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中国经济思想的演变进程时，孙冶方是一个无论如何都无法绕开的名字。针对孙冶方经济思想与治学的工具方法，已有相当数量的文献积累。然而，若立足当下回望孙冶方，我们会发现其经济思想的历史价值愈发彰显、时代意义日益重要。重读孙冶方、探讨孙冶方，不仅并不过时，而且对今天建立中国学派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经济理论的本土化建构

孙冶方的治学，从“起手”开始就是大视野、大气魄的。他开始进行系统的学术写作，是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源自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在我国理论界占据主流地位，它将社会主义经济看作不存在流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此，孙冶方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不同观点。他连续发表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论价值——并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从“总产值”谈起》等多篇文章，试图对传统的价值理论进行挑战。他主张价值规律的“内因论”，提出“在有商品的地方，不能没有价值规律”，因此要恢复价值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孙冶方指出，对于历史经验，“应当分析和说明它们是在何种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除此之外，孙冶方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是尝试建立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在孙冶方的心目中，像《资本论》这样一种“艺术的整体”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当时，不少学者试图参照《资本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框架，孙冶方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提出按照《资本论》的体系重新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提议编写经济学词典，强调要弄清经济学的科学概念。

经济学家孙尚清评价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不是一个零散的观点集合，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以价值论为基础，延伸到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国民经济管理的各个层面”。孙冶方以价值规律为理论体系的根本原理，提出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随后，他又采用“抠概念”的方法，对概念进行清晰严谨的界定，将产品和商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从生产逐步分析到流通、社会再生产和消费，展现“最小—最大”的矛盾运动调节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整体风貌。确定红线和概念之后，他再从中拓展到企业利润、企业自主权与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改革等领域。这种系统性的理论构建方式，使得孙冶方的经济思想具备严谨性和完整性，始终能够保持其核心观点的高度一致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存在研究碎片化、分散化的问题，如何构建整体性的知识体系，形成立足本土、富有竞争力的自主理论，是亟须推进的工作。在建立自主知识体系方面，孙冶方提出，“搞实际工作的不注意理论，要犯错误，要受到惩罚”。他始终以逻辑主线作为根本依据，以核心内容作为纲领性指导，通过一环紧扣一环的方式，形成一个结构严谨、条理分明的整体框架。孙冶方的坚持与探索，对于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跨时代的重要价值，这也是孙冶方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深入实际的调查方法

孙冶方从来都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不愿“坐而论道”，而是“极力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并身体力行”，走入田野、走向生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搞理论工作的不研究实际，变成干瘪的理论，也要受到惩罚，我们的理论就会变得没有人听”。

早在1931年，孙冶方就在陈翰笙的安排下，在“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进行农村调查，对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进行剖析。1955年，孙冶方在国务院统计局担任副局长，负责综合平衡、劳动工资和农村统计，实际接触到第一手的统计资料，按照他的说法，“几乎每一张报表、每一份调查报告都是一篇学术论文。从许多方面来说，统计部门是学习经济学的好地方”。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之后，他先后在河北省丰润县和昌黎县建立学农基地，在石景山钢铁厂和大庆油田建立学工基地，带领团队深入开展实地调研。例如，1958年扎根农村之后，他发现人口增长过快，为此提出人口增长与生产提高相平衡的主张，对马寅初的意见表示支持。1960年10月，他打算按照《资本论》的框架编写教科书，以经济研究所科研人员为班底，组织了近40人的写作班子，在北京、上海等地进行攻关。每到一处，除了集中讨论、分工写作之外，就是深入基层进行实地调研。例如，他亲自率领人员到上海第一机床厂等企业，调查固定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资金成本核算等方面的内容。

孙冶方的一项功绩，是推动了无锡、保定的农村经济第二轮调查。1957年，经济研究所在所内保存的“中研院档案”中发现了当年陈翰笙领导的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的部分原始资料。刚任所长的孙冶方曾是陈翰笙领导的调查小组成员，充分了解这批调查资料的重要性，认为在此基础上进行追踪调查，能够将近30年以来农村经济的演变过程加以对比，无疑是极具价值的。1958年初，由薛暮桥和孙冶方主持，国家统计局和经济研究所组成联合调查组，会同江苏和河北两省统计局，在对1929年两地调查资料进行整理的基础上，展开对无锡、保定的新一轮追踪调查。这一次调查将两地近30年的经济发展演变过程前后贯通，为之后的第三、第四、第五次接续调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孙冶方多次强调，做学术研究，一定要结合现实国情。他指出：“我们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给中国人读的，当然要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要尽可能多引用中国的实际资料，讲中国的经验。”他善于从现实中寻找现象、发现问题，“从不迷信书本上的‘条条’”，始终都在接着“地气”，坚持问题导向、贴近现实生活。

沿着孙冶方的道路继续前进

从在1956年第6期《经济研究》上发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算起，直至1983年去世，孙冶方在学术道路上耕耘了20多年。1979年，他恢复工作不久就发现罹患肝癌晚期。人生最后的三年，孙冶方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和死神赛跑。陈修良形容他支撑着伤口未痊愈的病体，“用两条纱布拴在床上，拉着纱布条强坐起来”进行写作。1982年2月，孙冶方因肝癌扩散再度住院，此后多数时间只能以提纲、口授的形式表达观点。可以想象，如果孙冶方有着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那么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地调查经验的他，一定能够做出更为出色的研究。

事实上，孙冶方打了很多遍腹稿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仍然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对此，不少学者都已提出了中肯的评价，例如孙冶方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但对市场机制的论述还不够充分，他心目中的“价值”是由计划机关计算的“价值”，而非市场自发形成的“价格”，也没有主张彻底放开价格、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更未能触及所有制结构的深层改革，本质上仍是一种对计划经济的“高水平改良”，而不是根本性变革。

孙冶方对于自己理论体系中存在的内在矛盾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特别是思想观念与现行体制之间存在的矛盾如何去弥合这一难题，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深入思考。然而，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使得他在探索的道路上步履维艰。

就在孙冶方离开人世不久，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开始加速。从1983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概念，到后来发展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理论框架，再到1992年提出要确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2年之后又进一步提出了深化和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历次改革的核心，都围绕着充分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化作用，又要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有为作用。如果孙冶方能够经历这一系列体制改革进程，目睹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和效果，那么他的理论体系必然会得到新思想元素的注入，从而更加完善和具有指导意义。

列宁指出：“经济学家要永远向前看，向技术进步这方面看，否则他马上就会落后。”孙冶方在去世之前，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发展的脉络。1978年，他在给钱学森的信中提到技术革命迫在眉睫，尤其是电脑科技的迅猛发展，不仅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影响劳动组织，甚至还会引起社会经济方面的变革，在这个方面，哲学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应当互相沟通，共同推进研究工作。孙冶方的这些观点具有极强的预见性。爱因斯坦曾评价居里夫人：“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孙冶方正是中国经济学的“第一流人物”，他的奋斗历程和耕耘精神，不仅写在史册之上，更穿越时代，时至今日仍然光辉夺目。我们应该沿着孙冶方开创的道路，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体系化建设贡献力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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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熊晨玮、刘益建；审校：张佶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