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高强度、大规模对“物”的投资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被誉为“中国速度”的经济发展奇迹。这一时期，投资于物以见效快、拉动力强的特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和重要动力。然而，随着发展阶段的跃迁，传统增长模式的边际效益逐渐递减，资本回报率持续走低，产能过剩与成本压力日益凸显。与此同时，人口结构的转变预示着“人口质量红利”的潜力亟待释放。在这一时代背景下，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强化宏观政策民生导向”部分提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强调，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从“物”的单一驱动转向“人”与“物”的双轮驱动，这不仅是宏观政策的重大创新，更是中国经济突破瓶颈、构建未来竞争力的密钥。这一转型既是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具体体现。我们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良性互动，从而以物促人、以人兴物，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
一、为什么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从全球经济发展史来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都实现了从物质资本驱动向人力资本驱动的转型。当前，中国正处于推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重要历史关口，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能否实现从物质资本驱动向人力资本驱动的转型，将直接影响我国能否顺利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直接决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一）投资于物见效快，可加速工业化进程
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集中资源投资于物，能够迅速形成生产能力，填补巨大的市场需求缺口，实现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效利用后发优势，通过高强度投资于物，抓住了全球化机遇，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首先，从资本积累的必然选择来看，突破贫困陷阱依赖于初始的资本积累。从早期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到后来的“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于物为中国工业化铺设了“快车道”。其次，从后发优势的充分释放来看，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将其物化在新的机器设备和生产线上，中国在技术上实现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快速追赶。投资于物是技术进步的载体，能够将全球知识存量转化为本土生产能力。我国的高铁建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国在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推动技术引进和再创新，仅用不到20年时间就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不仅极大改善了交通条件，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技术升级。最后，从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来看，以物为中心的投资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功，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使得政策导向和金融资源长期向物质资本领域倾斜。这种路径依赖在特定阶段是有效的，也为后续的转型调整埋下了伏笔。
（二）投资于人价值高，可为中国式现代化厚植家底
当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开始持续下降，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逐渐从要素投入变为创新创造，而“人”正是实现创新创造的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根本依托在于“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全面发展水平的提高。首先，投资于人可以打破资本回报递减困境。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对冲物质资本回报递减的现状。其次，投资于人能够有效应对人口结构转型的挑战。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缓慢下降，但是“人口质量红利”潜力巨大。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十三五”末期的10.8年提升至2024年的11.21年，但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差距。投资于人，就是将潜在的人口负债转化为宝贵的人力资本资产，在“人口数量红利”减退的情况下，提高“人口质量红利”，持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人力资源支撑。最后，投资于人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意味着发展的最终目的不仅是物质的丰富，更是人的全面发展。加大在教育、医疗、职业技能培训等领域的投入，体现了“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厚植最深厚、最持久的人力家底。
二、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逻辑联系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并非彼此割裂，也不存在相互竞争关系，而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有机整体，二者的紧密结合能够产生“1+1>2”的效果，实现“物为人奠基、人为物赋能”的良性循环。二者的协同效应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还延伸到社会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等方面。一方面，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性，即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能够提高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而充足的物质资本又能为人力资本提供更好的平台。这种互补性在知识经济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创新活动不仅需要高水平研发人员，也需要先进实验设备，二者缺一不可。另一方面，“人”与“物”的均衡投资有助于缓解庞大的人口和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只有同时拥有先进的物质基础设施和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才能在关键领域实现突破，掌握发展主动权。
（一）投资于物为投资于人创造条件
物质资本的积累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硬件支持、经济基础和就业空间，是提升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前提。没有现代化的设施和环境，人的潜能将难以得到充分释放。这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硬件设施方面，完善的硬件设施，如覆盖广泛的互联网、便捷的交通物流、先进的实验室和科研设备等，为人才开展创新创造活动提供了基本条件。例如，全国多地均建设了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这些对“物”的投入，为“人”的创新创业提供了土壤；长江三角洲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率先建成先进制造业集群，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先行建设的高水平基础设施网络，这些硬件设施为人才集聚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其二，投资于物创造了可观的财政收入，使政府有能力在公共服务上进行大规模投资，进而扩大投资于人的规模。目前，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这些都属于广义的投资于人范畴。其三，在创造广阔的就业岗位方面，对新兴产业的投资，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项目的落地，将催生对高技能人才的巨大需求。以数字经济为例，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能够直接创造大量工程建设岗位，催生数据分析师、物联网工程技术员等新兴职业。这些岗位、职业不仅能吸纳就业，更能通过“干中学”效应，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人力价值。
（二）投资于人为投资于物创造价值
人力资本是物质资本增值的关键。同样一套设备，由不同技能水平的工人操作，其产出效率和产品质量可能存在天壤之别。因此，对人力资本的高效利用能够提高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驱动技术创新，并最终提升投资于人的回报率。这种价值创造作用具体表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劳动者的技能、知识水平和“工匠精神”，直接决定了机器的开机率、产品的合格率和流程的优化程度。二是科技创新带来的资本积累和产业腾飞，背后都是人在发挥创造力。无论是华为的移动通信技术，还是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技术，其取得突破都得益于巨额的研发投入和庞大的工程师团队。正是对“人”的长期投资，才使得这些企业能够实现“物”的技术飞跃，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三是从经济实践看，决定投资成败的根本因素是人才。如果只有宽敞的厂房和先进的设备，没有与之匹配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管理者，那么这些物质投入最终可能沦为闲置资产。我国大量工业园区的成功经验表明，园区的发展不仅需要具备完善的基础设施，还要通过与高校合作、优化人才服务措施等方式，构建良好的人才生态。这种“以‘人’引‘物’”的模式，使各地的工业园区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平台。
三、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实践路径
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需要系统性思维和精准的政策设计，打破“人”与“物”之间的政策壁垒和机制隔阂，做到高效配置资源。《建议》提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我们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为物尽其用铺路架桥，切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人”“物”结合，投资方向更加准确
将人力资本嵌入物质资本的投资决策全过程，使资金的投向与“人”的成长方向保持一致，避免投资偏离真实的社会需求和产业发展趋势。在“十五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的投资决策中，对投资效果的考量必须兼顾物质资本的提升和人力资本的开发，确保二者在战略方向上同频共振。首先，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行协同布局。在投资布局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时，应同步规划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和引进计划。在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时，可强制要求配套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通过项目引才、平台聚才等多种方式，实现产业布局与人才集聚的良性互动。其次，以人力资本结构引导产业投资维度和方向。各地在招商引资时，应首先评估自身人力资本禀赋和潜力。拥有丰富高校资源的地区，应优先吸引研发密集型产业；拥有大量高素质技术工人的地区，则可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这能避免“捡到篮子都是菜”的盲目投资，使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更匹配，投资效益更高。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的发展经验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该市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的人才优势，精准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最后，建立“人”“物”结合的评价评级体系，改变绩效评价唯地区生产总值论。在实际发展中，不仅要看地区生产总值、税收等经济指标，还要引入“新时代工匠”“高技能人才”等人力资本指标，并将其作为项目审批和政策支持的重要参考。
（二）“人”“物”统筹，经济民生实现双赢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要通过投资于物，提升就业者工作技能、推动高质量就业、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将经济发展目标与民生改善目标统一于“人”“物”结合的具体实践中，实现“人”与“物”互促共进。首先，推行“项目—人才”打包机制。大型基础设施或产业园区项目要与地方政府、职业院校合作，围绕项目所需的岗位，对劳动者进行定向培训。这既能满足企业的用工需求，也能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实现“建一个项目，育一批人才”的目标。其次，强化政策引导。政府可以将“员工技能提升投入”“高技能人才占比提升”作为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硬性约束条件，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发放技术改造补贴、执行税收优惠政策。最后，推动产业园区成为“产教融合”共同体。应鼓励高新区、经济开发区与高校、科研机构共建共享实训研发空间，让园区不仅成为生产的集群，更成为学习与创新的场地。要通过“人”与“物”在物理空间的融合，促进知识在“教学—研发—生产”之间顺畅流动，使劳动者在其职业生涯中持续获得成长。
（三）“人”“物”分享，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最终要落脚于建立完善的发展成果共享机制。这一机制的关键在于构建“人”与“物”和谐共生的利益分配格局，既要让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也要保障物质资本获得合理回报，确保投资活动的可持续性。唯有形成这种共赢共享的机制，才能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首先，完善面向市场的现代薪酬体系。企业要建立以能力、贡献和市场价值为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使人力资本能够获得与其投入程度相匹配的回报。这要求企业打破传统的固定薪酬模式，构建包含基本工资、绩效奖金、项目分红、股权激励等在内的多元化薪酬结构。其次，构建劳动者参与利润分享的多元渠道。在微观层面，要突破“资本主导利润”模式，探索建立让劳动者共享物质资本增值收益的机制，大力推行员工持股计划、利润分享计划等中长期激励机制。近年来，我国很多上市公司通过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等方式，让研发骨干、管理人才等关键人力资源成为企业“合伙人”，这不仅有效稳定了人才队伍，更将员工个人利益与企业长远发展深度绑定，激发了全员创新活力。在宏观层面，要稳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强化劳动者权益保护，确保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劳动者。最后，构建能够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投资回报机制。在保障劳动者收入合理增长的同时，要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强产权保护等措施，确保物质资本能够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防止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破除各种形式的市场壁垒，为各类资本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要完善创新投资的风险补偿机制，不断降低企业技术创新风险。只有确保“人”获得体面收入、“物”获得合理回报，投资活动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循环才能畅通无阻。
（张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
（编辑：熊晨玮、刘益建；审校：张佶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