之相应，我国储蓄率也将进入“稳态”并开启缓慢下降周期。十五五和十六五时期，储蓄率将不断向这一“稳态”水平收敛，这无疑对提振消费构成了一定程度制约。

然而，在普遍规律之下，储蓄率也深刻地烙印着文化基因与特定国情。 我们观察到，日本、韩国等深受儒家文化圈影响的东亚经济体，其储蓄率水平普遍高于欧美发达国家。造成这一差异的根源，在于多重因素的叠加交融。其一，文化传统的长久熏陶。东亚社会普遍传承着集体主义与家庭本位的价值观念，“量入为出”“有备无患”的节俭思想深入人心，并被赋予道德价值，这在无形中抑制了消费主义的蔓延。同时，家庭自身承载了更为厚重的社会保障功能，高等教育投入、子女婚嫁置业、长辈养老医疗等重大支出，大多预期内化于家庭单元，迫使家庭为长远的未来进行持续、沉重的储蓄积累。相较而言，欧美社会在个人主义文化倾向与成熟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共同支撑下，个体所面临的未来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从而有效缓解了预防性储蓄的压迫性需求。其二，人口结构的快速变迁。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其人口结构转型速度堪称“急遽”，短短数十年间便从曾经的人口红利期迅速步入老龄化社会。这种加速的老龄化预期，无疑给中青年群体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为漫长的退休岁月进行未雨绸缪式的提前储蓄，成为一种近乎本能的共同选择，从而形成了“为老龄化未来而储蓄”的独特效应。

在上述宏观背景与文化差异的交织下，中国储蓄率的“高”，呈现出一种更为显著的“异常性”。 横向比较可见，即便在同一发展阶段，我国的储蓄率亦是最高的。例如，2023年我国的人均GDP（约1.25万美元）与1994年的韩国相近，但彼时韩国的储蓄率为37%，而我国则高达43%。这一异常揭示出我国储蓄率背后的特殊国情。一方面，作为后发的追赶型经济体，我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起步相对较晚，尽管发展迅速，但在保障的覆盖广度、深度以及风险抵御能力上，与欧美日韩等先行国家仍存在差距。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广大居民普遍倾向于将更多的当期收入转化为个人储蓄，以此构筑一道应对经济社会转型风险的“私人安全网”。这种“公共安全网不足→私人储蓄补充”的模式，是我国高储蓄率形成的关键制度性动因。另一方面，自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结构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老年抚养比在最近十多年间翻倍增长，快速迈向深度老龄化。在普惠式社会保障网络尚未完全健全的过渡期，这种突如其来的老龄化压力，如同警钟，警醒着广大中青年居民必须通过提高预防性储蓄来进行自我保障，以对冲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冲击，这亦是我国储蓄率持续较高极为重要的动因。

二、中国高储蓄：“双重冲击”下的“理性”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增长带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节节攀升，然而，储蓄率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显著高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这使得相当一大部分收入，并未如预期般顺畅地流入消费领域，反而以一种“自我保险”的方式被储蓄起来。因此，探讨如何降低储蓄率的表象，其深层次的逻辑内核，是引导居民降低因社保体系不完备及人口老龄化冲击所带来的消费预期不稳和信心不足，从而让居民在收入提升后真正愿意消费、敢于消费。深入剖析我国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成因，是“双重冲击”下的理性选择。

一方面，是社会保障不完善催生的预防性储蓄。由于社会保障安全网存在一定的“漏洞”，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失业等领域面临着可感知的风险，这种不确定性如同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催生了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例如，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过程，虽然可能提高收入，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收入波动风险、失业风险和暴露于城市高额医疗成本的风险。这些新风险强化了防御心理，显著推高了储蓄率，形成了“高收入、高储蓄、低消费”的格局。一旦社会保障体系能够提供足够的兜底和缓冲，居民对未来的安全感就会大大增强，消费欲望也将随之释放。

另一方面，是人口快速老龄化驱动的对未来“确定性”的追逐。个体健康人力资本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损耗，为维持健康水平，必然导致医疗健康支出随着年龄增长而显著升高。这种对健康衰退的恐慌和对未来庞大医疗支出的“确定性”预期，是当前居民进行大量超常规储蓄的核心动力。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口老龄化浪潮下，医疗支出几乎是无法回避的“必答题”。此外，住房、养老等也是驱动储蓄的另一重因素。可以说，中国储蓄率的年龄分布呈现出独特的“正U型曲线”，即青年家庭要为将来购房、子女教育进行高强度的预防性储蓄，而老年家庭则因养老、医疗的确定性需求及代际转移支付的动机而持续储蓄。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未来医疗健康的“刚性”支出预期，其推高预防性储蓄的作用远高于教育支出。这并非因为教育不重要，而是因为教育的“可选择性”相对较大，而人们对于健康的“确定性”需求则是绝对且无法回避的。这种效应在特定年龄段会表现得尤为显著，深刻影响着居民的跨期消费决策。

与此同时，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也构成了抑制消费的“流动性约束”。若个人和家庭无法通过金融市场进行有效融资，当他们面临购房、子女大学学费等刚性且未来即将发生的重大支出时，唯一可行的路径便是“先储蓄、后消费”。这些约束迫使居民无法平滑地享受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使得他们不得不将本可用于当下的资金强行“冻结”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综上所述，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本质上是经济快速转型阵痛期与民族节俭文化交织的产物，是民众在社保公共服务的完善速度与改革的深度、广度滞后于经济增长及人口转型速度的不平衡格局下，所做出的经济理性选择和“自我纠偏”。这种选择源于经济社会转型中社保不完善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冲击，共同放大了居民生命周期下的收入与健康风险，导致居民对未来医疗和教育的支出概率预估显著提高。为了对冲未来收入下降和健康水平下降等各种可能的风险，居民只有将当期预防性储蓄维持在较高水平，方能获得内心的“确定性”与安宁，而这一点恰恰抑制了当期的消费欲望，降低了消费率。

三、筑牢公共安全网，降低储蓄率释放消费力

当前，中国储蓄率持续高企而居民消费率相对不振，已成为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进程中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本文研究发现，中国储蓄率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高于发达国家同等发展阶段水平。导致中国储蓄率高的核心在于社会保障不完善和人口老龄化双重冲击导致居民未来医疗健康支出和教育支出概率增加，使得居民将在当期加大预防性储蓄力度，并对当期消费形成掣肘。因此，提振消费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公共领域改革，从根本上重塑国民的经济预期与安全感，有效降低社会总储蓄率和显著提升居民消费信心，实现“降储”与“促消”的良性互动。

首先，要以筑牢医疗卫生保障网为基石，切实缓解群众医疗后顾之忧。当前，人民群众对健康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仍是制约消费信心释放的重要因素之一。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是化防御性储蓄为即期消费的关键前提。未来，应持续加大财政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优化资源配置结构，着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向薄弱地区覆盖，从根本上缓解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带来的结构性压力。同时，必须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巩固并拓展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成果，实质性降低患者医药费用负担。前瞻性应对人口深度老龄化挑战，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国情、覆盖全民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效分担个体与家庭因年老、疾病可能面临的巨大经济风险，为释放消费潜能奠定坚实健康基础。

其次，要以促进教育公平与可及性为核心，有效破解家庭代际性焦虑。教育承载着家庭对未来的期望，但教育机会不均、成本高昂等问题，迫使众多家庭进行长期预防性储蓄，严重抑制了即期消费能力和意愿。未来可以从两个方面加力：一方面，要坚定不移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在师资配置、办学条件、管理水平等方面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起点教育；另一方面，要同步发力于教育的“两端”：前端要大力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扩大优质普惠学位供给；后端要着力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拓宽成才通道，改革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通过系统性地优化教育全链条的公共投入与服务供给，让教育真正成为促进社会流动、点燃希望之光的公平事业，从根本上纾解家庭为子女教育前程过度储备资金的焦虑，将更多资源转向当前生活改善与发展型消费。

最后，要以强化公共服务整体效能为牵引，系统性激活全社会消费潜能。防御性储蓄的“冻结”状态，源于对未来重大支出风险的不确定预期。医疗与教育保障的持续强化，共同构成了消弧民众“后顾之忧”、提振消费信心的重要支柱。当公共服务的阳光能够驱散未来不确定性的阴霾，当社会保障网络越来越密越来越细时，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与幸福感将得到实质性提升。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在医疗、教育领域深化改革、加大投入，更要注重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衔接配套，协同推进养老、就业、住房等领域的制度建设，形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唯有构建起一个能够有效应对生命波折、抚平社会焦虑、支撑发展预期的强大公共安全网，才能稳定民众长期预期，促使家庭财务安排从“重储蓄、防风险”的保守模式，逐步转向“有保障、敢消费”的积极模式。长期被锁定的防御性储蓄终将如春水消融，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推动内需增长、促进经济良性循环的消费动能，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而强劲的内生动力。

（张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人工智能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编辑：熊晨玮、刘益建；审校：张佶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