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的理论与方法”名家讲坛在京召开。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彭凯翔应邀作题为“‘维生’与‘治生’：近代农户的劳动配置问题”的报告。

　　报告内容

　　引子：一个争论，两种假说

　　报告从我国历史上“悯农”、“终岁勤动”的表述与恰亚诺夫提出的“农民劳动者受家庭需求的驱使而从事劳作”的论述有共通之处为切入点，指出一般来看“维生”是一种经济水平，“治生”是一种经济模式，而对近代农业的研究有可能在理论上从对“维生”这种对经济水平的直接表述中引申出经济模式的讨论。

　　彭凯翔教授指出，在理解农户选择的时候，什么时候用“治生”或“维生”来表达经济模式更合适？关键点在于“劳动远未充分利用”的假设是否成立。劳动是否得到充分利用直接的经验证据不是太多，而且可能存在矛盾之处，但可大致判断在近代农户很多时候处于劳动投入比较密集、“终岁勤动”的一种状态。如何理解这一现象，理论和实证方面存在分歧，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与西方的“勤勉革命”类似，一种认为是“内卷/过密”化。

　　检验假说：通过可分性来检验农户劳动配置的效率问题？

　　彭凯翔教授进一步指出，怎样检验不同的假说，进而理解当时农户的劳动资源配置状况，当前学术界利用卜凯、满铁、无保等项调查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但是综合而言，对农户效率的检验存在一系列理论和方法上的问题：从经验证据看，因为农业涉及主业和副业等不同类型的复杂劳动，劳动生产率作为平均产出的标准具有片面性；从理论上看，边际产出可能是比劳动生产率与效率关系更紧密的一个指标，在研究中需要考量农户的生产函数、生产前沿和技术异质性下的识别等问题；从数据方面看，卜凯数据在“等谷物产量”折算、作物产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大，但优势在于覆盖的区域比较多样，对各种要素的调查比较细致。

　　为解决上述农户生产函数等方面的问题，彭凯翔教授提出将分析从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转移到投入上来。一种思路是进行可分性检验。可分性意味着将农户分为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者，在此基础上考量农户劳动配置问题。用利润最大化还是“维生”的目标函数来讨论农户生产决策问题，涉及“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之间的争论，但可分性成立与否的关键在于要素市场是否完备等实质条件，而不是目标函数上的形式分歧。

　　然而，是否能通过检验可分性来检验劳动配置是否达到了有效的状态？即考察劳动配置的相对价格与市场上的工资体现的价格比是否完全一致？彭凯翔教授指出，通过研究发现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要素市场不完备不是不可分的必要条件。要素市场不完备的确会带来不可分，是不是只有要素市场不完备才会发现存在不可分性？彭凯翔教授指出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若存在不确定性，比如在丰收、歉收的情形下，会涉及到两条前沿线，而实际的劳动配置取决于农户的风险态度，此时可分性会受到挑战。仅仅不可分并不意味着农户的劳动是没有效率的，也无从判断市场不完备的程度。因此，要素市场的完备性和可分性二者不是等价的，通过是否可分来检验农户配置的效率问题也是不成立的。

　　解决方案：从要素投入本身入手来讨论配置问题

　　通过是否可分来检验农户配置的效率问题不成立，卜凯的调查数据中也存在不少问题，针对这些情况，彭凯翔教授提出了解决方案：从要素投入本身入手来讨论劳动配置问题。卜凯调查的八大农区都存在雇佣劳动情形，虽各地占比不同，但代表着会跟市场发生联系，会涉及边际价格的问题。各地租佃的情形不同，农区间差异较大，这个问题涉及土地市场的交易成本。

　　劳动的配置问题，从数据简单判断，不同地区劳动力是不足还是过剩呢？即一个农场有雇佣时，亩均劳动力是更多还是更少呢？是否劳动力不足会雇佣，而劳动力过剩或不雇佣的农户，亩均劳动力则会高一点？彭凯翔对数据进行仔细分析后发现，这样的现象不是太明显，所有农区不是都如此，只是在一些农区比较明显。

　　农场上的劳动投入方面，如果农场雇佣能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为什么不充分雇佣劳动力，到亩均劳动投入与不雇佣的农户相同的水平？彭凯翔教授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不需要雇佣的农场劳动力过剩，一是雇佣存在交易成本，使得农户劳动的边际产出需要超过工资时才会雇佣。两种解释都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不完备。

　　农场外的劳动情况方面，农场外的收入占比和农场是否雇佣的关系来看，没有雇佣意味这可能需要向外释放劳动力，农场外劳动收入可能会高一些，但彭凯翔教授发现这样的现象也不普遍，农场外的收入占比和农场是否雇佣并不存在很强的联系。很多地方劳动向农场外转移并不是因为农场劳动力过剩，至少从统计上很难根据劳动力的转移本身判断劳动力是否过剩，但是通过劳动配置和雇佣的情况有助于判断劳动市场的效率。

　　县域之间存在的差异方面，有的县存在雇佣的时候劳动投入更少，劳动密集度更低的现象统计上是否显著，彭凯翔教授通过回归分析对其进行检验。结果是，未分县进行分析时扭曲非常严重。控制县别虚拟变量及生产函数的县级异质性以后，负相关关系统计上是显著的，意味着劳动市场有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问题程度如何？彭凯翔教授认为需要精细刻画雇入农工、外出受雇、劳力自给的雇佣决策问题，使用恰亚诺夫的模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农户生产函数存在差异的问题，使用波什拉普生产函数进行调整，使用极大似然法识别出交易成本的相对规模，即交易成本占边际产出的比例。估计结果表明，劳动力丰富的农户会采用劳动密集度更高的技术；农业交易成本是存在的，它占边际产出的30%，但把副业加进去以后，交易成本占边际产出的比例下降到14%的水平，是比较有限的。

　　对于经营规模问题，彭凯翔教授提出文献中经常讨论大农和小农的问题，规模大的接近于资本主义经营，更会按市场去配置劳动力，而小农扭曲比较大。他对此进行了检验：假设交易成本是规模（农场面积）的函数，对农场面积取对数，结果显示规模的系数为负且统计显著，说明规模大的农户交易成本较低，效率较高。规模带来的影响多大，彭教授认为需要进一步加以讨论。

　　雇佣市场交易成本比较低，有可能不完全是劳动力市场交易成本低带来的，也可能是土地市场的交易成本比较低。为了排除这方面的影响，将有租佃的样本剔除，仅仅对非租佃的样本进行考量，估计出来的交易成本大概是占边际产出18%，变化比较有限。

　　交易成本占比估计是否可靠？由于分布非常复杂，所以使用蒙特?卡罗方法计算95%的置信区间，发现总体上结果在统计上是能够成立的。彭凯翔教授比较了不同设定下交易成本的分布。他认为，如果只考量农业上的劳动力流动，估计出来的交易成本占比较高，有些县能达到50%，大多数在20%上下，把副业加进去，大部分农户交易成本占比为10%左右。彭教授认为，若将规模的影响纳入考量，这时分布变得扁平，规模大的农户效率占比在10%以内，有些规模小的农户效率变差。规模的系数其绝对值在交易成本占比较低的时候比较大，即若一个地方雇佣市场的效率较高，那么大、小农户的差别会比较大，这意味着规模和效率主要是影响交易成本占比较小的地区，对整体影响不如系数显示的那么大。分区域来看，南方稻作区交易成本占比较低，雇佣市场扭曲小一些，北方的要大一些。由于有相当大部分农户在边际产出上的差异并不能被交易成本来解释，所以彭凯翔教授计算了扰动的标准差占边际产出的比例，结果普遍在20%以上，且各个区域差别不大，说明个体差异可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一个讨论：20世纪30年代的特殊性与一般性

　　劳动市场在劳动雇佣方面的确存在一定的效率损失，但其影响并不比个体差异的影响大。立足于劳动配置上的效率来解释整体的农户经济模式，将其作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来做讨论，可能有一点夸大。

　　彭凯翔教授提出，研究揭示出来的问题不完全是20世纪30年代的特殊情形，但是从宏观背景方面来看，20世纪30年代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近代要素相对价格来看，工资的变动能赶上物价的波动，实际地租有所下降，利率存在沿海和腹地的剪刀差；从劳动与土地的相对价格变化等方面来看，沿海和内地在分化，地主和农户在分化，但其影响是否不利于农户，从数据上还看不出来。另外，商业化与副业的发展使得劳动收入占比提高，灾害等冲击如何影响不同个体，还需要更扎实的实证研究。如从质量较高的微观数据，即徽州若干佃耕地的收租记录来看，灾害的影响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

　　观点归纳：跳出仅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发进行考量

　　彭凯翔教授提出，农户劳动配置的确存在显著的交易成本，但不是决定性的部分。雇佣劳动的农户并不存在严重的投入不足，劳动自给的农户也未陷入严重的“隐性失业”，副业起了重要作用，它的引入使交易成本削减一半。

　　农户间的个体差异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回到农家治生问题，如果治生是一个非常精细的经营问题，那就涉及较高的人力资本，个体在禀赋和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需要注意，20世纪30年代可能是一个分化的时代，不同个体在分化中差距会拉大，这一点对于理解这个年代比较重要。

　　理解近代农户劳动配置相关问题需要跳出仅仅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来进行考量，特别是在农业外部条件变化较大的情形下。彭凯翔教授也提出了一个思索：如果上述实证结论成立，对于理解长期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维生/二元经济、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否能够作为一个合理的出发点？

　　报告研讨

　　魏众研究员进一步就农业和副业的工资率问题、技术水平与剩余劳动力问题、不同地区的雇佣规模与交易成本问题、水旱灾害的南北差异问题等与彭凯翔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隋福民研究员就卜凯数据样本选择方面的问题、劳动配置交易成本的构成、恰亚诺夫理论的前提假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分析框架等方面进行了评议；高超群研究员从研究的逻辑线索和方法上的启示、“勤勉革命”和“内卷/过密”的争论、理解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等角度与彭凯翔教授进行了探讨；金成武研究员从农户在既定约束下的生产规划、劳动力配置与农户整体规划、由历史时期特定的农户劳动配置到一般的农户行为等层面展开评论；王大任副研究员提到了农民的行为逻辑、不同类型劳动的投入等；付明卫副研究员则就样本的处理、方法的选取等与彭教授进行了交流。

　　活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室、《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承办。

　　（供稿：经济所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室马国英；摄影：经济所图书馆刘益建）

　　（编辑：熊晨玮；审校：张佶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