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铎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9年11月20日 

　　考察所有制关系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层层递进、相互衔接，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有着重大理论意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第五部分关于行政体制和政府治理体系的论述中，强调要健全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在第六部分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论述中，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考察一个经济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有两个：一是所有制，二是资源配置方式。所有制分公有制和私有制，资源配置方式分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一般认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相匹配，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相匹配。然而，在我国，所有制特征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资源配置方式特征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显然已经超越了一般认知，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阐释和总结。而从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卓越经济成就来看，这一制度在实践中无疑是成功的。 

　　《决定》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宣示了对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特征的明确坚守。至于资源配置方式，最重要的观察点其实在于宏观调控。要理解我国不断探索和实践资源配置方式的过程，最佳途径就是理解我国宏观调控的健全和完善过程。我国宏观调控的健全和完善过程，也是政府和计划不断重新自我定位的过程。在市场经济从不被接受到逐渐被认可再到完全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政府的经济权力和计划手段也一步步被限制和削弱。然而，这一进程并没有被推到另一个极端，政府和计划最终以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形式被重新定位。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成为建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基石。 

　　理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一个好的切入点是第一次提出该词的1988年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全会报告在关于宏观调控的段落中指出，“这次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必须同加强和改善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邓小平同志指出，‘宏观控制要体现在中央能够说话算数。这几年我们走的路子是对的，现在是总结经验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放，能搞出这样一个规模吗？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向小康社会过渡的宏观管理。’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话告诉我们，在经济生活中，既要搞活又要制约，既要放开又要管理，宏观控制的任务十分艰巨。必须综合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纪律的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五管齐下进行宏观调控。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尤其不能过早地轻率地放弃行政手段，以免出现经济生活的混乱。加强行政手段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而不是走老路，对这一点必须有明确的认识。” 

　　这段话的核心和实质是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分析。在我国经济问题讨论中，一直流行所谓“放乱收死”循环的说法。在计划体制时期，经济权力完全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造成僵化和效率低下。市场化改革是中央政府向其他市场主体下放经济权力的过程。这种权力下放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责任制约，很容易出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等各种乱象。于是，政府又利用各种手段收回权力、治理乱象，有时就又回到僵化和效率低下的老路上。概括起来，就是所谓“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放”。这一循环一般被认为是我国经济的痼疾，需要通过更加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来克服。然而，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报告的这段话，却让我们看到了循环的另一面。首先，决策层显然尝到了“放”的甜头，这才明确指出，“我们如果不放，能搞出这样一个规模吗？”也充分肯定了此前的市场化政策，“这几年我们走的路子是对的。”其次，决策层对放了之后出现乱象是有预期的，而且想要竭力避免“出现经济生活的混乱”。再次，决策层也清醒认识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那就是“中央能够说话算数”，“不能过早地轻率地放弃行政手段”。最后，决策层还认识到不能走回老路，而是要不断推进改革。 

　　显然，在这种表面上的所谓“放乱收死”循环中，有着更深层次的国家治理逻辑。不断地放开和管理，是一个逐步递进的探索和实践过程。市场化的放开促进了经济发展，随之而来的管理则是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和监督。在培育和壮大市场化主体的同时，政府和计划经济手段也在悄然改变角色，逐步找到了自身的合适定位。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经济体制也在生长和成熟，最终固化为稳定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这一过程中，所有制关系和资源配置方式就自然而然地建立了有机联系，成为基本经济制度中彼此依靠、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考察所有制关系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层层递进、相互衔接，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有着重大理论意义。 

　　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是私有制，计划经济的制度基础是公有制，其理论逻辑不言自明。那么，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基础下，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又是什么呢？我国给出的答案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种基本制度的复合特征，使得理论阐释变得复杂和困难，需要更加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不过，由于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是建构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基石，所以这一关系可以称之为“两个毫不动摇”和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关系。而我国宏观经济近期的一些发展和变化，为进一步的理论阐释提供了生动而鲜活的例子。 

　　首先，“两个毫不动摇”是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支撑和保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债务问题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地为债务所苦，很多经济体推出的去杠杆政策也都无疾而终。评估债务风险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债务/收入，二是资产/负债，其涵义就是收入和资产是债务和负债的依据和担保。从宏观层面讲，债务/收入指标更受重视，数据也更易获得。但是，资产/负债视角也不可偏废，显然，拥有资产可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的所有制特征使得政府拥有大量优质资产，从而增强了政府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和信心。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资产负债表中心测算，2000—2016年，中国主权政府负债从2万亿元上升至27万亿元，规模扩大至原来的13倍；政府资产也同步增长，从11万亿元上升至146万亿元，规模扩大至原来的12.8倍。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所拥有的净财富就从9万亿元上升到119万亿元，规模也扩大至原来的12.7倍。毫无疑问，近120万亿元的政府部门净财富，构成应对债务风险的雄厚基础。 

　　国际金融危机后，顺应国际趋势和国内现实，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矛盾从就业和通胀转向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作为双支柱之一的宏观审慎政策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我国的所有制特征无疑为这一转型提供了支撑和保证，使得我国经济具有更强的韧性，也使得宏观调控政策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其次，“两个毫不动摇”也是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约束和限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影子银行快速膨胀。影子银行贷款既有投向房地产和基建等高风险、限制性领域的，也有投向产业内普通企业和民营经济的。随后的金融去杠杆政策虽然成功抑制了影子银行的扩张，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伤及实体经济。除了压缩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也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造成很大冲击，使得实体经济面临巨大下行压力。 

　　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相比，我国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本来就在融资、管理和销售等各个环节都相对弱势，金融去杠杆政策更是雪上加霜，使得这些企业面临巨大生存压力。我国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加码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扶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通过定向降准等政策，缓解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资金压力。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也是对经济环境变化最为敏感的部分。因此，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一定要密切关注这些企业的发展和动向，政策选择也要充分考虑这些企业的生存和疾苦。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曾经指出，“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生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可贵之处，可能就在于不是完全照搬照抄国外经验，而是充分考虑我国的现实和传统，让国外经验和本国传统发生“一番融合媾通”。因此，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不断探索和实践的产物，是不断生长的，有生命有配合的制度。 

　　（编稿：孙小雨；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