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丰泰栈的生意：同光之际盛宣怀家族的漕粮包办

……………………………………………………周健

内容提要：同光之交，盛康、盛宣怀家族通过丰泰栈等商号从事粮食贸易，以包办江苏州县漕粮为核心业务。丰泰栈从无锡、朱家角等米粮贸易中心采买米石，运沪交兑沙船、轮船招商局，以充代办州县漕粮。州县除开仓征收部分漕粮外，将漕务的关键环节交由丰泰栈等包办。地方官与盛家大体按照商业与市场的逻辑订立并落实办米协议，但这并非漕务运作中官商之间的全部逻辑。由丰泰栈的例子可见，19世纪70年代以降，在江苏漕粮准许折征、统一由上海放洋的制度框架，以及江南发达的粮食市场与金融、通信网络下，漕运贡赋制度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嵌入市场，改变了自身的运行方式。

关键词：盛宣怀、盛康、丰泰栈、漕运、漕粮、米粮贸易

［作者简介］周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上海，200433，邮箱：zhoujian2013@vip.sina.com。

 

2.东北危局下中国海关的对日策略：以1929—1931年安东缉私问题为中心

……………………………………………………张弘毅

内容提要：目前，学术界探讨中国海关对“东北海关事件”的因应时，忽视了“九一八”事变前海关在东北危局下的对日策略这一关键因素。安东缉私问题是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切口。安东设关以来，海关向日本的特权地位妥协，日本对关务予以配合，由此形成的协作关系成为海关运转的保证。但是，协作关系严重束缚了海关的缉私能力，1929年后在日本“满铁”附属地特权包庇下安东走私愈发猖獗，进一步凸显了海关缉私困境。对此，中国海关积极强化自身缉私力量，并与日本交涉要求配合海关缉私，谋求调整对日协作关系。然而日本态度消极，海关为得到日本“援助”只能接受日方极其有限的措施。国民政府虽强烈不满缉私权受限，但为缓和局势最终对日让步，承认了海关的对日协作方针。海关运作的需要与国民政府的认可，促使中国海关在“九一八”事变后仍谋求与伪满当局建立新的协作关系，但终因触及国家主权底线而失败。中国海关在东北危局下的对日策略，是影响其在“东北海关事件”中决策的关键因素，这对深化对海关在中外冲突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安东海关、“满铁”附属地、海关缉私、海关对日协作、东北海关事件

［作者简介］张弘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5，邮箱：995869928@qq.com。

 

3.秦及汉初钱币统一的方式及其困境

……………………………………………………冉艳红

内容提要：战国秦汉以来集权化国家的形成，伴随着其对于人、物等资源管控需求的提升，而其前提在于资源的标准化、单位化，从而可计量，度量衡和钱币的统一均是由此而发展出的国家统治技术。但因秦半两钱本身的差异较大，律令规定“美恶杂之”及不可择钱，以期通过混杂而实现均平。钱币自身价值不同，却被强制界定为无差别，导致其双重价值的形成。在以赋税为中心的钱币使用体系下，择钱屡禁不止，恶钱充斥官府。国家不断要求不可择钱，反而固化了钱币的双重价值。而放铸又带来权柄下移等问题，钱币问题成为秦汉国家的痼疾。秦汉钱币的统一与当时实际的技术水平、经济状况及统治能力存在矛盾，可由此加深对帝制中国的理解。

关键词：半两钱、钱币统一、统治技术、择钱

［作者简介］冉艳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4。

 

4.“钱隆”颇不易得：清代地方铸钱的筹划与实效——以乾隆朝宝晋局为例

……………………………………………………马国英

内容提要：乾隆朝各地广开铸局，增加铸炉，加大铸钱量，官方局铸迈入新的历史阶段。而在“钱隆”日盛的背后，不仅有国家层面上的铜政、钱法变革，还有地方铸局为筹划铸钱经费，保障制钱供应的百般筹谋，甚至还有地方商人投身其间，承担铜斤开采、办运任务，捐资报效，缴纳铜本。本文以乾隆朝宝晋局为例，对清代地方铸钱的筹划与实效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本地商人在办运原材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铸钱成本与户部核定成本之间的差额由商人承担，而账面上看似颇有盈余的铸钱业务实际上花费不菲。在商办官铸艰难维持的情况下，地方官府受利益驱使短期内会增加铸炉，这虽会让地方财政公费有所增加，但也对货币体系产生了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官府对于制钱铸造、分配、交换等环节是有干预、无计划的，其只是简单地增、减铸炉数量，加大或减小搭放兵饷、市场平卖的制钱数量，并不能准确地将市场货币体系控制在较为稳定的水平上。

关键词：乾隆、宝晋局、铸钱、利润

［作者简介］马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北京，100836，邮箱：mgy513@163.com。

 

5.清代福建契约中的约定银钱折价现象研究

……………………………………………………胡岳峰

内容提要：在清代福建契约特别是典契中，长期、大量存在银钱折价记录。其折价有相对固定并远低于银钱时价者，也有浮动并与时价接近者。对相对固定的折价，以往学界或认为当中所涉白银纯为虚银，或将此银数作真实典价看待。本文指出了此中误读，认为该格式下的银钱折价仅是钱计物价的特殊表达。将典契中的各种折价置于典交易具有跨期回赎特点、铜钱货币使用范围扩张、银钱时价不断波动中理解，则土地交易会与货币兑换的“保值-套利”行为融合，形成一种特殊的土地金融市场。详细解释典契中不同的银钱折价，对于厘清契面货币与实际交易货币有别，理解时人在多货币跨期交易中所采取的特定策略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清代、福建、典契、银钱比价、土地金融

［作者简介］胡岳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202，邮箱：huyuefeng@sass.org.cn。

 

6.“禾下麦”“麦下禾豆”复种说辨析

……………………………………………………罗振江

内容提要：东汉郑众《周礼》注中的“禾下麦”“麦下禾豆”被学界普遍释为获禾后复种冬小麦，收麦后复种禾豆，不少学者据此认为东汉出现了二年三熟轮作复种，然而此种观点不惟与古农书的记载相矛盾，且在文理、字义上皆有窒碍。本文指出“禾下麦”中的“禾”与“麦下禾豆”中的“麦”并非粮食作物，而是绿肥，“禾下麦”“麦下禾豆”也不是粮食作物的复种。不过，“禾下麦”为粮食作物复种制的发展积累了技术与经验，在农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播种禾、麦作为绿肥的技术标志着从利用天然杂草到栽培绿肥作物的转变，在肥料发展史上也属于重大进步。

关键词：“禾下麦”、“麦下禾豆”、二年三熟、复种、绿肥

［作者简介］罗振江，中国农业博物馆助理研究员，北京，100125，邮箱：luo_zhenjiang@yeah.net。

 

7.盛唐时期中原农家畜牧业的量化分析——兼论“农重牧轻”现象的成因

……………………………………………………胡鹏、薛平拴

内容提要：农民家庭畜牧生产规模是衡量一个地区畜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其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是生产成本。以盛唐时期中原地区为例，在种植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农家的主要畜牧生产成本为饲料。根据唐代饲料使用情况，在扣除农民家庭维持生计所需必要支出后，个体农户可选择养殖的大中型牲畜数量极为有限。而中原地区农家牲畜养殖之所以无法实现规模化经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两种生产方式的获利存在较大差距，农民优先选择从事获利更高的种植业，畜牧业遂沦为家庭副业并逐渐边缘化。

关键词：盛唐时期、中原地区、家庭畜牧业、量化

［作者简介］胡鹏，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710119，邮箱：2219714006@qq.com。薛平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西安，710119。

 

8.跳出官私之分：明代景德镇烧造贡瓷差役结构研究

……………………………………………………胡宸

内容提要：本文跳出官私之分的传统视角，从国家资源配置及其变化的角度来观察传统中国手工业，发现明初临时性的景德镇瓷器贡纳，与织造等从明初便被纳入工部资源调配系统中的手工业活动存在较大差别。除匠户以外，雇役匠、窑户、里甲户与军匠等群体皆广泛参与了景德镇贡瓷的烧造任务，且雇役匠与窑户承担了更多责任。宣德至正德时期，随着御器厂的设立，贡瓷生产趋于常规，有了向典型官手工业发展的趋势，但很快因沉重的财政压力而中止，最终呈现出“官搭民烧”的局面。而同样面对需求增加的情况，苏杭织造形成了市买与领织的新形式，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局织的地位。明初制度设计的差异，可能是解释手工业出现不同演变路径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手工业、瓷器、差役、匠户、资源调配

［作者简介］胡宸，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上海，200235，邮箱：timhu21209@foxmail.com。

 

9.清前中期华北水旱灾害对东北移民政策执行的影响

……………………………………………………萧凌波

内容提要：本文梳理了清前中期（1644—1850年）清政府对东北地区移民政策的制订、执行和调整过程，将其与同期华北地区水旱灾害强度序列进行对比，并结合文献中的流民迁徙、人口增长及政区设置等相关信息，分析不同阶段政策的变更情况和执行效果，讨论华北极端水旱灾害通过驱动流民迁徙对政策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到200余年间灾害始终是一个活跃的变量，它不仅影响了政策的日常执行，最典型的就是形成逢灾年放松关口稽查的惯例，且对一些重要事件，如清初《辽东招民开垦例》的颁行与废止、乾隆五年（1740）东北封禁政策的出台与后续变通、乾嘉之际封禁的显著放松，以及嘉庆年间重申禁令并清查东北流民，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有助于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清代东北移民政策得失，并丰富对政策执行过程中影响因素的认识。

关键词：清前中期、华北、水旱灾害、东北、移民政策

［作者简介］萧凌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数字人文研究院研究员，北京，100872，邮箱：xlingbo1@163.com。

 

10.清末新疆建省后协饷问题研究

……………………………………………………刘锦增

内容提要：光绪初年，随着国内政局的稳定，清政府着手重建协饷供应制度。新疆建省后，清政府将甘肃、新疆协饷合并为“甘肃新饷”，其中，新疆分得七成。同时，清政府还明确了新疆协饷的数额、来源、解送方式及解饷奖惩措施等。不过，建省之初，由于伊犁将军和甘肃新疆巡抚职权划分未定，新疆各地所需协饷的估拨权并不统一。清政府虽明确了甘肃新饷的总额，但一直在想方设法裁减新疆协饷，因此实际估拨数额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到庚子事变后，随着清廷政局的恶化，财政摊派数额的不断增加，各省财政愈发紧张，协饷数额不断减少。

关键词：清末、新疆、协饷、甘肃新饷

［作者简介］刘锦增，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山西省晋商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太原，030006，邮箱：564110997@qq.com。

 

11.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上海英美等国企业的攫夺和利用

……………………………………………………宋佩玉

内容提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向英美等国宣战，通过“军管理”方式，尽数攫夺上海租界内英美等国重要企业，由此日本在各个行业出现极度扩张的态势，完全掌握了上海的经济命脉。随着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日本为了准备“本土决战”，将中国沦陷区建成其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不得不对汪伪政府妥协，日汪关系出现“调整”，上海英美等国企业由“军管理”转为“日汪合办”，但因附加严厉条款，对于重要企业，日方仍保存其权益和影响。

关键词：英美等国企业、太平洋战争、军管理、日汪合办

［作者简介］宋佩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200234。

 

12.转换与更新：以新旧天津证券交易所为中心

……………………………………………………孙建国、王亚杰、高美红

内容提要：1948年设立的天津证券交易所，在股票上市、交易规范、信用管理等方面，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国民政府财政部和工商部共同派员组建天津证券交易所监理员办公处，监管市场交易活动；明确票据管理制度，规范证券交易；强化证券交易经纪人监管，加强信用管理。随着解放天津步伐的加快，加之物价飞涨、货币制度混乱，天津证券交易所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最后退出市场。1949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接收天津证券交易所公股资产和留用部分工作人员的基础上，组建了新的天津市证券交易所。新证券交易所在股票上市方面沿用申请核准制，仍然注重经纪人信用管理，严禁场外交易和投机操纵，但是采用国营公办形式，设立中国人民银行驻天津市证券交易所办事处，建立了一套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为责任主体的监管机制，引导游资支持解放区经济发展。1950年全国金融联席会议之后，兴办投资公司、建立长期资金市场、促进工商业繁荣发展，成为新中国金融政策变革的重要内容。天津市证券交易所适时改归天津市投资公司主办，天津市投资公司证券交易服务部采取实买实卖方法，取消经纪人制度，促进债券市场规范，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新的天津市证券交易所是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关键词：城市接管、天津证券交易所、信用管理、红色金融

［作者简介］孙建国，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开封，475004，邮箱：sjghndx2003@163.com。王亚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邮箱：yajiewang1995@163.com。高美红，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邮箱：meihonggao@126.com。

 

13.计划经济时期的名酒规划、实践及其影响

……………………………………………………郭子健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各地的白酒企业纷纷以“名酒”为营销口号参与市场竞争，但名酒的培育、规划却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1953年，政府为稳定市场，继承和保存名牌产品，确立了“八大名酒”。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酒类生产被纳入轻工业轨道，名酒对于政府充实财政、参与国际市场乃至展示国家形象的意义逐步凸显。20世纪60年代，轻工业部门建立全国公开评酒制度，各地方酒厂纷纷以名酒为样板，积极参与名酒评选和竞争，以期获得更多投资。轻工业部也先后组织“茅台试点”和“易地茅台试验”，以行政手段推广名酒酿造技术，力图实现名酒的增产。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全国各地酒厂在20世纪70年代集中创牌，部分酒厂依靠模仿名酒工艺成功跻身全国评酒会。计划经济时期由政府主导的名酒规划，也成为改革开放后酒厂改制、创牌，甚至从事市场营销的制度源流。

关键词：名酒、计划经济、工业

［作者简介］郭子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天津，300350，邮箱：guozijian@nankai.edu.cn。

 

14.财政包干制时期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县级层面的证据

……………………………………………………刘畅、吴敏、周黎安

内容提要：财政包干制时期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厘清这一时期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本文使用1985—1991年的县级面板数据，考察了财政包干制时期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财政包干制体制下省级财政分权度变动对财政上解县和财政补贴县的异质性影响，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实证策略处理了县级财政分权指标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财政分权能够促进人均工业总产值增长，但对人均农业总产值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的结果显示，财政分权能够促进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增长、吸引外资企业进入，其代价是降低了地区宏观税负水平、削弱了国家财政能力、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

关键词：财政包干制、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宏观经济稳定

［作者简介］刘畅，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北京，100872，邮箱：changliuecon@ruc.edu.cn。吴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29。周黎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