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新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刘轶芳（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刘倩（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
来源：《生态经济》， 第35卷第5期（2019年5月），第47-53页
[摘要]循环经济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近年来我国各地区在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废弃物排放两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然而,由于我国现阶段效率评价定义不明确,加之领土面积广阔,地区间发展的相对性与短板难以有效度量,造成了循环经济效率测评可信度较低,时间、空间对比薄弱的现象。文章在我国现有评价方法不完善、各地区发展不均衡的条件下,通过对评价体系进行重新定义,对评价方法进行横、纵向拓展,提出针对我国区域性循环经济的发展建议。
[关键词]循环经济；指标体系；效率评价；区域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07(2019)05-047-07
1、引言
1966 年经济学家 Kenneth Boulding 提出了以可循环使用、不污染、不破坏生态为核心的新经济模式构想, 成为循环经济理论的起点。1992 年各国在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上签署“可持续发展宣言"(《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循环经济理论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2003 年中央政府出台系列相关政策以促进区域发展循环经济, 成为我国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及实践发展的重要里程碑。2008 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1] 对循环经济进行了规范性描述 :“循环经济,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的总称。"总体来看,它是以“3R"(Reduce,Recycle,Reuse)为原则运行的经济模式,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以提高经济、社会和环境综合效益为发展方向, 注重技术和制度创新。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工业化和城镇化得到长足发展,但经济增长对资源的消耗已经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资源与环境的制约日益成为我国面临的最突出的挑战。而循环经济的提出使得人们在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口,正是看到“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科学发展的情景,国家和地方均出台了支持循环经济的相关政策,以顶层设计的方式规范和引领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向。2013 年 1 月 23 日出台的《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确立了循环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构建循环型工业、农业、服务业体系,实施循环经济“十百千"示范行动。2015 年 4 月 14 日,我国出台《2015 年循环经济推进计划》,提出细化循环型工业、农业、服务业体系发展方向,大力推进园区和区域循环发展,推动社会层面发展循环经济,构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提升再生资源利用产业化发展水平等。2016 年 5 月 4 日出台的《国家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典型经验及推广指南》,旨在推广解决地方、产业园区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法律法规不完备、政策机制不完善、配套政策不协调等问题的经验, 促使循环经济发展协同推进。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目前循环经济在应用广度及意识接受度上均有显著提高,在资源减少、能源日趋枯竭的全球背景下,各国将循环经济作为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循环经济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但现有评价体系界定模糊且区域评价缺失使得国内循环经济的发展处于无据可查、无序可依的状态。循环经济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方向,明确其发展效率对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有重要导向作用,因而确定循环经济评价体系、得出我国循环经济区域性发展的现状对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通过效率比较,得出我国循环经济区域性发展的各自状况,明确各地发展效率, 利于因地制宜,统筹安排。
2、循环经济评价体系比较分析
国内学者对循环经济评价体系的研究始于 2005 年, 多位学者针对我国发展的现实情况,在体系确立、评价实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众多研究在循环经济的特征、内涵、原则等方面的立场基本一致,但是对于循环经济评价体系却有着不同的见解,导致评价指标复杂烦冗。本文将认可度较高的研究成果总结为表1,以便比较。
表 1 显示,目前我国多数学者将“环境"及“社会"指标引入循环经济评价体系中,从“循环"与“经济"两方面建立多层次指标,这从指标分类角度来看是十分重要的, 体现出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联系和区别。然而以上研究也存在明显缺陷 :第一,指标规模过于庞大,复杂的指标体系会加重实证分析的负担,使得实证成果数量少、质量低 ;第二,不同学者对于指标体系内容覆盖的范围分歧较大,指标体系不一致导致实证研究可比性低,为系统评价全国范围循环经济造成障碍,间接导致实证分析质量较低。
表 1 循环经济评价指标研究综述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现有评价体系的混乱反映出循环经济概念界定不清晰的问题,因此,从本质出发确立评价原则至关重要。现阶段研究的不足集中表现为两点：首先,多数研究的评价体系综合考虑了“循环”与“经济”两方面的因素,而非从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本质区别——“循环”出发,因而将“经济”与“循环”指标放在同一等级进行度量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循环经济的本质。其次,目前研究的实证分析多局限于某地区的循环经济发展状况,并未综合考虑地区横、纵向比较,由此导致循环经济的区域分析存在很大程度的欠缺。
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从循环经济本质出发，通过明确“循环”与“经济”分离的原则确立新的循环经济评价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各地区 2005—2015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横、纵向比较中得出地区内的发展历程及地区间的相对发展水平，进而提出未来循环经济发展的指导性建议。
3、循环经济发展评价原则及思路
与传统经济相比，循环经济的意义集中体现于提高资源利用率与降低废弃物排放两方面。在此前提下，本文将循环经济分为三个子系统 ：第一，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相同的“经济系统”；第二，度量地区内生态资源消耗量的“资源系统”，根据资源特性可将其分为“自然资源” 与“再生资源”两个类别；第三，度量地区内废弃物再循环、再利用的“废弃物系统”，包括“排放”“处理”“投资再利用”三个模块。经济系统、资源系统与废弃物系统三方面的联系可体现循环经济中的“3R”原则。在此分析框架下，循环经济各个子系统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图 1 所示。
注 ：图中椭圆形内容代表循环经济子系统，矩形内容代表子系统内部主要构造，虚线框内为本文中选择的评价思路。
图1 循环经济评价框架
针对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根本区别，可以提出循环效率评价的两种思路：第一，在同样的环境影响程度下度量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第二，在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度量生态环境的受影响程度。这两种思路分别考察了单位资源消耗及废弃物排放情形下的经济发展情况、单位经济发展情形下的资源使用及废弃物再利用情况，其共同点在于将循环经济评价变量分为“环境影响” 与“经济发展”两方面，在保持一个变量稳定的前提下对另一个变量的发展情况进行评价，进而准确度量循环经济整体的发展情况。这两种结果分别从两个不同方向度量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最终集中于对循环经济效率的考察，其本质是等价的，因而对于各地区、各年度得出的结果必然一致。
由于经济指标口径在地区间差异较小，数据计算结果偏离度低，信息捕捉较为全面，因而本文采取上述第二种思路对循环经济发展效率进行评价，即通过使用“人均”或者“单位 GDP”来确定单位经济变量，进而度量另外两个子系统的发展，评定地区发展的经济效益与循环利用效益，最终对各地区循环经济做出较为全面的综合评价。
4、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4.1 指标选择原则
除了按照上述要求进行单位化之外，循环经济指标体系的选择应能够客观、准确地评价各地区发展情况，突出循环经济本质。本文根据以下几个原则对指标进行筛选，剥离出不符合要求的指标。
（1）相关性原则。所选指标应能够确切反映循环经济内涵。“大而全”的指标评价体系中难免存在与循环经济契合不紧密的指标，如“土地产出率”等。这类指标筛选能力弱，数目过多会导致计算结果准确度降低。本文针对“资源系统”以及“废弃物系统”两方面进行筛选，力求所选择的指标能够准确反映出其应该表示的内涵，减少由于数据针对性低而带来误差的可能性。
（2）流量原则。所选指标应反映各地区物质的流量变化而非存量状况，即指标应体现循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改变，排除地缘因素及历史因素对指标的影响。若存量指标比较重要，则应将其年变化率作为测度标准，如“森林覆盖率”应用以“森林覆盖率的年变化率”来替代。
（3）独立性原则。所选指标之间应具有较高的独立性。相关性过高的指标同时收录在体系中不仅使变量数目增多、权重分散，导致指标实际作用难以体现，同时也会使运算可信度受到直接影响，结果误差变大。对于等价指标，本文选取其中的一个或一组来进行评价。
（4）平等性原则。所选指标应平等地评价各地区发展情况，能够对性质差异较大的地区进行无差异的测度。“人口”“地域面积”以及“自然资源”等绝对量指标是重要的循环经济指标，但它们同时带有不可选择性且地区间差异巨大。因此，在指标选择过程中应避免直接使用该类指标，以保证指标对于各地区平等的选择作用。
4.2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针对国内经济发展形势，综合考虑循环经济发展原则以及框架中包含的三类子系统，本文以单位化经济指标为基本思路，从“资源系统”与“废弃物系统”出发，探究二者与循环经济之间的关系。基于该思路提出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
表2 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数据来源：2005—2015 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
5、数据处理及评价方法选择
经济效率的评价可采用截面或者纵向数据进行分析。截面数据能够将不同个案置于同一标准下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不同区域的相对状况及发展建议 ；纵向数据能够较好地针对所选案例进行演进历程分析，明确地区内循环经济发展现状并在历史数据的基础上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受指标体系的复杂性限制，现有研究多针对单个地区进行纵向分析或针对某一年度数据进行小范围横向分析，这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本文在以上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同时采用横、纵向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进行度量。
我国自 2004 年开始正式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本文所选数据区间始于 2005 年，对31个地区（本文将全国各省份数据以及全国平均状况列入分析类别，但西藏、港澳台地区除外。综合以上因素，测评区域共有 31 个）的 6 组奇数年指标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其进行量化来综合评价我国各地区循环经济的横向与纵向发展。
经济指标所表现的出来的理化性质对模型结果有直接影响，因而根据指标特性可将其分为正向指标、逆向指标以及适度指标，对应不同的标准化过程。正向指标即为“越大越好”的指标，逆向指标为“越小越好”的指标，适度指标则为“越中越好”的指标，其中 max 表示最大，min 表示最小，mid 表示中间值。其标准化过程为：
在实际选择过程中，某些指标由于具有双面性而无法直接准确度量其内涵，如“环境污染投资占 GDP 比重”与“造林面积占地区面积比重”这两个指标过大或过小都有可能对循环经济发展造成阻力，因此，不能对其进行绝对地评价。考虑到我国目前处于循环经济的发展初期，该类指标过大的可能性远远小于指标过小的可能性，事件发生呈现“左厚尾概率分布”的特征，在这里并不把该类指标看作“越中越好”，而是将其看作“越大越好”。
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中有两种缺失种类。类别1：《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口径改变导致全国数据的缺失；类别2：个别地区在个别年份统计数据不全导致的缺失。
本文中指标缺失的处理方法大体有四种。第一种方法是在前后年份中指标齐全、数据发展整体较平稳的情况下，直接通过移动平均的方式对数据进行补足，如天津、吉林等地的“万元 GDP 污水再生利用量”等指标。第二种方法是若前后年度数据齐全但该指标波动性较大，则找出与该指标相关的其他指标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拟合，将其他相邻年度的回归系数代入缺失年度得到拟合数据。第三种方法是若该年度前后年份统计数据不齐全，需要进行指标预测。在数据发展较平稳、历史统计指标较多的情况下，可通过预测模型直接预测该年度指标，如天津“水资源重复利用率”指标等。第四种方法是若历史统计指标数量少、可参考性不大，则只能选择经济发展情况相似的地区，按照该地区指标的变化趋势来模拟替代指标缺失地区的变化趋势，如上海的“万元GDP 污水再生利用量”与“人均城市绿地面积”指标只选取了北京与天津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在确定指标性质的基础上，不同指标的缺失情况以及处理方法如表 3 所示，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模糊综合评价（FCE）方法对我国循环经济发展进行区域性实证分析。模型建立步骤为：
表3 指标性质、缺失情况及处理方法
（1）在模糊综合评价矩阵 R=[r(i, j)] 的基础上构造判断矩阵 B=[b(i, j)]；
（2）引入一致性指标 RIn 及一致性指标系数 CR 对判断矩阵 B 进行一致性检验并修正，得到指标向量的权重W={wi}(i=1, 2, …, n) ；
（3）计算综合指标得分 Zm=Wn×Rn×m。
6、循环经济发展区域性评价的实证分析
6.1 纵向评价结果
为了进一步得到地区发展的纵向变化，本节分别计算各年度全国及30个地区的得分。由于该过程以不同区域为基本单元进行计算，在对每个地区数据进行计算时都重新计算了权重，因此，地区间的得分不具可比性，单个地区随时间改变的得分情况才有比较意义。限于篇幅，本文未将所有地区的得分数据排名列示，表4为综合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区位因素（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可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经济区）后筛选出的9组代表性地区循环经济得分的排名（北京、山东、海南、黑龙江、山西、湖北、广西、四川、新疆）。
表 4 显示，全国范围内 2005—2015 年的循环经济纵向得分情况是逐年提高的，北京和山东的趋势也是逐年提高的，呈现了一致的发展渐好态势。但其他地区循环经济发展情况及发展方向并非一致，除了受政府的政策导向外，其发展还受到环境、经济发达程度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即使同属于一个经济区的省份，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路径。以黑龙江为例，2007 年是历年得分最高的一年，2015 年是历年得分最低的一年。
表4 2005—2015 年全国各省份循环经济纵向得分比较
注：循环经济纵向得分比较为同一地区不同年份间的比较，不同地区间的得分比较没有意义，因此，利用 ()、[] 及 <> 来代表地区间的不可比性。括号中的数字为该地区历年得分的排名，例如海南循环经济历年得分，2005 年最高，排名用 <1> 表示，2015 年为六年中最低，排名用 <6> 表示。
在前文的基础上对各地区得分的波动方向进行分析，可梳理出地区内循环经济的发展趋势，其中 2005—2015 年数据波动方向如表 5 所示。
表5 2005 年后各地区循环经济得分变化趋势统计
从表5中可见 ：循环经济水平持续向好的省份在全国省份中占多数，且处于该趋势的省份多位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以北京为例，循环经济指标中显著改善的主要为排放指标，具体是万元 GDP 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元 GDP 工业废气排放量、万元 GDP 工业固废产生量以及万元 GDP 城市污水排放量，另外用水量及用水消耗量也有明显降低。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东部地区越来越注重循环经济水平的提高，通过一系列限排标准的公布与实施以及公众循环意识的普及，循环经济得分逐年提升。而循环经济得分处于上升趋势的西部地区中，以内蒙古为例，新征用土地面积占城区面积有上升的趋势，但随着《循环经济促进法》等的颁布，国家对西部地区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政策引导和技术支持。更重要的是，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污水再生利用率、生活垃圾处理率、城市污水处理率等有着明显的进步，加之清洁生产的推广使得废物、废气的排放相对减少，因此，循环经济水平处于上升趋势。但对于西部地区，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科技环境水平的制约，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短时间内难以转变等都将成为未来循环经济发展的障碍。
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处于波动上升趋势的区域集中在东部与中部地区。以黑龙江为例，在 2011 年前后过度追求经济增长，造林面积减少、新征用土地增加、用水消耗率增加，导致循环经济水平降低；且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逐年增加，而综合利用量增加并未超过甚至与产生量持平，表明再利用技术有待提升，而循环经济整体技术水平的落后也成为中部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障碍。
在 2007 年循环经济水平出现短暂下降，后处于上升趋势的为中西部地区中的湖南、广西与四川 3 省。综合来看，3 省在 2007 年污水再生利用量均有下降，新征用土地面积均有上升，另外水资源重复利用率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以及用水消耗率和万元 GDP 工业废气排放量普遍提高，使得该年循环经济得分下降。而在 2007年以后，随着基础设施的日渐完善以及政府政策的指导，三省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提升。
近几年循环经济水平处于下降趋势的只有新疆一个省份。新疆 2011 年处于下降趋势，从指标上来看，2011 年新疆造林总面积减少，万元 GDP 电力消耗、万元 GDP 等值能耗增加，万元 GDP 工业废气排放量增加。新疆过去经济落后，资源的开发利用较少，环境破坏相对较轻，而在 2011 年左右经济出现飞速增长，增长率高达 54.5%。正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新疆，能源、化工、矿产等资源性产业比重较大，重工业占工业的 90% 以上。其中钢铁、石化、煤电、有色、化工、纺织、造纸等传统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能耗占新疆总能耗的 60%以上，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以能源、资源消耗为主的重工业体系，尽管工业产品附加值低，但是这些产业是新疆工业的基础和支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改造困难，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向现代新型工业体系的转型。因此，新疆的经济是在资源和能源大量粗放型消耗的基础上实现增长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经济、社会、生态间没有形成良性循环，循环经济运行效率较低。
6.2 横向评价结果
为了对区域循环经济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本文基于空间层面对 2005—2015 年各地区的相对发展状况进行横向评价分析（仅对除西藏地区外的其他 30 个省份进行比价）。表6中只列出各地区的 3 个代表性省份当前得分的全国排名状况，例如 2005 年，北京的得分排在全国第 1 位，黑龙江排在第 5 位，四川排在第 7 位（更为详尽的结果未在文中列出，但可供索取）。通过对表6中代表性地区得分进行分析可得到如下结果：（1）循环经济发展程度与区位因素、经济发展程度有密切联系，其中能够明显看出，华北、华东地区代表地平均得分要高于西部地区及南部地区；（2）随着年份的推进，各地区循环经济发展差异有所减小但仍不容乐观，仍反映出我国循环经济在各地区的发展非常不均衡。
表6 2005—2015 年代表性地区横向得分结果
注：表中括号中的数字代表当年该省份的得分排名。例如，2005年北京得分排名为第 1，天津得分排名第 3。循环经济横向得分比较为同一年份不同地区间的比较，不同年份间的得分比较没有意义，因此利用 () 与 [] 来代表年份间的不可比性。
整体来看，东部地区的循环经济得分高于其他地区，说明循环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基础和技术水平，尤以北京、天津最为明显，历年得分排名都在前十名。但是在 2015 年，东部地区部分省份得分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例如天津，相较于北京，其水资源重复利用率、废物综合利用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指标明显高于过去处于同一水平的北京，说明天津基础设施完善、循环处理技术日趋成熟，但其负向指标比如新征用土地面积占比、万元 GDP 等值能耗、万元 GDP 电力消耗、用水消耗率以及万元 GDP 工业废气排放量等也高于北京，从而使得 2015 年天津循环经济得分不及北京，降至第 10 名。此外，处于东部地区的福建，循环经济横向得分也有逐年下降的趋势，虽然其造林面积占城区总面积比重较大是循环经济发展的优势项，但同时它的万元 GDP 用水量较多，而水资源重复利用率不足，加之新征用土地面积增多和环境投资占 GDP 比重较小，使得福建的循环经济得分排名在 2015 年降至第 26 名。
地区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由 2005年的 0.328 缩小到 2015 年的 0.19。特别是，陕西、贵州、云南 3 省进步明显，其中，三省的绿地面积和造林面积优势明显，环境投资占 GDP 比重又较高，使得这 3 个省份在 2014—2015 年的循环经济得分排名都跃居前 5名，陕西、云南更是排在前 3 名。但是，工业废物综合利用率较低，万元 GDP 用水量和万元 GDP 电力消耗以及万元 GDP 工业废气排放量过高也成为 3 省发展循环经济的最大障碍，必须引起重视。在西部地区中，也不乏循环经济落后的省份，宁夏是其中发展最落后的，其绿地面积占城区面积比重很高，但是它的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较低，加之万元 GDP 用水量、等值能耗量以及各项废水、废气等排放量过高，使得宁夏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份，历年得分排名都是最后一名。
中部地区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波动性较大，整体不及东部地区甚至某些西部地区省份。尤其是山西、江西两省在 2014—2015 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低。江西2014 年得分排在第 27 名，2015 年得分排在第 25 名。与其他中部地区相比，江西的水资源重复利用率与城市污水处理率较低，而新征用土地占比、用水量及废水排放指标过高使得江西省的循环经济得分偏低。对于山西，其造林面积占比是优势项，其他指标表现一般，但万元GDP 等值能耗、万元 GDP 电力消耗及万元 GDP 工业废气排放量、万元 GDP 工业固废产生量过大，也将其循环经济水平拉低，2015 年得分排在第 28 位。虽然政府政策实施的力度、循环经济理念的普及度及高新处理技术仍是限制中部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中部地区依然不乏向好的省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工业废水处理率较高，加之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GDP 电力消耗、万元 GDP 等值能耗和万元 GDP 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减少使得湖南省在 2015 年处于中部地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首位，得分在全国的排名一路上升至2014 年的第 15 位和 2015 年的第 8 位，实现了重大突破。
7、结论及建议
首先，建立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确立正确的评价思路至关重要。循环经济发展重在方式，只有建立贴切的评价指标、使用规范的评价方法才能准确衡量地区发展的实际状况，避免较大的误差。其次，时序分析可从区域内找到循环经济发展的优势及瓶颈。将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与循环经济得分进行综合分析，能够得到该地区循环经济发展历史中体现的优劣势，进而采取针对性政策来指导发展。此外，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波动性也体现出 ：虽然经济发展大多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但过大的波动将带来循环经济相关产业的不稳定性，这对尚处于起步状态的循环产业具有较大的冲击。最后，横向比较可在全国层面找到循环经济发展的区域变化。聚类分析能够将发展情况相近的地区归为一组，通过分析同组别内地区分散程度以及所处区位，能够间接推断出区域内的循环经济发展情况。
针对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建立合理有效的循环经济评价体系及评价方法。评价体系是合理测评循环经济发展程度的基础，评价方法是有效判断发展情况的支柱。目前我国未建立循环经济的物质流（MFA）核算体系，因此，在循环经济的评价体系上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
（2）应根据地区内循环经济发展的优劣势进行针对性政策实施，促进地区内循环经济发展。已有研究表明，循环经济的发展主要受到经济发达程度、居民知识水平以及循环经济体制影响，由于地缘因素无法改变，因而只能从循环经济发展短板进行正确的度量并加以完善，通过对地区发展现状的把握来进行未来的规划。
（3）根据地区间循环经济发展情况建立区域性共同发展计划，平衡东、中、西部地区发展状况。由上文分析结果来看，循环经济发达程度基本呈现由东到西递减的趋势，通过挖掘中、西部地区循环经济的发展潜力，可形成沿海到内陆的辐射带。相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循环经济发展还是相对滞后，是循环经济发展重要的转型期 ；西部大部分地区循环经济发展情况落后，循环产业发展留有大量空白，因此，中、西部地区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目前实现全国循环经济的统一发展存在难度，但可通过与东部地区加强联系，进行优势互补与技术、资金输送，不断提高全民循环经济理念，在提高地区优势互补的同时加强区域整体规划，最终促进区域循环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EB/OL]。（2008-08-29）。http://www.gov.cn/flfg/2008-08/29/content_1084355.htm
[2]章波，黄贤金。循环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研究及实证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3）：22-25.
[3]向来生，郭亚军，孙磊，等。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2）：76-78.
[4]田金方，苏咪咪。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及评估方法[J]。统计与决策，2007（8）：35-36.
[5]史宝娟，赵国杰。城市循环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的构建研究[J]。现代财经，2007（5）：3-6.
[6]曹小琳，晏永刚，景星蓉。城市循环经济综合评价方法与实证评价[J]。科技管理研究，2008（8）：73-76.
[7]杨浩，朱冬元。我国循环经济综合指标体系研究[J]。生态经济，2008（6）：52-55.
[8]王茂祯，冯之浚。循环经济创新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4）：163-166.
[9]陈新风，赵平利。山西循环经济发展优先领域和路径选择[J]。科技创新与生产力，2012（11）：4-7.
[10]王伟龙，徐梦莹。2008—2012年北京市区域循环经济评价研究[J]。环境科学与技术，2015（11）：258-264.
（编稿：张佶烨；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