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城市化》7月27日举行首发式，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发言。主办方供图

　　中新网北京7月27日电 (记者 马海燕)由52位城市化进程中的参与者自述结集完成的《我的城市化》27日举行首发式。该书从普通人的视角记录城市成长与发育脉络，受到此间专家关注。

　　据悉，《我的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工程系列丛书之一。作者有专家、有企业家、有白领、有大学生、有农民工，还有一位农村老太太，52篇文章有温度有温情，这些故事让人们感受到城市在改变生活在其中的人，而城市也被这些人所改变。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王秉忱说，人的城市化应该是城市化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本书从方方面面也反映了这个问题，“读这些故事常常能体会到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每个人都感到所在城市并不属于自己，但是人们还是义无反顾卷入各种城市生活。”

　　原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表示，该书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缩影，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核心是在城市定居，只有“安居”才能“乐业”，才能对这个城市有归属感。他认为应落实完善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落户政策，推动大中小城市联动，进一步弱化各种与户口挂钩的福利与政策措施。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说，该书描述了两类人的城市化：考学的和进城务工的。中国还有6000多万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希望关注农民工和他们的后代，希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每一个人。

　　原建设部总工程师金德钧说，农民工进城的最大动力就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各级政府在制订政策的立足点要聚焦到为人民群众谋福利这个关键点上来。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秦佑国表示，城市化不仅仅是农民进城去做城里工作。现代技术的引进，改进传统的农业，让城市技术和资金反哺农村，所谓乡村振兴也应当与城市化相辅相成。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期刊与社科图书中心副主任陈夕涛说，该书每篇文章都有温度，是适合于不同的读者群阅读的一本好书，希望让更多的读者能看到。

　　以下为王震发言全文：

　　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每一个人

　　我来参加研讨会，原因有二：第一，我也是农村出身的；第二，我原来研究方向之一也是农民工市民化，当时还做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农民工市民化障碍与途径”。大概在2006年，我带人回我们村做了一个调研，也写了一本书《村域经济视角下的农民收入与支出》。我很想做第二次调研，因为农村现在没有人了，我们村我十年前回去的时候，平均年龄快40了，中位数年龄现在快50了，我过年回去的时候都怪恐怖的，就是没有人了，我想我们城市化和老一代传统农村的衰落可能是同一个过程。

　　江苏地区的城市化，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模式，但是我们大多数地区包括山东很多地方也没有做到这个。我想江苏也主要是苏南，苏北还是大量人口在外迁，大量人口迁移到城市里面。这是一个大浪潮、大时代。

　　我的城市化》这算是一本案例集。我们下去做调研的时候也是附上好多案例，我觉得大时代、大浪潮当中的命运沉浮在这里面表现得特别好。我甚至觉得这种白描式的记录可能翻过头来几十年之后你再去看，它的意义比我们写的那些不咸不淡的学术论文可能更有历史的记录价值。

　　我读这本书，认为里面说了两类人的城市化，一类人叫干部的城市化，通过考学能够进入到城市，改革开放之后除了这一条路其他的就没有一个可以获得正式的国家认可的城市人口途径；还有一个就是农民工。最大的区别在哪？我们说表面上的区别是进来之后没有拿到户口，但是户口这个东西它仅仅是一个表面的现象，户口背后是两类人，以干部的身份进入城市的城市化，和没有干部身份就进来打工的。他们差别在哪？我觉得收入差距虽然重要，但是最关键的不一定是收入上的差距，我们也可以看到好多农村来的没有城市户口，但是他在城市获得很大成功，甚至于收入很高，在城市买了房子，甚至成为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和第一类城市化人最大的区别就是户口所代表的背后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是最核心的差别。

　　农民工即使在北京也会遇到这样的案例，在北京是很有钱，买到了房子，但是一下遇到公共服务，就是最常见的教育和医疗，一下遇到社会保障你立马就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这种歧视性的政策使得这两类人处于一个完全隔开的两个天地。

　　我们中国稳定、和谐、顺利的城市化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可能现在还没有感受到。这个代价是未来的两个隐忧，第一个6000多万的留守儿童，他们整个成长环境，可以毫不过分的说这就是失去的一代，他们整个命运可能会因为城市化而发生非常大的改变。除了留守儿童，还有流动儿童，到城里流动儿童就学难。不仅仅是深圳，大城市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北京可能是更严重的。原来还能上打工子弟学校，现在打工子弟学校也很难了，现在政府说你可以上一个公立学校，那公立学校有多难，大概10-20%农民工子弟能上公立学校，那就很不错了，我们看到大多数是回到老家做一个留守儿童。而现在农村凋敝，特别是公共服务供给的落差，使这些儿童一生可能就这样。

　　第二个，现在农民工一代，他们老了之后怎么办？农民工和城里人的差别就是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上。农民工进到城里当然有一部分能够拿到城镇企业社会职工保险，但是不到20%。2005、2006年跟我导师开始介入到农民工的研究，当时好多国际组织包括一些所谓学者说，农民工都得有社会保障的覆盖，当时我也觉得是啊。后来我跑了好多工厂做调研，跟好多农民工聊，发现这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他们绝大多数，超过70%根本满足不了养老保险缴费要15年，他们根本满足不了连续缴费15年。还有，医疗保险退休之后不缴费可以享受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险，需要满足连续缴费20年到25年。大部分农民工，百分之七八十达不到这个，让他们买保险无非是让他们给城市保障基金作贡献。他们现在既不面对养老问题，也不面对医疗问题。医疗费用大概是老年人才花得多，一生90%医疗费用是最后一年花掉的。等到他们回到农村谁来给他支付？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本来筹资就特别特别少，如果说他们一下子回到农村，将近一亿多人，老弱病残回去以后对于农村保障体系就是毁灭性的灾难。

　　实际上城镇化最大的悖论就是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能全民统一。它的分割背后很大程度上是公共财政和公共治理上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到全民统一保险？推养老金全国统筹？江苏、广东等等人口流入的地方，他们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基金多得用不完，但是人口流出的地区，包括中部、东北地区。一方面大量钱堆在那儿，一方面是没有钱发，中央要做养老金的全国统筹做不动。这背后是公共财政、治理机制的诸侯化，而且诸侯化色彩特别浓厚，各个省，省以下都需要上级和下级谈判，一个省、市、县都是独立的财政单元。比如这些人口流入的地方不舍得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给你用，为什么？这是我自己一小块自留地，比如深圳，有人说积分可以上公立学校，当时我觉得这简直在现代社会来说是极其荒谬的一件事情，本来我们公共教育是让人有更多的公平性和更多的流动性，是要改变“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我要改变这种状况所以才有公共教育，但是像深圳、北京这些地方，全都在说我们要搞积分制，积分制是什么？越是这些精英的、收入高的、社会上层的你可以获得更好的公共资源，我们说公共财政是全民收来的，这叫逆向收入分配，拿穷人的钱补贴这部分精英。当时回到院里跟我们院领导汇报，我说这是极其荒谬和荒唐的违背现代社会运行规则的一套体制。但是你说深圳政府这样做有错吗？你也很难找出他有多少错来，因为它的财政就是只覆盖本地人口财政，我们财政制度设计就是这样设计的。

　　还有一个例子，厦门大多数都是外来人口，他们城镇总共常住人口400万，外来200多万，外来都是年轻人、农民工，他们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险，他们抚养比是多少？12个人抚养一个，全国是多少？全国是不到3%，大概是3左右比1，它12：1，北京也是4.3左右的样子。我想你们这么好的抚养比应该能积累大量的基金。然后他说我们三年都亏损，基金三年都亏损，那钱哪去了？公共财政，实际很大一部分来自农民工的贡献，但是它不是公平的向你们提供医疗、教育。

　　说到医疗，我举个例子，北京有大量外来农民工、建筑工等，海淀区卫计委就在这个地方，我当时给他们做课题。跑到海淀上庄，就是现在西二旗那个地方，上庄卫生院，这个地方当时集中了大概有5-10万农民工在那里建设，但是当地只有一个公立的卫生院，这些十万多人需要看病，所以就在那个地方一条街上形成了卖药的医生，外地来的医生，在北京卫生局看来你们就是“黑医”，一定要“干掉”你。当时我就对他们说，你把他们抓掉，他们是没有医证，但是实际上他们也有医生执照，有些是农村医师执照，跟着农民工来的，你把他们“干掉”了，这10万多人到哪看病？上庄卫生院就几十个人，然后他们拿的全都是财政的资金保障，他们基本也没有多大干活的动力，这10万人的医疗怎么办？

　　我觉得中央决策是很对的，我们提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说我们要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思是说现在还不是现代化，现在仍然是分裂的。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美国是联邦制国家，但是美国公共财政对于流动人口覆盖，对于流动人口教育医疗覆盖远好于我们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我们地域的分隔、人群的分割，以前他们说中国是封建制残余，我一直不信，我说什么是封建制残余？我们不是早就不是封建国家了，甚至于按照西方历史学家的说法，西周结束完了我们就不是封建制国家，中央集权制。但是现在再仔细想一想，说封建制的残余也不算错，我们都是各自为政，我们城市恨不得建一堵墙把自己围起来，发达地区恨不得把自己搞成一个带独立性质的。大家对这两年北京市政府的这一套行为都应该深有体会，发生了很多不应该发生的很悲惨的事情，包括推倒打工子弟学校，打工子弟学校是比较差，但是它给流动人口提供了上学地方，但是现在不让你有，为什么？因为我们公共财政、公共治理还没有实现现代化。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城市化就是要深入推动改革，真正实现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每一个人。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当然也有好消息，我看到发改委今年7月份刚出的文件，公共服务一体化和均等化提上了国家战略地位。

　　（编稿：孙小雨；审校：王砚峰）