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经济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十六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明清—近代中国的市场、财政与金融”发表精彩报告，京内外四十余名青年学者参会，共同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会议以专题报告的形式依次进行，与会嘉宾以政府与市场间关系、财政与金融间关系两大视角检视明清至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的连续与转型。

一、地理空间视角下的市场网络及其变迁

聚焦于商品和资本市场，演讲嘉宾分别从长距离贸易发展与制度化市场形成、区域分工与“斯密型增长”、通商口岸与内地市场关系、海外华商与跨境金融几个维度，探索明清以来市场网络与商人组织的发展与转型。

武汉大学彭凯翔围绕“明清长距离贸易中的空间、组织与制度”,重点探讨了在政治权力集中的情形下，经济权力重整进而实现制度化的途径与形态。他指出，明清之际经济空间格局的革命性变化，引致市场组织和顶层资本市场的兴起，这一系列变化，得益于长距离流通的重新组织所导致的经济权力转移与重整。进而，他以清代兴起的南北贸易线——北洋贸易为例，具体而微地阐述了清代长距离贸易走向制度化的动力、方式和影响。

厦门大学李嘉楠尝试以分工而非价格为核心指标，考察传统市场中的长距离贸易与市场整合。他通过量化物产分布检验传统市场是否促进了区域分工，进而探讨传统市场效率与分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传统商路网络显著地促进了区域分工，且跨越经济大区的商路而非经济大区内部的“中心—边缘”结构，是促进分工的主要因素。此外他指出，在近代经济转型中，传统市场中的物产优势难以孕育近代企业。

中山大学滨下武志报告的“海关资料与市场问题研究”,通过海关资料中的外商在华经营转口贸易通行证，考察了19世纪后半叶以镇江、九江两口岸为中心的内地市场网络变迁。他强调综合利用海关资料中涉及地方市场的贸易报告、厘金报告等史料，将系统化地推进区域-地方、全球-地方双重关系下的市场网络与地方世界研究，以及以海关资料为基础的口岸与内地地方市场、口岸城市与腹地关系研究的深化，将重塑传统以方志资料为核心的地方市场研究。

华侨大学李培德利用海内外机构收藏的书信、账簿、契约、票据等资料，考察了近代加拿大华商叶生和香港金山庄在房地产经营和汇兑等金融活动中利用合股、合会、联号等方式拓展商业网络的情形。他指出，华侨金融最大的特色是微型资本，只要人际关系好、客户基数大、联号网络广，海外华商便可以不受地域空间的限制，组织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华侨对微型资本的灵活运用，展现了其金融素养，为侧面理解其对资本的看法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案例。

二、市场管理与市场参与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围绕王朝国家市场管理的制度逻辑、商业活动中的正式制度与民间惯例、作为财政手段的对特定商品市场管控等问题，报告嘉宾由宏观至微观，全面地探讨了市场管理与市场参与中展现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及其变迁。

清华大学龙登高以英国为参照，利用历史比较与逻辑分析的方法，探讨明清以来政府如何认识和利用市场。他强调，政府需求刺激下的市场是正常的市场，货币、金融受政府赋税的驱动也是正常的，不必以政府作用非议中国传统市场；中国历史的主流是“听民自便”、基层自治、藏富于民，政府不与民争利。而明初的洪武体制是中国历史的逆流，危机时期亦不能视为中国历史的常态。进而他提出经济史研究者应当摆脱20世纪中国史观的偏误，坚定文化自信。

中山大学黄国信从政府管理产权的设想和实践，以及国家对米、布、盐、铜等行业的微观管制政策入手，揭示清代了“赋权型市场”的本质：朝廷宣称拥有一切经济权力，并不时实践这种权力；家国同构理念之下，民众通过税收和捐输获得朝廷授予的财产权和经营权；朝廷以民众迎合其意识形态为前提，保护民众的相关权力；朝廷选择性管制特需行业，其市场管理体系造成依附型政商关系。上述市场管理制度造成了传统中国初级市场的发达和高级市场的滞后。

上海交通大学邱澎生以明清时期江南、西南等区域的商业诉讼为例，探讨了清代地方政府的商业管理。随着明清传统市场走向繁荣，尽管国家层面并未发布成文商业法典，但地方政府推出了各类例案、命令和裁决的法律合辑，将“人情”中的商业习惯转化为地方政府依据“律例”办理的商业管理方式。他强调尽管苏州、重庆、南昌等地的商业管理模式与18世纪后半期形成的英国商业模式存在显著不同，但这些案例对于深入理解中国传统市场的演化模式具有重要价值。

南开大学关永强关注清末民初民商事习惯调查及其在立法、司法方面的实践影响，指出清末民初两次最有影响力的民商事习惯调查，均与法律制定有较强的关联，前次以服务立法为主要目的，后次则为矫正立法不足、完成律法的修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商事习惯调查在立法、审判、裁决等领域的近代法律实践中作用十分有限，且阻隔了传统习惯的继承与发展。相较于其服务立法与法律修订的初衷和现实意义，商事习惯调查在当今经济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更应被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云妍以清代内务府“参斤变价”为切入点，管窥清代财政收入与财政制度。她指出内务府参斤变价从清前期发商售卖，逐渐转变为定额摊派和变相的商人捐输，该历史过程突出表现为清中后期参斤变售官价与市价的脱离，及内务府对该笔变价银两的定额化收缴。内务府通过派发参斤至税关、盐政衙门发售以索取定额变价银两的历史过程，揭示出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之间公私不分的本质，以及央地财政分权的酝酿。

厦门大学张侃以山东革命根据地的酒政及其变迁为例，讨论了中共在粮食价格管控与战时财政管理方面的历史探索。抗战时期的专酿专卖政策，不仅通过酒厂利润扩大了财政收入，也使酒厂具备了调节粮食市场的衍生职能，该政策成为根据地的一项重要财政工具。解放战争时期，作为战时粮食价格调节器的烧酒政策，也在平抑粮价的季节波动、持续回笼货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他指出，山东革命根据的“私酿—专酿—专卖—公卖”系列政策，形成了此后晋冀鲁豫边区等革命根据地和1949年后酒类专卖制度的基础框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魏众以中共地下党经营活动及其转型为线索，运用回忆录、人物传记、党史文献资料等探寻了中共地下斗争的经费来源，还原中共早期市场活动中对市场的认识与利用。他指出，以筹集革命活动所需经费为主要目的的地下经营活动，多采取合股经营方式，或由中共全资投入并独立掌控经营权，或公私合营，通过代理人持有相应股份。不仅长期的地下经营活动为革命工作提供了经济支援，相关经济工作者还积累了丰富的反禁运经验，在1949年后的外贸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他们有别于成长于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干部，对市场及相关规律的认识更为深刻，为我国的改革开放贡献了智慧。

三、货币、金融与财政视角下的近代转型

以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的相互作用、现代财政国家的构建和以银行业为代表的近代金融市场中的政府干预为话题，报告嘉宾深入分析了近代转型中的财政与金融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何平关注明清中国货币与财政关系的作用机制及其效应。他认为，将所有货币形态的本质归结为信用，是割断历史切片式的误读。相反，历史上货币与财政一直存在相互作用的机制。一方面，货币制度变革有财政动因；另一方面，财政活动重塑了货币制度。在“大分流”分析框架中，转型期的中国存在多元复合的货币结构与信用货币缺位的情形；在“财政国家”建构分析框架中，转型期的中国则面临以白银为核心的复合货币结构、“财政赤字货币化”与本位制缺失的问题。由于本位制隐含着完备的信用货币制度，故银行体系下信用货币的缺失成为近代转型的根本障碍。

华中师范大学魏文享将国家能力、社会整合、民生经济作为分析现代国家建构的支点，以中国近代的财政和税收讨论现代国家建构的进步与失败。一方面，近代财政变革推动了近代中国国家能力的提升，助力政府应对帝国主义侵略并维护国家的基本完整性；在国家财政主权遭到破坏的背景下，财政民族主义的兴起推动了税收变革和财政公共化，国民政府时期财政统一有所进步。另一方面，社会整合与民生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严重制约了国家对外及对内治理能力的提升。他强调，对于现代国家建构中得与失的探讨，应摆脱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侧重挖掘成败之间的关联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熊昌锟以金融工具的运用与效率为核心视角，考察了近代中国的财政能力与制度转型。他指出，晚清以来，政府通过改革币制、发行国内公债、在欧洲市场发行债券等方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的债务共担，增强了财政的弹性和收缩性，财政危局仍能大体得到维持。而在应付财政困局的过程中，包括货币本位制度、中央银行制度、公债制度以及财政国库制度的现代金融—财政制度也逐步建立，并为近代中国的工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金融工具在提升财政能力方面的作用显著增强，近代中国在逐步迈向现代中国。

北京师范大学贺力平剖析了1933—1935年中国银行业危机的表现、原因与影响。通过观测这一时段中资银行数目、资本额、存款额、纸钞发行(流通)额、货币存量、贷款总额、市场利率等多项指标，他认为，该时段中国实际上并未发生常规意义上的银行危机，而是钱庄危机。1935年国民政府对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和中国实业、通商、四明“小三行”注资的主要目的为实现直接控制、推行大银行国有化。长期来看，这促使银行主导型金融体制得以固化，为此后出现的高通胀埋下伏笔。

中央财经大学兰日旭重点探讨了银行公会在近代中国银行业发展中的角色。他指出，受近代中国恶劣的内外环境、正式制度的长期缺失、盈利行业相对短缺条件下机会主义横行等因素的影响，华资银行面临着部分银行强势崛起与整体“高设立-高倒闭”怪圈并存的双重局面。因此，银行公会的设立及其网络的形成，为谋求正常经营的银行业提供了实现信息沟通、风险防范、银行实力甄别，以及增强与政府交流合作等的制度化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正式制度的缺失，为近代中国银行业的正常发展创造了有力的成长条件。

会议总结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超群作了简要评述。他指出，不同于着重关注近代转型的既有研究，专家们的报告为我们提供了明清至近代经济史存在连续性的证据，并强调了其重要意义。此外，他高度评价了参会嘉宾以市场和金融为切入点深化对财政史研究的探索，并提出相关研究需关注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角色，及在长期中其随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变化与调整。

（编辑：熊晨玮、刘益建；审校：张佶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