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打讨”“打讨银”来看明代力差的市场化与货币化

……………………………………………………金珍真、胡铁球

内容提要：“打讨”是指正户、代役取讨力差应役费的方式，依据打讨的主体与凭据，可分为正户向贴户打讨（朋充法）、代役凭“私约”向应役户打讨（民户私雇）、代役凭“官给之帖”向应役户打讨（官雇打讨）等三种模式。山东在明编法藏于暗编法的制度设计过程中，将“打讨银”以在“力差额编银”下注解的方式登载在赋役册籍、票单中，力差额编银体现的是暗编法，打讨银体现的是明编法。打讨银含工价以及额外财政负担、官吏需索等费，是官府在“打讨价格（市场役价）”的基础上订立的力差最高实费限价。在雇役市场中，打讨银的功能是对市场役价进行最高的限定，而在财政预算中，山东通过“打讨银额编化”的方式将力差最高实费限价转化为财政预算。嘉靖至万历，山东依据力差最高实费限价不断调整额编银，致使额编银每过一段时间便会成倍递增，其中夏津县万历初期的力差额编银是嘉靖中期的5.32倍。

关键词：力差、打讨、打讨银、额编银、市场役价

［作者简介］金珍真，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金华，321004。胡铁球，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暨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金华，321004。

 

2.边政、市场与盐政——清前期鄂尔多斯、阿拉善食盐内输管理比较研究

……………………………………………………李璐男

内容提要：清前期的边政、市场与盐政互相交织，互相影响。鄂尔多斯和阿拉善虽都属蒙古部族，但因两者所处边地局势不同，其对口内食盐市场和盐政的影响各异，清廷对其食盐内输的管理政策也有所不同。早在顺治年间，清廷即允许鄂尔多斯所产食盐在口内流通，康熙年间甚至在不顾及口内盐政运作的情况下，允许鄂尔多斯扩大口内食盐市场。而因漠西蒙古地区局势不稳，直到平定准噶尔后清廷才允许阿拉善食盐进入口内。随着北部边疆局势逐渐稳定，为解决因乾隆二十二年（1757）解池减产引发的河东盐政危机，清廷同意河东借行蒙盐。阿拉善借机与清廷合作，迅速扩大其在口内的食盐市场，迫使此后清廷多次调整相应的食盐管理政策；而鄂尔多斯不予借盐，其口内食盐市场维持原状，相关管理亦保持不变。

关键词：清朝、边政、盐政、内输、市场

［作者简介］李璐男，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博士研究生，厦门，361000，邮箱：18332558094@163.com。

 

3.口粮折银与清代灾赈的货币化

……………………………………………………杨双利

内容提要：货币化是明清国家财政制度变革的重要特点，从财政收支的不同方面来看，其影响因素和历史表现有所差异。作为国家财政的一项重要支出，清代灾荒赈济自乾隆以降表现出鲜明的货币化倾向，并经历了由主动推出到被动推行、由“银米兼赈”到“全放折色”、由发挥货币优越性到弥补粮食不足的复杂历史进程。乾隆初年办赈大臣提出的银米兼赈之法，意在通过发挥货币优越性来实现官民两便的救荒目的，且之后的货币赈济也越来越多地背负起解决筹粮困境的任务。为弥合官定折价与灾区粮价之差距以保证折赈实效，政府不得不通过加增折价之法来提高获赈银钱灾民的购买力。嘉道时期，随着地方粮食储备的空虚，赈粮越发难筹，折赈比重大幅提升，货币的“代赈”角色日益凸显。但粮食环境总体恶化使得灾民获赈银钱后很难买到应得或足敷济饥之粮，折赈效果大为减弱；而由于折价不敷、官制腐败等因，灾民获赈银钱数量亦常有不足。在多重困境夹持之下，货币代赈在清代中后期国家救灾方面的作用渐趋弱化。

关键词：清代、粮食、灾荒赈济、货币化

［作者简介］杨双利，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石家庄，050024，邮箱：ysldyx_ok@163.com。

 

4.宋元明时期徽州的佃仆制及其变化——以富溪程氏与坟仆刘姓为中心的考察

……………………………………………………郑小春

内容提要：徽州佃仆制于明清时期尤为盛行，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宋元时代。宋元时期，徽州佃仆制已具“种主田、住主屋、葬主山”特征，明清两朝代代相承；主仆间的人身关系较为牢固，入明之后冲突时有发生，甚至出现“悖逆计脱”现象，但能得到及时维护和一再加固；主仆间的经济关系比较稳定，但自明初种主田纳粮由佃仆“自行输纳”调整为“附产解官”，不断趋于强化；佃仆拥有自己的经济，但独立发展较为艰难；置仆守坟曾与招僧守坟一并流行，坟仆当属各类佃仆中较为古老的一种，且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宋元时期徽州佃仆制已相当成熟，入明以降，徽州佃仆制在总体承袭宋元时期的基础上有所变化，不断趋于完备和强化。

关键词：徽州、佃仆制、富溪程氏、坟仆刘姓

［作者简介］郑小春，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芜湖，241002，邮箱：zxc990926@126.com。

 

5.民间文献中冀北一个村庄的财务史——以1977—1984年“账外账”为中心的考察

……………………………………………………张海荣

内容提要：冀北苏寺村的“账外账”，当地又称其为“小账”，其现存的时间跨度为1977—1984年，且保留完整，记录有不能入账的招待费等开支,也有本该列入生产大队“公账”（即“大账”)的诸种收支，如售卖木材收入，以及购买文娱用品及各类劳务支出等。“账外账”的产生是为方便村集体协调内外事务、简化记账流程，且规避一定税收，其于农村社会并不少见，但系统性材料目前留存不多。本文参照这一时期苏寺村“大账”的情况，翔实呈现“小账”的内涵及生成原因，以个案窥探改革开放前后农村集体财务管理的运作实况。这不仅有助于理解计划经济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上下“两本账”问题，也有助于从日常生活史方面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乃至农村改革史研究。

关键词：民间文献、账外账、农业集体化、生产队

［作者简介］张海荣，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100875。

 

6.中荷瓷器贸易结构探析（1729—1794）——基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视角

……………………………………………………成艳萍、张琪

内容提要：明代中晚期到清初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段，特别是15世纪末新航路的开辟更推动了瓷器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世界经济中心经历了由葡萄牙向荷兰的转变，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欧瓷器贸易中的优势地位也得到确立。中荷瓷器贸易时段横跨中国瓷器外销黄金与衰落阶段，是研究中欧瓷器贸易的重要一环。本文基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视角，发现1729—1794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欧洲市场上经销中国瓷器贸易结构的变化，而这一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欧瓷器贸易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和特点。

关键词：荷兰东印度公司、瓷器贸易、贸易结构

［作者简介］成艳萍，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教授，太原，030006，邮箱：chengyp@sxu.edu.cn。张琪，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太原，030006，邮箱：zq20201160@163.com。

 

7.清代后期吐鲁番的借贷市场

……………………………………………………马秀英

内容提要：在清代新疆的吐鲁番借贷市场，存在中人借贷、保人借贷、抵押借贷、典借贷、租卖借贷等多样的形式。不同借贷市场之间的流动与套叠，租卖借贷的现代金融特质，以及同一或不同市场资本套利的活跃度，均反映了吐鲁番借贷市场的多样性、复杂性与现代性。政府通过法规的制定、执行，以及资本投放，对民间借贷进行管理和扶持，证明吐鲁番借贷市场是由政府监管的自由市场。

关键词：清代后期、吐鲁番、借贷市场

［作者简介］马秀英，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广州，510275，邮箱：18299196050@163.com。

 

8.列强博弈与清末商标立法（1903—1911）

……………………………………………………孟凡礼

内容提要：在清政府主导之下，自1903至1911年开始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商标立法的进程，该次立法最终以失败收场。列强之间的博弈是导致立法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列强博弈的焦点集中在对商标权的争夺之上。导致列强在这一问题上产生矛盾的原因，大抵有两方面：一是日本利用距离上接近中国的优势大量抢注商标，引起各国的不满；二是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在商标权的获得问题上存在不同规定，这使得各国在中国的商标注册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这一问题本质是各国对扩张在华经济权益“比较优势”的争夺，而此种“优势”带有零和博弈属性，各国愿望无法全部满足，清政府的商标立法因此也难以推进。列强间的博弈不仅影响了清末商标立法的结局，还对近代中国商标法制的内容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商标立法、《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标互保协定、列强博弈

［作者简介］孟凡礼，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曲阜，273165，邮箱：hm0592@126.com。

 

9.上海橡胶风潮与橡胶股长期收益率（1909—1936）

……………………………………………………张越、赵留彦、董小琦、赵岩

内容提要：橡胶种植公司是近代上海股市中公司数量最多的一个行业板块，然而，相关研究一般仅限于清末“橡胶风潮”这一短暂时期，而忽略了这些公司的长期业绩表现。我们收集了1937年之前上海众业公所上市的所有橡胶公司的股价、股利和重组等信息，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1909—1936年的橡胶股年度业绩指数以及橡胶风潮时期的月度业绩指数。我们发现，橡胶风潮的影响主要限于二级市场的橡胶股价格和从事橡胶股投机的钱庄，并未给其他行业股价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风潮之后，大部分橡胶公司的生产经营仍在正常开展。橡胶股尽管波动巨大，然而其长期收益率高于无风险利率，即使经过风险调整，橡胶股仍然存在一定的超额收益。本文从橡胶板块的视角为近代上海股市的收益和风险状况提供了新的定量化认识。

关键词：橡胶风潮、近代上海股市、股价指数

［作者简介］张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研究员，北京，100871。赵留彦（通讯作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100871，邮箱：zhly@pku.edu.cn。董小琦，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讲师，北京，100872。赵岩，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金融信息与工程管理系副教授，北京，102600。

 

10.“科斯的灯塔”之外：中国海域的另一种收费型私有灯塔

……………………………………………………伍伶飞

内容提要：近代史上的灯塔收费问题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是研究者们讨论的重要内容。灯塔收费除被作为公共品理论的案例加以研究外，由“科斯的灯塔”引出的非政府授权和强力支持的收费型私有灯塔是否存在及其收费形式的议题，也受到部分研究者重点关注。把目光从科斯及其追随者和商榷者所关注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移开后，通过对来自中国浙东海域的“募资型灯塔”案例的分析可以确认，在“科斯的灯塔”之外，非政府授权和强力支持的收费型私有灯塔以特殊形式存在。在近代本土航运业发展和市民社会发育的背景下，混合有一定公益属性的“募资型灯塔”出现并以道德约束的形式向同乡和同业的部分船业主等灯塔使用者收取资金、维持灯塔运转，然这种名为“募资”、实为收费的模式因缺少政府授权和强力支持，难以有效排除“搭便车”行为、难以通过有限的收费对象和额度直接盈利。本文回应了学术史上关于是否存在非政府授权的收费型私有灯塔的讨论，丰富了自穆勒特别是自科斯以来关于灯塔收费问题的讨论，尤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相关学者对“科斯的灯塔”的延展性或批判性研究。

关键词：科斯的灯塔、募资型灯塔、益利公司、海关税务司

［作者简介］伍伶飞，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厦门，361005，邮箱：lightship@qq.com。

 

11.国民政府1929年赈灾公债研究

……………………………………………………赵海峰、朱正业

内容提要：1928年秋，以西北地区为中心，中国北方暴发了特大旱灾，次生及衍生灾害更是遍及全国。此时“二次北伐”结束不久，盘踞西北的冯玉祥为赈济灾民，也为巩固实力，积极促成国民政府于1929年1月发行赈灾公债。而蒋介石也想以此重塑政府权威，于是成立全国赈灾委员会作为统一的赈灾机构，并采取一系列筹赈措施，如财政拨款、各省援助、捐俸助赈等，却发现只有发行公债的效率最高，筹款最多。尽管由于国家信用的缺失和蒋冯关系的恶化，使得公债在发行时效和额度、分配比例、实际所得等方面深受制约，但作为一种现代化的金融手段，它可以在尽量不影响赈灾效率的情况下，将实际所得稳定在面值的2/3左右，促使政府筹赈款项从百万提升到千万量级，是当时最重要的赈款来源，“举债赈灾”遂成惯例。

关键词：赈灾公债、西北旱灾、赈灾委员会、冯玉祥、许世英

［作者简介］赵海峰，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合肥，230039，邮箱：reoyan@foxmail.com。朱正业，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合肥，230039。

 

12.成分、工具与技术：20世纪50年代浙江海洋渔业合作化研究

……………………………………………………叶君剑

内容提要：合作化是新中国海洋渔业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集体经济形态是新中国初期海洋渔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在浙江海洋渔业合作化过程中，“入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具体包括渔民入社与生产工具入社两个方面。在渔民入社资格的处理上，基层实践与政策规定相比一度出现了偏差。对于生产工具，渔业合作社主要采取折价入社、固定付息的方法，并最终完成了所有权的变更。此外，合作化的发展打破了原来渔业技术的封闭状况，促进了技术交流与技术改革。入社政策与技术革新涉及到渔业合作社建立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成本问题，海洋渔业合作化也体现了集体经济发展与个人经济利益之间的协调。

关键词：合作化、渔民、所有权、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