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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晚报》报道高培勇:为何三任总理都问计于他?

 

2017116日,《法制晚报》发表报道文章:为何三任总理都问计于他?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进行了报道。全文如下:

 

为何三任总理都问计于他?

时间:2017-01-16  来源:《法制晚报》

 

13日,高培勇出席座谈会

 

(法制晚报记者 李洪鹏 编辑 岳三猛)11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其中,中国社科院高培勇建议,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大减税降费力度。

观海解局(微信IDguanhaijieju)记者梳理发现,作为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现年58岁的高培勇教授不但受邀向温家宝、李克强提建议,还曾给朱镕基讲课。

高培勇的一位研究生回忆道:“1998年,老师作为东方之子接受央视东方时空采访,节目在全国播出时我打电话祝贺,他却一笑了之,表示不必过分看重和关心。他的另一位研究生说,高老师在生活上非常随意,从吃上就可以看出来:爱吃醋溜白菜和醋溜土豆。

他向总理建议减税降支同步

中新社今日的报道披露了高培勇向总理建议的依据。

报道称,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在发言中援引大量数据表示,中国宏观税负情况与欧美国家相差不大,但企业负担确实相对较高。

他对征求意见稿中关于今年要减轻企业税负的表述表示认可:我非常赞同报告中的一段内容,就是政府将继续推动减税降费,但减税的来源不是增加赤字,而是同步降低企业税负和政府支出。

 

座谈会现场

 

他的话得到了总理的认同。李克强说:的确,我们各种明目的太多,以及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确实要进一步加快减轻企业负担。

总理当即明确表示,今年国务院将专门对此开展督查。一定要按规矩征收税费,不在清单里的税费决不能收。要通过刚性措施切实降低企业非税负担,削减税费征收的弹性空间。

减税降费的空间来自哪里?李克强很笃定地说,政府要真正与企业同甘共苦,真正过紧日子

没有企业的发展,最终都是竭泽而渔。总理要求,进一步压缩一般性公共支出,进一步提高支出效率。

“‘出来的钱用到哪儿呢?就是要用来给企业减轻负担!总理说。

6年前就曾建议继续减税

这已经不是高培勇第一次受邀进入中南海,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发表意见。

据国务院网站消息,2011120日至27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五次座谈会,征求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和《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当时,任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的高培勇在会上表示,要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财政支出更多向民生、三农和促进结构调整的领域倾斜。

 

2011年高培勇出席座谈会

 

温家宝在座谈会上讲了话。他感谢专家学者等社会各界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他说,大家畅所欲言,建言献策,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好《报告》稿、《纲要》稿和改进政府工作都有很大帮助,国务院将认真研究、吸收。

他说,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是做好政府工作的重要前提。要健全重大事项决策的规则和程序,进一步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国务院在作出重大决策前,需要通过多种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专家学者、基层群众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归根到底,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做出的每一项决策,最高检验标准就是群众满意不满意,群众高兴不高兴,群众答应不答应。只有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切实按照人民的意愿办事,我们的政府才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给朱镕基讲课时没讲稿

除了参加国务院座谈会提建议,高培勇还曾给朱镕基讲过课。

据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环球人物》杂志报道,1997416日,高培勇第一次走进中南海。高培勇同志,今天听你讲课的可能是你教学生涯中官阶最高的一批学生。但官阶高不等于学问高,论税收知识,我们都得听你的。别担心,尽管放开讲。朱镕基的话让高培勇从容了许多。

没有讲稿,甚至没有打印好的提纲,像平时在学校上课一样,高培勇只带了一份手写的提纲。看来今天我们要做笔记了。朱镕基严肃地说。

高培勇很快进入了状态。始料不及的是,朱镕基开始发问:你说中国的债务依存度已达到57.77%,我手上的数字却只有25%上下,你是如何算出来的?高培勇微微愣了一下,旋即给出了答复。

 

2011年高培勇出席座谈会

 

过了一会儿,听高培勇讲到税收缺位和各种收费越位所带来的问题,朱镕基又问:你描述的情况很严峻,提出的问题很尖锐。是不是确切?虽然心里有点发毛,但来不及多想,高培勇带着一种学者认死理的本能回答道:这是通过典型调查得到的数字,应当是确切的。朱镕基点了点头。

接下去,高培勇的状态渐入佳境,不仅思维清晰,语言也生动起来。这期间,朱镕基又有几次发问,但都面带笑容。其他领导或频频点头,或忙着做笔记。

不知不觉,时间到了,拟定的内容也讲完了。

高培勇教授讲得很好。他结合我国实际,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使我们很受启发。讲课中提出的许多观点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对高培勇的课,朱镕基做了这样的评价。

他是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

20113月,财政部主管的《中国财经报》刊发专访文章《高培勇:紧扣时代的脉搏》。

文章称,19591月,高培勇出生于天津市塘沽区一个普通小学教师家庭。高培勇从小跟随姥姥生活,姥姥身上所秉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品质,对高培勇性格的形成有着深刻影响。

1967年春,高培勇走进学校,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写本书,成为文学家,曾是高培勇那时的一个梦想。初中毕业后,高培勇进船厂做了一名工人,梦寐以求的是,有一天能作为工农兵学员走进大学。

1977年恢复高考。虽然只读到初中,虽然复习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高培勇还是牢牢抓住了这个机会。缺少数理化基础,就选文科。觉得经济是门对国家发展有点实用的学科,又常见政府部门挂着财政局的牌子,知道国家有个财政部,便认定财政应该比较重要。于是,高培勇成了天津财经学院财政学专业的一名学生。

 

高培勇,资料图

 

77级的学生中,19岁的高培勇是个典型的小字辈。当大多数同学进入政府机关或大型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时候,高培勇毫不犹豫地报考了硕士研究生,开始步入经济学研究的行列。

硕士毕业后,高培勇服从分配留在天津财院做了一名教员。以后则报考人民大学王传纶教授的博士生,并在取得学位后,成为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的一名教师。2003年春天,调任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20161221日,高培勇调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

报道称,采访高培勇,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字,忙。在他的办公室里,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武汉大学财政金融中心……各种文件袋摆了一地,一一记录着他的仆仆风尘。在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个多小时里,电话声、敲门声不绝于耳。

难怪高培勇的妻子说,一辈子不忙的人少见,但像高培勇这样从来都忙的人更少见。高培勇却说,每当解决了一个问题,尤其自己的辛劳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作用,那种喜悦不是安逸的生活所能比拟的。

很想问问高培勇在生活中他是怎样一个人,终于没有说出口。谦逊、平易?他却说:我哪儿有不平易的资本。

他的一位研究生回忆道,“19976月我应约去他在人大的办公室谈我的硕士论文,给他带了一个水杯,他坚决回绝,非要等我答辩结束后再给他才行;1998年他作为东方之子接受央视东方时空采访,节目在全国播出时我打电话祝贺,他却一笑了之,表示不必过分看重和关心。

他的另一位研究生表示,高老师在生活上非常随意,从吃上就可以看出来:爱吃醋溜白菜和醋溜土豆。

认为降低企业税需改税制结构

近一段时间,有关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跑路的消息持续刷屏,引发了人们减税降费的关注。

观海解局(微信IDguanhaijieju)记者注意到,作为著名财税专家,高培勇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谈及减税。

1229日,接受新华网采访时,高培勇说:所有人都热衷于减税降费,但是殊不知不管是税还是费,从来都是和政府支出绑在一起的,我们总要问你拿什么去减费降税?

高培勇表示,如按照此办法展开分析,政府支出不变,税收和收费减少,与此同时伴随而来的是财政赤字的扩大,而财政赤字扩大是必须用发行国债的办法去弥补的。

这位深耕财税领域研究30多年的专家表示,未来减税可能是第一位的,但减税必须与减支捆绑操作,只有把减税和减少支出同时考虑在内,才能够实现降成本的政策。

 

高培勇,资料图

 

2016122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财经战略年会2016”上,高培勇表示,从宏观税负,即企业和个人所交的税总和来看,中国的宏观税负不比欧美国家高。但是,中国90%的税收是落在企业身上的,这是导致企业税负重的原因。

与中国不同,欧洲国家大体上55%是个人缴纳的税收。要把企业税降下来,首先需要改变税制结构。但问题是:我们更多的百姓愿不愿意改这样一种结构。

 

(责任编辑:袁一平)

 

原文地址:http://www.fawan.com/2017/01/16/18890t185.html?kuaixun

 

关键词:高培勇;报道

 

(编稿、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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